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最早的书院建于宋初，南宋时期得到发展。据现有历史资料考查统计，宋代安徽书院总数达26所，较早的书院有绩溪县桂枝书院（约建于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和阜阳西湖书院（建于宋仁宗皇祐元年，即1049年）。这26所书院，5所是北宋时建立的，14所是南宋时建立的，7所时间不详。从地区看，淮北1处，江淮之间6处，其余均在江南。这说明，北宋时期书院无大发展，南渡以后，战争频繁，官学衰微，因而书院大兴；南宋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书院的发达；科举制度的腐败，也是南宋书院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代建国时间不长。元政府出于巩固统治政权的需要，重视儒学，起用儒土，发展儒家教育。在诏令设置京学和路州府学的同时，强调兴办书院，并加强对书院的控制管理，私人建立书院，山长也须经官方延聘，使书院逐步官学化。元代书院是相当发达的，以江南为多。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曾诏令江南诸路兴办书院。据史料所载，有合肥三贤书院、宿州文山书院、望江慈湖书院、当涂采石书院、黟县集成书院、绩溪()阳书院等16所。这些书院，有的是宋亡以后，有些知识分子由于具有民族思想，入元不仕，退而隐居讲学所设立的。如歙县曹泾、汪维岳，望江王幼学，休宁赵氵方等都是。 明代书院，初期较沉寂，中叶以后逐渐兴盛起来，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屡遭厄运，这种演变过程与统治阶级的教育措施和内部矛盾是互相关联的。整个明代276年间（1368～1644年），安徽共建书院104所，这些书院大部分是由知县、知府等设立的，具有官学性质，目的在于对学生进行科举考试的教育。少数书院专为讲学而设立的；也有初由官家设立而后转变为讲学的书院。明代安徽讲学之风较盛的书院有：歙县斗山书院（湛若水先后讲学其间）、休宁还古书院（休宁，王学讲会中心，此书院匾额存休宁中学）、六安龙津书院（王学讲会处，在县武定门外，旧为龙王庙）等19处。 讲会始于南宋。明代书院讲会之风是在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年）兴盛起来的。安徽当时书院讲会大致可分阳明（王阳明）、湛甘泉（湛若水）、东林3家，而以王阳明之学流行最盛。王门弟子王畿（1498～1583年），浙江绍兴人，官至南京兵部郎中，曾到徽州各地书院主讲。以后，休宁还古书院曾成为王学讲会中心，每次会期10天，听众上千。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曾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及吏、礼、兵三部尚书的湛若水（1466～1560年），广东增城人，曾到歙县斗山书院主讲，又主教于休宁天泉书院，大会六县学者于黟县中天书院。天启元年（1621年）新安讲会在休宁还古书院召开，曾邀请东林学派高攀龙到会主讲，但高以为新安大会中王学势力很大，难免口舌之争，所以未到会，只寄教言15条，以示已见。 明代书院的讲学论辩之风，由学术研究到学术争论，“流风所被，倾动朝野”，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注意。为了加强思想统治，他们以各种借口，先后引发出明末的“四毁书院”：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年），御史游居敬，疏斥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帝令所司毁其书院：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年），吏部尚书许赞上书：“官学不修，别立书院”，“动费万金，共亿科扰”，诏令焚毁所有书院；第三次是万历七年（1579年），阁臣张居正，借口整顿吏治，整顿教育，以书院“多无实学，且科敛民财”，尽改各地书院为公()（办公的处所）；第四次是天启五年（1625年），当权太监魏忠贤传旨谓“宋室之亡，由于讲学，将加严惩”而祸及东林，“拆毁天下书院”。四毁书院中，安徽书院受其影响的有宣城的宛陵精舍（被改为理刑公署）、无为的艺山书院、黟县的碧阳书院、中天书院及林历书院，休宁的还古书院被拆三分之一，当涂的丹阳书院被改为往来公馆。徽州一府被毁书院达7所之多。 清初鉴于明末书院“讽议朝政”的教训，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规定“不准别立书院”，可在省城设一书院。乾隆元年（1736年）以后，对书院管理逐渐放松，要求“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还规定，书院要仿白鹿洞书院之条规，检束学生。学习优异的还允许推荐一、二名给朝廷，致使清代的书院越发官学化。在清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安徽的书院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清代共建有书院102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