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的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从现有史料看，安徽的作家可追溯到春秋时的老子。老子，即老聃，与孔子同时或稍早，出生在今天的安徽涡阳县（另一说是河南省鹿邑县人）。他的著作《道德经》，基本上是韵文，词约义丰，富有哲理意味，不仅是部精深的哲学著作，而且在中国散文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与老子并称的庄子（约前360～286年），战国蒙（今安徽蒙城）人。他的散文诙诡奇特，汪洋恣肆，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其中洋溢的浪漫主义精神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受到历代文人的重视。李白、苏轼等巨匠都自觉地从中吸取营养，连一贯坚持儒家思想的著名文学家韩愈也曾以“庄骚”并称，可见对庄子的推崇程度。 庄子不仅以文学影响将来，更以其深邃的思想惠赠后世。庄子的哲学渐渐演化成道家思想，与儒家、释家一起成为中华文化的支柱。在文艺领域，道家思想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后两者。 庄子去世后500多年，又是在涡河流域，一位中国政治史、文学史的重要人物登上了舞台，他就是魏武帝曹操。曹操（150～220年），字孟德，谯（今亳州市）人。他的诗歌沉雄悲凉，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抱负。他的散文清峻通脱，表现了建安散文的新风貌，对魏晋散文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魏文帝曹丕是魏国的建立者，他的诗歌大多描写男女爱情和游子思归，形式多样，其中《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他还擅散文，文风通脱自然。他的《典论·论文》是中国第一篇文学批评著作，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观点，标志着中国文学的自觉。曹植的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歌多描写贵族游乐生活，有许多应酬之作，少数诗篇也反映了汉末军阀割据混战所造成的社会破残的面貌，后期则主要表现了他受压抑的遭遇和苦闷心情。他的诗歌以五言为主，词采华茂，骨气奇高，被钟嵘誉为“建安之杰”，为五言诗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辞赋也是抒情小赋，其中《洛神赋》最著名。他的文章或散或偶，因情敷采，不拘一格，艺术性极高。 曹氏父子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和影响不仅在于他们自身的成就，而且在于他们聚合了“七子”和蔡琰等众多的作家，这些作家都继承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慷慨悲凉，形成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面优秀旗帜。唐代陈子昂为了反对唐初尚存的齐梁余习，正是大力提倡“汉魏风骨”。 曹氏政权很快旁落到司马氏的手中，政权的更迭伴随着残酷的杀戮。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广大文人只好谈玄论佛，崇尚虚无，企图与政治保持距离。但仍然有许多人因为身处高位而无法幸免。发轫于汉末《古诗十九首》的对生命的忧患日益加重。“忧生之嗟”响彻文坛，正始文学代替了建安文学。正始文学的两大代表人物之一嵇康（224～263年）谯国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魏室姻亲。他一面崇尚庄子，恬淡寡欲，一面刚肠嫉恶，锋芒毕露，坚决拒绝与司马氏合作，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猛烈抨击伪礼教，终于招来杀身之祸。嵇康的四言诗成就显著，风格清逸峻切。他的散文《与山巨源绝交书》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和强烈的反抗意识，嘻笑怒骂，笔锋犀利，是文学史上的名篇。 与嵇康同为“竹林七贤”的刘伶，字伯伦，西晋沛国（今濉溪县西北）人。他荷锸载酒，终日昏酣，还写下《酒德颂》，公然宣扬纵酒放诞，对“礼法”表示出极大的蔑视。 唐代张籍（约767～830年），字文昌，生长在和州乌江（今和县乌江镇）。他的乐府旧题和新题各占一半，都是反映当时民生疾苦。新乐府运动的主将白居易称赞他：“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宋代王安石也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其成就与影响可见一斑。 到了晚唐，诗歌的风格形式日益走向华艳纤巧，但仍然有些人坚持了中唐新乐府运动的现实主义精神，杜荀鹤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杜荀鹤（846～904年），字彦之，池州石埭（今石台）人。他专攻近体，尤善七律，诗风平易委婉，反映了唐末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只是有时艺术上不够锤炼精密。 宋代，安徽人梅尧臣（1002～1060年），字圣俞，宣城人。他有意识地纠正西昆体过分追求形式的弊端，主张诗歌反映社会现实。他的一些写当时政局和社会生活的作品，都很尖锐明朗。诗风可分为古淡和刻划两类，但古淡之极易致枯燥，刻划之极易致怪巧。他在宋诗中的成就正如龚啸所言：“去浮靡之习于西昆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于诸大家未起之先。” 北宋诗坛的后期几乎是江西派一统天下，“江西派”一名来源于南宋初吕本中所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吕本中（1084～1145年），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寿州（今安徽寿县）人。他在《江西诗社宗派图》中，首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以下还有韩驹、潘大临等人，江西诗派的名称从此确立。吕氏本人的创作早期受黄庭坚的影响，其后有所变化，诗风较明畅，南渡后也有悲慨时事的作品，较为沉痛。 宋词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的异葩，它从闺阁走向广阔的社会天地，苏（东坡）、辛（弃疾）居功至伟。但在苏辛之间，南宋初年的一批爱国词人承先启后，功不可没，其中尤数张孝祥影响较大。张孝祥（1133～1170年），字安国，号于湖居士，乌江（今和县乌江镇）人。他的词感怀时事之作，多悲壮激烈，如《六州歌头》；写景抒情之作，多飘逸潇洒，如《念奴娇》。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世祖灭宋，统一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因此而产生了一些新变化。元代文坛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散曲和杂剧，相比之下，诗文等传统文学黯然失色。在这个大背景下，元代文坛的两位安徽作家方回和贡师泰虽然以诗文著称一时，但成就并不算高。其中，方回评选唐宋以来律诗，编成《瀛奎律髓》，标榜江西派，并提倡“一祖三宗”之说：以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影响很大。 元朝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很快就爆发了农民起义，蒙古贵族被迫退回到北方。在各路农民起义军中，朱元璋脱颖而出，取得最后的胜利，建立了明朝。明代安徽涌现了程敏政、程嘉燧、吴应箕、钱澄之、方维仪、方以智等作家。 程敏政（？～1499年），休宁人，文与李东阳齐名。程嘉燧（1565～1644年），字孟阳，号松圆、偈庵，休宁人，寓居嘉定（今属上海市）。论诗主张先立人格，然后有诗格，反对前后七子剽窃摹拟之风，他还是画家，工山水花卉。 吴应箕、钱澄之、方维仪、方以智都活动在明末，经历过国破家亡的痛苦。吴应箕抗清失败，不屈而死。钱澄之、方以智也曾参加过抗清活动，后来都出家为僧。方维仪是位女诗人，是方以智的姑母，少年寡居。他们的创作虽然风格不一，但都反映了当时的民生疾苦，表现了自己的身世之感。 清朝，安徽在诗歌、小说、散文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诗歌方面，清初施闰章（1618～1683年），字尚白，号愚山，宣城人。他的诗较为平实，但有些作品，在反映下层社会的苦难方面，较有特色。他和宋琬被王士祯称为“南施北宋”。在清初诗坛，他们的影响仅次于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等“江左三大家”和以顾炎武、屈大均等为首的遗民诗人。 在小说方面，张潮曾汇辑明末清初人的文言传奇，名为《虞初新志》。成就很高的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揭露了社会黑暗，尤其对士林的种种丑行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检讨，辛辣地嘲讽了封建科举制度。它的艺术成就也同样值得称道，它的结构、语言都各具特色，讽刺艺术更是炉火纯青。对晚清谴责小说乃至鲁迅都极有影响。 在散文方面，桐城派古文虽然一直遭到反对，其中包括阮元、章学诚、钱大昕等著名学者，但它在二百余年内风行海内，是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方苞、刘大櫆、姚鼐时序相接，人称“桐城三祖”，此后桐城派日益门庭光大，拥有众多作家，仅桐城一地就有方东树、刘开、姚莹、吴汝纶、马其昶等人。在它的直接影响下，还产生了湘乡派和阳湖派两个支派，也都很有影响。桐城派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它提倡程朱理学，宣扬封建道德，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得到了统治阶级的信任和倡导。此外，桐城派的理论比较系统，而且也不乏合理性；它的创作比较有特点，且容易掌握和学习，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