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徽的教育学研究进入了新的时期。建国初期，安徽的普及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但见之于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研究方面，相对来说学术气氛比较沉寂。50年代中后期，安徽史学界曾就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开展过一次比较广泛的讨论。这次学术性讨论，试图正确认识1951年教育理论界对陶行知的批判，并进而全面评价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当时安徽的理论工作者曾撰写了诸如《试谈陶行知先生的评价问题》、《对陶行知先生哲学思想的初步探讨》等一批有较高学术质量的论文。这些论文多刊载于1957年至1959年间的《安徽史学通讯》。由于政治条件的限制，这次讨论最终尽管未得出公允的结论，但却一度活跃了学术气氛。60年代初期，在全国性的推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的进程中，安徽的教育理论界又曾一度活跃，当时李凡夫发表在《江淮评论》上的论文《论教育革命》（《江淮评论》1965年第2期）和《普及农村教育的展望》（《江淮评论》1965年第4期）等，在全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正在兴起和发展的安徽教育科学研究的好势头遭到严重挫折。10年中，除了一些批判“十七年教育黑线”的文章外，皖版图书出版物中未见一本教育学方面的著作。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9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徽的教育科学研究出现了迅速复兴和全方位发展的新局面。 是时，安徽教育理论界参与了全国教育理论界始于1979年的“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突破了“教育是上层建筑”的传统认识，确立了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一新型教育价值观的地位。毕定一的论文《浅谈教育的本质（发表在《安徽教育》1979年第12期）和洪啸涛的论文《教育是不可缺少的社会生产力》（发表在《安徽教育》1980年第2期），就是这次讨论中问世的有代表性的成果。1979年底召开了全省教育科学规划会议，1980年5月安徽省教育学会召开了首届年会，同年9月，《安徽教育》发表了题为《大力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评论员文章，之后，教育科学研究在全省范围内全方位展开。研究内容涉及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教育的“三个面向”、新时期的德育问题、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义务教育问题、教育改革、家庭教育诸多方面，研究成果除了散见于省内外各种报刊的大量论文外，已出版的著作有《中小学美育浅说》（章新建、王明居著）、《家庭美育》（焦凤君著）、《家庭教育讲话》（余本祜著）、《独生子女教育新探》（明克诚著）、《婴幼儿智力教育》（李丽惠著）、《小学管理问答》（程志宏、胡秉毅著）等。其中《独生子女教育新探》一书，是国内较早研究独生子女问题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著作之一。 当代皖籍教育学家多在省外从教，其中成果较多、影响较大的有张文郁、黄敬思、程谪凡、朱泽甫、张健、程今吾以及刘真诸氏。张文郁，歙县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和高等教育研究，著有《小学特殊儿童的教育》、《教育学一般原理五讲》、《高等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教育哲学》（合著）等，其中《教育哲学》一书试图用“价值论”的观点来解释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属于开山性著作。黄敬思，芜湖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著有《师范教育》、《鲁迅的生平和教育思想》等书。程谪凡，怀宁人，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长期从事教育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等。朱泽甫，怀宁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著有《陶行知年谱》等书。张健，肥东人，30年代曾是陶行知直接指导下的中国第一批“小先生”，建国后任教育部副部长，系《中国教育年鉴》主编之一，近些年研究成果颇丰，论文多在《教育研究》发表，内容涉及教育诸多领域，其中教育改革方面的尤多。程今吾（1908～1970年），嘉山人，毕业于晓庄师范学校，后随陶行知去重庆育才学校工作，建国后历任教育部视导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等职，著有《程今吾教育文集》、《新教育体系》等。这里还有一位当代教育家特别值得一提，他就是安徽籍台湾著名教育家刘真。刘真，民国元年（1912年）生，凤台县人。民国37年前曾在安徽省教育厅任职，民国38年后历任台湾师范学院院长、台湾省教育厅长、台湾国立大学研究所所长等职。著作有《教育即奉献》、《教书匠与教育家》、《劳生自述》、《欧美教育考察记》、《办学与从政》等十余种。刘真的教育思想继承了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同时也包涵了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的精华。他尤重教师福利制度的创建，并把教师的福利制度建立在更高的层面之上，此举源于他的一句名言：“凡对大多数教师有利的事，一定对教育有利；对教育有利的事，一定对国家有利”。在台湾教育界，总将刘真与蔡元培齐名，誉为“教师之友”。刘真还是一位国际教育界的著名人士。法国出版的《国际学人名录》，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出版的《世界名人传》，均予列入。 一些跨时代的皖籍教育家，在进入当代以后，教育学术上又有新的建树，朱光潜、胡适、方东美诸氏莫不如此。 建国后，朱光潜一直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促使这位老教育家关心国家的教育改革和教育事业的发展。1979年，朱氏发表《对当前教育改革的一些想法》一文，提出三点改革主张：一是“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要从全局着眼”，重点调整好“现行的中学教育结构”，着眼于“提高教育的质量”，立足于培养出一大批“教育基础深广的高级专门人才”；二是“要克服轻视师范教育的思想”，“重视师范教育”，并采取多种方式“提高教师质量”；三是“要按教育规律办事，不能随着一时流行的风气时而东倒时而西歪”，“要重视教育学和教学法的研究与应用”，要着力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独立思考和从事创造发明的能力”。(《人民教育》1979年第八期。) 旅美有年的胡适，晚年仍念念不忘大学教育的革新。1959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记美国医学与大学教育的改造者A·弗勒斯纳先生》的文章。文章说，美国的大学教育的改造，大功在身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霍普全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D·吉尔曼，一个是普林斯顿学术研究院的创立者A·弗勒斯纳。前者的贡献在于主张大学必须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后者的贡献则在于创办了一个“更进一步的自由研究所”，一个“学人的乐园”。在胡适看来，这个研究机构之所以很快成为世界学人公认的最高研究中心，就在于“那儿有的是自由思考、自由论辩、自由谈话的空气与机会”，并因此拥有诸如爱因斯坦这样“第一流的大师”和诸如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第一流的人才”。这是胡适心目中的大学的更高层次的“一块样板”。(转引自胡明《胡适关于大学教育设计述略》，《江淮论坛》1993年第三期) 有“一代大哲”之誉的方东美（1899～1977年），桐城人，民国36年去台湾，在大学执教和从事哲学研究。其早期论著中极少直言或专言教育的篇什。1975年，方氏在台湾中央大学作了一次题为《教育与文化》的讲演。这篇讲演则是一个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教育文献。《在教育与文化》中，方氏批评台湾的大学“没有独立的教育理想”，提出“文化与教育的最高理想”，也是“大学的最高理想”应当在于“培养人们具有伟大的精神人格”。就大学如何担负自己的使命问题，他提出三点主张：一是办大学应高瞻远瞩。大学教育是为了培养真正的人才，要发挥人类内在的美德和潜在的天才，在学术上创造出种种奇迹，不仅贡献给国家，而且贡献给全人类；二是要重视人文科学。同技术教育相比，人文科学训练出来的人更有健康的精神，应当把教育的重心放在人文科学上，要从技术、工程上转移一大部分的智慧于人文科学，籍以产生精神上的智慧；三是要提升人的生命领域。要运用人类的一切智慧去发展精神科学、文化科学、道德科学，以提高人性的价值，提升人的生命领域，造就神圣的伟大人格，实现文化与教育的最高理想。(蒋国保等主编：《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方东美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