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鼓，又名大鼓书。形成于淮河以北，流传全省，以及豫东、南京、上海等地。 安徽大鼓的渊源无考，据艺人说，始于清代中叶，淮北大水，泗县灾民，以打鼓说唱故事，逃荒至南方乞食。起初大多说唱，是“见风采柳”，触景生情编成故事，后来为了迎合听众，遂说唱历史故事。由于时间久远，便流遍皖南、皖北，形成一支庞大的鼓书艺人队伍，分成门派，和师承数十辈。 安徽大鼓艺人，所用辈字是统一的，共有20个字，即道、德、通、全、信、正、常、守、太、清、知、礼、忠、臣、孝、合、教、永、元、明。但各地收徒用辈字，因艺人文化程度不同，或因文盲者居多，产生用辈字音似字不同。或口传辈字有多有少。如界首地方艺人口传辈字，有道、德、通、玄、庆、真、常、守、太、清、一、阳、来、书、本、何、教、永、元、明、立、志、忠、成、信、崇、高、四、发、兴。竟有30字之多，也有音同字不同。不过大致还是相同的。收徒所归门派也是相同统一的。大致分八大门派，即高、刘、柴、桂、沙、杨、马、王。有的地方鼓书艺人收徒众多，且又盛名于时者，便另设立门派。其书艺风格，起初分“南口”，“北口”；后又有“花口”，兼南北书艺之长而称之。在运用噪音方法上，又是统一的称“卧嗓”，“立嗓”两种。“卧嗓”出音沙哑、刚健，“立嗓”出音柔润，又谓之“本嗓”，为男女鼓书艺人共同爱用之。主要唱段，皆用板腔体，有时于开书前，与结尾后，或偶而在唱段中，插唱几支曲牌。 安徽大鼓形成于皖北，因淮河以北，为其首先流传之地，又称“淮北大鼓”，清代中叶发展兴盛起来，以阜阳、宿州一带地方为中心。如界首的安徽大鼓，又称战鼓。艺人皆用“卧嗓”，低哑之声如诵经，即称“大鼓经腔”，又因嗓沙哑刚健，改“经”为“金”，意即发音如金石之声。演唱时分起腔、平腔、流水腔；起腔是开场曲，节奏较为缓慢，发音低沉；平腔是唱正本书，节奏明快，发音高亢；流水腔多用于书中“倒插笔”，节奏适中，发音悲宛；结束收尾，演唱回归平腔。曲本多为七字、十字唱句。常用于开场和收尾。曲牌有“太平年”、“快连球”、“满江红”等。板式分快板、慢板、小五板等，演唱时不用管弦，只用大鼓、筒板、手板、或谓鸳鸯板击节。其演唱形式，早期是一人坐唱，后改坐为立。表演讲究闪、架、喷、贯。闪是表现战场的刀光剑影；架是表现人物举止神态；喷是吐字清晰，嘴上功夫；贯是演唱连贯，一气呵成。乾隆年间安徽大鼓在界首最盛时期，后出现一批较有成就的艺人，如段忠山、方明鹏、汪保民、李忠仙等。均在游艺场、茶园演唱。分“南口”大鼓，“北口”大鼓。南口大鼓以方明鹏、李忠仙为代表，其表演风格细腻、委婉，行腔圆润、悠扬多以说唱为主；北口大鼓以段忠山、汪保民为代表，其表演风格豪放，唱腔铿锵有力，多以说长篇书目为主。同时安徽大鼓流传于颍上地方，出现有成就的艺人如李家声、李玉坤，以及后来的汤治文、林疤拉（绰号）等。其中李玉坤（绰号大麻子）出身于曲艺世家。他领大弟李玉海、二弟李玉山，经常演唱于颍上城关曲艺演唱室，称“南关书棚”，此时为颍上曲艺发展的鼎盛时期。他和李家生、宋炳坤、汤治文等，长期说唱于县城。李家生（绰号老妖怪）的书艺，后来居上，以古典长篇书目吸引听众。他和同行合编长篇鼓词颇多，唱遍城乡。又有颍上谢桥镇高幼林，书艺早已传名。后来，他的拿手绝活演唱《醉读黑蛮书》，塑造李白人物。他的唱腔正词严，表演幽默、讽喻。故事平中带险，往往使听众忧心而忽惊喜。他演李白醉时，一口气憋住，立刻出现红脸，举步蹒跚，醉意狂态，朗诵360句，铿锵有力，若随心所为，有大诗人之气度；听众赞叹为“活李白”。当时在利辛县鼓书艺人汪明富、管应鹏、陈维玉等人，也颇有成就。汪明富的书目，以演风趣艺术特点为拿手。长篇有《王起卖豆腐》，短篇有《王三斗鹌鹑》等。他吸收相声语言，和小镇市的生活语言为口白，化为鼓书唱、念艺术。因此他的书艺，或说、或唱、或演，滑稽凌厉，妙趣横生，常说常新。太和地方鼓书艺人有何延干、陈明忠、陈洪全等，影响颇大。如陈明忠以演唱包拯书目为主。他们用卧、立两种嗓子演唱，其刚健、柔润兼收并蓄，较他人唱法更有特色。但在萧县的鼓书艺术发展又有不同。如传说大鼓来自山东一种，后萧县傅怀森，随涡阳郭老响学犁铧大鼓，以小口见长。同时与淮北大鼓合唱。它的书目有《凤仪亭》和《游宫》等。这样就形成萧县大鼓有3种，为犁铧大鼓、木板大鼓和简板大鼓。不过，除艺人所执手板不同外，其演唱形式、曲调、曲目无所不同。一人演唱，或坐或立。调分“淮调”、“回龙调”、“寒腔”等；板式有：“慢牛”、“流水”、“快板”、“散板”、“花板”等。起初演唱，只仅限于本县范围，如影响较大的鼓书艺人有张庆荣，也很少离开县地说唱。后有周元德，造诣较高，他吸收其他曲种、剧种腔韵，自创大鼓花腔，尾声拖音高低跳跃，喧染气氛。他的拿手书目有《刘秀走南阳》、《月唐传》、《三侠五义》、《西游记》等。 安徽大鼓流行由淮北至皖东各县，因与地方俗曲、语言结合又称“皖东大鼓”。它的兴盛，约于清代乾隆年间，以凤阳、滁县等地流传大鼓书较早，然后流传西南各县，如全椒、定远、来安以及和、含等县地。如流入定远、全椒等各县的鼓书，称“南派大鼓”。北地凤阳、明光等县称“北派大鼓”。早期尚有“礼”字辈，后“孝”字辈也不多，而艺人中以“教、永”字辈为主。其后期鼓书艺人具有代表性的有王家珍、李学圣等。安徽大鼓流行于全椒县，民间艺人甚多，如马义才、曹金之、顾凤山、邓广文等。艺人马义才实属代表人物之一。当时曲艺界称他“奇才妙艺”，一大“怪杰”。又有艺人高德标、郭友道等，皆是全椒人。高氏入柴门，从师葛顺华学艺，排辈字十七（教字辈）。始演唱于和县、含山、全椒，技艺日益纯熟，受到长江沿岸同仁们另眼相看，被邀至南京夫子庙书场演唱。鼓书艺人郭友道，是全椒知名者，他的书艺在群众中，很有影响，听众称“三山夹一道，人见吓一跳”，意思是说他的书艺，和顾凤山、陈金山、徒登山三人齐名。所谓“一跳”，是说同行们闻名而吃惊。一向他热爱于曲艺公共事业，他带头发动艺人募捐，于全椒县城吴家花园，兴建两间草房书棚，供来往曲艺艺人演唱。他也在此常演唱书目有《响马传》、《封神榜》、《杨家将》等，以张扬书棚声誉，同时皖东北派鼓书，流行于凤阳、来安、嘉山等县地，出现知名艺人不少。如凤阳县衙门外、古楼街等处书场，有艺人胡永亮说书。著名艺人赵斜子、顾庆芳、傅青云等，亦常来凤阳府城、临淮关说唱。他们吸收了泗州戏的停腔、过板、耍花腔的唱法，和凤阳花鼓中的“羊子”、“翻十字”、“中垛字连环句”等腔调，揉进鼓书唱腔里，形成地方色彩。发展了凤阳一带鼓书鼎盛期，一时出现成批的颇有影响鼓书艺人，如李金山、陆焕丰、刘开春、胡朝文、唐玉江、徐朝林、周之祥、李家启、陆焕文等，活跃于凤阳府城。嘉山县艺人洪自成，三代曲艺世家，10岁即开始唱鼓书《王二姐劝母》等一些小段篇子。15岁即说《月唐传》、《东西汉》、《东西晋》、《三国演义》等长篇，为后来北派代表。 安徽大鼓从淮北流行至皖西各县，因在演唱风格上有所发展，地方人称“皖西大鼓”。于道光年间盛行于六安、霍邱、寿县，门派组织严谨。起初，大多为淮河西北流动来艺人，后才逐渐殖根发展。前人无考，后来说唱的有寿县陈锡军等，保留《曲艺人宗谱》一卷（发现于霍邱县），谱记：上至无极和少数柴门组织。柴门以淮河南北为界，谓“南柴”、“北柴”；又称“南五楼”和“北五楼”。霍邱县鼓书艺人姜明玉，是南五楼赵氏门下20代传人。师太尚存其名有王教先。皖西鼓书艺人，又分南、北路，南路是六安、霍山、舒城等地艺人，北路是霍邱、寿县等地艺人，南路说唱以“花口”为主。结合六安民间小调，民歌运用，又以六安方言说白。早年传人有任教山、王教明、高教国等，皆“教”字辈，其中以任教山技艺最高，他演唱《月唐传》等书目，“南口”高调，玉润珠圆。北路以龙门派之高门为主，柴门次之。说唱带有淮北地方语言色彩。可考的艺人有黄元灵，由淮河来即说唱于霍邱河口镇，人称“金嗓子”、“百部书”。即言其有一付唱不败的嗓子，和能说大量长篇书目，曾闻名于淮河两岸，收徒百余人；其徒潘民德，徒孙张焕舟（艺名志乾）、张焕九（艺名志海）等，都是北路鼓书艺人中佼佼者。 皖西流行的鼓书，南北两路以五声音阶大二度，小三度级进为主，旋律进行平稳，如唱似白，只在强调某一字或“耍花腔”等情况下，才用小六度，或快四度跳进。北路则用六声音阶的级进为主，四度跳进较多，进行较突出，其旋律有的吸收地方戏曲的音调。调式上，南路为宫调式，同羽调式和徵调式对置式交错；北路是带变徽的六声音阶徵调式，带变宫的羽调式和徵调式交替。皖西大鼓的唱曲，有分而合结构，对仗结构、起、平、落的结构。词本有“帽子头”、“书头”和“正本”。所谓“帽子头”是说书之前加的“篇子”，内容是说唱生活中的趣闻轶事，民间笑话等；所谓“书头”，是开书前，先敲打鼓板各种花点，配合拖腔念词，显得幽静、雅致、宽松，待客入场。所谓“正书”以说、唱、表为主，皆由艺人各自演唱技艺高低，显示水平。因此说唱分“篇子”和“贯口”。篇子有固定说唱套式，皆为师传。如山水篇、道路篇、桥梁篇、美女篇、俊男篇、帅帐篇、布阵篇、战斗篇、猛将篇、斗宝篇、客堂篇、洞房篇、厨房篇等等，艺人在运用时，可随时随地而触景生情地变化，以求真实、生动、自然，虽用固定之词，却无呆板之感。其传统书目甚多，其中不少常见的有《金鞭记》、《玉碑记》、《三合明珠剑》、《八窍珠》、《八朵云》、《乾隆四访》、《双打金球记》、《三打都堂府》、《九头案》、《刀兵传》、《百花姑》等，长、短书目，近200种。 安徽大鼓从淮北流行于皖中一带，大多遍布合肥附近各地和巢湖地区各县。但它首行之地，是蚌埠、怀远、五河、固镇等地，因这些地方与淮北、皖东接壤，其书艺也就互相影响较深。尤其蚌埠乃南北交通要道，鼓书艺人来此流动较多，朝至幕往也不少。早年，蚌埠西游艺场说大鼓书有位绰号叫纺疙瘩的，名噪一时；其子张允立、允有外，又有吴永贵、罗建伦、卫永发、徐家兴、王照才等，都是有影响的鼓书艺人。郊区乡镇，专业艺人不少，其代表如长淮乡的李长华，李刘乡的刘尚飞，燕山乡的张锡山，泰集乡的张根义，吴小街乡的高树田、常恒利，淮光乡的赵献厚等；以及后来的怀远张士先，皆是地方知名者，所说唱传统书目外，同时演唱新编的《龙虎镇》等。至于合肥、巢湖各地书艺，其特点以“花口”唱法为主，“卧”、“立”嗓兼有，其表演与各地有明显差异。主要原因是艺人各有才能而各行其是。民国年间合肥一带地方大鼓兴盛，艺人有：谢有银、卜庭宏、甘福华、刘正先、杨金芝、卜崇俊、杨光荣、刘贤德等。演出的书场有合肥文昌宫（原名天后宫）、东门大桥、凤凰桥木淮、合肥学府、北门洪桥、城南游艺园、九狮曲艺场。这些书场除合肥艺人说唱外，还有肥东艺人程存武、熊传应，肥西艺人杨金芝、舒城艺人王照贤等，常来演唱。 皖中鼓书流行于巢湖各地，当时有肥东县艺人朱来太、吴兆奎等在无为县说唱。后有无为侯启余，艺名永胜（永字辈）、李道才、何义仓、刘光巨等人，技艺颇有影响。柴门以从肥西三河镇迁来的大鼓艺人吴道长为代表，下授弟子有陈锡之、叶道全、周光福等人。艺人何永清，常至繁昌、南陵、泾县等地说唱，具有特色书目有《云台中汉》、《罗通扫北》、《洪武传》、《黑虎岗》等20多部，他是皖中艺人中收徒最多的一位，热心培养，诚恳帮助，其弟子较有成就的有十几位，如李治佳、黄春桃、方益海、陈士杰、陈修正、侯家顺等。他收徒甚严，江湖上多数人知道他收徒规定十条，叫做：一看、二听、三介、四访、五用、六回、七定、八收、九议、十拜，缺一不可。 皖中大鼓流行于安庆地区各县，皆地方化的说唱风格，因此在安庆，谓“安庆大鼓”，在望江称“望江大鼓”，以及“怀宁大鼓”、“太湖大鼓”、“宿松大鼓”，皆以县名称之。不过名异而实同。较早的时候，曾试用过一锣一鼓，皆和碗口大小相同。锣随鼓点敲击，又敲锣边作节，代替牙板的作用，后又改用一鼓一板一方木（止白），鼓亦为大鼓。其唱法属“南口”、“立嗓”的艺人居多，如何永年、何家胜、邵汉文等以柔润声调为主；书目大多是古代战场和公案等长篇，短篇书目极少。 安徽大鼓流行于皖南，以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等地为主。起初艺人大多由巢湖一带流来，后其艺人大多以沿江、江南地方为主。但各地又带当地语言特点，或谓之地方“官话”，较早如芜湖市大鼓艺人任宗昌、马玉璋、彭克发、林教培、邓定轩等。由于他们大多是江北人，说唱语言与芜湖地方语言混用。艺人中有成就者林教培，他的书目有传统的《隋唐演义》等，他不但精心改编，且又设计新唱腔，改良了老唱法，既适应了听众，又适合书场演唱，成为长期保留书目。他在皖南属“南口”一派之代表，用“立嗓”演唱，其嗓子天然纯厚，避刚蓄柔，厚中润甜。他如此唱腔，有别于皖南其他鼓书艺人，如任宗福、马玉璋、彭克发、邓定轩等的粗犷、沙哑的所谓“卧嗓”者。同时艺人张奉林，经马平璋、彭克发介绍，拜南京鼓书艺人高德标为师。高氏是皖东人，“南口”、“立嗓”唱法，学艺皖东，驰名京、沪，人称江北书王。他代师收张奉林为徒，入柴门辈字十七（教）。专授《大红袍》、《小红袍》说唱技艺，张氏得益非浅，遂使原有的“二袍”书艺焕然一新，从而以《大红袍》书目，说唱于南京、上海、芜湖、合肥各地，达4年之久而不衰。鼓书流至马鞍山，也出现不少人才。由于马鞍山的周围开发，沿淮、沿江一带农民都来打工，日久人多，鼓书艺人亦随之涌入，白天做活，夜晚说书、听书。其时鼓书艺人有杨廷朝、杨世山等。他们演唱于肥东、肥西、寿县、合肥，后始迁当涂县陈家圩，除马鞍山外，常往芜湖、南京等地演唱。因其文化程度较高，能改腔，一句不漏，一字不错。鼓书流至铜陵，有艺人侯永胜，长期说唱于铜陵市各书场。起初，他学艺于芜湖，先后往皖南一带说唱；由于他无门派之见，综合杨、张等门派技艺之长而发展、丰富自身的艺术，在皖南一带颇有影响，许多人登门拜师、访友，因授徒80余人，其中有成就者近20多人，如李道才（盲人）、杨满台、杨继标、吕植青、孙福军等。其演书目有《樊梨花》、《凌霄后汉》、《云台宗汉》、《鹦鹉传》等将近百部。鼓书在池州各地亦盛行。早期艺人皆来自皖中，尤其是巢湖艺人较多。后有池州地方艺人逐渐争胜。且有一些知名者，如青阳的赵敬夫（因其独臂只手，又名赵小手），民国年间，即在芜湖大花园书场从艺，师承巢湖吴道长。他长期说唱于青阳蓉城镇东大街自设的书场。同时往池州各地演唱。在贵池知名艺人又有祁德江、胡银舟、汪厚友、杨瞎子（绰号），皆以传统书目拿手。尤以祁德江，德高望重，为其他艺人敬慕。他的“立嗓”唱法，天生音质柔润，高则冲空激越，低则行云流水。他吸收地方民歌、小曲，运用于说唱中。地方艺人，多效法改“卧嗓”为“立嗓”，听众皆大欢喜。流传宣州市区和乡镇的，如沈村、孙埠、向阳、水阳等地。其中知名的后辈人有沈国富，幼年从师郎溪著名艺人段采皋，后再受师爷寿县郭宏杰指点，技艺逐渐纯熟；常以演唱《十八临潼斗宝》、《武松十回》等书目取胜。流传徽州鼓书艺人，除芜湖人张奉林常来说唱外，地方鼓书艺人专业和业余者不少。演唱书目有《泥水匠》、《治水记》等，大多吸收徽州地方民间的歌谣、小曲而溶合说唱。其书场有屯溪公园书棚，长期固定。歙县文化馆的娱乐室等，艺人中有宋伯龄，他受老艺人范应龙的指点，其音调之阴、阳、顿、挫节拍尤为鲜明，吐字精确，其表演身段，讲究法度，名声遂传。 安徽大鼓长期兴盛，至民国26年（1937年）开始衰落。由于抗日战争遍及全省乡镇和广大农村，人们流离失所，日益贫困，于是，数以千计的职业和业余鼓书艺人，失去了谋生的阵地，只得各自另找生路。此时，惟有革命根据地的鼓书艺人，相反的十分活跃。如民国27年，无为县鼓书艺人多年说唱的城隍庙书场，被日军飞机炸毁，但即时迁建于二夫地，坚持说唱。当时，五河县的共产党员戴胜五，他以鼓书艺人的身份，自编书目，身背大鼓行走各地说唱，以此作掩护，搜集敌占区情报。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曲艺艺人演唱革命斗争的故事。鼓书艺人洪自居，奔走定远、嘉山、来安等县，为新四军指战员说唱《西安和蒋》等长篇书目。他在来安说唱时，听说的有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罗炳辉等。后来他到各地说唱，明为说书，实为新四军转送情报的交通员。民国30年，新四军七师指挥部设无为，吸收中共无为县委宣传队，成立大江文工团，鼓书艺人侯永胜、李道才等随团组织队，活动于严桥一带，同时至和县、含山等地，说唱《十骂顽固派》等书目。在江南，有南陵、繁昌、芜湖等地苏维埃地方部队游击区，鼓书艺人活动频繁。如艺人林教培，从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受伤，失去左臂，回至地方学习演唱大鼓，他右手用的是自己特制的“八子莲花叶”形竹板片，既代檀板打节，又作鼓条敲鼓，竹板击鼓，浑然一体。听众常为他只手击鼓碰板的表演而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也为他演唱英雄人物的潇洒神态吸引，忘记他那残疾人的形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鼓书艺人逐渐重操旧业，恢复和发展了鼓书演唱。除原来广大鼓书艺人多数健在外，又培养一批后辈新人。他们所演唱的书目有经过剔除糟粕的传统故事，还有改编、创作、移植的新书目。演唱者的技艺，亦随之精益求精。如50年代初期，淮北有影响的鼓书艺人周明汉、王明章等。他们具有初中文化水平，能自编自唱，革新唱腔，板式灵活，因此拿手书目较多。巡回于涡阳、萧县及永城（现属河南省）一带演唱，颇有名望，传至宿州各县，影响很大。他们演唱收入分红，各人所得颇丰。于是许多坠子艺人，包括省内知名者何元同、陈凤英、王教田、黄教中等人，纷纷改唱鼓书。 1950年定远实行土地改革，皖东鼓书艺人王家珍回老家分得田地后，说书于县城墙书场。县文化部门进行全县艺人登记，知其参加南京曲艺改革协会，因在县首届曲艺大会上，他被推行为县曲协组长。从此演唱改编创作的书目不少，如《西安和蒋》、《花烛之夜》、《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红岩》、《夺印》等，以长书目为主。1952年他作为名艺人参加安徽省文化局举办艺人学习班。不久，他参加滁县专区举办的曲艺会演，演唱《黄鹤楼》，获得表演一等奖。同时他演唱改编《平原枪声》、《林海雪原》。当他参加综合文化服务队，在河网化工地上编唱好人好事，达一年半之久。皖东《拂晓报》刊出他的事迹。嘉山县洪自成回家乡明光镇，在王中华书棚，老菜市书场说唱传统书目《三国演义》、《海瑞》和现代书目《西安和蒋》等，常演不衰。艺人梁明远，重操旧业。他背大鼓经常流动于苏、皖两省各县。他带头把传统书目中打斗等表演技艺，运用到新编的书目中演唱，如在《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等十几个书目中，运用传统技艺较多，受到行家赞扬。于是一批鼓书艺人，学习他的演技，跟随他成立小组，在皖东各地演唱，起到说新书的示范作用。艺人胡朝文重操旧业后，书艺颇具特色，他以风趣段子为拿手。如他根据自己喜爱的题材，编写成自己演唱的短篇书目《花烛之夜》、《看戏》、《拦车》、《小俩口磨牙》等，分别发表在省、市级刊物上，有的参加省、市、地级文艺会演获奖。由于他勤奋笔耕，锲而不舍，成果显著。写出《巧夺赵家圩》、《凤阳山下渔水情》等长篇书目，由安徽省人民出版社单本发行。其时皖西鼓书艺人刘广才、喻永贵等根据地方历史故事改编、创作一批书目。如《飞虎游击队》、《破晓记》、《苦菜花》、《皖江烽火》、《桐柏英雄》、《广州反特》、《黎明前夜》、《徐秋影案件》、《无名牌手表》、《板桥集活捉兵葫芦》等近百种，丰富了说唱，六安专区曲艺组成立。鼓书艺人喻永贵等8人，在小组中起主导作用。演唱于西门和北门两个主要曲艺场，于是说新书为艺人自觉行动。因此在皖中一带鼓书艺人重登书场，呈现着兴盛景象。如合肥地方艺人甘福华等一边说书，一边做艺术改革。把合肥艺人沿袭的坐唱改为站唱形式，加强表演艺术。又响应政府号召说新书，除对旧的曲目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改革外，还创作、改编移植了长篇《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桥隆飙》、《闯王李自成》等，以及中、短篇小段子，如《夸红旗》、《农机嫂》、《油厂长请客》等，丰富了演出书目。皖中鼓书艺人最多，首推无为地方，县成立曲艺组，成员10人中有9人是鼓书艺人。何义仓、刘义巨任正副组长，不久无为县成立曲艺队，65人中说鼓书的有56人，何义仓任副队长。此时皖中一带曲艺，发展以无为县为中心的安徽大鼓，已形成高峰期，艺人有140人，仅新沟一个乡，艺人有20名，由于地处水陆交通便利，经济繁荣，艺人加倍活跃。当时以余华东（盲艺人）、曹本山、赵显卿、蔡胜开、吴国元为首的在本乡镇，组织鼓书艺人刘平、叶世清、胡德顺、叶世好、沈自能、陈良胜、巫继松、班仁发等18人，成立了新沟乡曲艺小组，建立了规章制度。为到江南各处演唱，取得了成绩。 1958年，合肥市率先成立曲艺团，大鼓艺人甘福华任副团长，为了统一曲艺团中对鼓书的名称存在着各种不同叫法，开始定名为“安徽大鼓”，正式在节目单上标名，影响全省。当年安徽省在合肥，举办第一届曲艺会演，有不少鼓书艺人参加演出。如安庆鼓书艺人何秀卿说唱《程老汉不要补助金》，获演出奖。霍山县喻永贵说鼓书《盲人说唱总路线》，参加安徽省首届曲艺会演，获表演奖。艺人刘应才，以自己创作的《婆媳俩》，参加省曲艺会演，获节目三等奖，表演四等奖。马鞍山市鼓书艺人杨世山，以《醉打蒋门神》等节目，参加省曲艺会演，获表演奖。他是热心于曲艺事业的人，自己筹资于城关夫子庙建房两间，取名“百花曲艺厅”，遭火灾后，他又与地方政府合伙重建曲艺厅；马鞍山市曲艺组改为曲艺队时，推选杨为队长。鼓书成员有15人，先后以《吕蒙正》、《孙悟空甘拜下风》等书目，参加芜湖专区曲艺会演，获曲目优秀奖。同年，青阳艺人赵敬夫说唱《林海雪原》，参加地方晚会，中央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登台接见，赞扬赵的鼓书技艺。 1966年初，皖东鼓书艺人王有法根据《人民日报》报导济南军区某部班长王杰帮助民兵训练中，舍己救人，英勇献身的事迹，编成鼓书说唱；他以朴实的书艺，塑造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放，80高龄的鼓书艺人郭友道，仍关心曲艺事业。他深入边远山区为农民说唱。同时，他走访了民间20多位曲艺艺人的家庭，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讲解政府关怀艺人的政策。又以县曲协负责人的身份，把了解到艺人生活状况，向县文化领导部门汇报，协助解决艺人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为全县曲艺发展事业，做出贡献。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全省各地曲艺演出先后停止活动。70年代末，鼓书艺人逐渐重新走进书场。下放的鼓书艺人收回，恢复曲艺团、队、厅等单位和演出场所。如合肥市曲艺团和艺人甘福华等回团，马鞍山的百花曲艺厅、萧县曲艺厅，以及各地曲艺队、组、协会，都先后恢复和重建。各地鼓书艺人重新活跃起来。1972年，萧县文化干部职工集会，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时，提出大鼓书改革，尤其是腔韵。县文化局和文化馆，邀请鼓书艺人李元同、弦师王福运，和青年音乐工作者郭昭军，共同研究创新。其改革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破一贯由男性演唱的框框，吸收女演员学艺演唱。二是破大鼓无弦乐伴奏，而以三弦为主，二胡、琵琶为辅的成为有弦乐伴奏。三是唱腔以传统唱腔为基调，兼收北方大鼓和地方戏曲、民间小调乐曲为素材，设计鼓书腔韵基本旋律。改革后的大鼓书，遂定名为“带弦大鼓”。1973年以后，带弦大鼓先后于合肥、六安、滁县以及江南各地巡回演出，又多次参加地、省曲艺调演。由陈凤英演唱《月夜追歼》，但带弦大鼓试演后，没有更多的艺人演出。1976年鼓书艺人李治佳参加巢湖地区曲艺会演，说唱《两个老妈妈》获演出奖。同年4月，王庆海参加安徽省曲艺调演，获说唱新曲目奖。1978年恢复曲艺队，队长仍是杨世山，副队长张天顺，艺人分布演出于城关镇、江心洲、新桥、龙山桥、新博、丹阳等11个乡镇书场。演唱书目有《飞龙传》、《说唐》、《天地宝图》、《九侠五义》等近20种。杨世山被选为中国曲艺家协会安徽分会理事。停演已久的马鞍山“百花曲艺厅”恢复活动，由杨世山、杨世凤、张天顺等鼓书艺人轮流说唱。1980年春节，鼓书艺人周复年编演《十劝禁赌》等书目，无为县广播电台录音，向全县听众播放。10月，地方文化部门登记曲艺艺人144人中，百分之八十是鼓书艺人。杨益怀在合肥说唱《韩湘子讨封》、《戏牡丹》、《后唐传》数种书目，由合肥金像公司录制磁带60多盒，销售省内外。同时在表演形式上，又有较大的变革，作了很多尝试。比如原来单人说唱改为双人，艺人称“擂台大鼓”。除说唱外，不时穿插一问一答，一唱一和；可以一老一少，正、反角色。公堂审问、回话，衙役内、外传呼等。又如改为3人大鼓，艺人称“鼎立大鼓”。中间一人领头说唱，也是主要说唱人，其两旁2人，为主演应声，帮和，起配合陪衬作用。还有改为“4人大鼓”，艺人称“4角大鼓”，一人主唱，两人击鼓；两人对话，4人互答，自由交替；可以领唱、齐唱、合唱，以求开场热闹，收场热火。其改变形式后的鼓书，影响较大的有杨桂英、杨玉珍的双人大鼓《武松打虎》、《红灯记》。王庆海、谢清如、张益满的3人大鼓《焦裕禄访贫问苦》。张求报、马立奎、汪著水、王庭年的4人大鼓《智取威虎山》。其使用的道具，除一鼓一板外，分制竹、木的高脚和矮脚鼓架，竹制高脚鼓架三脚落地，适合站、坐说唱，田头、地角、广场使用。矮脚木制鼓架，摆上桌面便于站、坐敲击，室内、庭院、舞台使用。此我仍保持原有的木块一方，折扇一把。至80年代，又由繁至简，中、青年皆改行从商，各找出路，惟李治佳、何先德，以及前辈刘平等，坚持鼓书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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