安徽文学也和其他学科一样，代有特色和建树，有的还创风气之先，辟前所未有之境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光彩夺目的园地，并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演进和发展。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女所作《候人兮猗》，是“南音”的最早作品，列为《诗经》国风之首的《周南》、《召南》。产生于淮河流域的《庄子》，在《诸子散文》中占有重要地位。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流传于今潜山、怀宁一带。汉魏时期，谯（今亳州市）人曹操、曹丕、曹植创建和领导了建安文学；魏晋南北朝时期，宿县嵇康和刘伶发扬和光大了“正始文学”，并厕身于“竹林七贤”之间；沛国谯县人夏侯湛以古文《昆弟诰》展开与风靡文坛的骈体文的斗争；谯国人嵇含、谯人曹毗的诗文也都显示了自己的特色。 降及隋唐、歙县吴少微首矫绮艳的徐、庾遗风，创“吴富体”，文体为之一变；和县张籍与亳州李绅先后开元稹、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先河，功不可没；晚唐的潜山曹松、贵池张乔在当时诗坛也颇有影响；杰出的石埭杜荀鹤的诗风，则更另具一格。 北宋初期，宣城梅尧臣与四川苏舜钦，江西欧阳修一道，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诗文革新运动，改变并开创了一代诗风；当涂郭祥正被梅尧臣誉为李白的后身；李之仪则为外籍移居当涂的词人之中的佼佼者。南北宋之交的诗人寿县吕本中，为后来南宋诗人。爱国诗词开了个好头；生于北宋、活动于南宋的宣城周紫芝，在诗歌评论方面也颇多独到和中肯之见；南宋初绩溪胡仔所作《苕溪渔隐丛话》，在宋诗话中颇具特色，经常为学者所称引；丹阳葛立芳之《韵语阳秋》把诗话作史书来撰述，受到时人和后世的重视；被时人视为苏轼后身的和县张孝祥，不仅豪放词风相似，在谱写爱国诗词方面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贵池诗人华岳则被人比作爱国词人陈亮和太学生陈东；休宁诗人汪莘关心国事、自比苏轼、辛弃疾；宁国词人吴潜是南宋词坛伤时忧国的重要词作家；祁门爱国诗人方岳则是这群爱国诗人词客的殿军。 元代戏曲勃兴，皖籍作家虽少，作品亦多不存，但亳县孟汉卿却以其杂剧《魔合罗》独步当代；歙县方面除创作诗文外，还以文学批评著作《瀛奎律髓》影响当时和后世；宣城贡奎，贡师泰父子诗文创作及学术著作，在当时颇有影响。 明代除正统的诗、文外，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亦如星火燎原，蓬勃发展，明皇室朱权、朱有叔侄倡导于前，既创作戏曲、又写出中国较早和较系统的戏剧理论著作《太和正音谱》；休宁汪运讷、歙县汪道昆、宣城梅鼎祚、歙县郑之珍、安庆阮大铖，无不以他们的创作光耀当代，垂名后世；歙县潘之恒也以他的戏曲理论留名青史；贵池吴应箕则是著名的明末四公子之一，文如其人，抗节殉国；桐城女作家方维仪不仅才华出众，还培育了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方以智，是饮誉文坛的女学者、诗人。 清兵入关，改朝换代之际，许多有民族气节的诗人，词客，学者、文人拒不降清，洁身自好，留下了大量著作、华章。桐城方以智虽遁入空门，仍不忘故国，表现了感时伤事的沉郁诗风；桐城钱澄之博学多才、诗文尤负盛名，亦为遗民诗人中之佼佼者；另一类不同类型、而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的诗人，首推宣城施闰章，他与山东宋琬被时人称为“南施北宋”，饮誉诗坛；清初散文家桐城戴名世，虽沿袭明代唐宋派余风，但仍有自己的特色，对后来桐城派散文的发展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由方苞创始、刘大櫆发展，姚鼐集大成的散文流派，都是桐城人，就被人称为桐城派，以义理、考证、文章三结合的文学主张，得到当代文人的广泛认同，在清代文坛上产生了极大影响，时间上自康熙，下延清末，绵延两百余载；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全国，湘乡、阳湖诸流派无不深受其影响。桐城派后期重要作家，所谓姚门四杰的方东树、刘开、管同、梅曾亮，管、梅二人是江苏籍、方、刘也是桐城人；清末姚莹、吴汝纶也都是桐城流派后期的重要作家；马其昶与姚永概、姚永朴均是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除正统的诗、词、文外，戏曲、小说也都成就突出，清初至乾隆、道光年间，大江南北出现了一大批皖籍戏曲作家、其中当时和后世均有影响的，有歙县方成培和宣城李文瀚；小说方面，除全椒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外，清初歙县张潮的文言笔记小说《虞初新志》，以其独特的选材和角度，产生过较大影响；清末天长宣鼎作《夜雨秋灯录》及续录，是晚清问世的两部流传较广的有影响的文言小说集。 总观古代安徽，上自汉魏、下迄清末、将近两千年，文学繁荣昌盛，代有特色和建树，作家林立，英才辈出，光前裕后，为祖国古代文学作出了杰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