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史学阵地是块“重灾区”，史学工作者首当其冲被批判。1966年6月3日，《安徽日报》发表署名长缨的文章《彻底批判万绳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拉开了安徽史学界大批判运动的序幕。该文将时任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的万绳楠，诬为“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反党集团”的“马前卒”，安徽教育战线“白专道路”的“典型”，认为他发表的《竹林七贤》、《四种人》、《论隋炀帝》、《谈王安石变法》、《“百家争鸣”三题》、《卡片一万张》、《做学问的路子》等文，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此后史坛上铺天盖地尽是火药味十足的大批判文章，学术上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一时期，安徽史学队伍遭到了很大破坏，研究机构撤销，研究人员遣散，史学刊物停办，10年中史学研究成果寥寥无几。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内，现代史只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古、近代史只讲儒法斗争史、农民战争史，世界史只讲民族解放运动史、共产主义运动史。纷繁复杂的历史研究被简单化、教条化，历史科学被阉割成臭名昭著的影射史学、阴谋史学。安徽史学界也受到了全国大气候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