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管仲的法律思想 封建初期，法家先驱者管仲（公元前？～前645年），安徽颍上人。他为齐相40余年，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张“修旧法”，“令顺民心”，注重运用法律巩固改革成果。战国时期法家的奖励耕战、富国强民和“以法治国”的主张，都和管仲的法律思想有深刻的渊源，他们把管仲看作是自己的先驱。今存《管子》一书，被认为是最早的法家著述，《管子》共八十篇，相传是管仲对齐桓公论政建策的记录，后汉刘向整理校定。对书的真伪，历有争论。南梁学者刘勰称“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也有说：“管子之书，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也有直指其中《轻重》、《侈靡》等篇是后人附加。然多数学者指陈此书大部思想均源于管仲，特别是《法禁》、《重令》、《法法》、《任法》、《正第》、《明法》、《版法》、《明法解》诸篇，与史籍记载管仲语录和行止相印证，都比较清楚地反映了管仲的法律主张。这些篇章首先论述了法的性质。在《任法》篇中说：“法者，天下之至道也”，“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皆守法，此谓为大治”。管子还十分重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强调守法的重要。《法法》和《法禁》等篇指出：“圣君任法而不任智，......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誉，离法而妄行。”“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率错而已。”他还强调不能以言代法，不能因人异法，在《法禁》篇中说：“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无赦，则民不偷于为善。”他还主张法律应当顺应时势，说：“法不可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从出。”这与商鞅所说：“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是相同的。他还反对滥施赦免，说：“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 二、庄周的法律虚无主义 距管仲之后三百年，著名思想家、蒙城人庄周（前369～前286年），著有《庄子》十卷三十三篇。此书虽然名列道家，然而其浓厚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所派生的法律虚无主义，可称谓历史上最早的法律虚无主义者。他从“道法自然”出发，认为“君子不得已莅天下，莫若无为”（《庄子·在宥》），批判儒、法、名各家的“有为”政治，说：“赏罚利害，五刑之辟，治之末也”（《庄子·天地》）。他比《老子》的“小国寡民”政治还进了一大步，要回到人与物无区别的“浑沌时代”，主张取消一切法制和规范，说：“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掷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议论。”（《庄子·箧》）。 由于庄周的愤世嫉俗，确也揭露了封建法律制度的严重弊病。他在《箧》中说：“彼窃钩者诛，窃国为诸候。”认为一切制度对窃国大盗来说，只是被人们用来进行统治的工具。他说：“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兼与权衡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所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只有“掊击圣人，纵舍大盗，而天下始治矣。”（《箧》）这种否定一切法制的激烈思想，不仅在当时，即在而今也算是独一无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