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观中国教育思想史，出现过两个灿烂辉煌的黄金时代：先秦时期和近现代。先秦时期，最有影响的教育家群体出在山东；进入近现代，最有影响的教育家群体则出在安徽。一批皖籍教育思想家领时代风骚，其学术思想代表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皖籍仕人和学人对中国教育的革新作出了重要贡献。洋务派重要首领之一、安徽合肥人氏李鸿章，是力主教育革新的鼎足人物。其他有代表性的人物尚有寿县人氏孙家鼐、合肥人氏刘铭传、桐城人氏吴汝纶等，形成了一个热衷教育革新的皖人群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救国论是他们的理论核心，把教育视为富国强兵之要素，把革新教育作为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主张废科举、效西学、兴学校、育人才，则是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李鸿章（1823～1901年），身居清廷要职，其教育主张集中地反映在他上疏同治帝的奏议和写给朋僚的信函中。他在对诸多中国近代问题的探索中，教育也是他探索和试图革新的重要问题之一。他对教育的重视来自他对人才的渴求，并由此引发出他对现存教育制度的总体批判，即从对“重道轻艺”的传统观念的怀疑，直到对“小楷试贴”的育人方法的否定。他提出，要想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其出路在于自强，而自强之道，一在培养人才，一在向西方学习，即“师其所能，夺其所恃”。他特别呼吁，“当务之争”是“造就人才”，此“实为中国自强根本”。(《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五三)而传统的八股取士制度“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他指出，“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又指出，“我中土非无聪明才力，士夫耽于章句贴括，弗求富强实济”，(《李文忠全书·朋僚函稿》卷一三)他断言，这种虚饰无用的教育不加改革，“人才何由而出”，人才不出，中国断然不能富强。出路在于向西人学习，因“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李文忠全书·朋僚函稿》卷一五)西洋“造就人才之道，“迥非中土所及”。(《李文忠全书·朋僚函稿》卷一七)据此，李鸿章不仅提出了变通“考试功令”等改革措施，而且采取了设立洋务学堂和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等实际步骤，以造就他所需要的洋务人才，实现他的教育理想和政治理想。 孙家鼐（1827～1909年）时为清政府学务大臣，总管全国教育，是李鸿章教育革新主张的主持者和贯彻者。戊戌变法时，孙家鼐曾主办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并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名义管理京师大学堂，业绩卓著。出任学务大臣以后，即力主废除科举和建立新学制，且建议增设中小学校、速成学校和医学校，对教育的改革和建设多有贡献。对于人才的重要性，孙家鼐有着同李鸿章相似的认识，他指出：国家要富强，民族要兴旺，当务之急就是要开办学堂，培养人才，广开民智，“务使学堂所成就者，皆明礼达用，以抑付我国家振兴人才之至意”。(《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86页)他对教育的作用的阐释也相当透彻，指出：“兵知学，则能知形势，守纪律；农知学，则能相土宜，辨物种；工知学，则能通格致，精制造；商知学，则能识盈虚，综名实”。(《戊戌变法》第2册，第427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明确提出“中体西用”的办学指导方针并作了精辟阐释的，亦当首推孙家鼐。在他拟定的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宗旨中写道：“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戊戌变法》第430页) 刘铭传（1836～1895年）对革新教育紧迫性的认识尤为敏锐，断言中国若不“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历人才”，则“不出十年，事且不可为矣”。(《刘壮肃公奏议》卷首)他在出任台湾巡抚之后，百事俱兴，尤重“新式教育”，除大办“番学”外，还开办了西学堂、电报学堂等，使“台湾教育为之一新”，“人才之盛，勃勃蓬蓬”。(连横：《台湾通史·教育志》第193—194页)对如何处理好西学与中学的关系，刘铭传亦别有见地。他主张“于西学余间，兼课中国经史文学，既使内外通贯，亦以娴其礼法”，而不至于“尽蹈外洋习气，致堕偏颇”。(《刘壮肃公奏议》卷六) 吴汝论（1840～1903年）在教育理论方面有着更多的建树。洋务派革新教育的诸多主张，在他那里得到充分阐发，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的教育思想。吴汝纶早年即以培育英才为己任，终其一生未改初衷。从同治十年（1871年）起，历任深州、冀州知州，其治不忘以“教育为先”，礼遇贤士而“锐意兴学”。上任后即开办书院，且常聚州内高材生“亲授课之”，以至于“民忘其吏”，“推为大师”。光绪十五年（1889年）出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和主讲后，首创东西文学堂，分别教授日语和英语，开书院加授西学之风。光绪二十八年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是年五月，作为贯彻李鸿章效法“西人”主张的一个实际步骤，吴汝纶亲赴日本考察教育，历时百余日，开了考察国外教育的先例。归国后，汇集考察内容撰写了《东游丛录》一书。此书实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以考察国外教育为内容的专门性著作。吴汝纶一生中提出过许多教育主张，理论和实践上均有建树和开拓。他的立学宗旨是“造就人才，匡时济变”。在他看来，近代中国之所以国力衰微，其“咎不在执政大臣，而在学校”，在于“上下无人”。要拯救国难，就必须广揽英流，而“人才之兴，必由学校”。相反，“科举不废，学校不兴，人才不出”，国家就会有“殄瘁之忧”。因此，他主张举国上下广立学校，振兴教育，以“为国储才”、“宏济时艰”。(《吴挚甫尺牍》卷三)关于发展教育事业的方针，他主张首先建立大学，以培养为国效劳的“办事人才”；其次建立小学，以奠定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基石；待民智渐开，文化渐进，再立中学，以在小学和大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教学内容上，他主张“以西学为主”，但并非全盘欧化，而是“取人之长辅我不足”。对于教学方法，他则主张“遍采欧美善法，择其宜于中国者仿行之。(《桐城吴先生年谱》卷二)他还主张优先发展师范教育，实行义务教育即“国民教育”，不分男女老少，“普国人而尽教之”，且主张采取强制性措施，“不入学者有罚”。(《吴挚甫尺牍》卷四。)吴汝纶的上述主张，多见于《吴挚甫尺牍》和《桐城吴先生日记》中。考察日本之后，吴汝纶的眼界更加开阔，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模式重新作了设计，见之于学制方面，诸如提出中国大学应分为理、工、文、农、法5科，医则专立一校；中学应为5年制，最长不超过7年；小学应为6年制，前4年为“蒙学”；并建议尽快兴办一批速成师范以培训能讲授“西学”的教师，多办专科学校以培养国家急需人才；等等。吴汝纶建构的教育蓝图，后来大多变为现实。吴氏堪称中国近代教育最早的一位设计大师。尽管吴汝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已有目共睹，但迄今面世的多种中国近代教育史，均无其一席之地，实有欠公允。 继吴汝纶之后，皖籍学人中对日本学制进行专门性考察的，还有旌德人氏吕佩芬。吕佩芬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赴日本考察学校30余所，并就其考察见闻撰写了《东瀛参观学校记》一书，亦有相当学术资料价值。包括吴汝纶、吕佩芬等在内的皖籍学人的日本考察及其对日本学制的推崇，使当时“中国教育之日本化”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引自《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稍后一点的东至县人氏周学熙（1865～1947年），则以实业家的目光看待教育的革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周学熙曾赴日本考察工商业，撰有《东游日记》，认为“日本维新最注意者，练兵、兴学、制造三事”，中国要想“富强”，亦须从“军事、教育、经济”三方面效法日本。见之于教育，周学熙提出了“科学与实业，如影随行”、“工非学不兴，学非工不显”(《北洋公牍类纂》卷十六卷。卷十八)等见解，指出了工业学堂在培养人才方面“因习其理而不习其器，则终无真切之心得”而收效甚微的弊端，主张“工学并举”，且主张工业学堂与工场“联络一气”。(《北洋公牍类纂》卷十六、卷十八。)在“学非工不显，则仪器优先”和“中国欲教育普及，非制造教育品不可”的思想推动下，周学熙还于光绪三十一年冬创办了教育用品制造所，开了中国自行制造教学仪器的先例。 以李鸿章为首，包括孙家鼐、刘铭传、吴汝纶等人在内的皖人群体的教育主张，对加速封建教育制度的崩溃，推进近代教育的革新和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提出的改革教育制度的建议多被清政府采纳。譬如，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作出“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决定。这固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皖人群体的努力实当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