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安徽史学研究基础薄弱，人员稀少，学术出版物鲜见，研究成果不多，少数外地皖籍学者亦偶有著述问世。在当时百废待兴的客观形势下，史学研究一时还难以提到应有的议事日程。为数不多的研究工作者克服困难，努力工作，他们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能忘记的。 1954年，地处芜湖的安徽大学更名为安徽师范学院，其史地系历史科扩建为历史系。1958年，该校文理分院，文科迁往合肥成立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随迁。历史系教师边教学，边搞研究，为安徽史学阵地输送了不少人材，也为学术界提供了不少有一定质量的论著。 1956年，安徽省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成立（1958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安徽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创办《史学工作者通讯》（内刊），1957年改为《安徽史学通讯》公开发行，1959年又创办《安徽历史学报》。1960年2月，两刊合并，改名《安徽史学》，“文化大革命”前停刊。通过这些史学专门刊物和其他报刊，可以了解到这一时期安徽史学界的发展概貌。 1960年6月，安徽省历史学会的成立，对协调、组织、领导全省史学研究工作起到了推动促进作用。 从1956年起，安徽史学界不仅关注全国有影响的选题，而且对安徽地方史展开了较有成效的研究。涉及的论题比较广泛，在断代史、专题史、世界史、人物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些项目的研究已经较有深度，在全国史学界较有影响。但有些课题的研究受政治因素干扰较大，用批判代替讨论，这也是当时全国学术界的普遍现象。 这一时期安徽史学界较有影响的专题研究有： 一、捻军研究 捻军是建国后安徽史学界较早关注的课题之一，成果也较多。这一课题主要由省社科所历史研究室承担，他们制订了详细的捻军调查计划和研究提纲，组织调查小组深入涡阳、亳县、蒙城等地，进行为期两月的实地调查，收集到了大量的捻军口碑资料，还收集了一些实地资料。回来后，调查小组主要成员张珊、马昌华，参考其他文字资料，对这批调查资料进行考订、整理、研究，写出一些颇有份量的论文。1959年第6期的《安徽史学通讯》推出了捻军研究专刊，论文涉及捻军产生的社会背景、初期活动、组织问题、战术问题、人物研究、民歌考释等方面，在国内史学界农民战争史研究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美国学者裴宜理博士编译出版的《中国人论捻军起义》一书，收入了罗尔纲、马昌华、张珊、江地等省内外捻军史专家的论文，在西方中国学研究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陶行知评价问题 陶行知是皖籍现代著名教育家，教育思想比较丰富，学界对他一直关注，建国后安徽学界对陶行知的研究起步较早。1951年因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出了对陶行知的重新评价问题。安徽史学界在《安徽史学通讯》上展开了争鸣，刊物编委会还专门召开了3次座谈会，并出了陶行知研究专刊，还刊登了陶行知著作目录索引和全国研究陶行知的论著目录索引。 安徽史学界对陶行知评价问题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派：一是肯定派，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应该肯定，他反对书呆子，主张读活书，反对封建教育，主张平民教育，他还主张抗战教育，民主教育，具有创造精神和进步意义。他的哲学思想“日益趋向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后期，唯物主义因素比较多。他从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一直向左转，成为党的忠实朋友，如果不过早去世，他的实用主义思想肯定会起变化的。一是否定派，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体系，和其美国老师杜威的教育思想大同小异。他的哲学思想没有跳出实用主义的圈子，没有建立完整严密的哲学体系，成份比较复杂，有唯物主义因素，也有唯心主义因素，很难和马克思主义划等号。 三、曹操评价问题 曹操是三国时著名皖籍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对他的评价历来分歧较大，《三国演义》褒刘贬曹的评判模式对后世影响甚深。1959年郭沫若首先撰文替曹操翻案，继而翦伯赞号召大家替曹操恢复名誉，全国学术界随之展开了重评曹操的大讨论。安徽史学界也参加了这场论战，张海鹏、沈寂、杨国宜等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给曹操翻案应该注意，该翻则翻之，不该翻则不翻之，如曹操镇压黄巾起义就不能翻。他们对曹操的总体评价反差亦很大，有的认为曹操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是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有的则认为曹操是一个极其奸诈而富于权谋的应该否定的人物。 四、包拯评价问题 北宋著名皖籍政治家包拯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一个铁面无私、廉洁奉公的清官形象，“包青天”的美誉家喻户晓。建国后安徽史学界对包拯的研究起步较早，叶孟明、杨国宜、王远鸿发表论文，探讨包拯的生卒年、读书处所、生平业绩、历史地位等问题，给予包拯较高评价。但随着1965年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遭到“四人帮”别有用心的批判，历史上的“清官”人物受到质疑发难，包拯自然首当其冲。安徽史学会召开专门会议，重评包拯和“包公戏”，《江淮评论》发表一组火药味十足的文章，声称要“揭露包拯的真面目”。这些发言和文章受政治形势干扰，观点均较偏激，但也运用了一些史料作根据，他们认为包拯不是清官，而是反动官僚，不是人民的希望，而是“剿抚兼施”的刽子手，“包公戏”是封建糟粕。 五、《六安县新志提纲》 50年代末，伴随着大跃进的“高歌猛进”，全国掀起了纂修新地方志热。安徽哲学社会科学所历史研究室承担了编写省志的中心任务。为了规范体例，切磋交流，《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6期，发表了省历史研究室方志组王茂执笔撰写的《六安县新志提纲》，对编写全省新志具有示范作用。该提纲体例上采取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式，随内容附各种图表，语言上专业性和通俗性兼容并蓄，以叙述为主，辅以少量精当的分析，内容安排上全面丰富，重点突出。修志人员对这一“开先河”的新方志提纲反映较好，也提出了一些补充修改意见。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历史研究室承担的省志编修任务最终没有完成。 六、尚钺学术观点批判 尚钺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1959年他的一些学术观点引起争鸣，继而遭到批判。安徽史学界介入了这场批判运动，1960年2月19日，合肥师院历史系和省社科联联合举行了“批判尚钺同志修正主义观点座谈会”，会上的发言除过激的言辞外，主要有以下观点：尚钺把商品经济夸大到不应有的高度，不仅违背了经典理论，也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尚钺否定中国近代史以道光二十年（1840年）为开端是错误的。尚钺把封建社会的开始定于魏晋，而把资本主义萌芽提到明清以前，均是不实之词。尚钺修正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是错误的。尚钺把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相比照是荒谬的。 七、厚今薄古问题 1958年3月，陈伯达在中央会议上说：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跃进，应该跃进，而跃进的方法之一就是“厚今薄古”。各地学术界迅速掀起了一场厚今薄古运动，安徽史学界也卷入了这场热浪中。《安徽史学通讯》发表专文，对史学界厚古薄今风气进行清算，认为厚古薄今是一股脱离革命实践的烦琐主义逆流，在史学界很流行。提倡者有的是有意逃避现实政治斗争，发思古之幽情，有的是从个人名利出发，热衷于钻冷门，想一鸣惊人，有的说什么“古史学术性强，今史政治性强”，“研究今史易犯错误”等等，无非是不肯扯白旗，拒绝思想改造。因此，安徽史学研究应该重点放在近现代史上，史学刊物也应该遵循厚今薄古的办刊方针，史学研究要发动群众，编区、乡、社史，编厂、矿、校史，注意解放前后的对比。在“厚今薄古”政治思潮冲击下，合肥师院历史系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科研项目，均作了调整。厚今薄古运动是一场典型的政治干预学术运动，但这场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指导思想、实践内容比较复杂，因此也不能简单的一概否定。 初创期安徽史学界除了以上的研究热点外，李则纲的安徽通史研究，光仁洪的世界史研究，胡澱咸的先秦史和古文字学研究，张海鹏的史学理论研究，万绳楠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徐则浩、吴寿祺的中共党史研究，沈寂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高鸿志的鸦片战争史研究，吴东之的外交史研究，汪宏玉的世界现代史研究，傅玉璋的李自成和明史研究，管敬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杨国宜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叶孟明的古文献学研究，林衍经的方志学研究，杜蒸民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等等，均发端于这一时期，并且发表和出版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研究成果，在省内和全国史学界产生一定影响。 这一时期在省外的一些皖籍著名学者功底扎实，知识渊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里着重介绍其中的几位代表人物。 徐中舒（1989～1991年），著名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历史学家。怀宁人。民国14年（1925年）考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生，师从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等著名学者。毕业后先后被聘为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大学、中央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四川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西南博物院院长，四川省博物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等。徐中舒长期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先秦史和古文字学是其主攻方向，明清史和巴蜀史亦有显著贡献。他熟悉先秦文献，又具有宏观素养，善于运用田野考古、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工艺学等专业知识。他强调研究古文字学应和古史研究相结合。专著有《氏编钟图释附考释》、《史学论著辑存》、《论巴蜀文化》、《左传选》等，另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粉碎“四人帮”后，他主持编纂大型工具书《汉语大字典》、《殷周金文集录》、《甲骨文字典》等。 周一良（1913年～），著名历史学家。东至人，著名的周氏家族第四代传人。民国19年，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受业于容庚先生，后转入历史系，受业于邓之诚、洪业先生。民国25年，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助理员，受到陈寅恪先生赏识。民国28年，入美国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导师叶理绥先生，兼修梵文，导师柯拉克先生。民国33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担任哈佛大学教员。民国35年秋回国，先后任燕京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建国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周一良通晓数种外语，汉学功底深厚，知识渊博，学贯中西。三四十年代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用力颇深，并且涉及佛教史和敦煌学，50年代以后主要致力于日本史及亚洲史，60年代初与武汉大学教授、哈佛大学校友、世界史研究权威、安徽休宁人吴于廑先生（1913年～），共同主编了4卷本《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第1版，1972年出版第2版，多次重印，曾获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粉碎“四人帮”后，周一良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后任常务副主任，并兼任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分支学科主编。 胡道静（1913年～），著名科技史专家、农业史专家、古文献学专家。泾县人。出身书香门第，伯父胡朴安、父亲胡怀琛均为南社后期重要成员，著名学者。他民国2年（1913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国学系，受业于周予同、姜亮夫等先生，从30年代起即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曾拜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先生和农业生物学家辛树帜先生为师，历任上海通志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兼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大哲学系和图书馆学系教授，并担任上海科技史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成员，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主要著作有：《公孙龙子考》、《上海图书馆史》、《梦溪笔谈校证》、《中国古代的类书》、《农书与农史论集》，发表论文近百篇。其中用力最勤、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研究成果当推近百万字的《梦溪笔谈校证》，该书1956年出第1版，1962年出第2版，至“文化大革命”前共重印了7次。法国《科学史评论》、日本《科学史研究》、荷兰《通报》及英国著名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博士均予以褒扬推荐。近年来，胡道静主编出版了10卷本《道藏要籍选刊》和36卷本的《藏外道书》。 此外，这一时期在省外的有一定知名度的皖籍历史学家尚有：魏建猷（1909～1988年），巢县人，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会党史专家，著有：《中国会党史论著综录》、《中国近代货币史》、《第二次鸦片战争》等。石泉（1918年～），贵池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地理学和楚史专家，著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古云梦泽研究》等。胡允恭（1909～1991年），长丰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专家，著有：《郑成功传》、《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等。刘毓璜（1910年～），巢县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先秦思想史专家，著有：《先秦诸子初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