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汉 《淮南子》是汉初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年）在他的封地淮南“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编写而成。原书二十一卷。其卷八的《主术训》与卷十三的《汜论训》，内容多是“君王宰国统御臣下之道”，涉及法学理论和法律主张颇为精详。所以《淮南子》一书虽然内容以道家的自然天道观为中心，综合了先秦道、法、阴阳各家思想，世称之为杂家，然而其中所包含的法学内容，还是很值得留意的。它虽然也主张“无为而治”，但却提出了“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的革新见解。论及法的性质和渊源时，认为：“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悬法者，法不法也。”至于法的作用，它比其他的法家言论进了一步，认为不仅在于“禁民”，亦有以“禁君”，《主术训》中说道：“古之置有司者，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专断也。”“法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己而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而不用者，与无法等。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在《汜论训》中还主张不论贵贱都应服从法律，“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属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这与法不阿贵、不凌下的法家思想一脉相承。《汜论训》还阐述了法须顺应时势的道理，说：“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乎人心，......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因此“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法度制令，多因事宜。” 东汉初年的桓谭（前？～56年）濉溪县人，是闻名于世的经学家、哲学家，也是位法学家。其所著《新论》一书，共有《本造》、《王霸》、《求辅》、《辨奸》、《述策》等共二十九篇，不少都是属于法学著述。他在著述中针对东汉时盛行图谶，依谶纬决事恶习，指出“天下无常有，无世而不然”（《新论·谴非》），“善政者，察失而立防，威德更兴，文武迭用”，要做到“权统由人，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新论·王霸》）。桓谭针对东汉政治腐败，法制松弛现象，指出治理国家应“法制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新论·求辅》）。他在论著中揭露当时法制腐败“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新论·王霸》）“至于言语小故，陷致人于族灭”（《群书治要》卷四十四）因此他主张重新修订法律，统一法度，“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后汉书·桓谭传》）宜选贤吏执法，“贤吏正士，为上处事，执法宜如丹青”（《群书治要》卷四十四）依法科罪量刑，做到“罪刑相称”。桓谭还针对东汉时期大地主大商人相勾结，肆意掠夺人民，以及勇于私斗复仇等情况，提出一系列的依法治理的主张。 关于桓谭对法学的贡献，还有一件值得记载的事，就是明代董说作《七国考》中，记有李悝《法经》的盗、贼、囚、捕杂、具等六法的一些内容。注明转引自桓谭所作《新论》一书，使我国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略见端倪，不过近代有以其文体和官职名称不尽相符，且宋代各家类书均无所出，认为可能是董说的伪托，但也有认为否定证据不足，仍有足征之处，故仍录以存考。 继桓谭之后，东汉时，灵璧县人陈宠（？～106年）也是位闻名于世的法学家。他出生于法律世家，曾祖陈咸在西汉成帝和哀帝时，以律令为尚书。祖父陈钦，平帝时为廷尉。父陈躬于建武初为廷尉左监。陈宠“明习家业”，少为州郡吏，后为辞曹，“掌天下狱讼”，章帝时为尚书，曾撰《辞论比》七卷，其内容主要是针对辞讼的“事类溷错，易为轻重，不良吏得生因缘”的种种弊病，提出一系列“可兹平持狱讼”的“决事条科”，分门别类，“皆以事类相从”。这本法学著述经过皇帝首肯之后，其后公府奉以为法（《后汉书·陈宠传》），书已佚散，不过陈宠的法律主张在史籍中仍然有系统的反映，他历来主张轻刑罚，革除暴虐酷烈的狱政，曾上书当朝，说：“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滥不僭”。他指斥当时掌狱者酷虐，说：“执事典刑用法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旁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底欺放滥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夫为政者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诗云，不刚不柔，为政优优。今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捶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后汉书·陈宠传》）这个主张，在当时得到实现，当局诏令有司“绝钻诸惨酷之科，解妖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陈宠任廷尉时，还钩校律令，对超出《甫刑》的一千九百八十九项罪名建议删去，但未及施行。 陈宠之子陈忠（？～125年）也是位著名的执法官和法学家。史称其“以才能有声，明习法律。”历任廷尉，尚书三公曹之职，掌断狱。他按照他父亲陈宠校律令除烦刑的原意，撰《决事比》二十三条，主张改良狱政，建议“除蚕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锢”，“对狂易杀人得减重论”，“对母子兄弟允许相代死刑，听赦代者”等。他还主张整饬吏治，对粉饰太平，图虚名，贻害地方的官加以惩处。不过陈忠每论述法律政事，常把其得失与自然灾害相连，甚至说发生水旱蝗灾是由于刑赏失措所造成，表明他深囿于东汉谶纬迷信之说的影响。史官论陈氏父子，多称赞其明刑慎狱之举，但对陈忠“听狂易杀人，开父子相代死”的建议是“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祸，进退无所措”，因而是个“大谬”的主张。（以上均见《后汉书·陈宠传》）。 二、魏晋 三国时期的魏武帝曹操（155～220年），安徽亳县人，他在东汉末长达21年的豪强军阀大混战中，统一了中国北方，不仅在军事、政治和文学上表现出杰出的才能，而且“揽申商之法术，谈韩白之奇术”（《三国志·魏志·武帝》），在法律的运用和法学见解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统治时期，发布了很多的政令、法令，其中《整齐风俗令》、《收田租令》、《论吏士行解令》、《议复肉刑令》、《求言令》、《求贤令》、《修学令》、《举贤勿拘品行令》、《败军抵罪令》等，尤其表现出他励精图治的法治主张。他虽然接受申不害、商鞅、韩非等人的法家学说，但仍本于儒家“德主刑铺”的观念，说：“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魏志·高柔传》），他十分重视“选吏”与“植刑”，说“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因此要求“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魏志·武帝纪》），对法律的施行要求“设而不犯，犯而必诛”、“恩不可专用，罚不可独任。”针对东汉末动乱后，民生调敝，曹操主张“整齐法令，抑制豪强”，减轻人民负担，统一北方后不久，便下令减轻田租，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律令中明确规定赋税数量，“他不得擅兴发，......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三国志·魏志·武帝记》注引）。 曹操的族侄曹羲（？～239年）乃曹真之子，明帝时为中领军，曾著有《肉刑论》一文，针对汉魏之交当权者内部关于“肉刑存废”之争，力主不可恢复肉刑。他在文中说：“......夫言肉刑之济治者，荀卿所倡，班固所述，隆其趣则曰象天地为之。......夫死之可以有生，百欲增淫刑以利暴刑......谓之宜生，生之可也，舍死折骸，又何辜也。在上者洗濯其心，静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惧乎奸之不胜，乃狱断截防转，而入于死乎”（《艺文类聚》），据《通鉴纲目》记载：“太和元年冬十月，议复肉刑，不果”。有魏一代，肉刑迄未复行。 三国时的丁仪（？～220年）濉溪县人，从曹操为椽，颇有文才，尤擅议政事，著有文集二卷，已佚失。今存《刑礼论》是一篇论述刑与礼关系的法学著述。在这篇文章里，丁仪颇能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研究刑礼关系的发展和刑、礼的效力，他说：“天之为岁也，先春而后秋，君之为治也，先礼而后刑，......礼以教训为美，刑以威严为用，......先教而后罚，君之为治也”。至于礼和刑的发展则是，“古者民少而兽多，未有所争，民无患则无所思，故未有君焉；后民祸多，强暴弱，于是有贤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无......恐上古未具刑罪之品，设逋亡之法......会当先别男女，定夫妇，分地土，班食物，此先以礼也；夫妇定而后禁淫焉，货物正而后止窃，此后刑也。” 魏国的桓范（？～249年），濉溪县人，魏明帝时任中领军、尚书、大司农等职。曾参与典集《皇览》，著有《世要论》十二卷，史称：“范常抄撮汉书中诸杂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论》，其内容主要是论述修身治国之道，颇多法学主张，原书已散佚，仅存散篇辑于《群书治要》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 晋代曹志（？～273年）亳县人，晋武帝时任太守、祭酒等职。有法学著述，曾上书议论宽刑和“罪罚相当”的重要，他说：“严刑以杀，犯之者寡，刑轻易犯、蹈罪者多，玩常苟免，犯法乃重，黥刖彰罪，而民甚耻，且创制墨刖，见者知禁，彰罪表恶，闻者多服。......苟能杀以止杀，为恶纵寡，积而不已，将至无人，天无以神，君无以尊矣。故古人宁过不杀，是以为上，宁急得众，不宁急积杀”（《艺文类聚》）。他还主张对虽然是“恶多”，但“尚不至于死罪”的人，“无防产育”，总之要求做到罪刑相适当。 晋代还有些皖籍官员，在主持政事，治理刑狱方面体现了法学思想。如西晋的曹摅（？～308年）亳县人，惠帝时，任太守、侍郎等职，史称其“善断疑狱，雪冤狱，善遇囚”。东晋时的桓温（312～373年），怀远县人，官到刺史、大将军。政德为人所非议，而颇具文才，每论述时政及法制，“观衅尤切”，很有洞察力。他们都各有著作论及法律问题，惜均早佚，仅于传记中偶有述及。 三、南北朝 刘宋时的何尚之（382～460年），霍山人，也是个知名的法学家。官至尚书、开府仪同三司，博学能文，为当朝所重。元嘉十三年任丹阳令时，“立宅南郊外，置玄学，聚生徒”，名士慕道来游，称之为“南学”。有集十卷，已佚。他在法学方面，颇有建树，永嘉六年间，宋朝对“士人亲犯贼赃，宜依科纠责，不得复加恩宥”的问题掀起了一大争论，有称之为继“盐铁论”之后，法学界的又一次御前大论战。何尚之反对“士人坐符伍为罪，有奴罪奴，无奴输赎”的主张，认为“既许士庶缅隔，则闻察自难，不宜以难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今多僮者傲然于王宪，无仆者怵压于时网，是为恩之所沾，恒在程卓，法之所设，必加颜原......然奴仆实与闾里相关，今都不问，恐有所失”。（《宋书·王弦传》）。虽然这次法律论战其价值并不可与《盐铁论》相比拟，但也反映了当时法律等级制的实况。其后，在改变币制的争议中，何尚之反对“以一大钱当两”增加币值的主张，认为“凡创制设法，宜从民情，未有违众矫物而可久也”（《梁书·何尚之传》）。 稍后的梁朝何之元（？～593年），霍山人，也富有法学著述。他历任刺史、谘议参军等职。宦途失意后，“屏绝人事，著《梁典》”，所载自齐永元年开始的75年间的政治事件、典章制度，共三十卷，现已佚失，《陈书·何之元传》尚存有《梁典序》，叙述了他的著述宗旨和编裁体例。 唐代李敬玄（615～682年）亳州人，高宗时，官至刺史、侍郎、吏部尚书，监修国史，在治吏方面“甚得法度”，曾委其属下“造姓历状式铨簿，钳键周密”，对官吏的考核升降，“因其法，衡综有述”，相当于后世的人事法规制度，曾撰《礼论》六十卷，《正论》三郑，涉及礼仪法制，亦已散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