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文网深密，屡因文字兴大狱，而以明史问罪者有湖州庄廷案和桐城戴南山案。戴名世，字田有，号南山。先世由婺源迁桐城。少师潘江，喜读史书。有志于明史，而不满于官修明史，很多事讳忌不录，以是稿屡裁而史不得成。他说：“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越，永历之帝两粤黔滇，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然而他中年饥驱潦倒，晚年始获一第，中个进士。卒以史事罹祸。其明史虽未写成，然其“史识史才实一时无两。”。 《南山集》案起始于方孝标的《黔滇纪闻》。方孝标原名玄成，避讳以字行。顺治三年（1646年）中举，顺治六年成进士。官内阁学士。后因顺治十四年（1657年）江南乡试科场案，谪居黑龙江宁古塔两年，遇赦释归。康熙十二年（1673年），往访在贵州做官的亲戚。不久，黔抚依附吴三桂反清。孝标装疯得逃归，剃发为僧，名方空。乃追记在滇黔时见闻成《滇黔纪闻》。 戴名世晚年与孝标交往，曾经看过《滇黔纪闻》，未及深考。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的学生舒城余湛偶遇一名犁支的和尚（原是桂王宦者），谈桂王时事。名世闻之，乃往访于余生处，而犁支已去。便要余生将所闻写出来，对照《滇黔纪闻》，考其异同。并以所疑致书余生：“盖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传闻之间，必有讹焉。然而方学士考据颇为确核，而犁支又得之耳闻所睹记，二者将何所取信哉。”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冬，名世归故里，居桐城南山冈。时门人尤云鄂、方正玉刻其文集，名《南山集》，将方孝标《滇黔纪闻》及其《与余生书》收入。康熙四十四年举顺天乡试，康熙四十八年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年已五十有七矣。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左副都御史武进赵申乔奏参戴名世“狂妄不谨”，《南山集》将方孝标《滇黔纪闻》“摭饰其间，每属悖乱之语。”其实亦只是用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年号而已。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正月，刑部等衙门察审奏称：“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内，有大逆等语，应即行凌迟，已故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内，亦有大逆等语，应锉其尸骸，并将其“五服”内十六岁以上男丁，俱查出解部，即行立斩，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及十五岁以下男丁，亦俱查出给功臣家为奴。汪灏、方苞为戴名世的书作序，俱应立斩，方正玉、尤云鄂闻拿自首，应同其妻子一并谪居宁古塔，编修刘岩虽不曾作序，然不将书出首，亦应革职，流三千里。四月，刑部等衙门复议后奉上谕，汪灏从宽免死，但令家口入旗籍。康熙五十二年二月，上谕改刑部等衙门拟定的戴名世“凌迟”为处斩；方孝标的子孙方登峰、方云旋、方世樵免死，并其妻遣戌黑龙江；其余受牵连的人，亦俱免死；遣戌或入旗籍。戴名世死后，弟辅世扶棺归葬桐城南山冈砚庄之南。其家人等不惟免死，亦未遣戌。 戴南山案不仅是一大冤案，且对方氏还是个错案，康熙皇帝误将桐城作歙县，方学士错当方学诗。盖当时歙县有方光琛，曾投吴三桂为相，子侄九人同受职。吴三桂败后，惟其子学诗在逃。而刑部审议戴案的奏折，据《南山集》原文称方学士，不复具名方孝标。北方“士”与“诗”同音，满文又为一字，康熙看的是满文奏疏，误以为方学士即在逃的方学诗，几次说方姓人俱系恶乱之辈，不可留在本处。“最后乃觉其非也。”且将错就错。直至雍正即位，给予纠正，凡受牵连而隶旗籍者，“特诏尽得释归。”而余湛先于康熙五十一年病死狱中，刘岩于康熙五十五年卒于旗下，妻女归原籍。方登峰尚未获释，于雍正六年死于上卜魁城（今齐齐哈尔）。 当戴案终结之际，雍正六年又兴起吕留良案。雍正十二年（1734年）十一月，桐城孙学颜以刊序吕留良的书，与周敬舆等被杀。乾隆间和州戴移存、戴昆父子，仅因《碧落后人诗》集中有“长明宁易得”五字，遂被指为“狂悖”，处以刨坟戮尸，子孙坐斩，妻女为奴，财产入官。可谓更酷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