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在洋务派和维新派教育革新主张的影响下，继吴汝纶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创办桐城县学堂之后，创办学校开始在安徽境内蔚成新风，这一兴学之风一直延伸到二三十年代，遂形成一个以改良国民教育、开发民智为教育宗旨而锐意兴学的皖籍教育实践家群。这一教育实践家群以枞阳县人氏居多，诸如李光炯、光明甫、房秩五等，另外比较突出的还有六安县人氏刘希平、霍山县人沈子修、绩溪人氏胡晋接等。这一群教育实践家虽在教育理论上少有建树，大多无教育学专著留诸后世，但在兴学施教上功绩卓著。他们以其教育实践表达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并以此在安徽教育界赢得较高声誉。 李光炯（1870～1941年），名德膏，晚号晦庐老人。曾就学于吴汝纶主持的保定莲池书院，深得吴器重。光绪二十八年随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协助吴创办桐城县学堂。次年又与无为人氏卢仲农共同在湖南创办安徽旅湘公学（后迁址芜湖，易名为安徽公学）。这所学校在安徽近代史上颇为著名，一时成为云集反清志士倡言革命的阵地。后又与阮仲勉在芜湖创办女子公学、职业学校等。晚年专注于乡村教育，在枞阳故里创办了宏实小学。李光炯的基本思想是：中国要想转弱为强，靠局部改良不行，“非教育不足以启迪民智，非革命不能改革政治”。他还主张，中国以农立国，教育“总宜向农业上稍下功夫”。著作有《屈赋税》、《国策扎记》、《阮嗣宗诗注》、《同时诸人事略考》等。另撰有《桐城小学教育研究会议录序》。 光明甫（1876～1963年），名升，字明甫。既是一位著名的进步民主人士，深有造诣的学者，又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实践家。光绪三十二年赴日留学，历时五载。其间与章太炎、陈独秀过从甚密，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任安徽官立法政学堂教务长。旋与刘希平等人创办安徽江淮大学，并任校长。抗战胜利后，任安徽通志馆馆长。光明甫还曾参与创办芜湖私立职业学校，执教于安徽江淮大学、安徽法政专门学校、安徽省立第三农校、浮山中学以及桐城县学堂、崇实学堂等，为培育人才竭尽全力，业绩卓著。著有《论文诗说》、《语故》、《音韵通论》、《法治救国论》等书。 房秩五（1877～1966年），名宗岳，晚号陟园老人。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先导者之一,也是一位教育实践家。光绪二十八年秋，应吴汝纶之邀，任桐城县学堂学长。光绪三十年协同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并负责教育专栏，为宣传教育革新颇多贡献。20年代在家乡创办浮山中学和浮山小学，浮山中学在省内尤负盛名。房秩五主张改良国民教育，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普及现代科学知识。著有《浮渡山房诗存》。 沈子修（1880～1955年），原名全懋。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在安徽教育界颇有声望。 从民国元年（1912年）起，先后在安徽公学、安徽法政专门学校、安徽省立第三农校、安徽省立第二农校、安徽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凤阳第三女子中学、凤阳师范学校、芜湖公立职业学校、安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等，或任校长，或执教。沈子修主张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反对闭门读死书，提倡教学结合实际，尤其重视学生技能的培养，对革新传统旧教育多有贡献。 刘希平（1873～1924年），本名兰芗，字畹蘅。“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安徽教育界的先导者之一，有“陈独秀在安徽的代表”之称，也是一位教育实践家。一生矢志教育，提倡兴办学校，主张教育救国。光绪三十二年与江朴斋等创办六安中学堂，稍后协同光明甫创办安徽江淮大学。“五四”时期，与高语罕、李光炯、朱蕴山、卢仲农等人一起，在芜湖创办商业夜校、工读学校、公立职业学校，吸收青年店员、工人子弟、失业社会青年等入学，实行半工半读。并主办平民夜校，招生对象也全是穷人子女。上述诸类学校在省内均属首创，实有开先河的意义。 胡晋接（1870～1934年），字子承，号梅轩，晚年又号止澄。光绪二十九年创办的思诚小学，是徽州地区开办最早的一所“洋学堂”。从民国2年起，担任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长达15年之久，办学业绩卓著，曾为黄炎培所推崇。胡晋接较早提出封建教育的弊端，在于“偏重知识，于智能、才识两方面多不注意”，“是以牖下书生，不能作业、不能办事者十居八九”。他尤重师范教育，认为师范教育“乃国民教育之母，关系甚重”,主张培养师范生应注重质量，以防止“以不堪造就之辈滥竽充数”，而“播种恶因”。他自行规定的师范学校办学方针，是“实行村民教育和发展社会经济主义教育相结合”，目的在于“培养能创造前途、肯负责任、知行并进、毅勇敢为之新国民之师资”。(《文教史踪》，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 在新文化运动中对安徽教育作出贡献的，有一位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是高语罕。高语罕（1888～1948年），寿县人。新文化运动时期，曾与刘希平等人在芜湖创办商业夜校和工读学校。高语罕不仅有兴学业绩，而且提出过不少革新教育的主张，且不乏独到见地。他对“奴隶式”、“丘八式”的旧教育作了尖锐批评，指出传统的教育训练方法“太规矩，太不自然，太干涉”，这种教育“充其量不过养成一种循规蹈矩的人，决不能发展青年的天才”。他主张革新教育，尤其“注重在精神方面”进行革新。譬如管理方法，要“实行指导放任主义，要提倡学生组织各种自治机关，养成他们的责任心，要除去命令的、形式的和拿‘开除’、‘记过’、威吓式的‘毕业’、‘奖赏’、利诱式的种种训诲，全拿自己的真心和学生的真心相感应，使他们根本觉悟”。再譬如教授方法，则要“认定学校教育是教授青年求学做人的方法，不是满足他们学问技能的”，教员不但要负传授知识上的责任，而且要负“精神上”的责任。因此，教员应多谋接近学生的机会，以“引起学生研究的兴趣，养成他们批评的精神”。这样才有利于对青年的培养和造就。高语罕有关教育论述，多见于民国10年（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他的著作《白话书信》第五编“论学书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