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教育视导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也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1949年，皖南文教处设有视导室，1952年安徽省教育厅成立后，教育视导工作由所属各业务处室负责。1954年12月，教育厅成立视察研究室。1957年撤销视察研究室。同年12月，建立督学制度，先在中学教育处试行，处设督学和视察员。随后，教育厅其他各业务处也相继设置督学。1965年，改督学为视察员，原视察员改为巡视员。“文化大革命”期间，视导工作陷于停顿。1984年教育厅重新设立视导室。安徽省教育委员会成立后，设立督学室，以加强教育事业的监督管理。各专、市、县教育行政机关也相应恢复建立视导制度。 1950年6月，皖南文教处曾召开各专、市、县督学会议，研究教育视导工作。1951年7月，皖北文教处曾组织视导人员对合肥二中、蚌埠一中、滁州中学、巢县中学等校进行视导。1952年7月9日，安徽省教育厅根据教育部的部署，对全省中、小学、师范、中技和工农业余学校等，有重点地进行了一次典型调查。1953～1957年期间，教育厅中教处、初教处、师范处等业务室的视导人员，经常结合业务工作对各类学校分别进行视导。教育厅厅长、副厅长和各处室负责人也经常下去到各地各校视察，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听取汇报，组织听课，召开座谈会，调阅教师教案和学生作业，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并会同当地党政领导部门，研究解决有关问题。1954年秋，教育厅有计划地组织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的视导人员对全省中等学校开展一次教育大检查，对提高全省中等教育质量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1957年，教育厅建立督学制度，制订了《安徽省教育厅督学工作暂行规定（草案）》，为系统的教育视导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 《督学工作暂行规定》对督学的基本任务、督学的职权、督学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以及对督学的要求和督学工作应注意事项等都作出了具体规定。 1、督学的基本任务 （1）检查学校对党和政府关于教育事业的方针、政策、决议和指导等贯彻和执行情况； （2）深入调查研究学校中的教育和教学工作情况，发现其工作中的优点和缺点，帮助总结先进经验，并及时予以推广；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改进办法，推进学校工 作； （3）了解下级教育行政机关的领导工作情况，协助他们总结经验，分析研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做好对学校的领导工作； （4）根据视察了解的情况，对领导全省中学、师范教育事业提出建议。 2、督学的职权 （1）听取学校和下级教育行政机关的工作汇报； （2）出席学校和教育行政机关召开的各种会议； （3）向校长和被视导单位调阅必要的文件和材料； （4）检查学校教育质量，进行谈话、听课、测验和参加课外的各项活动与措施； （5）根据学校、下级教育行政机关工作的好坏情况，建议上级领导机关予以表扬或批评，以及其它处理； （6）向学校或下级教育行政领导机关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对于某些违反政策的事项，除向有关单位负责人及时提出意见外，并向当地党委和政府领导汇报情况，提出建议。 3、督学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 （1）根据视导工作的需要，教育厅设督学若干人，并设视察员若干人，协助督学进行视导工作。人员编制均附于有关业务处室，在处长指导下进行工作。为了增强视导力量，另在优秀的校长、教导主任中，选聘义务职的督学或视察员若干人，以协助省厅对学校进行视导工作。 （2）省厅督学，视导下级教育行政机关工作和有重点地视导中学、师范、小学和业余教育工作。 （3）督学的分工，采取分区包干（或分区联合视导）和专业分工相结合的原则，按毗邻地区和各地区现有教育事业发展规模，将12个专区、市划分为几个联合视导区，便于视导和解决问题。另外，还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条件，确定专业分工，如思想政治教育、师范教育、各科教学等。以便在全省范围内，掌握某一方面的全面情况，考虑实施办法。如在一个视导区内同时设有督学和视察员时，则由督学负主要责任，视察员在督学的指导下协助进行视导工作。如属工作需要，由视察员单独进行视导工作时，亦可由指定的视察员代行督学的任务职权。 （4）视导工作的方式和内容： 甲、全面视导：全面视导包括学校或下级教育行政机关工作的各个方面。根据视导任务的要求和视导时间的长短，可分作一般视导和重点视导。 一般视导：以较短时间，检查学校和了解下级教育行政机关对方针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对有关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其主要优缺点，并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以便在较短时间内，了解各地各校一般情况和工作动态。 重点视导：以较长时间，对市、县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进行深入的全面视导，帮助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研究改进措施，并以之指导和推动其他地、市、县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工作。 乙、专题视导：根据当前学校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重要决议、指示，就教育工作中某一、二项工作或某一专门问题，进行专题视察，加以分析研究，进行总结。 （5）督学在视导工作过程中，须尊重被视导机关、学校的行政领导。视导学校时，必须通过直接领导该校的教育行政机关。有关教育行政机关也应主动配合工作。 （6）督学应根据一定时期的教育任务、要求和计划以及实际工作情况，切实制订视导工作计划。要按学期制订工作计划。每次视导前应订出具体的视导计划。视导计划须经各有关业务处处长审查签署意见并经厅长批准。 （7）督学在视导前应做好充分准备。视导后须将检查结果，研究整理，向厅长及处长口头回报并写成书面报告。在视导中如发现重大问题时，应随时向厅长回报请示。 （8）督学每学期要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在下面进行视导（义务职督学或视察员的视导工作，每年不超过两次）。督学留在机关期间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视察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研究视导结果，提出改进意见，审阅视导区的有关单位的计划、总结、报告；进行政治学习和专题研究及厅领导交办的其它事项。 （9）加强对督学工作的领导，由厅领导定期召开视导工作会议，传达本厅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组织交流视导工作经验，经常给督学工作和学习上的指示和帮助；检查督学工作，审批视导报告。 4、对督学的要求和督学工作应注意事项 （1）督学要具有一定的政治、业务水平和实际的教育经验，熟悉上级及本厅有关政策法令指示文件。要作风正派，忠实于人民教育事业。 （2）督学要有深入实际和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在视导工作中要抱虚心诚恳认真负责的态度，对问题要全面地进行分析研究，如实地反映情况，做出正确结论，提出改进意见；并应尊重专、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意见。 （3）督学要有集体主义精神，要善于依靠视察员、义务督学、义务视察员和其他同自己工作有关的积极分子来完成工作计划和任务。 （4）在视导工作中，应尽可能照顾到被视导单位原来的工作计划；同时在生活上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以上关于视导工作制度的规定，是建国后第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视导工作文件。在这个基础上，从1957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0年间，教育厅坚持配备一批业务较熟、文化水平较高、富有教育工作经验的教师和干部到教育厅有关处室但任督学 或视导员工作，不断深入基层进行视导，取得了较大成绩。“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的视导工作基本停顿。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厅于1984年恢复了督导室。1983～1984年间，教育厅对省属22所重点中学分期分批进行了全面视导，总结了重点中学的成绩和经验，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和措施，促进了重点中学教育质量的提高，同时也发挥了重点中学的骨干示范作用，推动了全省普通中学的教育改革和全面提高。省教育委员会成立后重建了督学室，根据国家教委关于督导人员的任务和任职条件，配备了专职视导人员，省教育视导工作逐步恢复正规。 督学工作制度暂在教育厅试行，专署、市、县暂不设督学，可根据视导工作的需要，专设视察人员。 教育厅的视导工作，须和各专、市的视导工作密切配合，适当分工与联系，以取得更大效果。 附：《安徽省寿县下塘中学办学经验调查》 按：安徽省教育厅于1964年春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组织中教处、教材编审室有关人员并抽调六安专署教育局和省教育学院部分教学人员组成调查研究组，到下塘中学，深入课堂、农场，从课内、课外、教师、学生以及学校领导工作各个方面，总结该校办学经验，并写成这个调查报告。下塘中学的办学经验，得到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和教育部部长何伟的充分肯定。教育厅特印发《关于学习寿县下塘中学办学经验的通知》，要求全省中等学校认真学习和积极推广下塘中学的办学经验。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一个生动范例 ——下塘中学办学经验的调查报告 一、下塘中学出来的人 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培养这样的人的唯一途径、方法是什么？这个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问题，在理论上，方针政策上是早就明确了的。下塘中学的办学经验，特别是教育革命以来在实际工作中的许多经验，比较生动地具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下塘中学建校15年来，共培养出12届初中毕业生计1754人，两届高中毕业生计140人。初中毕业生55．7％升入高一级学校，44．3％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高中毕业生升学的10％，参军的5％，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85％。下塘中学历年都要输送一部分优秀的初中毕业生给六安高中、寿县中学等校，这些学生高中毕业后部分升入了高等学校。在本省高等学校学习的14个下塘中学毕业生，一般都能跟班学习，特别是思想觉悟较高，工作能力较强，9人是团员，7人当了学生干部。参军的几个学生，有的入伍不久就被评为五好战士。 下塘中学历届回乡生产的毕业生，普遍受到干部和群众的欢迎。这些学生回到农村，尽管有的干大农活体力一时还不够强，有的对技术性农活一时还不够熟练，有的一时也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在农业战线上干他一辈子；但是，所有的学生都做得到最起码的一条，即：老老实实地干农活，决不洋里洋气，游手好闲。其中大多数都能积极参加劳动，热爱集体，为群众所信任，为基层干部夸奖，认为他们的觉悟要比一般社员高。这些毕业学生中很多人已担任了生产队的会计、记工员、保管员、技术员，回乡较早的优秀毕业生，还当选为社队干部（书记、主任、队长、民兵连长等）。仅下塘区7个公社58个生产大队的不完全统计，在222名回乡学生中当干部的就有121人，不少人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创造了许多动人的先进事迹，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其中，有1960年回乡，1961年当选生产队长，立场坚定，大公无私，既抓政治工作，又抓经济管理，又管生产技术，还管畜牧兽医，事事吃苦在前，享乐在后，领导社员奋斗3年，巩固了集体经济，繁殖了耕牛，超额完成粮棉增产任务，改变落后队面貌的顾元义；有白天生产，天黑算帐，晚上站岗放哨，帐目日清月结，按期公布，事事精打细算，把生产队的行政管理费压缩到每年3元钱的模范会计、五好民兵、六好团员葛宗华；有1961年初中毕业决心回乡当个新式农民，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讽刺委屈，很快就担当起犁田、耙地、撒种、推车、挑担等主要农活，同时，还利用闲空，为农民记工记帐，代笔写信，积极热情地做宣传工作，被社员誉为能文能武，多才多艺，比男子还强的女学生姚文兰和李琴；有1963年毕业回乡，由于劳动积极，关心集体，对人没有架子，办事又有见识，正确处理了生产队和别的队的纠纷，很快取得了社员的信任和赞扬，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高中毕业生朱有成等等。 在下塘中学的在校学生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努力学习、热爱劳动、关心集体、勤俭节约的好风气、好传统。很多学生，在学习期间，经过多方面的教育和锻炼，真是实实在在地做到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回乡生产和升学）”。他们来自农村，不割断与农村的联系，谈起家乡生产生活和已毕业的“学兄学姊”在乡大显身手的情况来，历历如数家珍。他们锻炼得能挑起七、八十斤的担子跑长路，能干大农活和部分技术性农活。毕业生参加生产，帮助社、队工作，这个光辉的理想，在许多学生中，甚至在初中一、二年级时，就孕育成熟了。初二（3）班几个“小干部”每人都有几个优秀的毕业生做自己的学习榜样。女学生唐德芳，决心要学姚文兰和李琴。但顾虑家乡离学校太远，将来即使“学好”了，班主任不一定能去看她。班主任肖智就向她表示，她如回乡参加生产劳动，以后一定去看她的成绩。于是老师学生，就这样订了合同，“一言为定”了。 下塘中学的学生，90％来自农村，工农成份占80．5％，贫下中农的子弟占45％。他们在中学里读了几年书，没有学“洋”了，没有忘掉劳动农民的本色，而是提高了觉悟，学到了文化，斗志昂扬地意气奋发地时刻准备着飞向农村的广阔大地，去建设新的生活，开创光辉的未来。这不正是国家对绝大部分中小学生的要求吗？这不正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国家经济总方针服务，为农业服务的具体表现吗？ 下塘经验之所以可贵，原因就在这里。 二、使学生读了书，不忘本的三条基本经验 怎样才能使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忘本”，这是下塘中学校长陈耀希同志十几年来最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呢？陈耀希同志原来未上过洋学堂，开始也不知道革命的学校到底应该怎样办。可是他有一个坚强的信念：他是党派到学校来的，就应当把党的革命传统作风带到学校里来。另一方面，他过去曾在这一带打过游击，做过地方工作，他与当地农民群众以及基层干部的联系密切，因而对于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心事”十分熟悉。这些，都使陈耀希同志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千万不能让群众的子弟学“洋”了，不能读几年书反而看不起农村劳动、忘了本。这就是下塘中学的办学指导思想。这个想法同单纯为提高升学率、提高考试分数而奋斗的思想是根本不同的。1958年，实行教育革命以后，在教育方针指引下，他们的这个想法更加明确、更加坚定了。 为了保证学生“读了书，不忘本”，下塘中学坚持了三条基本措施，即：（1）坚持面向农村，在群众中扎根；（2）坚持领导干部师生员工一律参加生产劳动；（3）坚持勤俭办学。这也是他们经过十年摸索的三条基本经验。有了这三条基本措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贯彻执行，就有了保证，能够落实了。有了这三条基本措施，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三个“关”——思想关、劳动关、生活关，就不成其为“关”而成为康庄大道了。 三、面向农业、面向农村，在群众中扎下了根 大家熟悉下塘中学丢掉“独立营”的落后帽子的故事。这的确是下塘中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办学方向的一个根本转变。假如学校脱离了当地党委的领导和监督，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怎么可能设想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忘本”呢？下塘中学狠狠地抓准了这一点，向全校师生明确地提出了要求，并且认真扎实地做了许多工作。 第一条，坚持不懈地引导师生面向农村，了解农村情况。他们有计划地请区和公社的负责同志和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到学校去做报告，讲形势，讲任务，讲农业为基础，劳动光荣，讲农村广阔天地需要知识青年。同时，还注意引导学生做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访“三老”写“四史”。青年学生通过这些活动，学到了许多活知识，思考着一般青年学生想不到的问题。如高二学生戴兴邦（学生会副主席）对农村阶级斗争动态和生产情况很熟悉，他能从公社的土地、劳力、产量等情况出发，非常关心人口问题。少先队员也能做调查研究，初一（2）中队21个“红领巾”，调查了他们家乡的受教育的情况，在祖、父两辈以上未读过书的人之中，贫下中农成分的占82％。这个情况，使学生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激发了学习积极性。 第二条，坚持引导师生积极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1953年，学校附近兴办红光初级社，学校就开始同社队挂钩，从肥料、劳力、技术、文化等方面支援农村集体经济。在农村遭受严重灾害的年头，学校师生于大忙期间分批到困难较大的生产队，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抢收抢种。1959～1960年一年之中，就支援了4万多个劳动日。近年来，农村情况好转，学校安排劳动仍有一定机动时间，以备支援困难社队。如1963年秋，支援高塘公社运送公粮，号令一发，大家出动，工具不够，被单裤子，一起上阵，热火朝天，不到一天，就完成了2万斤公粮的20里运输任务。供给优良瓜菜种子也是学校对附近农村的一大支援，1960年，就支援了1300多斤。学校孵育的鹅仔非常适于当地生长，一年一度供应附近农村七、八百只小鹅，是学校生物教研组实验鹅场的一项经常的任务。 第三条，十分重视回乡毕业生工作，经常同回乡学生保持联系。从1960年起，就形成了制度。区里开基层干部或积极分子会议，学校一定要“借风”请校友回去，做报告，开座谈会，组织联欢。校友们像“走娘家”一样，不论找谁，一律殷勤接待，问长问短，有问题，热情帮助解决。教师下乡劳动做家庭访问或调查研究，一定结合分片包干，做回乡毕业生工作。李琴同学说：他是61年初中毕业的，两年来，老师已访问他家8次了。学校有一大迭档案材料，专门记载回乡学生的先进事迹。上学期他们又建立回乡学生通讯站，专辟了回乡学生来信的专栏，这一工作做得更经常更及时了。对于毕业生中的烈属孤儿，学校不仅包他们上学，还负责到底，依靠社队，帮助他们回乡安家立业。 第四条，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同基层干部与群众建立起水乳交融的关系。下塘中学在这方面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做法。每学期开学典礼的文娱晚会都邀请附近几个公社的干部参加。学校包场看电影（在下塘是很难得的），校长、主任总是在门口欢迎群众进来。附近农村的干部、群众，来到下塘，经过学校总要留下来歇歇，喝口茶，来学校挑粪也不例外。附近群众闹纠纷，校长主任也能出面帮助调解。另一方面，干部群众也把下塘中学当成自己的学校。民兵站岗放哨，队长都要打招呼，把下塘中学看一下。学生缴费带粮，基层干部积极支持。生产队里少了会计，公社主任打电话请陈耀希同志介绍。 由于学校在农村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子，农村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对教育工作提出的要求，农村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对于新生一代的希望以及学校教育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就比较能够及时地反映出来，就能够帮助学校正确理解和贯彻教育方针，认真总结和改进自己的工作。 农村基层干部和学生家长都希望学生不要学“洋”了，回去能干活，学校一直是加强这方面教育的。农村群众对于“念书人”有个传统的也是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能写会算”，符合这个要求，私塾也行，否则，就是大学生他也不承认你。针对这一点，学校就坚持要求学生练珠算，练毛笔字和加强了应用文、会计、测绘和近似计算等内容的教学。农村遭受到严重自然灾害和“五风”影响的时候，学校就加强了对学生的形势教育和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的教育，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方向。顾元义、葛宗华等就是在农村遭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回去的，他们回去之后，都看得清大局，紧紧跟着党，信心百倍，奋不顾身地坚持了集体经济的正确道路，战胜了大困难。 更有意义的：这样一种环境气氛，本身就是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它把青年学生潜移默化地引向正确的道路。前面谈到初二（3）班女学生唐德芳同班主任“订合同”，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原来唐德芳是早就“胸怀大志”的。唐德芳的母亲生了13个女儿，由于惨遭剥削，十分贫困，无力养活，加之受了歧视女性的封建思想影响，11个没让活。只有大姐由母亲偷偷送到外婆家养大的，还有她自己出生不久就解放了，不仅养活了，还读了中学，经过向母亲做了“调查研究”，了解这段血泪史以后，她立志要争两口气：一是妇女解放之气，二是农民解放之气。这样就必然得出了向李琴和姚文兰学习的结论。 四、校长、主任、教师、学生一律坚持参加生产劳动 下塘中学对这一条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他们认为这是保证学校面向农村，在群众中生根，保证学生不学“洋”了，不忘本的根本关键。下塘中学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对农业生产劳动是自小儿就熟悉了的，但是同学们都有这样体会：有了劳动习惯，并不等于树立了劳动观点，熟悉农村并不等于热爱农村。他们来上学的初衷不是为了还要回农村劳动，而是为了上高中、上大学、当干部，脱离农村劳动的。正确的看法，乃是入学以后经过不断的教育逐步形成的。 下塘中学的生产劳动有6个特色： 一是10年如一日，认真坚持，从未放松。开始几年主要是组织师生参加建校劳动和支农劳动。这样搞，会不会影响教学，一直有不少教师是怀疑的。但学校总是坚持着。1958年教育革命，绝大部分老师思想才明确起来，真正打开了轰轰烈烈的局面。 1960年，单纯追求升学率、追求考试分数的歪风，给学校压力很大，当时有人提出要抓教学，提高升学率，就得砍掉“三场”（农场、猪场、家禽场）。学校坚持不放松劳动。只是根据规定的劳动时间和学生劳动能力，适当调整了“三场”，缩小规模，并改进了劳动时间的安排，从而保证了全年9个月学习时间，以利教学。 二是劳动项目，因地制宜，以农业生产为主，多种方式。学校全年劳动时间1个半月，校内集中劳动时间2周（每学期1周）分班轮流，主要在农场（80亩）、猪场、家禽场进行，少数学生参加校内修建、帮厨等活动；每周分散安排劳动2小时，全年共10天，主要在校园内分给每班的菜地上进行；午季放农忙假1周，大部分学生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少数城镇学生留校劳动。还安排两周时间支援社队或参加其他公益劳动。他们考虑到学生毕业回乡，都将是生产队里的强劳力，要顶得往大农活才行。学校农场、农忙假和支援社队的劳动就是让学生在这方面得到一定的锻炼。但是养猪种菜，修门窗桌凳，盖草房子等等，也要会一些，拿得上手，这也可以锻炼学生的思想意识。 三是注意劳动教育，抓劳动观点劳动态度。要求学生真刀真枪地干，不允许敷衍应付。道理很简单，因为学生将来回乡劳动，也要同农民群众一道，实实在在地干，不能是“象征性”做样子的。他们还认为劳动观点好，要落实到态度上，不是凭嘴巴吹了算。做到这一点，要靠经常教育。全学期订有劳动教育计划。每次劳动前，班主任要讲劳动目的和意义，提出要求和注意事项。在劳动过程中，对学生的劳动态度抓得很紧，发现问题，随时教育。操行评语，把劳动态度作为重要一条。下乡支援社队的劳动，要结合开展各项活动，访贫问苦，座谈联欢，进行教育。学校环境布置，也注意劳动教育。李琴回忆，当年教室里贴的毛主席语录“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句名言，已经成为她永志不忘的座右铭。 四是强调学校领导干部、团队干部、班主任带学生劳动，教师只要体力许可，也要求以身作则，同学生一起劳动。他们认为这是“身教”，是最好的教育方法。事实也是如此。下塘中学的语文教师，特别是兼班主任的，如汪大钧、许楠等，都保存一些学生的精采习作；这些习作，都是描写老师以身作则、认真参加劳动，说明老师的行动，对学生起了深刻的教育作用。他们也常常郑重其事地拿出这些材料请人们看，对后来的新教师又起了深刻的教育作用。老师以身作则，特别是年老带病的陈校长，拄着一根木棍，夹在师生劳动大军中推车子的形象，更是青年学生们再也忘不了的。 五是他们重视在生产劳动中，学实际知识，用书本知识，在教学中密切联系生产实际。陈耀希同志在办公室边上搞了一块实验园地，提倡师生在生产劳动中学习运用科学知识。学校还同农学院、区的农科所和劳模挂钩，不断搜集农业科技资料，如选种、施肥、使用各种农药等，向学生介绍。学生课外阅读农业科技普及读物和订阅安徽日报农村版的比较多。如唐德芳就在钻研一本厚厚的“怎样种棉花”的书，还试验瓠子南瓜人工杂交。为了便于指导学生生产劳动，并接近现场进行研究，学校的生物教研组就设在饲养场里，整天跟鸡羊鹅打交道。青年生物教师还学着杀猪。 六是注意引导学生在参加生产劳动的过程中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不操之过急，强求一律。劳动要求是根据学生年龄、性别、体力状况、劳动基础和照顾所学课程内容分别提出的。初中生一般不安排挑担子等重活、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女学生也尽量分配轻一些农活，如锄地、养猪、放羊、放鹅等。学生用的粪桶，一般做得小一些，限制在每担70斤左右。对于家住城镇还未养成劳动习惯的学生，注意在开始时安排较轻的农活。 对于教师参加劳动的要求，也是如此，积极引导，热情关怀，决不蛮干。 坚持劳动锻炼和劳动教育的结果，十分明显地看出两条好处： 第一条，“劳动关”好过了。谈到回乡生产问题时，下塘的学生会很自然地回答你：“不怕”，没有丝毫畏怯情绪。学校有个统计，从1957年到1963年，初、高中毕业生1358人中，能掌握整地、施肥、锄草、收割等一般农活的有1288人，约占95％；能掌握栽秧、浸种、整枝等带有技术性农活的有1181人，约占85％；能掌握播种、育苗、使牛、防治病虫害等技术性较高农活的有292人，约占22％。在建校劳动中，不少学生还学会了烧砖、砌墙、盖房子、做木工、打铁等活路。有的学生回家，也照样敲敲打打，干起来，家长十分满意。 其实，他们还随身带了许多“法宝”（能写会算，懂得许多革命道理和科学知识）回到农村，只要劳动上站住脚跟，逐一施展开来，他们会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的。如前面提到的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女学生姚文兰，除了当农民代笔员、仓库保管员之外，还跟舅舅学着给群众治病。 第二条，“炼红了心”。青年们的思想感情变化了，这是更重要的。下塘中学高一（2）班有25位同学是从寿县县城招来的，招生刚发榜，这些学生就议论下塘“三特点”，一是劳动多，二是房子差，三是升学率低，不想去。到校一看，果然房子简陋，劳动也多。于是想转学，不行就休学，再不行，只有退学。经过半年多思想教育和劳动锻炼，思想情绪大起变化，学习很安定，干起活来欢得很。原来是戴手套拿锄头，带口罩下猪圈的，现在赤脚和猪粪，也不在乎了。有个学生家长（医生）想把女儿转学，女儿坚决不转。 经过坚持劳动教育，对教育方针的理解也就深刻起来了。1963年高中毕业生阮仁坦，功课很好。原来打算一毕业就回乡务农，教导主任和老师硬要他考一下，考前一天，他还在队里插秧，不料一考就取在合肥工业大学。后来他还是决心留在农村。现在劳动之外，还自兼四职（会计，办民校，团支委，党的宣传员），在社员中颇有威信。阮仁坦谈起教育方针，很明确指出“教育方针的核心是劳动者”，认为如果没有正确的劳动观点，没有为农业服务的思想是不可能理解教育方针的；而劳动观点，对劳动的感情，则必须在劳动锻炼中培养出来。他一讲起学校里那些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真是有声有色。 五、坚持勤俭办学，不向上级伸手，不向困难低头 下塘中学10年如一日，坚持勤俭办学。他们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从来不诉苦叫穷，向上级伸手，也从来不消极等待，向困难低头。上级给的钱，他们总是要精打细算一番，把事情办好，而且争取少花钱，多办事。譬如上级给钱盖个饭厅，他们核计一下，加把劲，不多要一个钱，连带把厨房也盖好了。他们还有一个思想，国家新建，百废待兴，人民生活还有困难，办教育处处都要照顾，事事都享现成，是不可能的。而事业的发展，工作的需要，又不容等待，因此，许多事情必须依靠当地党委和干部群众的支持，发动师生员工自己动手，予以解决，有了这个思想，事情就好办了。下塘中学的生产劳动基地现在是很兴旺的，真是猪羊满圈，鹅鸭成群。看过的人都欣羡不置。但这些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他们的羊群是两头绵羊起家的，他们的猪群却是来源于一个“老祖母”。学校没有围墙，就自己动手挖了条水沟，这条水沟作用可大哩，一可以当围墙，二可以备消防（下塘缺水，学校草房又多），三可以灌园浇菜，四是里面养殖了“革命草”，可以饲猪，还放些鱼，吃蚊子。 下塘的勤俭办学精神还有一个特色，他们非常重视房屋设备的维修保养和充分利用，决不轻易报废。仪器室里橱子、柜子，是今古杂陈，中西合璧的。教导主任用的也还是一个“梅开五福，竹报三多”的橱子。下塘的房子，绝大部分都是土墙草顶，因陋就简，凑合着用的。这倒没有什么。十几年来，大家也往惯了，安下来了。但是为了照管这批房子，防倒防漏，维护师生的安全，学校几个负责同志和总务工作人员，真是日夜操心，伤透脑筋。他们有个制度，平时就分片包干，分工负责检查这些房子的安全程度，一遇到刮风下雨，校长亲自带领，逐一检查，尽力加固。发现危险，立时迁移。有些年轻同志麻痹大意，没有立即执行，那就要受到严厉批评。如果是党团员，还要扣不服从组织的“帽子”。往往迁移之后，不到几小时或一二天，就墙颓柱折，出大事情了。这样的故事，有五六个。但始终没有发生过伤害事故，做到这一点，他们是费尽了心血的。他们把这叫做“为上级分忧”。 据初步计算，十几年来，下塘为国家节约了资财达10万元以上，办学经费比全省平均数要减省37％。 坚持勤俭办学的意义，远远不只是经济方面的。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意义。从下塘的经验看来，能否坚持勤俭办学，是一个方针性、方向性的问题。因为：第一，坚持勤俭办学，蔚然成风，有利于使青年学生们比较切实地懂得毛主席指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的精神，有利于帮助青年学生改变那种认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幸福生活了”的不实际的想法。下塘的学生回乡生产时，就是没有那些不实际的想法，而是信心百倍地准备在农业战线上艰苦奋斗，战胜困难。 第二，坚持勤俭办学，有力地促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勤俭办学的方针与教育方针是相辅相成的，相得益彰的。下塘之所以能够10年如一日，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做出显著的成绩，关键有两个：一是培养目标比较明确，面向农村，要学生“不忘本”，二是坚持勤俭办学。在解放了的新天地里，全校数百名师生员工勤俭办学，勤工俭学，以主人翁的姿态，用自己的勤劳双手，建设自己的学校，改造周围环境。条件虽差，但一切都井井有条，生气勃勃，没有一块空地，没有一个闲人。这件事本身就显示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光辉。而且，这样一来，就不会因为“没有基地，没有经费”而不与生产劳动结合了，也不会一想到要实行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马上造预算，打报告，要多少“来克杭”、多少“澳洲黑”了。 第三，坚持勤俭办学，学生适当地参加劳动建校活动，可以看作是他们将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预演”和实习。葛宗华带社员到下塘集买背蓬，就能坚持不坐火车把背蓬挑回去；顾元义的生产队没有钟，就能想到抄一张火车时刻表来代替钟。这些，都是与受了勤俭节约的风气薰陶有关的。 第四，坚持勤俭办学，有利于学生养成勤俭朴素刻苦耐劳的生活作风。下塘的生活条件原来就比较艰苦，加之勤俭成风，学生不比吃比穿，洗衣缝补、理发，大都自己动手。他们学习期间的生活水平，同当地群众并没有什么距离，因此，回乡以后，也就根本不需要过什么“生活关”了。 下塘有几个青年教师是上海人，他们在那里工作得很好，生活也很朴素。物理教师钟顺舟，外面穿了一件窝窝囊囊补了又补的破棉袄，看上去活象上海工厂里的小铜匠。但里面却穿了一件笔挺的蓝“前克”。他笑着说，这家伙在下塘太孤立了，吃不开。 六、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教育工作者实行教育革命，办好学校。 坚持学校面向农村，在群众中扎根，坚持师生参加生产劳动，坚持勤俭办学，总的看来，都是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这样办，首先比较有利于保证青年学生不忘本；同时，也比较有利于保证青年学生学到一些真本领，而不是那些无用的或者只是对付考试才有用的死知识，这是符合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符合国民经济总方针的需要，也符合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的需要。但是，真的这样办，对于办教育的传统想法和传统做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它实质上引起学校教育工作中一场深刻的革命，如果没有很好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不可能保证这三条革命性的措施的贯彻执行的；而且，首先，就很难使教师学生大家在这儿安下来。 下塘中学十分重视对教职员工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积累了很多好经验。主要有6条： （一）从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教育工作者，共同办好学校的愿望出发，积极热情地帮助教师进行思想改造。在这个问题上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的界限是决定性的关键。原来下塘的教师分为两派，一派以教工会主席为代表，拥护陈耀希同志，一派以教导主任为代表，拥护另外一个校长（党外人士、大学生），而看不起陈耀希同志。陈耀希同志对这个情况做了具体分析。他认定瞧不起他的都是一些教学水平较高的教师，在旧知识分子中有一定代表性。不改变这个情况，就不可能实现党对学校的领导。问题是严重的。经过耐心的艰苦的团结教育工作，这些人政治思想都有了很大进步，大部分成了教学骨干力量。这位教导主任还被安排为县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至于原来拥护陈耀希同志的一派教师，陈耀希同志一方面鼓励他们积极工作办好学校，同时也指出他们中有些人的落后意识，教育他们不能只是因为同乡关系，而拥护他个人，而应该真正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 1959年反右倾，由于陈耀希同志向区委如实反映了情况，学校里就没有开展错误的批判斗争。 （二）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法令，执行上级指示不打折扣。下塘的工作从来都是老老实实的，不搞“两本帐”。在“单纯为升学率而奋斗”的年代里，他们一不槁人为淘汰，二不分升学班、劳动班。在粮食紧张的时候，学校责成总务处、教导处各自将掌握的学生实有人数按月同粮站三面核对一次，以防虚报冒领。学校1只猪1只羊，也照章纳税。 （三）强调“以群教群”，经常开展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学校有几项政治工作制度，党、团、工会的组织生活会（每月1次）、政治学习（每周1次），一直坚持，没有放松过。通过组织生活，大家畅所欲言，互相帮助，工作上的重大问题，都要通过组织，发动大家议论一番，充分酝酿，然后作出决定。这次工资调整，他们也是通过组织，发动大家民主讨论。第一步大摆优缺点，意见提得很扎实，对校长、主任也毫不客气。第二步讨论谁提谁不提。因为第一步搞得透，大家思想认识提高了，到第二步反而出现了互相推让的局面。 有位数学教师，1961年皖南大学毕业，专业知识水平尚好，但没有经验，又比较自负，不肯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因而教学效果差，工作很不安心。嗣后，经过党团组织教育，又受到同组教师的热情帮助，终于改正了自己的缺点，教学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去年下半年已担任了数学教研组的副组长。 （四）领导以身作则，强调“身教”。学校领导非常重视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来带动群众，也强调教师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来影响学生。他们认为“言教”一定要与“身教”结合起来，才有说服力。校长一直带病（肺病、心脏病和关节炎）坚持工作，勤勤恳恳，与群众同甘共苦。1960年生活比较艰苦，校长病又重了，教师用教工福利费买了1只鸡送他，他坚决不受。学校党团组织经常教育党团员“敬老尊贤，爱护青年”，防止优越感和特殊化。根据陈耀希同志自己的要求，学校党团干部在开会时有个任务，即发现校长表现急躁情绪，说话态度不好时，他们就暗暗打下招呼，以免工作受损失。 （五）坚持正面教育，坚持以表扬为主，善于抓进步苗头。对教师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从来不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他们认为通过个别谈话，启发帮助和组织生活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效果要好得多。在个别谈话中，也注意先肯定成绩，肯定优点，然后就缺点错误交换意见，耐心帮助，教师自然心悦诚服。班主任也把这个精神用到学生中去，经常地“评功摆好”，摆得学生信心十足，好人好事层出不穷。他们那个高一（1）班25个城镇学生，就这样，一个劳动锻炼，一个评功摆好，不到一年大大改变了面貌。 （六）对群众生活关怀体贴，无微不至。教师学生都知道校长主任包干检查房屋破漏的许多故事，认为这是对群众生活的高度负责关怀。他们还举出，烈属孤儿的假期生活，安排得妥妥贴贴；生活困难的几年，外地教师寒假回家，每人带一块咸肉；工资调整公布了，对那些没有提工资而生活困难的教职工马上评给福利补助费，如此等等，事例多得很。教师对学生也是如此，初三一个学生害脑膜炎，病情较重，马上震动了全校，班主任许楠背着她乘火车上合肥就医，守了一天一晚，学生脱险了才休息。学生干部也学会关心群众生活，初二（3）班发到一张胶鞋票，大家认为要给文娱委员董功来。董功来是个贫农的孩子，父亲死了，因为要帮母亲劳动，只在校吃一顿午饭，早出晚归，当然需要胶鞋。但董功来坚持不接受。他认为应把胶鞋票分给班上寄宿同学，这样，雨天上课自修，许多同学都可用。而分给他，只解决了一个人的问题。双方争持不下，班主任也没办法，最后还是留在班上了。 就这样，下塘中学的七八百教职员工学生紧密地团结在党支部、校长的周围，高举教育方针的红旗，把学校办成了一个革命的熔炉。 安徽省教育厅中教处整理 1964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