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合肥、芜湖等地人民群众上街游行，表演腰鼓、秧歌，进行庆祝。解放了的工农群众在进行土地改革和工商业改造的同时，热情投入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皖南、皖北群众文化组织发展很快。1951年10月已建立业余剧团2000多个。1952年8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成立。皖南、皖北行署文教处合并，成立安徽省文化事业管理局。翌年7月，省文化局根据华东行政委员会的部署，组建全省群众文化网，并组织文化干部，先后赴肥西、巢县炀河协助建网工作。1956年底，全省已基本形成三级文化网，即县（市）有文化馆，区（部分乡）有文化站，高级农业社（街道、工矿）有俱乐部或业余剧团。群众文化事业组织的建立与健全，更推动了群众文化活动正常、有序地开展。按照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与要求，群众文化活动突出了文化宣传。宣传有讲演、讲座、黑板报、宣传橱窗、大幅宣传画、土广播，合肥、蚌埠市还有有线广播，1955年前后才交给广播系统；但这一时期文化宣传经常、普遍采用，而收效又好的是展览、幻灯和文艺演出。 展览，直观形象，群众乐于接受。六安县文化馆站配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农业合作化运动，利用礼堂、会场、展览室、橱窗、画廊、街头、村头等场所，举办专题或综合性的大、中、小型展览，达数以百计。灵璧县从建国初期至1956年共办5次大型展览。反响大的是文化馆联合公安、法院举办的《治安展览》。展品有查获犯罪分子的枪支、毒品、假证件、反动道会门符号等实物；有重大杀人、抢劫、贩毒案件等连环画；还有活的假皇帝。治安关系到每个人的身家安全，展品又经过精选，绝对真实，所以观者很多，仅县城就展出7天，观众达1万多人次。 幻灯，只需一部手提机子，一盏汽灯，简便易行，也较新鲜、奇特，群众誉为“土电影”。安徽省文化局专门成立了幻灯厂，为基层制作灯片和机具。各地文化馆、站、部分俱乐部都配有幻灯机。巢县开始由文化馆站干部带机子下乡放映。后来为城镇、公社俱乐部培训骨干，建立放映站，就由群众自己组织放映。全县共有幻灯机49部、放映点82个，一般集镇、公社都能看到幻灯。放映片子有《槐树庄》、《夺印》、《李双双》、《严惩美国侵略者》、《防治水稻三化螟》、《棉花栽培技术》、《红花草》、《肥了你的鸭子，少了队里的稻》、《光荣榜》等。放映站还以当地真人真事绘制幻灯报，宣传好人好事，批判不正之风，很受群众欢迎。文化馆站干部对幻灯工作热情很高，积极投入。巢县魏树由、李吕宽两人相互切磋，研制了“简1．2号”幻灯机，制作30多部幻灯片在全县推广放映。淮南廖逸之十年如一日，身背幻灯机，走乡串村，放映1000多场。农民称他为“土电影”专家。60年代后期，由于电影的普及，幻灯才逐渐冷落下去。 文艺演出，主要是业余剧团的戏剧演出。它寓教于乐，适应群众的观赏要求，农民特别喜爱自己的庄户小剧团。休宁县渠口村业余黄梅戏剧团，是由朱益祥、张进江等人于民国29年（1940年）组建的。全团40人，服装、道具，全是他们自己自筹资金解决的。民国36年停演，建国后又恢复活动。合肥市文化馆1950年直接掌握了3个业余剧团，其中以中小学教师和机关干部为主组建的业余第一团；以市民商店营业员和文艺爱好者为主成立的业余第二团；在工人夜校基础上创办的业余第三团。此外，文化馆还辅导工厂、农村、街道、学校建立了35个业余剧团（队）。这些业余剧团上演的剧目，除少量古装戏外，主要是反映各个时期中心任务的现代戏曲。如配合抗美援朝演出的《美帝暴行图》、《打倒侵略者》；宣传婚姻法的《婆媳之间》、《美满姻缘》；反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送粮》、《卖粮路上》；宣传农业合作化的《两兄弟》等。现代戏的上演，促进了业余现代戏的创作。1954年，六安县新安业余剧团创作演出反映公私斗争的剧目《一家人》，反响很大。这出戏1955年参加县、地区、省三级会演均获优秀创作奖。剧本发表于《剧本》、《安徽文艺》等全国和省级5家刊物。后译成外文被越南民主共和国采用。随后，巢县万哲生创作的现代戏《接女婿》、《一件棉袄》，也得到文艺界普遍赞许。这两个剧本都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歌咏，也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具有鲜明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之一。解放初城乡都在传唱流行革命歌曲《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般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都有歌咏队的组织，逢会必相互拉歌，自发形成厂与厂、村与村唱歌比赛。合肥三十头村落之间赛歌竟能通宵达旦，不唱重歌。蚌埠市文化馆利用有线广播定期进行教唱。1952年市区已建立合唱队73个、577人，学唱歌曲《黄河大合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等70多首。随着工厂、农村扫盲运动的深入展开，识字的人多了，有文化的人就不满足于张口唱别人写作的歌曲，而要自己拿起笔来参与诗歌创作，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和亲眼所见的英雄人物写出来、唱出来。舒城县枫香树村有唱山歌的传统，建国初年在全县歌咏活动的影响下，建立了山歌联唱小组，采取“旧瓶装新酒”的方法，选用老曲调，填上新歌词，自编自唱，发展了山歌创作，也培养了农民歌手和作者。包立春、杜来盛等农民诗歌作者，就是在群众歌咏活动中成长起来的。杜来盛曾被选为安徽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包立春曾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罗城，是贵池县一个山区村落，这里民歌活动也有悠久的历史。建国后，罗城民歌创作和演唱活动日渐活跃，并饮誉全国。他们经常举办赛歌会，本乡本村赛，也与邻县邻省赛。从赛歌中涌现一批能编善唱的歌手。姜秀珍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这位贫农女儿写的一首732行长篇叙事民歌《山歌唱到北京城》，受到各方的重视。1960年，全国第二次文化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她，并勉励说：“为人民多编歌”。肥东县龙南乡山王村是门歌之乡。殷光兰是村里编唱门歌最有成就的一个。她原是目不识丁的童养媳。1950年县文化馆帮助山王办民校，建立俱乐部。殷光兰不论在民校或参加门歌活动都一丝不苟地勤奋学习，逐步成为具有中等文化程度而享誉全国的民歌手。她7上北京，3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安徽人民出版社为她出版民歌选集《放声歌唱红太阳》，全国发行80万册。该书出版前，曾得到郭沫若的关注，亲自改稿，并题写了书名。 群众文化活动广泛深入地开展，涌现出一批先进俱乐部。巢县司集乡联合村俱乐部、宣城县杨林农业社俱乐部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的发展道路也都是以歌咏活动起家的。杨林俱乐部有本乡本土的茶歌，叫“茶歌联唱”，倍受群众欢迎，越唱人越多，后来唱到北京，唱到中南海。巢县司集乡联合村俱乐部也是抓了本地的秧歌活动。1953年由40位青年和老年歌手参加的合唱队，发展到1956年全乡组织的千人合唱团、“五月秧歌月”，逐步形成群众性的新民歌运动。秧歌是民歌的一种，是插秧季节唱的歌。司集乡领导尊重群众插秧唱歌的习惯，确定每年农历五月为秧歌月，开展村与村、队与队唱秧歌比赛，把全乡创作民歌、歌唱民歌引向深入。开始坊集农业社搞赛歌，随后石桥、红星、联合等农业社举办赛歌会，参加歌手400多人，自编歌词6000多首。唱歌不单是娱乐，还与生产紧密结合，成为鼓舞干劲的动力。1958年司集旱情严重，7、8月间全乡掀起抗旱斗争，劈山开渠，引水过岭，千百辆水车相连，人们踏着水车，唱着山歌，歌声伴着水声，岗上岗下连成一片，反映了劳动人民战天斗地的豪迈精神。 文化活动经常性、制度化，是联合、杨林俱乐部的共同特点。它们都有固定的“爱国日”活动（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巢县联合村爱国日活动，是经乡、县领导研究决定的。它始于1954年春，一直延续到1956年底。这天，全体社员放假休息，家家打扫干净，户户门上悬挂红旗。上午，社员们自愿选择活动项目，或表演戏剧，或唱歌跳舞，或打球下棋，或爬山打猎；下午，检查卫生，开展“四比”与表彰活动。四比，即比思想、比政治、比生产、比学习。最后，由社长总结并布置下半月的生产与文化工作。晚上，举行文艺晚会，观看业余剧团表演节目，或看电影。 联合俱乐部成绩是多方面的，被誉为社会主义农村文化的萌芽。也由于在它的推动下，整个司集乡的文化活动由点到面逐步形成文化大普及的局面。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曾专程前往视察，并指导工作。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即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开始，人民群众对文化建设的热情是高涨的。巢县司集、阜阳王人乡掀起了群众性的诗画创作、诗画上墙的热潮。1958年9月，文化部、全国音乐家协会联合在司集召开全国社会主义歌咏现场会。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艺术事业管理局长周巍峙、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及全国各省、市音乐工作者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期间专业音乐工作者与司集歌手同台合唱当地流行的黄山秧歌。然而反右派，“大跃进”，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安徽群众文化急转直下，走向低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生产上的浮夸，“共产风”，很快反映到群众文化中来。盲目向专业化发展，过头的文化宣传的“左”的思潮，迅速蔓延滋长。1958年4月3日～6日，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召开各地市委和部分县委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在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中党的宣传文教工作的任务。会上由亳县、萧县、肥东等10个县联合向全省发起关于宣传文教工作大跃进的倡议，提出乡乡有中心俱乐部（包括业余剧团、歌咏队、创作组），社社有俱乐部。不久，人民公社普遍建立文化馆、图书馆、展览馆、“三集中”文工团（即生活、演出、生产三集中）。休宁县又“更上一层楼”，公社有“三馆一团”，大队还建立文化站、文工队、展览室，村有俱乐部。过多的脱产人员，公社负担不起。1960年除极少数坚持劳动生产的文工团保留外，其余都解散了。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也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文艺八条”，指出文艺工作要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安徽群众文化从此日趋好转，农村、城市群众文化组织开始恢复活动。巢县司集乡的领导也从整顿思想入手，正确评价1958年的文化大普及，把成绩经验与错误缺点区别开来；正确认识生产与文化的关系，既要文化适应生产、为生产服务，又要纠正把文化与生产对立起来的思想情绪；从而使全乡文化活动又逐步活跃起来。 1962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安徽市、县文化馆站、俱乐部普遍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使解放后形成的良好社会风尚，在克服困难和挫折过程中，得到继续发扬。肥东县复兴乡大李村俱乐部一恢复就抓学习雷锋，开展生产技术研究活动，并要求文化骨干带头学，学以致用。1963年春，俱乐部组织全村青年去合肥郊区积肥，打了3万斤秧草。《安徽日报》以“3万斤秧草”为题，报道了他们吃大苦，找肥源，发展生产的集体主义精神。随后，俱乐部又配合共青团支部，号召青年投入“改造砂礓板、建设米粮冲”的战斗。俱乐部科技小组直接承包部分棉田进行试验，按科学方法管理，抓“伏桃、秋桃双吐絮”，秋季获得丰收。李建忠代表俱乐部参加了全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1963年秋，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展开，安徽农村群众文化组织普遍举办社史、村史、家史“三史”展览。金寨县梅山公社请“四老”讲“三史”，引起《解放日报》记者、编辑的重视，专门发表评论文章，称赞这是阶级教育的好方法。六安专区7个县都成立了“三史”调查、编写小组。只6个月时间，全区编写“三史”稿件6799篇，其中见报的87篇。此外，全区还组建44个阶级教育展览馆。 是年12月，由文化部、全国文联、共青团中央、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组织的第二批农村文化工作队28人到达巢县。安徽群众文化工作者也积极组织文化服务队上山下乡，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文化宣传活动。凤台县文化馆组织馆内20名职工成立“乌兰牧骑”演出队，随带相声《女队长》、戏剧《红嫂》、《血泪仇》等大小节目60个。全体队员每人一条扁担，自挑道具、行李和炊具，将近6个月，跑了153个生产队（自然村），演出188场，平均每天1～2场，有时还为孤寡老人送戏上门。6月中旬一天下午，在古庙公社演出，听说米集有位百岁老奶奶想看戏，但她不能行走，演出队即抽调8名演员，带着2个精彩节目，跑了8里田间小道，专为这位108岁的童奶奶演出。演出队在乡下坚持过集体生活，每到一个演出地点，都自己买菜，自己挑水，自己烧饭，晚上用稻草打地铺睡草窝。全椒县文化馆还与县医疗卫生部门联合组建文化服务队，送文化、送医疗下乡。全队10人，要求与农民群众做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自带行李，自背药箱，走村串队，边演出，边辅导基层文化活动，边为农民小毛小病出诊、治疗。服务队的活动从1964年坚持到1971年。8年间，他们跑遍全县每一个自然村和生产队，并先后应南京大桥工地和滁县、定远县邀请，作义务演出。来安县大余郢、邵集、龙山、大关、水口5个乡文化站，也组织小型服务队，每队不超过15人，自带行李和演出服装、道具，深入老区、边沿地区、贫困地区为群众演出，深受群众欢迎。 为了适应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农业生产，以及大批知识青年下乡劳动的需要，很多公社生产队开始建立文化室，传播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于1965年8月15日向各地市县委宣传部批转省文化局党组《关于建立农村文化室的意见》。此后，全省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多以文化室为基地，取代了50年代的俱乐部。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地文化馆被迫关门，业余剧团也列入“四旧”被“扫”之列，古戏服装、道具全被收缴，封的封、改的改，有的付之一炬。宁国县不少业余文艺骨干受株连，遭迫害，打成“牛鬼蛇神”。城乡群众文化活动一度被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大批判小分队，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学唱“革命样板戏”。1971年，定远县开办唱“革命样板戏”学习班，每区都有25～30人演出队员参加学习。从而在全县掀起“大唱革命样板戏，大做革命人”的热潮。 1972年，蚌埠全省群众文化工作会议以后，群众文艺创作活动开始恢复。同年12月，安徽省革命委员会革命歌曲征集小组根据国务院文化组的规定，结束第一批歌曲评选工作，上报歌曲37首，其中《钢铁运输工人之歌》、《山南海北都照红》、《踏遍青山采药忙》、《毛主席去安源》等歌曲，都是文化馆干部和工人、农民创作的。六安地区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组织专业和业余作者创作文艺作品2000多件，其中12个音乐舞蹈节目参加省在淮南举办的歌舞调演。摄影作品620幅，在地区展出99幅，送省参展的16幅。六安县文化馆干部创作的曲艺节目《俩队长》（锣鼓书）、《革命理论映丹心》（四弦书）参加全国曲艺调演。《俩队长》由人民出版社收入《骨肉深情》曲艺专辑。这个时期群众性的工艺美术创作也开始启动。1973年5月，省轻工局、省商业局、省文化局联合在合肥举办省工艺美术展览，展品丰富多彩，有雕刻、金属、漆器、织绣、编织、陶瓷，还有画类、扇类，以及剪纸、羽毛画、彩蛋、灯彩、民间乐器等。 群众故事、曲艺活动，是“文化大革命”中期较为活跃的群众文艺形式。1973年5月，阜阳地区举办故事、曲艺调演，历时8天，参加调演大会业余和专业文艺工作者185人、11个代表队，演出创作的故事、曲艺节目100个。 1974年12月25日省文化局在肥东召开群众文化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市县分管群众文化工作的干部，和部分区、社干部。会议着重交流、研究学习“小靳庄十件新事”的具体做法。六安县双河区600多个文化室，由于按照小靳庄的模式，开展“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活动；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批判“四人帮”利用文艺活动搞反党篡权的阴谋罪行，文化室也至此解体。 1976年清明前后，北京天安门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题，以诗歌为武器，以声讨“四人帮”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安徽文艺工作者立即响应。蚌埠市文化馆与工人俱乐部组织业余音乐工作者创作歌曲20首，印成专辑向基层赠发，并举行“缅怀我们的好总理”的文艺演出。 1976年10月23日，安徽省直暨合肥文艺工作者参加省、市20万军民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安徽群众文化经过拨乱反正，逐步得到恢复与发展。1981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关心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推动了全省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首先是农村集镇文化中心的崛起。据1983年统计，全省已建集镇文化中心740处，占全省集镇20％。集镇文化中心是探索一条以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体育、广播为一体的多方协调、共同发展的新路子，打破以往只由政府部门办文化的单一格局。天长县郑集公社，在建设集镇文化中心的过程中，还注意了全乡的文化建设，在生产大队或大的自然村试办或恢复文化室，开展广播电视、文化教育、科技讲座、体育等活动，形成一条比较完善的以集镇为中心，以村落为条块的农村文化网络。 农村集镇文化中心的兴起，城市群众文化组织也由单一向多体制发展。全省出现了工厂、街道、机关、学校办文化的新局面。1983年，合肥市区25个街道已建19个文化站，工厂、机关、学校组建了22个俱乐部、299个图书馆、200多处运动场。 80年代中期，城乡文化专业户异军突起。经营项目多种多样，有卡拉OK厅、歌舞厅、游艺厅、文化茶座，还有文化站、电影队，影剧场等。据1990年统计，全省文化专业户已达3000户。 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文化艺术的改革，使安徽群众文化活动走上了一个新台阶。 以往农民种田，求神保佑年丰；经过长期科学宣传实践，许多农民观念转变了，增产靠科学。郑集开始建立文化中心时，就注意了农业科技的宣传与普及。他们根据农民的需要，印发了大量的农业科技资料，并与106户养殖户开发了技术承包与经营。成立了植保技术、种子、畜禽、水产等服务公司，走村串户为群众服务。 灵璧县朱集文化站由12人组成的科学致富演讲团，巡回在全乡6个行政村，传授科技知识，组织文艺演出，受到农民群众的一致好评。演讲团分3个小组，其中2个组特别受人喜爱。一是讲演组，成员有年收入万元养殖大户青年农民王学海，有豆类加工、养猪每年获利万元以上农民张克川，有养免最高年收入万元、并兼农民家庭乐队队长的胡启坤，有靠图书、信息获得致富的青年团员马仁群，也有惯赌、悔过养鱼致富的庄怀强。他们现身说法，传授自己的生产经验，并介绍“玉米熬糖稀”、“松花蛋制作法”等20条致富技术。二是录像组，他们随带录像带“小麦固氮菌”、“科学养猪法”，以及一些文艺片带，传播科技知识，组织巡回放映。“小麦固氮菌”录像放映后，朱集乡推广小麦1万亩，当年小麦普遍增产。 还有以科技扶贫又搞活群众文化的泾县孤峰文化站。孤峰文化站1984年从开办招待所、饮食服务业起家，然后利用山区废弃的锯木屑和几家轧花厂扔掉的废棉籽壳作为试验栽培食用菌的原料，并开办学习班，试栽草菇成功。文化站获得经济效益，又使400多个贫困户脱贫。1987年，文化站又充分利用山区取之不尽的竹笋、小竹笋、冬笋、蕨菜、板栗、猕猴桃、冬菇等野生资源，试产成功笋尖、马蹄、梨罐头。其中70％的原料来自农家，直接投放到农民手中的原料款达70万元以上，为当地农民脱贫开辟了财路。据1987年以前3年的统计，文化站经济收入用于文化活动就达43637元。其中有3个乡246名农民歌手参加的“农村歌手大奖赛”；另有1．8万余人参加的“法律知识大奖赛”；还有离退休干部象棋赛，和农村少儿歌舞大赛等。通过“多业助文”解决一批农村青年就业问题，同时培养、造就了一批人才。王笑岚等11人掌握了食用菌、烹调和罐头生产的全部技术。 群众文化活动，建国至70年代只偏重于宣传教育，80年代后开始向教育、审美、休闲娱乐多种功能全面发展。农村集镇文化中心的建立，首先要求有影剧场、业余剧团和电影队。六安县丁集是个偏僻乡村小集镇，过去就是逢集人也不多。文化中心影剧院落成以后，马上热闹起来了，邻近乡村群众喜欢到此赶集，就连霍邱县的农民也挑着家禽家畜及其它土特产品到丁集经商、看戏、看电影。 1978年初，宣城花鼓戏剧团到宣城县周王公社演出《小刀会》，人多拥挤，窗口没法卖票，只好按户分摊，演出半个月，一户只摊2、3张，还给亲戚看去了。3天放了15场电影《红楼梦》，也是很多农户没看到。这一情况，引起周王公社领导的深思，于是，对全公社文化设施进行排队、摸底，找出其中不足之处，并按照公社的经济力量，决定先把公社的大礼堂加以整理，改成电影院。扎门村也从小窑煤中提取一些资金，翻建一座容纳百名观众的影剧院。随后青峰、井边村又把会场改为演戏、开会两用场所。在周王民间艺人小组的基础上，组建半农半艺剧团，忙时种田，闲时演出，18个月演出959场。周王、扎门影剧院在不到2年时间，先后接待广德、泾县、郎溪、繁昌、铜陵、休宁、宁国、祁门等11个县级剧团和4个乡镇剧团，演出347场。 淮南市夹沟乡农民喜爱篮球，“不能上场比比，看看打球也心满意足”。乡领导根据群众要求投资新建了灯光球场，乡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了文化站干部的建议，决定每年（农历）四月二十日为夹沟乡“农民文化体育节”。1984年举办首届农民文体节，历时7天，比赛项目32个，参加文艺、体育代表队29个、678人。观摩群众达3万多人，面及淮南、蚌埠、怀远、蒙城、涡阳、利辛、颍上、凤台等市县。以后每年都办文体节，每届文体节活动项目、参加人数都有增加。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群众对文化活动的要求，品味不断在变化，注重向智力文化、高雅文化发展。灵璧县从1983年开始，陆续出现《新叶》、《华园》、《春芽》、《八音石》等23个文学社，分布在全县高楼、渔沟、王集、尤集、尹集、杨疃、灵城等11个区镇，入社达800余人。成员都是青年，其中有回乡初高中毕业生、工人、干部，还有在校的老师、学生。这些文学社都是自由结社，自立社章，民主推选领导。他们在一起谈文学创作，谈人生价值，谈爱国情感。并与其他省市作协、报刊编辑部互寄刊物，互通活动情况。据1985年统计，3年时间，他们在国家和省市刊物发表作品300多篇。原县酒厂工人魏强的小说《那明亮的灯哟》、《青竹》分别获国际青年年奖和中国青年报千字小说征文三等奖。1986年春节，灵璧县文化馆举办“灵璧文学作品展览”。展出内容有“文学社团简介”、“文学创作活动剪影”、“文学作者介绍”、“文学社自办刊物”4个部分。安徽省政协主席张恺帆为展览题写了匾额。中国现代文学馆杨犁为展览题词，并为现代文学馆复制一套展品进行陈列。上海文学刊物《收获》1988年第三期发表署名报告文学《绿色的沙龙》，全面介绍了灵璧文学社文学创作活动。 这一时期，全省各地农民、老年、少儿学习书法、美术的热情也呈上升趋势。萧县国画活动始于明代末年，绘画者多为文人雅士。建国后国画队伍也仅百人，而且集中在文化教育部门。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文化水平与审美观念发生了变化，政府文化部门又及时引导，培训队伍，建立组织，使国画活动由点到面，在全县普及起来。“杨楼镇国画之乡书画研究会”和“刘套农民画院”的成立，标志着萧县书画活动由城市机关向农村和农民家庭延伸。此后，土生土长农民画家不断涌现。书画爱好者有农村的建筑工、油漆工、装裱工、屠宰工，还有理发员、营业员、拖拉机手、汽车司机等近2000余人，创作展出书画800幅，在省和地区级报刊发表作品者近200人。省群众艺术馆1985年先后举办3次全省少儿书画展，展出作品957件。同时组织181件儿童绘画、书法作品到日本、印度、希腊、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巴基斯坦、南斯拉夫、美国参加国际展览。13件作品获奖，其中获尼赫鲁金奖1件、银牌奖1件、铜牌奖1件、纪念奖7件。 安徽民间艺术相当丰富，民歌、民舞、民乐、民画遍布大江南北、淮河两岸。1957年4月，省群众艺术馆派音乐舞蹈联合工作组去阜阳地区进行民间艺术普查试点工作。在试点中培训了普查人员，建立了阜阳县民间艺术档案资料，制定了阜阳地区民间艺术普查工作计划。这期间除了对淮河地区花鼓灯比较系统挖掘整理外，其他都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而停顿了。改革开放以后全省又把抢救、继承和发展民间艺术工作提上了日程。 阜阳民间剪纸艺术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并自成风格，融南北方剪纸之长，浑厚中见洒脱，淳朴中有秀美。无论剪、刻、撕、染，作者都能根据内容与工具的特点，尽情发挥，达到完美的境地。为了继承与发扬阜阳民间剪纸艺术，1980年阜阳地区成立民间剪纸研究会。参加会员100余人，其中有老一辈农民剪纸艺术家王家和、吕凤毛、陈之仁、贾培秀、闻名淮北剪纸的三姐妹、被誉为剪纸新秀有王炳华等。10年来，从全区上万件剪纸作品中精选千余件，多次赴北京、上海、南京、沈阳、昆明等城市展出，和3次赴日本展出。上海美术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曾先后3次出版阜阳剪纸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多次拍摄专题片。日本、新加坡、美国的剪纸艺术家都专程来阜阳参观考查，交流剪纸技艺。阜阳还作为礼品送给3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民族文化，增进了中外友谊。 工艺美术新产品“庐阳花布”就是省艺术馆美术干部从合肥、望江等地民间挑花原型中提炼、加工印染而成的。1985年“庐阳花布”赴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展销，一天内首批运京的29000米花布被销售一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10几家新闻单位相继播发消息和评论。中央电视台录制专题向国内外播放。在湖北召开的“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第三届年会”上，“庐阳花布”作为重点经验向全国介绍推广。 灵璧县民间钟馗画，始于宋，历经元、明、清，乃至民国，渊远流长。历代人民把钟馗视为理想中的刚正不阿的化身，传统中驱鬼降魔的神祉，故民间有悬挂钟馗的习俗。绘画技艺世代相传并有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钟馗画被视为“四旧”，扫地出门。为了钟馗画的复生，灵璧文化馆把老画工尹玉林请到馆内，精心刻制传统钟馗画“灵璧县印”方印。在他的影响下，钟馗画如星火燎原，迅速展开，绘画者日益增多，几年内已达百余人，其中有工人、农民、市民、干部、青少年儿童。后来形成两大派系。一是民间派，多施朱砂，工写结合；一是校院派，多重笔墨，写意为主。陈光林是校院派的代表。他原是济南军区某部宣传战士，几年来的军营生活为他的绘画打下了基础，退伍后考入安徽滁州师专美术系深造，毕业后在职业中专任教。为了揭开钟馗画神圣的光环，让钟馗画重振雄风，他跑遍了灵璧的山山水水，搜集有关钟馗的传统，丰富了阅历，开阔了眼界，终于在钟馗画研究上独树一帜。其作品融民间传说和历代文人画精华于一炉，气魄雄伟，奔放豪壮，笔力苍劲，墨色姿肆，精微兼及博大。在造型中笔线相结，笔法多变，落笔沉静果断，风骨遒劲。着色用墨浓焦湿润相辅，使作品雍容浑厚，酣畅淋漓，力度强悍，尤其是钟馗虬须的处理，破笔堆垛，逆入平山，坚如钢针而又飘洒欲仙，成功地塑造了钟馗刚强正直、无私无畏、疾恶驱邪，气势咄咄的性格特征。新华社《中国对外新闻》、《人民日报》、《安徽日报》、《新闻出版报》、《大陆侨报》等报刊都刊登了他的钟馗画和文章。 来安县在搜集、整理民间艺术遗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1983年开始历时4年，搜集、整理，先后完成了来安《民间故事集》、《民间俗语集》、《民间歇后语集》。 合肥市也从1987年开始，抽调专人、成立机构，经过广泛的调查、征集和认真的精选、整理，最后完成了《合肥民间故事集》、《合肥民间歌谣集》、《合肥民间谚语集》（统称为“合肥民间文学三大集成”）共4卷，计120万字。“集成”中的大量作品，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爱国爱民和团结友爱的高尚品质，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80年代，全省群众文化理论研究活动已开始起步。合肥市加入群众文化学会的有200多人，并出现一批研究成果，有百余篇论文被全国和省级群众文化理论刊物选登，对指导群众文化的实践起到积极的作用。巢湖市也有一批热心参与群众文化理论建设的文化干部。市文化馆周琢如从1980年开始，历时8年，撰写了一批论文，其中《关于研究与建立文化馆学的试想》、《论群众文化体系》、《论文化馆主体性》等22篇文章，先后选登在《群众文化》、《群众文化论丛》和《群众文化研究》、《群众文化学报》等全国和省级6家刊物。《论群众文化体系》一文，获巢湖地区1978～1985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论文化馆主体性》一文，被文化部《群众文化》评为“面向90年代——全国群众文化理论征文”优秀奖。80年代后期，巢湖市还出现一批理论研究的新人。成果较多的是市文化馆孙善康。他的《满足引导——文化馆社会功能新探》一文发表于福建、山西、安徽3家群众文化专刊，并受到全国20个县文化馆“第四届改革与管理研究会”的好评。《论村落文化》参加华东地区1990年第二次群众文化理论研讨会，后又选入“全国村落文化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