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音”之始与《诗经》的“二南” 据《吕氏春秋》记载，中国“南音”的最早作品《候人兮猗》，为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女所作。该书《音初》篇云：“禹行动（或作水），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杜预注《左传》“禹合诸侯于涂山”句云：“涂山在寿春县东北。”即今之怀远县涂山，涂山氏是聚居在那里的氏旅部落。“南音”是相对于中原而言的南方诗歌，《候人兮猗》的出现，无疑对南方诗歌的生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列为《诗经》十五国风之首的《周南》、《召南》，按照《吕氏春秋》的说法，是周公、召公所采撷的，由涂山氏女首创而流行于当地的诗歌。这是很有可能的。聚居于两淮的淮夷，在西周时期，叛附无常，周公旦、召公奭都曾率师东征淮夷，到过两淮；“二南”之诗，好用比兴，多缀虚词，重表情，尚文采，与中原诸国尚质实的诗风大不相同。所以，有的学者把“二南”看作是楚辞的先驱，是有根据的。除此，《陈风》流行于陈宋之间，即今河南东部和安徽淮北一带的民歌，其风格与“二南”相近。另外，《大雅》中的《江汉》、《常武》，为歌颂国王宝征服淮夷的功业；《鲁颂》中的《泮水》、《宓宫》，为歌颂鲁禧公南征淮夷的功业；《小雅》中的《鼓钟》则是讥刺周幽王合诸候于淮上，鼓钟行乐，荒废政事的“不德”行为。这些篇什的产生，又都与发生在两淮的历史事件有关。 二、楚歌的流行 春秋以后，楚国势力东渐，由江汉扩张到江淮，文化亦随之东移，与江淮、中原、吴越的文化交融，因而形成了新的文化氛围。班固说：“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从现有的资料看，除《诗经》中的“二南”之外，在江淮间流传的被后人称为楚歌的作品，如《论语·微子》中的楚狂《接舆歌》（《庄子》亦载此歌，文字略有异同），《孟子·离娄》中的《孺子歌》（或称《沧浪歌》），《吴越春秋》中的《渔父歌》，刘向《新序》中的《徐人歌》、《说苑》中的《越人歌》等，它的体式不同于中原的四言诗，长短不拘，注重表情达意，且句中或句尾多用“兮”字作语气词，这些显著特征，后来都被楚辞所吸收。如屈原的早期作品《九章·桔颂》颇近于“二南”，《九歌》即近于《越人歌》。 三、《庄子》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因而论辩性的散文特别繁荣，史称“诸子散文”。其中产生于淮河流域的老庄学派的代表作《庄子》，在这类散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庄子，名周，宋国蒙（今安徽蒙城）人，生活的年代与孟轲相仿，或稍晚一些。早年做过地位卑微的漆国吏，楚成王闻其贤，以厚币礼聘为相，庄子以“无为有国者所羁”为由，予以拒绝。他生活贫窭，至以织履为生，却终身不仕。他作为一位哲学家，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但老子所阐发的是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而庄子则是探求个人在沉重黑暗的社会中，如何实现自我解脱和自我保全的人生哲学。阐发其思想的著作，是庄子及其门人所著的《庄子》一书。该书据《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五十二篇，今存仅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一向被认为是庄子本人所作；《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为其门人及再传弟子们所作。《庄子》一书，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它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在文学史上具划代意义。鲁迅认为，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它的最突出的一点，是作者想像丰富，善于用艺术形象阐明哲学道理，许多篇什，都是用一连串的寓言、神话，故事联缀而成，把作者的思想融化在这些故事和人物、动物的活动、对话之中，超过了一般议论文章的引譬连类，以故事为例证的意义，它为后来小说的出现开了先河。 四、项羽的《垓下歌》与虞姬的和歌 秦代统治时间很短，在安徽境内没有优秀的文学作品留存。唯汉初楚汉相争，项羽被刘邦困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境内），在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面对美人虞姬慷慨悲歌，这就是有名的《垓下歌》，虞姬又从而和之（见《史记·项羽本纪》及《楚汉春秋》）。“其词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朱熹语）且开双声叠韵之先，为歌行转调之祖。与《垓下歌》相呼应的，则为稍后刘邦的《大风歌》。两诗的共同点，是表现为人面对世间各种处境所作的思考，预示着文学的主题将会有深入的发展。 五、刘安对《楚辞》的搜集整理 《汉书·地理志》（下）云：“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策、邹阳、严夫子之徒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致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要而言之，《楚辞》的传世，得力于吴王刘濞与淮南王刘安，当时的会稽和寿春都聚集着众多的文人雅士，成为东南两大文化中心。刘安（前179～前122年），为淮南王刘长之子，先封为阜陵侯，文帝十六年（前164年）封为淮南王，历经文、景、武三朝，在位40多年。武帝元狩元年，因谋反罪自杀，国除。史称刘安“为人好书”，“辩博善为文辞”，养士数千人，著书立说。由他主持撰写的《淮南子》，博采诸家学说。对黄老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是汉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典籍。他文思敏捷，能自为辞赋，入朝，武帝令作《离骚传》（传亦作傅或赋），“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长安都国颂》等，颇受武帝的称赏。《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似有刘安及其群臣的搜集整理之力。另著录《淮南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惜已不存，唯题为“淮南小山”所作的《招隐士》一篇，见于王逸的《楚辞章句》。《招隐士》历来被视为楚辞的名作，主题是召唤隐士出山，语言清新流丽，有出色的自然景物描写，对后世此类作品有很深的影响。 西汉末东汉初，以经学名世的桓谭，在文学上亦颇有成就。桓谭（前40～32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西北）人，博学能文，好音律，喜鼓琴。哀、平间，位不过郎；更始中，拜太中大夫；光武即位，拜议郎给事中，因反对谶纬神学，贬为六安郡丞，道中病卒。著有《新经》二十九篇，其主要贡献是坚持唯物主义的形神观。文学作品今存《仙赋》一篇（见《艺文类聚》）。 六、汉乐府民歌 汉代设有乐府机关，采各地歌谣以“观风俗，知厚薄”。《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歌诗四篇”，其原貌如何，已不可考。见《史记》、《汉书》淮南王刘长传的，有《淮南民歌》一首，因刘长废法不轨，文帝徙之蜀严。道死，民有歌讥其“兄弟二人不相容”。见于汉乐府者，有舞曲歌辞《淮南王篇》一首，乃“哀淮南王求仙无益，而以身受祸也。措辞特隐”（沈德潜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产生于东汉末年的《孔雀东南飞》。诗首见于《玉台新泳》，小序云：“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全诗长达357句，1785字，不仅汉乐府民歌中，也是中国诗歌中罕见的长篇叙事诗。它极有可能是来自民间创作，流传于今潜山、怀宁一带，后经文人加工，被徐陵收入诗集的。这首诗写的是封建社会常见的因姑媳不和引起的家庭悲剧，极具典型意义；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塑造了如刘兰芝、焦仲卿、焦母、刘兄、刘母等栩栩如生的形象，语言个性化且富有感情色彩，使汉末五言诗得到完美的表现，对后世文学发生过重大影响。后人曾把它与北朝的《木兰诗》及唐代韦庄的《秦妇呤》并称为“乐府三绝”。 七、三曹与建安文学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奉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他不断招贤纳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即曹操、曹丕、曹植为文坛领袖的北方文学中心，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称为“建安文学”，而以诗歌最具有代表性。其特点是诗人们都力图把忧乱伤时，慨叹人生短暂，渴望建立不朽功业的强烈感情，凝聚在简洁刚健的语言上，形成了异乎寻常的感染力。后人称这种特点为“建安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