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教育史上，近现代堪称教育学术理论发展的黄金时期。皖籍教育家出类拔萃，群星灿烂，相映生辉；学术思想异常活跃，新论迭现，既如春兰秋菊，各呈异彩，又异中有同，相互印证。在这些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包含着许多共同性的东西。这主要有： 一是对教育的重要作用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认识，并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人物，即把教育视为富国强兵之要素，到胡适、陶行知，则都认识到“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陶行知还断言“国之盛衰，视乎教育”。他们对教育作用的高度认识，大多是从改造社会和造就人才的角度着眼的，陈独秀提出“教育是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一”，朱光潜提出“改造社会要根本从改革教育入手”，陶行知则提出“治平之道，树人为先”，等等。 二是对传统教育均持批判态度，而且着眼于总体的批判。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对传统教育（时为八股取士制度）作总体批判的，李鸿章首开先例。到陈独秀，其批判日趋系统和全面。陈独秀把中国传统旧教育称之为“奴隶教育”，认为其最大弊端在于不科学、不民主和偏向性。而陶行知对中国传统旧教育的批判，锋芒之尖锐，无与伦比。他把传统旧教育称之为“残废教育”、“吃人教育”、“亡国教育”，主张对其“应当有一个总反省、总忏悔、总自新”。 三是一概主张效法西方，学习西方教育中先进的东西。李鸿章通过对中西教育制度的初步比较，得出了“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的结论，主张向西人学习，尤其学习其“造就人才之道”。吴汝纶认为提倡西学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必由之路，不通西学则“不足并立于万国之间”，并断言“将来西学必兴，先学先得利”，尤倡学习西人”声光电化之学”。陈独秀主张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教育，其缘故不是“势力的大小问题”，而是“道理是非问题”，西洋资产阶级新教育科学、民主和“全身性”的优点，恰恰可用以克服中国封建旧教育的弊端。胡适主张中国发展高等教育应当吸取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吉尔曼的经验，把大学办成科学研究的中心。朱光潜对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的导师制推崇备至，认为其具有“既可指导学生治学，又可指导学生做人”的优点，主张中国大学应当效法，并将其看成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线曙光”。陶行知则主张对“适用”于中国教育的“外国的经验”，应当学习和“采取”，以获得“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四是重视对具有实际价值的教育领域的探索。进入近代以后，皖籍教育家对教育的探索领域尽管日趋拓宽，但主要注意力多集中在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义务教育、科学教育等直接关系到教育普及和教育革新、且最富有实际意义的教育领域，从而使这些方面的学术思想有了较大的建树和发展。见之于师范教育思想，吴汝纶最早主张优先发展师范教育，提出要想实行国民教育，“先须开师范学堂”，并应把“办好速成师范班”看作教育上之“当今要务”。胡晋接认为师范教育“乃国民教育之母”，对培养人才“关系甚重”，师范生若系“不堪造就之辈”而“滥竽充数”，实则“播种恶因”。陶行知则提出了“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的著名论断，使对师范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见之于职业教育思想，最先重视并倡导职业教育的，当推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人物，之后的陈独秀、胡适等人，也都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的主张，到陶行知，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职业教育理论。见之于义务教育思想，吴汝纶提出在中国实行“普国人而尽教之”的“国民教育”亦即义务教育，且主张采取“不入学者有罚”的强制性措施。胡适断言“国家的贫穷，人民的愚昧，全在于缺乏教育”，主张发展旨在“提高与普及”的各种教育，尤其要发展“普遍的义务教育”。陶行知对普及义务教育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既建构了完整的理论，又设计了具体的方案，诸如主张在经费上“实行全国财力总动员”，在立法上实行“强迫兴学、强迫教人、强迫求知”的“三管齐下”等，均为远远超出前人的精辟见解。见之于科学教育思想，近现代皖籍教育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重视自然科学的教育，李鸿章在洋务学堂中增设天文、算学馆，首次把算学列为教学内容；吴汝纶认为只有“各立学堂”且“认真讲求声光电化之学”即自然科学，国家方能生存并兴旺发达；陈独秀推崇近代西洋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推崇西洋学者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并由此主张中国应“弃神圣的经典”而“重自然科学知识”；陶行知则把自然科学看成是“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的“唯一的桥梁”和“开往理想世界的特别快车”，提出要通过普及科学教育造就科学的民众，进而成为科学的民族，以适应现代生活，生存并竞立于现代世界。 五是教育理论直接付诸教育实践，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多集于一身。近现代皖籍教育家，以及热衷于教育的皖籍学人，尤其以乐于兴学、乐于开拓兴学领域并以自己的教育思想指导办学实践，而著称于世。李鸿章为贯彻自己的洋务思想，创办了语言、技术、医学、军事等洋务学堂，首开兴办职业性学校风气之先。继后，刘铭传创办的“番学”，吴汝纶创办的东西文学堂，周学熙创办的天津高等工业学堂，以及陶行知为实践“生活教育”理论而创办的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均属创始之举。 六是教育学派多以群体的形式出现，且具有地域性和互补性特点。近现代皖籍教育家，以及热衷于教育的皖籍学人、仕人，多为合肥、徽州、安庆等地人氏，一个学派多以一个群体的形式出现，而一个群体又多由一个地区的人氏结成。在安徽近现代教育史上，影响最大的当推李鸿章的洋务教育群体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派，尤其是后者，以其独树一帜和自成体系而闻名中外。 简而言之，学术思想的革新精神，学术流派的地域群体性，构成安徽近现代教育学的两大基本特点。前者，自李鸿章始，至陶行知终，一以贯之；后者，亦自李鸿章始，至陶行知终，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