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作为一种具有广泛适用性和不衰生命力的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产生了指导作用。仅以陶行知的普及教育理论和经验为例，诸如即知即传、小先生制、艺友制等，从30年代中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除在中国25个省市，特别是革命根据地得到推广外，还走出国门，先后在印度、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国得到推广，并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安徽作为陶行知的故乡，在陶行知的直接推动和“生活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平民教育和普及教育工作一度走在全国的前列。从民国22年（1933年）起，安徽的普及教育即开始试行“小先生制”，由省会安庆向皖南、江淮之间、淮北各县波及（发动较早的有歙县、当涂、东至、巢县、桐城、定远等县），影响逐步扩大，到民国23年，“小先生制”被列入全省普及教育计划，“小先生第一次走进全省领域”，并在如何选拔小先生和怎样做好小先生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普及教育促进会消息》，《生活教育》1935年第二十一期。)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中关于大教育思想、终生教育思想、生利主义教育思想、创造教育思想等，更具有长久的、永恒的意义，已纳入绝对真理的长河，将永远为后人所汲取。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极富现实意义，它至少可在以下诸多方面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一是陶行知一贯重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早在20年代就明确提出了“教育是立国的根本”的卓见，这一卓见有助于人们牢牢树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观念，确保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二是“生活即教育”的主张启示人们，必须把教育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以使教育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三是陶行知主张“社会即学校”，它一方面要求把社会办成一个全国人民的大学校，另一方面要求学校必须与社会相沟通，这一观点启示人们，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采取多种教育形式，开展大规模的教育活动，不仅要使现有各级各类学校与社会息息相通，而且要促进社会所有成员都受教育，形成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开放的大教育体系；四是“生活教育”主张“教学做合一”，强调教与学、学与用、知与行的结合，这种教学思想对克服学校教育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五是陶行知极为重视农村教育问题，主张乡村教育应适应中国乡村生活的需要，呼吁教育与农业、科学、卫生、银行、交通等“伟大势力”携手，这为深化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六是陶行知主张“政富教合一”，把教育与政治、经济打成一片，这对于改变长期存在的教育自教育、政治经济自政治经济的局面，把教育、政治、经济三方面的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考虑，全盘规划，使教育在社会整体改革中与政治、经济协调并进，相互推动，颇有启示作用；七是陶行知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批判地继承了古今中外许多优秀教育遗产，既反对“沿袭陈法”的传统教育，又不排斥其中有用的东西，这种科学精神，对正确处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中国教育与外国教育的关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有着十分宝贵的借鉴意义。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宣传者、继承者和实践者不乏其人。仅就安徽学人和教育家而言，在宣传、继承和发展“生活教育”理论方面卓有成绩的，早期当推歙县人氏方与严和黟县人汪达之。方与严长期跟随陶行知办学，著有《生活教育简述》、《教育创造风》、《育才学校》等书，全面系统地阐释了“生活教育”学说；汪达之则按照“生活教育”理论去创办学校，所著《生活的书》，即为实践“生活教育”理论的经验总结。实践“生活教育”理论且成绩比较突出的皖籍教育家，还有霍山县人氏沈子修、枞阳县人氏李光炯等。30年代初，张治中所创办的远近闻名的黄麓师范，走的也是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的办学之路，因此有“晓庄式师范”之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尤其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宣传“生活教育”学说不遗余力且作出重要贡献的，皖籍知名人士中当推张劲夫、孙起孟、张健、王光宇、魏心一、操震球诸氏。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作为一个学派，研究者遍及中外。国内对“生活教育”学说的研究几乎与该学说的诞生同步。从2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生活教育”学说的研究尽管历经曲折，但经久不衰。早期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40年代末期戴伯韬的专著《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50年代初，由于批判《武训传》株连陶行知，对“生活教育”学说也出现了全盘否定的倾向，批判性的文字连篇累牍，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潘开沛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1979年以后，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生活教育”学说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研究论文数百篇，出版专著《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郭笙著）和《生活教育理论》（胡国枢著）等多部。其基本特点，是由50年代的政治性批判转入80年代的学术性探讨，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日趋增强，而且研究角度更多地着眼于教育思潮和流派，即开始把“生活教育”学说置于中与西、古与今的双重时空座标和文化背景上，着重探讨理论来源与思想基础、形成与发展过程、性质与特征、当时乃至未来对中外教育的影响等学术问题。 国外的陶行知研究始于30年代，研究者多为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学者。其中研究历时长久、研究成果具有理论深度的，首推日本的斋藤秋男。斋藤秋男教授是日本著名的教育史专家，曾任颇有影响的日本中国研究所理事长，研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已近半个世纪，先后出版和发表了《陶行知评传》、《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等四部专著以及许多专题论文，在日本学术界享有“斋藤陶行知”的盛誉。1961年，斋藤秋男还从陶行知的原著中系统地精选出论文30篇，译成英文，加以详注，编辑成书，以《民族解放的教育》为书名出版，此书后被联合国教科文列为《世界教育学选辑》丛书第15卷。在研究陶行知的日本学者中，牧野笃也是成绩相当突出的一位。他是80年代中期崛起于日本学术界的后起之秀。他曾来我国南京大学攻读陶行知教育思想博士学位，回国后专门从事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研究，已发表的论著有《陶行知与日本》等。世界性的“生活教育”学说的研究方兴未艾，陶行知和他的学说正在赢得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