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皖籍法学界的著作较为丰盛，较为著名的有徐谦、许世英、史尚宽、周新民等。 徐谦在民国建立后，出任军政府秘书长、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大理院院长、国民政府常委等职。除与许世英合写《国际第八届监狱工作会议报告》而外，还著有《检察制度详考》、《民法总论》、《刑法丛编》、《劳资合一》、《论改革司法工作》等。他在这些著作中本着民主革命精神，发扬他在清末就已经倡导的改革法制的主张，认为：“政治要革命，司法是政治的一部分，所以司法也应革命......司法不良，革命的结果就亳无实际。” 他把司法革命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法则的革命。自辛亥后，所有的法规如民法、刑法及手续法，都依旧延用。这种法规都是采用自日本及欧洲大陆，完全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及封建制度的保障，故应革新”。其二，是行使法权的机关（即审判机关）的革命，要由革命者组织司法机关。其三，是司法人员的革命，要“党化”，要“民众化”，“现在要打破法官不党，要党化，要纯粹有学识的党员去做法官......司法一方面独立，一方面要听党的指挥。如果司法官在党外，还能成为司法革命吗？”他在著述中还指出：在废除不平条约之前，首先要废止司法制度上的不平等，如领事裁判权、涉外案件的外国人陪审权等等。他说：“立法不明不备，用法复任重任轻，外人乃籍为口实、涉事案件的外国人陪审权等等。他说：“立法不明不备，用法复任重任轻，外人乃籍为口实，领事亦施其裁判，华洋共处，法律之支配独殊，人我异邢，国家之畏怀安在”。从而表示了改革司法的用心。 许世英在民国建立后，历任大理院院长、奉天民政厅厅长、福建巡按使、驻日大使等职。他在担任奉天民政厅厅长时，曾著《治奉七十日政记》，记录了他在奉天从政的见闻。民国20年（1931年）又集录他在福建巡按使任内所发布的有关司法、警察、治安、赋税、社团等方面的章程、命令和指示，辑成《治闽公牍》二卷。许氏深谙法律，在这些文件中，体现了他的法治思想，他要求各地方官员“办理案件务须持以公诚之心，化除偏伪之见”。他针对福建械斗事件严重，制定颁定了《弭斗暂行章程》、《县知事办理械斗案功过暂行章程》，其它如政务警务组织、机关办事程序、官员奖惩、来信来访、侨务，乃至道尹出巡的任务要求与接待，都有规范章程。这本集册共收各类文件一百零六件，其中直接属于地方法律法规及司法制度的就有三十余件，属行政规章的四十余件。这对了解地方法制体系和地方法制发展史固有裨益。 史尚宽（1898～1970年），桐城人，青年时代在日、德、法攻法律，民国16年归国后历任大学法学教授、立法委员、大法官、考试院秘书长等职。他的法学著述极丰。自民国12年以来，先后撰著《劳动法原理》、《民法原论》、《民法总论》、《民法研究》、《土地法原论》、《行政法原论》、《债法总论》、《债法各论》、《物权法论》、《继承法论》、《亲属法伦》、《信托法论》、《著作权法论》、《民刑法论丛》《宪法论丛》等二十余种，遍及民事法律的各领域，达千万言，在国内法学界享有盛名，晚年在台湾仍不断从事著述，整理修订并重版往日著作。由于他长期参与立法，对立法原旨比较了解，因而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阐述上比较周全。他认为法是“依社会中心力，特依国家权力以强行之社会生活规范”。他在早期著述中把社会生活规范区分为第一规范和第二规范。“宗教、道德、礼式、风俗、技术的规范，依社会全体之团结力以通行于世，是为第一次社会生活规范”。“社会生活渐次发达，社会力之中心逐渐显著而集中于酋长或数元老之手，此中心力将第一次社会生活中有强行之必要者渐次强行之，是为法律，即第二次社会生活规范。他认为法律产生在国家之前，说：“社会结合或以一定之土地与人民为基础而成为巩固团体，社会中心力因而为有组织的表现，此社会即为国家”。对法律与权利义务的关系，史尚宽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权利之概念，在人类社会达于进化之后，为法律之产物，权利为法治之创造。因为人类进化之第一步，为团体凝固之现象而发生者，厥为义务观念。至社会之中心强力要履行此义务时，法律生焉，法律以义务为本位而发生与发达”。其后，“个人自由思想发达之后，遂引起个人与最高权力之对抗，权利得以确定，法律遂由义务本位而变为权利本位”。他认为无论是权利还是义务都不是法律之全部，说：“进入个人自觉时代，而法律进于权利本位，人于社会自觉时代，则法律今后应为社会单位。”此外，史氏在民法的各个领域的著述中，除系统介绍法律原理、各类法律行为而外，都表达了自己的法学主张。 周新民（1897～1979年），庐江县人，也是近代一位著名法学家。早年在日本明治大学读法律，归国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任法学教授，民国1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建国后，历任最高人民检察署秘书长、沈阳市副市长、中国法学所所长等职。他长期从事法律实践和法学理论研究，著述甚多。自民国20年起，先后撰著《民国总论》、《民法债》、《民法债编通则新论》、《民法债编分则新论》、《债权总论》、《物权法要论》、《亲属继承》、《民事诉讼法》等，民国35年还与梁漱溟共同调查写出《李闻案调查报告》，报道了民国35年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经过。周新民由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其法学著述中，表露出有别于当时一般法学论著的实用主义观点，而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观点。他在《民法债》等著作中坚持法律权利的平等观点，认为“法律本应保护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不宜专以保护某一阶级利益为任务。民法（指民国时期民法）以债名编，谓以表示平等精神，然而法律有无专保护资产阶级的色彩，当以其所规定的内容为根据，视其内容是否采取社会本位，建筑于经济平等原则之上为决。而债编对契约的规定仍着重于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对损害赔偿的仍以故意过失的原则，凡此诸端，既未脱罗马法以来的传统思想，则立法精神如何，当可推知”。在论述了债法的使命时，他认为“应谋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调和”。他在著述中还论述了债法的演进趋势，应以公力禁止暴利，以公力干涉契约内容，表达了法律进步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