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教育界群谋改革，站在改革前列的安徽学人，陈独秀、胡适、陶行知、朱光潜诸家出类拔萃，新论迭出，教育学术几近垄断当时中国教育论坛。 陈独秀（1880～1842年），是“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也是一位把“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贯彻到教育革新中去的先驱者，一位革命的教育思想家。陈独秀素以“迷信教育”自诩，从民国3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开始，就高举起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旗帜，主张改良国民教育。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后，资产阶级教育在对封建主义教育的批判中一度得到发展，但在袁世凯成立北洋军阀政府以后，封建传统教育又有所抬头，教育领域复古主义盛行一时。陈独秀站在教育领域反对尊孔复古的斗争的前列，针锋相对，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表文章，热烈抨击北洋军阀政府在学校恢复“祀孔”、“读经”的倒行逆施，力主用“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改造中国的传统旧教育，提倡效法西洋的资产阶级新教育。其民国4年发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针》和民国5年发表的《宪法与孔教》、《再论孔教问题》等论文，均堪称反击封建复古逆流、主张教育革新的力作。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陈独秀提出应采近世各国教育之所长，“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为“今日之教育方针”和教育须贯串“四大主义”（即现实主义、唯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的主张。(《独秀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出版)在《宪法与孔教》、《再论孔教问题》等论文中，陈独秀以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平等”说为武器，对康有为“定孔教为国教”的谬论和宪法草案中关于“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规定作了批驳，揭露了孔教的实质是“三纲五常”，不适合国民教育精神。民国6年，陈独秀发表《近代西洋教育》一文，认为当时的中国教育是“科举之变相”，是一种“伪教育”，而西方教育才是“真教育”，由此提出中国在学习西方教育时，应“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的主张。(《独秀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出版)上述观点实则“民主”和“科学”精神在教育上的贯彻，对推进近现代的教育革新产生了重大影响。“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又发表了《新教育是什么？》一文，对新教育作了探索。他认为新旧教育的不同，不在二者的形式和教材，而在二者的主义和方法。他强调新教育要注意“改良社会”，要适应社会的需要，教授方法要用启发式，等等。陈独秀探讨教育的其他论文，尚有《国语教育》、《平民教育》、《强迫教育谈》、《现代教育的弊端》等。 胡适（1891～1962年），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又一著名人物，其在革新教育方面的贡献，无逊于其在提倡白话文、发动文学革命等方面的贡献。胡适长期担任大学的重要教职，诸如系主任、教授会主任、研究所主任、学院院长、教务长，直至校长，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过革新教育的追求。他在教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譬如倡行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参与拟定新学制（即“壬戌学制”）草案等，但他的主要贡献还是在高等教育的理论建树方面。胡适毕生对祖国的大学教育高度重视。在他眼里，一个国家有没有合格的大学，大学教育的成败利钝，与这个国家的盛衰休戚相关，大学通过它对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设计、建造的独特功能，担负着振兴国家的巨大责任。从民国3年他留美期间发表的《非留学篇》到民国36年身为北京大学校长发表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他始终着眼和着力于大学教育的大政方针的思考、发展蓝图的构建和改革之道的设计。他主张大学要为国家造就领袖人才。他羡慕欧美“领袖人才之辈出，无一非大学所造就”。他提出培养领袖人才要有远大目光和长久打算，“注重国家的基本需要，不必亟亟图谋眼前的需要”。他提倡在大学里发展科学研究，主张“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认为“凡能训练研究工作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对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胡适主张国家应集中财力、人力发展“第一流的大学”。即先将全力经营几所名牌的国立大学，使之名列世界著名大学之林，再以余力创办次一等的重点大学，分批创设，惨淡经营，以期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为中国建筑起一个大学教育的强大基础，同时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他主张“改革中国教育应从改革高等教育做起”，因为大学直接为国家输送高等人才，只有造就了大批这样的专门人才，各项事业才能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而对于教育本身，则只有造就了教育专门人才，再由他们去抓中小学教育，才能使教育真正得到发展。基于这一认识，胡适留美回国一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后，即积极参与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活动，主张实行“教授治校”，倡议实行选科制和设立研究所，倡导学术自由等。对于改革派遣留学生的办法，胡适也提出一套独到的主张。他对中国留学政策的失败及其原因作了探讨，对存在于留学生身上的“重实业而轻文科”和“不讲求祖国之文字学术”的严重缺陷作了尖锐批评。在他眼里，“一国治乱、盛衰之大原，实业工艺仅其一端”，而政治之良窳、法律之张驰、官吏之贪廉、民德之厚薄、民智之高下、学术之深浅、文学之优劣、宗教之善恶等，更是至关重要。因此，实业人才固然不可少，但决不可“忘本而逐末”，不可忽视人文科学的人才的造就。胡适对当时的留学生普遍不谙祖国的历史文化，目迷于异邦之物质文明又往往数典忘祖，轻视甚至放弃祖国的学术文化的现象深感忧虑，痛心地指出：“今吾国留学生，乃不知其国古代文化之发达，文学之优美，历史之光荣，民俗之敦厚。一入他国，目眩于其物质文明之进步，则惊欢颠倒，以为吾国视此真有天堂地狱之别。于是由惊欢而艳羡，由艳羡而鄙弃故国，而出主入奴之势成矣。于是人之唾余，都成珠玉，人之瓦砾都成琼瑶。及其归也，遂欲举吾国数千年之礼教文字风节俗尚，一扫而空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也。”据此，胡适将“要讲求祖国之文字学术”，作为革新国内大学教育和重建祖国新文明的一条根本性防弊原则。对于改革留学办法，胡适提出三条措施：一曰慎选留学生；二曰极力鼓励入研究生院；三曰严格执行留学生毕业后回国的律令。(《留美学生季报》民国3年（1914年）第三季)胡适关于革新和建设大学教育的见解和主张，除见于《非留学篇》和《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外，还见于《谈谈大学》、《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等文。胡适尽管够不上教育学家，亦未留下教育学专著，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五四”时期教育界的地位，他是当时被公认的教育界领袖人物之一。 陶行知（1891～1946年），是中国现代人民教育路线的开拓者，也是中国教育史上唯一从总体上探索中国教育出路的教育家，有“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两千年后的孔仲尼”等美誉。陶行知自民国6年留学回国，抱着“要使全中国的人都受到教育”的宏愿投身教育后，三十余载不改初衷，“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为中国教育探获生路”(《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终其一生。从民国6年到35年的30年间，陶行知发表教育论文600余篇，汇编出版论文集十余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教育改造》、《普及教育》、《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及其方案》、《中国大众教育》、《教学做合一论文集》等。另编撰出版有《平民千字课》、《老少通千字课》教材两部，《斋夫自由谈》杂文集一部，《古庙敲钟录》教育小说一部，以及诗歌集、书信集、儿童科普读物等多部。上述成果记录了陶行知探索中国教育的整个历程。陶行知对中国教育的探索，既着眼于教育的普及，又着眼于教育的革新，旨在建构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理想的教育模式。他的教育思想涉及领域之广，内容之丰富，在中国历代教育家中，无与伦比。其核心和理论基础，是由“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个相关命题构成的“生活教育”学说。陶行知对中国教育的探索贡献卓著：一是开辟了一条人民教育的路线。这条路线突破了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小众教育”的框框，打开了通往“下层社会”的“大众教育”的道路；(沈钧儒：《一切着眼于救国》、《纪念陶行知》第168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二是为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基石。陶行知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不但继承了“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反对“老八股”，而且进而反对“洋八股”，反对教育上的“仪型他国”，主张根据中国国情来改造中国教育，“这在中国教育思想上有着很大的革命意义，对于破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力量，同时为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基石，起了奠基作用”；(徐特立、范文澜：《行知教育论文选集》，1942年3月延安新教育学会编。)三是创立了一个举世闻名的教育学派。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以自立一家之言和自成体系，蜚声中外，为世界教育理论宝库增添了异常珍贵的财富；四是提供了一部独一无二的“穷国教育学”。陶行知毕生致力于“穷国办大教育”的事业，创造了富于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同时进行了卓越的教育实践，这些理论和实践，构成了一部完整的“穷国教育学”，这部教育学“同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江泽民：《在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上海陶研会1986年10月印行)陶行知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具有总体意义。他的贡献不是局限在教育的某一个方面，而是覆盖着教育的全局。他的目光所及，是探索中华民族整个教育的出路问题，目标是解决每个中国人都受教育的问题。他的教育视野之开阔，探索领域之深广，解决问题之众多，在中国教育史上无人可与之媲美。陶行知还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为数不多的教育家之一。就其对世界的影响而言，堪与孔夫子相提并论。 稍后一点的朱光潜（1897～1986年），集美学家与教育家于一身，有“美学大师”之称，其在教育学术方面的贡献多为美学家的盛名和成就所掩。民国13年，朱光潜发表《私人创校计划》一文，针对现存学校“无特长而有通弊”，主张“另辟新境，谋教育事业之独立自由”，以达到“以教育改造社会，挽救中国”的目的，进而主张教育要造就能够“改造社会的领袖人物”，以能“领着群众向光明处走”。民国15年与匡互生、叶圣陶等人在上海江湾创办了立达学园，由他草拟的《立达学园办学旨趣》，系统地阐述了“教育是社会的义务”、“改造社会要根本从改革教育入手”等观点。这一时期，朱光潜的研究兴趣主要在教学法上，撰有《智力测验法的标准》、《中学校英文教学法示例》、《道尔顿制下的英文教学法》等论文。30年代以后，朱光潜“长期侧身大学教育界，看透里面许多弊病”，从民国25年起，陆续发表《论大学授课方式的机械化》、《从教育部的几种新政谈到功令与学风》、《教育的质与量》、《论校风》等论文，主张对大学教育进行合理的改革、整顿和建设。朱光潜认为“大学教育是全国文化命脉所系”，其崇高使命是“推进全国的学术文化”，故不能放弃“促进文化”这一“首要目的”而集全力于“职业预备”这一“次要目的”。针对当时大学教育出现“重量不重质”的趋势，朱光潜提出了“质的提高必先于量的提高”的观点，主张在开办学校和培养人才上均采“精兵主义”，即“大学应少办”，应能胜任“促进文化”的神圣职责，而标准较低，“没有号召力”的大学，“都理应受天然淘汰”。对于大学教育教学的改革与建设，朱光潜还主张，一是采取英国牛津剑桥的导师制和中国旧有的书院制；二是减少授课时间而相应增加师生个别讨论的时间；三是设置课程坚持“整齐划一与自由发展并行不悖”；四是建立优良的学风与校风。朱光潜还特别强调办大学要“讲究经济效益”。他指出，倘使将10所大学的同一系合成一系，并加以扩充，教授加以精选，收效将比原来分散在10所大学的大10倍。作为身兼美学家与教育家的朱光潜，审美教育成为他双重身份的绝好接合点。朱光潜的美育主张建立在对审美心理的深广理解之上，与蔡元培颇为一致，但其科学性与深刻性远远超过蔡氏。他把“人生的艺术化”设定为美育的目标，把“启发人之爱美的天性”进而促成完美的人生设定为美育的大方向。他认为美育是德育的基础，主张以美育促德育、智育。民国29年，朱光潜发表了《谈美感教育》一文，全面地阐述了美育的目的、性质、功能等，实属美育论著中的凤毛麟角之作。朱光潜的美育理论对中国审美教育的发展具有开山意义。 进入三四十年代，安徽教育学术沿着两条主线并行发展，走上了新的广度和高度。一条主线是对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其代表人物为胡适和朱光潜。胡氏侧重于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朱氏则侧重于高等教育的整顿与提高，异曲而同工，皆颇多新论，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另一条主线是对普及教育理论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其代表人物是陶行知。从30年代初开始，陶行知即致全力于普及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先后出版了《普及教育》、《普及教育续编》、《普及教育三编》、《怎样做小先生》、《中国大众教育问题》、《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及其方案》等著作。这些著作，既有对普及教育基本理论的阐释，又有普及教育具体方案的实施办法，又有实践这些理论和方案的经验总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普及教育思想。在陶行知普及教育思想的推动和影响下，30年代安徽省的普及教育工作曾一度走在全国的前列。是时，安徽省政府教育厅编辑印行了一套“安徽普及义务教育辅导丛书”，其中由绩溪县人氏程本海编撰的《安徽普及教育写真》一书，就是这一时期全省各地普及教育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真实记录。 从30年代到40年代，也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日趋成熟的时期。从民国21年到民国22年，陶行知先后出版《教学做合一讨论集》、《古庙敲钟录》等著作，对“生活教育”的基本观点作了充分阐释。“生活教育”学说从20年代后期提出，历经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民主教育等几次运动，随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不断发展、完善，到40年代已走向成熟。在“生活教育”学说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宣传和实践“生活教育”学说的皖籍教育家群体。这一群体的主要人物多为陶行知的追随者，且多为徽州地区人氏，诸如歙县人氏方与严、黟县人氏汪达之、绩溪县人氏程本海等。方与严长期跟随陶行知办学，著有《生活教育简述》、《教育创造风》、《育才学校》等书；汪达之按照“生活教育”理论创办学校，著有《生活的书》一书；程本海著有《在晓庄》、《乡村师范经验谈》、《乡村教育》等书。这些著作，或直接阐发“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内容，或总结实践“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经验，对普及和发展“生活教育”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40年代末期，朱光潜在参加潘光旦《论教育的更张》一文的讨论中，对“政教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颇为精辟独到。他认为，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应当是：“一个健全的社会理想不应该因为以个人为工具而就毁坏个人的人格的尊严；一个健全的教育理想也不应该因为要保持个人的独特的意义就抹煞社会的健康与安全”。他指出，现代世界之所以“没有走上正路”，“不仅由于教育理想的错误，也由于政治理想的错误”。(《新路》第一卷第十期，民国37年（1948年）7月)朱光潜的观点在当时达到了认识“政教关系”问题的最高水平，并且具有后人难以逾越的理论高度。 在安徽现代教育史上留有深刻痕迹的，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杰出人物是张治中。张治中（1890～1969年），巢县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他是一位在国内有相当影响的历史人物。他的功绩主要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而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安徽教育史上亦应占一席之地。张治中自谓“对教育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军事和政治的兴趣”。他早年即对乡村教育提出不少精辟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富国强兵互为因果，应该注意富国，而富国必须重视建设，重视经济建设，首先应重视教育，而尤应重视农村教育”。他还断言只有教育才是医好农村“愚弱贫私”四大病症的“良药”，主张“推行农村教育，铲除农村病根”。(《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出版)他并将“教育为先”、“农村教育最为根本”的思想付诸实践，于民国18年在自己的家乡巢县黄麓兴办了“黄麓学校”，民国22年又兴办了“安徽省立黄麓乡村师范”。他对“使教育与农村密切结合在一起，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还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宏大计划，即试图建立一个以教育为中枢的黄麓教育实验区，但终因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而未变成现实。见之于一般教育思想，张治中对“教育”二字的含义也有独到理解，他指出：“所谓教的目的是学问，而育的目的是品格和德性。因为有德性而无学问是缺点，可是有学问而无品格和德性，则是更大的罪恶”。(《黄麓校友通讯半月刊》民国36年（1947年）第六期。)因此他主张将“教人做人”放在教育的首位。张治中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曾先后执教于建国桂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并以教育长名义主持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教育工作长达10年之久，有“军事教育的行家”之美誉。 在近现代，对教育作出贡献的皖籍教育家，见之于教学和办学方面的，尚有胡朴安、吴承仕、刘文典等人；见之于著述方面的，尚有李湘署、刘藩钧等人，李氏著有《教育学》一书，刘氏著有《乡村教育》、《教育概论》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