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典论·论文》 魏曹丕撰。《典论》是曹丕在建安后期所撰的一部有关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共五卷，原书已佚，清孙冯翼有辑本。《论文》是其中一篇论文学的论著，因《昭明文选》选入而存留于世。《论文》共分四部分，第一、它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陋习，指出“文非一体，鲜能善备，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乃“不自见之患”；第二，对“建安七子”逐个进行简要的分析评论，肯定了他们的优点，也指出他们的不足；第三，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观点，即文学创作要体现作者的个性、气质和风格，不能强求一律，也无法使其一律；第四，提出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明确论述了文学的社会功能、作用和价值地位。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有关文学的专论，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家如陆机、刘勰、沈约等均产生了较大影响。《典论》五卷，清孙冯翼辑，有清嘉庆间《问经堂丛书》本、《玉函山房辑佚书》本、《龙溪精舍丛书》本、《黄氏逸书考》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汉学堂丛书》本，《昭明文选》各种版本均收有《典论·论文》。 二、《韵语阳秋》（又名《葛常之诗话》、《葛立方诗话》）二十卷 宋葛立方撰主要评论自汉魏至宋代诗人和作品，内容广泛，涉及词句工拙，意旨是非，背景之对错，诗中人物行事之高下，以史来印诗，以诗来证史，是把诗话当成史书来论述的。此书是作者因忤秦桧被罢官回家期间所写，历7年始成，《韵语阳歌》虽也有少部分重复选用其它诗话已有内容，绝大部分为自撰并有自己的见解，经常有独到而精辟的评论。《四库全书总目》虽认为该书“未免舛误”，然也承认其“大旨持论严正，其精确之处，亦未可尽没也”。另外，书中收宋以前佚诗及他处见不到的资料为数不少，是研究宋以前诗歌不可缺少的诗话之一。《四库全书提要》说：“在宋人诗话中，犹为善本”。至今仍为国内外研究宋代诗话的学者所重视。《韵语阳秋》除《历代诗话》本外，还有《四库全书》本、《学海类编》本，《常州先哲遗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三、《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 宋胡仔编撰。前集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完成初稿，后集在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编成。此书继阮阅《诗话总龟》而作，阮书因“元祐党禁”而不采录元祐诸人文集，《丛话》则广为搜集，足补阮书之缺。“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四库全书总目》）。《丛话》评论对象和时间上起国风，下至南宋初。阮书以内容性质分类，且多录杂事，颇近小说，而《丛话》则论文考义者居多，取舍较为谨严。大家名家列专条专目，琐闻轶句则或作附录，或类聚之，引录资料确为繁富，多附辩证之语，除申述自己的见解，尤足以资参考订正。故《四库全书总目》对《丛话》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指出“阮书不甚见重于时，而此书则诸家援据，多所取资焉”。时至今日，《丛话》仍常为学者所称引。《苕溪渔隐丛话》除通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本外，还有《四库全书》本、《海山仙馆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四部备要》本。 四、《瀛奎律髓》四十九卷 元方回编辑。此书专选唐宋两代五七言律诗，故曰“律髓”，作者自谓取十八学士登瀛洲、五星聚奎之义、故名“瀛奎”。全书选唐代作家180余家，宋代作家190余家，共分49类，按类编排，有圈点，有评语，每类有题解，说明这类诗的性质和特点。《四库全书总目》以为此书“大旨排西昆而立江西，倡为一祖三宗之说”。一祖指杜甫、三宗指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实际上方回选诗并非凭一己之偏爱，而是注意到不同流派，所选宋诗，既有江西派、四灵体、江湖派，也选西昆体，还赞扬西昆体作家杨亿“组织故事有绝佳者。”每首诗之后多附以评语，有不少好见解。《四库全书总目》说“其议论可取者亦不一而足，故亦未能尽废之”。宋诗集中已散佚者，颇赖以保存；而当时诗坛及文人中的遗闻轶事，亦往往见于其注，成为遗留于世的文学珍闻和宝贵资料。清代厉鹗编写《宋诗纪事》采用此书之处甚多。今人编《全宋诗》此书更是不可缺少的资料来源。《瀛奎律髓》有明成化三年（1467年）紫阳书院刊本、清康熙间刊木，《四库全书》本，扫叶山房本，《忏花庵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排印本。 五、《太和正音谱》两卷 明朱权撰。此书写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戏曲文学理论，戏曲史料，戏曲音乐理论及北杂剧曲谱的专著，全书上下两卷，共八章，前三章是戏曲文学理论：《乐府体式》一章为作者所新定和独创；《古今群英乐府格式》对元代戏曲家187人，明代戏曲家16人词曲和艺术风格加以简评，以马致远“列群英之上”，白仁甫（朴）“宜冠于首”；《杂剧十二种》提出了戏剧因内容而所分之类。第四章《群英所编杂剧》及第五章《善歌之士》记录了元明两代杂剧总数，元代535，明代33，古今无名氏杂剧110本；知音善歌者30人，提供了丰富的作家作品资料，与元代钟嗣成《录鬼薄》相比，补充了不少元明两代杂剧及散曲作家作品，有较高的戏曲史料价值。第六章《音律宫调》解释了宫商角征羽古代五音的性质，第七章《词林须知》涉及到戏曲音乐理论，歌唱方法、古剧角色源流，历代歌唱家的片断史料，其内容虽基本上袭用了元人燕南芝庵的《唱论》，朱权也有所增补和发挥；第八章《乐府》是北杂剧曲谱，依据北曲十二宫调，分类列举每种曲牌的句格谱式，详注四声平仄、标明正字和衬字，每支曲牌还列举元或明初杂剧、散曲为例，共收北曲335支，占全书篇幅五分之四、是中国戏曲音乐史上最早，最古的北杂剧曲谱，对明清两代北曲谱影响极大，以后继出的曲、词谱、莫不是以《太和正音谱》为基础，重新编制而成。《太和正音谱》通行版本有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本，还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录鬼薄》（外四种）本子；明人版本有洪武间原刻本、歙县程明善辑刻的《啸余谱》本，崇祯间黛玉轩刻本。 六、《亘史》和《鸾啸小品》十二卷 明潘之恒撰。《亘史》收有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很多女演员的小传和万历年间南京、苏州等地昆曲演出的情况；《鸾啸小品》十二卷中绝大部分篇幅与戏曲有关。它总结了过去戏曲演出的实践经验，并介绍了当时许多演员、乐工的艺术特色和成就，及昆曲繁盛时期的情景。潘之恒在戏曲表演方面的主张和理论及对当时演员、乐工表演的评论都记录在这两部著作之中。他认为戏曲是“生于千古之下，而游千古之上”。主张戏曲表演必须从生活出发“以情写情”，演唱技巧必须“先正字、而后取音”，必须掌握“曲余”的技巧。他从“度”、“思”、“步”、“呼”、“叹”五个方面论述了表演艺术应注意的许多具体问题。他的这些理论，在当时就受到演员、乐工及艺术界的重视和好评，有人把他视为“赏音”、誉为“独鉴”。他的这两本著作不仅是研究明末戏曲史，戏曲音乐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且还保留了不少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在中国戏曲史和戏曲批评史上应占有重要的地位。《亘史》有明天启六年（1626年）刻本，《鸾啸小品》有明崇祯间刊本。 七、《蠖斋诗话》又名《愚山诗话》二卷 清施闰章撰。全书凡九十二条，杂论前代诗歌，亦记当时诗事、诗坛掌故、轶事遗闻，大多直录篇章，或摘评字句，部分条目抄录前人诗话旧文。他主张“诗有本”、即提倡学诗必须“深治经史、博览群书”、才能做到“言有物”，但又反对以议论入诗，掉书袋，不能“纯用赋、而无比兴”，不然则诗味“索然矣”。推尊唐人，贬低宋诗，说“一落宋贤，便多笨伯”。反对诗多用典故，“堆垛学问”，指出苏轼“诗正患多料耳。坡胸中万卷书，下笔无半点尘，为诗何独不然”？对前人诗字句理解，也有一些独到之处。《蠖斋诗话》除《安徽古籍丛书》有《施愚山集》本外，尚有《昭代丛书》本及《清诗话》本。 八、《论文偶记》一卷 清刘大櫆撰。此书为桐城文派重要理论著作，着重探讨了文章的神气、音节、字句诸方面的问题。首先，他认为“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事”。这就是说，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有密切关系，思想虽居于首要的地位，或艺术本身却有着相对独立的意义。因此他论文就着重从艺术着眼，强调艺术体会，在书中就指出神气作为论文的极致。神和气分开来讲，气主要是指语的势；而神则是“气之精处”，是形成一种独特风格不可缺少的东西，亦即作者性格特征在艺术上完满而成熟的表现。气是离不开神的，所以他说：“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以神气论文毕竟太抽象了，于是他指出于音节求神气，于字句求音节，所以说：“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人的思想感情有激昂，平静和起伏，发为声音就会有抑扬顿挫的节奏。而声音的符号是文字，所以说“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这样以神气论文不会很玄，而容易让人弄懂。这成为后来桐城派人学习和欣赏文章的不易之论和采用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这也是刘大櫆在方苞义法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发挥的独创之处，它对稍后姚鼐的文论是相当有影响的。《论文偶记》有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金匮廉氏刊本、《敏逐逊堂丛书》本、《重刻海峰集》本、《龙眠丛书》本。 九、《昭昧詹言》十卷，续八卷，续录二卷，附录附考各一卷 清方东树撰。前十卷写成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专论五言古诗。首卷为通论，以下依次为汉魏、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眺、杜甫、韩愈、黄庭坚各一卷。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又写成《续昭昧詹言》八卷，专论七言律诗。首卷通论，以下六卷分论初唐诸家、盛唐诸家、杜甫、中唐诸家、李商隐、苏轼与黄庭坚，末卷附论诸家诗话。在此之前，写了《昭昧詹言续录》二卷，专论七言古诗。首卷为总论，后卷分论从唐代王维、李倾至元工虞集、吴莱等十六人。此书取材主要根据王士祯《古诗选》、姚鼐《今体诗钞》，以桐城派论古文之法论诗，认为“诗与古文一也”，作者追求的诗歌标准既要“义理”蕴蓄深厚，又要“立法”高妙。通过前者使诗歌“合于兴观群怨”，达到作者所期望的社会作用；通过后者攀跻古代名家的高格，认为为诗必学古人，但不可只袭其形貌。更应有因有创，做到义理自得，辞语独造，所谓“不似，则失之所以为诗，似之，则失其所以为我”。（《续昭昧詹言》卷八）。全书虽大抵阐述姚范、姚鼐之说，但亦不乏自己的见解和独创精辟的意见。《昭昧詹言》（包括续卷、续录等）目前最好的通行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的校点本，其外，还有清同治八年（1869年）刊本、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言氏重刊《仪卫轩全集》本，民国7年（1918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本。 十、《南山集偶钞》 清戴名世撰。是集乃其门人尤云鹗于康熙四十年刊行，收文百十余篇，不分卷，略以类相从。方苞为之序。戴氏身后，其书板虽遭禁毁，其文稿竞得以保存而流传不绝。道光二十一年，戴钧衡合《南山集偶钞》与《钞本》成《潜虚先生文集十四卷》，收文二百五十篇，并写有叙录，辑撰年谱。同治末，徐宗亮就戴钧衡本详加校录，并附加四篇纪略为补遣刻印。光绪初年，合肥王哲校刊戴编本，题为《南山全集》，十六卷，收文二百四十九篇。另有光绪二十一年印鸿堂重刊之巾箱本，题为《潜虚先生文集》，亦十六卷，列目二百三十五篇。又有宣统二年重刊之秀野轩本，题为《戴南山先生全集》。又清末邓实铅字印行《戴褐夫集》，以《南山集偶钞》为基础，别取《偶钞》未收者为《补遗》与《续补遗》，共为三卷，收文二百七十六篇。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间，桐城张仲沅以徐宗亮刻戴编本为正编，增加遗文数篇并徐刻补遗，别为三卷，收文二七七篇，以木活字刊行《戴南山先生古文全集》，为清末以来流行之戴氏文集内容最富者。又有毅夫钞本，题为《皖桐宋潜虚遗文》，收文二五九篇。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王树民编校之《戴名世集》，收文最多，兼取散见于各本为张本未收者，附入家藏戴名世手迹《王孝子诗》一篇，共得文二八二篇，成十五卷，其附录中收有陈衍《石遗室诗话》所载戴南山送张相国敦复师致仕诗八首，又收有署名褐夫氏之《古史诗针》七绝百余首、戴集之版本序跋、戴氏之传记资料及与《南山集》案有关之记载等，书后另收有《戴氏系年》及《南山先生年谱》，内容丰富。 十一、《方望溪先生全集》 清方苞撰。方氏一生所作古文极富，然散失十且三四，钞木甚多，已知的有门人王兆符钞本并序，满洲顾曾辑本并序，韩梦周辑本，方苞次子道兴辑本，商邱宋氏本，高密单氏本，还有邵懿辰、苏元，方恩露等人的抄辑本。其文刻本有乾隆十一年，门人程□就王兆符、顾曾抄本及所近稿刻之，凡二百五十九篇，后又增刻百二十余篇，总三百八十四篇，不分卷，题为《望溪集》；嘉庆十七年，方苞曾孙传贵刻本，凡五十二篇，并跋，无卷数，为《望溪集外文》；《方望溪先生全集》为咸丰年戴钧衡刻本，十八卷，乃就程刻本而编，《集外文》十卷，乃就邵壹资辰、苏元、王宝仁、方恩露各家辑本及诸友所得尺牍编成，凡一百八十三篇；《集外文补遗》二卷，乃就汤品三、单作哲、邵懿辰等所辑而编，刻于咸丰二年，又以苏元所辑年谱附后。光绪二十九年，荣成孙葆田就商宋氏本、高密单氏本益以自辑文编为《望溪文集补遗一卷》，凡三十五篇，刻于河南并序。又庐江刘声木得《望溪旧钞》，益以自辑文，得文三十三篇，诗十三首，编为《望溪文集再续补遗》四卷并序，去其与他本重复者，编为《望溪文集三续补遗》四卷并序，两书皆系民国18年排印本，收入《直介堂丛刻》中。1983年，刘季高据戴钧衡咸丰年间刊本加以校点，题为《方苞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十二、《古文约选》 清方苞以和硕果亲王的名义所选，是书所选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凡三百六十六篇，并有方苞代和硕果亲王所作的序例。此选坚持了桐城文派义法的原则：“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俾承学治古者先得其津梁，然后可溯流穷泊，尽诸家之精蕴”。方苞于序例中提出了“辨古文气体，必至严乃不杂”，“古文气体，所贵清澄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对桐城文派的美学观和文风作了精辟的概括。有雍正十一年刊本，同治八年刻本。 十三、《海峰先生文十卷诗六卷》 清刘大櫆撰。大诗文旧本不分卷，乾隆年间官歙县时所刻。后大门人方国手书其文集八卷，为大弟琢所刻。又朱孝纯曾刻于扬州，遭乱板毁。同治十三年，大族孙继据刘琢刻本重刻于河南，并合刊其诗文，而以《论文偶记》冠于集首，前列《国史文苑传》原序，光绪元年和州鲍源深序，后有刘琢跋。又满洲英翰亦据方本刻于皖，前有英翰序及吴士玉原序，后有徐宗亮跋。 十四、《惜抱轩全集》 清姚鼐撰。是集含《文集》十六卷，《文后集》十卷，《笔记》八卷，《诗卷》十卷，《诗后集》一卷，《诗外集》一卷，《法贴题跋》三卷，凡四十九卷。《诗集》始刻于清嘉庆三年（1798年）；嘉庆六年刻《文集》，以《诗集》附其后，嘉庆十二年，鼐从子原绂合刻《文集》、《诗集》于广东；嘉庆二十一年，鼐子雉刊《诗后集》；道光元年（1821年），华亭姚椿刻《文集》与《诗外集》。《惜抱轩全集》为民国3年石印本。姚鼐论文主“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认为“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 十五、《古文辞类纂》 清姚鼐纂。所选起于战国，止于清刘大櫆等94家的古文辞赋七O六篇，分其类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凡十三。书首有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的源流、特点、选录范围及取舍原则。嘉庆间康绍镛始刊于粤东，为姚氏乾隆间订本，有圈点。道光五年，金陵吴启昌复刊于金陵，为姚氏晚年所订本，付梓时削去圈点。道光以后，外省重刊，大抵据康氏之本，吴氏本不甚行世。 十六、《吴先生文集四卷诗集一卷》 清吴汝纶撰。是集收文二百二十七篇，附佚文三篇，诗二百八十二首，附试帖四篇，又附联语一卷。光绪甲辰，其子吴生编次，门人贺涛、宋朝桢等集资刊行，为吴氏家刻本。又有《吴挚甫文集》四卷，收文一百零五篇，附《深州风土记》，为宣统元年国学扶轮社排印本。吴氏广治群经子史，于古今众说无所不采，而以能济时变为归宿。强调文章的社会作用，强调作者的修养。 十七、《文学研究法》 姚永朴撰。是书为论文专著，凡二十五篇。自周秦以迄近代通人之论，亦皆考其全面摘其精，故虽谨守家法，而无门户之见存，为桐城文派后期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著作。有民国3年京华印书局排印本、民国10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十八、《抱润轩文集》 马其昶撰。是书二十二卷，凡二百二十三篇。每篇题下皆注明写作年代，篇末多有当时名人的评语。有《抱润轩文集》十卷，清宣统元年潘勖写印本，后续成百篇，成二十二卷，民国12年刻于北京。尚有《抱润轩遗集》不分卷，民国25年排印本。 十九、《桐城耆旧传》 马其昶撰。是书乃记述桐城一邑人物的乡邦文献。收入明清两代950人，展示了桐城一邑人才的辉煌历史。同时对明清两代的重大政治斗争学术风貌、盛衰得失亦均述及。诚为“视于乡邑，可知天下”之作。有宣统三年刊本。 二十、《桐城文学渊源考》 刘声木撰。刘声木，字十枝，原名体信，字述之，庐江人。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有《直介堂丛刻》行世。此书以师承关系为线索，介绍了上自明归有光下至清末民初桐城文派的人物640余人。概述了桐城文派的渊源、发展与流衍，于阳湖、湘乡二派及不立宗派之古文家亦均录评。广征博采，并包兼罗，引用书目多至七百四十余种，分注各人物条目之下，尤便于查核。后刘氏又撰有《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十三卷，收入桐城文派人物680余人，引用书目820种。二书皆收入民国18年版《直介堂丛刻》中。 二十一、《桐城文学撰述考》 刘声木撰。此书重在考查桐城文派作家的撰述，上自明归有光，下至近代，列作者230多人，不仅限于桐城文派作家；收书目2300余种，既有中国的，亦有日本的，尤在提供了一些珍稀之本。每种书目，皆注明卷数，有的还注出别名、刊本、出处、收藏者及佚毁情况，其未成刊行者亦予注明，乃桐城文派之专题书目。后刘氏复撰《桐城文学撰述考补遗》四卷，列作者近300人，收书1800余种。二书皆收入民国18年版《直介堂丛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