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鹿洞书院学规》 亦称《白鹿洞书院教条》、《白鹿洞书院揭示》。朱熹撰。朱熹（1130～1200年），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宋代集理学之大成者。毕生不曾放弃教育活动，先后创办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修复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白鹿洞书院学规》系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在江西任康军时，重修庐山白鹿洞书院，为明确办学宗旨而作。这个“学规”对书院教育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训练纲目、学习秩序都作了详细规定，包含着相当完整的教育理论和实际教学措施。其基本内容为“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等五端。“五教之目”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为：“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个“学规”成为封建社会“大学阶段”的教育准则和宋以后历代书院的办学方针，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教育产生过重要影响，被元、明、清3代的教学尤其是书院教学引为楷模。此“学规”后收入清人《学规类编》。 二、《朱子读书法》 朱熹读书方法汇编，朱熹弟子辅广辑录、张洪和齐熙增补。元人程端礼也曾编成一本《朱子读书法》，二者内容相差无几。朱熹弟子将朱熹阐述的读书方法归纳为六条。一是“循序渐进”，即按照一定的规律，从易到难，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当循序而有常”，“各有序而不乱”；二是“熟读精思”，即将书读得烂熟并反复思考寻绎文义，所谓“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三是“虚心涵泳”，即以客观态度，还古书本来面目，不固执己见，不好高务奇、穿凿立异；四是“切己体察”，即将书本知识与自己的生活经验结合起来，并用书中道理指导实践；五是“著紧用力”，即用顽强不懈的精神去读书，刻苦有恒，不虚度光明；六是“居敬持志”，即要求读书时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全神贯注，并要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以上六条读书法之间，有内在逻辑联系，是一个完整的读书、求学和进业程序。《朱子读书法》集读书法研究之大成，奠定了中国古代读书理论基础，影响深远。 三、《东游丛录》 考察性教育著作，桐城吴汝纶著。第一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东京三省堂以精装本印行。本书系著者光绪二十八年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汇集考察内容撰写而成。全书分为“文部所讲”、“摘抄日记”、“学校图表”和“函札笔谈”四部分。“文部所讲”全面记载了日本的教育行政，教育大意，学校制度、校舍、学校卫生、学校管理法、教授法、学校设备、学校沿革诸方面的情况。“学校图表”除列有日本学制图外，还包括从东京府第一中学校长胜津雄处索取的一份中学堂学科每周授课时间分配表。“函札笔谈”则借考察所感表述了著者的教育主张，譬如著者主张教学科目不宜过多，中学与西学比例不宜失衡，认为二者若“全面兼习”势必造成“课程过多”，结果是“欲求两全，转至两失”。合理做法，是将西学中的算术、物理、医疗、机工四学视为中国“目下急务，一日不可忽之”，而法律、经济等学“可供参照，不必全依”。《东游丛录》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以考察国外教育为内容的专门性著作，对当时中国学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据现代教育家陶行知记述：“国外教育考察，最早者为光绪二十八年皖人吴汝纶之日本教育考察。其《东游丛录》呈上管学大臣（时为皖人孙家鼐）后，对于《钦定学堂章程》自有相当影响”。(《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226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钦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月批准颁布。这是中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学制，这个学制可视为模仿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的产物。其中“癸卯学制图”与《东游丛录》中所记载的日本学制图完全相似，即可见一斑。 四、《东瀛参观学校记》 考察性教育著作，吕珮芬著。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吕氏晚节香斋印行。吕珮芬，旌德县人。曾任翰林院侍读，并曾创办京师皖学，此书系著者考察日本学校的见闻录。总计32篇，冠以“自序”。据“自序”称，光绪三十二年八月，著者赴日本考察学校，为期3个月，共考察学校31所，其中有一般小学、中学、大学，有音乐、美术等艺术学校，有职业学校、职工学校，有师范学校（含女子师范学校），也有特殊学校，如盲哑学校，大学又有理、工、医、农各类大学。还有义塾、学习院、讲习所等。重点考察其“管理之法，教授之方，建筑之规，经费之数”。所到之处，实录其“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一校一“记”，得31篇，按考察时间先后的顺序编排，稿未另缀有一篇《中国旅学归途记》，遂成此书。《东瀛参观学校记》系继吴汝纶的《东游丛录》之后，皖人学者又一部以考察国外教育为内容的专门性著作。其考察学校之多，学校类型之广，记述之细致，观点之明确，在同类著作中实不多见，具有较高的学术资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