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章收录的碑刻与墓志铭，主要包括属于地面文物的碑园和单体存在的碑刻，以及属于馆藏文物的碑刻与墓志铭等。属于古建筑以及其它类型文物的附属物的碑刻，本章一般不予收录。 安徽是一个多山的省份，丰富的山石资料虽然可以成为历代琢刻碑刻、墓志铭取之不竭的材料库，但由于安徽在中国历史上既没有成为政治中心，经济上也一直欠发达，所以全省境内至今还没有发现汉唐时期的大碑巨碣。尽管如此，安徽的碑刻、墓志铭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在历史文献中也有一定的记载。宋代赵明诚《金石录》、清代赵绍祖《安徽金石略》和民国《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上都有多少不一的著录。从已发现的碑刻、墓志铭的数量来看，全省有近千块之多，其中主要集中在皖南和皖中地区。 从碑刻的年代来看，亳州市的汉碑残片，合肥市马绍庭墓碑，当涂县李白墓园中的南宋碑刻和芜湖市第十二中学内的北宋米芾手书碑刻都是安徽尚存的早期实物。明清时期的碑刻在全省各地最多，其中象凤阳明皇陵前的“皇陵碑”，形体巨大，刻文数千，是安徽目前最大的一块碑刻。其它象亳州的梁巘碑、赵孟頫碑刻、东至县的海瑞功德碑、齐云山上的唐寅碑等等，都是皖碑中的精华，具有书法、史料、记游等多方面的价值。 安徽省的馆藏墓志铭也有不少，据统计，全省已发现晋以来各种质地的墓志铭有100多方。最早的是马鞍山市出土的东晋孟府君砖质墓志铭，在一墓中发现五块形制相同、内容相同的墓志铭，实属全国罕见。毫州市出土的三块隋代墓志铭，是安徽已知最早的石质墓志铭。唐代墓志铭在淮南、全椒、巢湖、无为、和县、合肥、六安、寿县等地均有出土，多为唐代中下级官吏与一般平民墓志铭，形制上没有特别之处。宋代墓志铭在安徽出土了30多方，有兵部尚书合肥人钟离瑾夫人墓志铭，范仲淹《岳阳楼记》名篇中提及的青阳滕子京家族墓志铭，宿州市宋代盐官苗正伦墓志铭等，其中尤以合肥市宋代名臣包拯家族墓一次出土七块墓志铭最为著名。包拯墓志铭以其具有志文最多（3000多字）、形制最大（边长1米多）、品佚最高（宋二品官）的特点而拥有安徽墓志铭的三项之最。明清墓志铭中涉及到墓主身份更为广泛，有歙县徽商郑少海、桐城派文学家姚鼐、明代御史杨应聘、凤阳官宦夫人严端玉等等，这些墓志铭都是研究墓主平生、履历、政绩乃至家庭生活、家庭繁衍的最珍贵的文字记录，具有证明历史、修正历史、补充历史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