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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考古发掘

第三节 窖藏发掘


建国以来,随着全省城乡基本建设的开展、农田水利设施的兴修,各地陆续发现了不少古代窖藏文物。这些窖藏发现后,得到了当地政府、文物管理部门的及时保护,不少重要文物已被各地文物部门收藏。发现的窖藏文物基本为青铜器、金银器、瓷器、货币等四大类。
青铜器窖藏比较重要的有:1977年8月贵池县徽家冲发现一战国青铜器窖藏,计有各类铜器56件。其中青铜农具占一半以上,种类有铜斧、铜铲、铜耨、铜蚌镰、铜鱼钩、铜锯等。另外在涡阳县也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窖藏,内有铜镰与贵池出土铜镰雷同。这两批先秦时期的古代农具的发现,对认识战国时期农业耕作技术具有一定意义。1984年3月,寿县彭城乡闰店村出土一批铜质造像,计10座,有一菩萨二胁侍三尊一堂立像1座,两尊并列连续的菩萨立像一座,单身坐佛像,单身佛像各1座,单身立像2座,单身菩萨像1座。单身菩萨像背光后有“开皇十二年二月十三日(592年)造”的铭文。这批造像的特点和艺术风格基本一致,均属隋代作品,是研究隋代佛教及艺术特色的重要资料。
金银器具在古代属贵重用品,比较重要的金银器窖藏有合肥、宁国两批。1981年5月宁国县人民政府大院基建工地,出土一南宋鎏金银器窖藏,计有50件。有鎏金人物银盘、鎏金乐会莲花银杯、鎏金牡丹花银杯、鎏金葵花银杯,以及镂空、开光人物、盘龙、花果形钗簪等头饰件。采用捶打、镂孔、堑刻、焊接等技法、做出极细花纹图案,表面鎏金一层,显得富丽华贵,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1955年10月合肥市原孔庙基建工地发现一个用铜盘覆盖的大陶瓮,内装金银器102件。其中金器10件,为碟、杯两种,重46市两;银器91件,为碟、杯、果盒、壶、、碗、筷、勺等重645市两。这批金银器采用捶打、线刻、模铸等工艺,表面刻有各种折枝花卉,其制作精致,造型优美,刻工健劲匀细,构图紧凑和谐,形象生动逼真,显得十分华丽。这批金银器中有“章仲英造”、“庐州丁铺”、“至顺癸酉”等字样,据此认为该批金银器是元代文宗至顺四年(1333年)庐州(今合肥)丁铺的匠师章仲英制作的,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元代庐州银器手工艺的高超技艺。
瓷器窖藏在潜山、歙县、合肥等地均有发现。1975年合肥原天王寺施工、发现明代瓷器窖藏一坛,计28件,种类有白瓷和青花,器型有盘、碗、碟等,均为饮食用具。在部分瓷器底部有’大明成化年制”、“博古斋”等款识,属景德镇产品。1976年在歙县发现一处元代窖藏,计、盘、盏、碗等各类器型100余件。在器内印花纹饰中有对称的“枢”、“府”二字,其胎体厚重,胎骨洁白,青白色釉,质地精良,造型优美,是元代官府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的,“枢府瓷”堪为珍品。
古代货币是研究古代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发现古代货币窖藏约20余批。在金银货币中,楚金币是全省发现的最早货币,据不完全统计,在合肥、寿县、六安、霍邱、庐江、巢县、凤阳、全椒、太和、阜阳、临泉、阜南、旌德、石台等地均有发现,其中以寿县、阜阳等地窖藏数量最多。1979年和1986年寿县东津乡共出土3批楚金币,并伴出金叶残片、金粒、牙状和发丝状金质,总计达18637克。金币中有卢金、郢爰、金饼等,其中卢金、郢爰呈龟壳状,上有“卢金”、“郢爰”小方格戳印,一般每块重265克,有的有切剖痕迹,反映了是用天平称量支付的黄金货币。1979年11月合肥市扩建阜阳路发现南宋一批金铤、金牌计14枚,重100克。这批金链、金牌与史书记载相吻合。铤牌上有“界内”等戳印字样,反映南宋时期宋金割地而治的史实。“助聚”二字带储藏之意,主要用于贮藏,仍具有价值尺度的功能。银锭的出现是宋代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安徽发现较重要的窖藏两批:1985年6月,六安县罗管村出土一罐南宋银锭,计12块,重4330克。银锭上有“真花银”、“出门税”等砸印款识,并有“绍兴二十一年”铭刻,是研究南宋货币流通及管理情况的重要实物。1984年6月,宣城县人民政府大院内出土一罐明代晚期的银元宝和银锭,计元宝9枚、银锭4枚,重490两。元宝腹面阴刻“代州征完四十六年秋良艮(银)五十两,艮(银)匠杨仪”、“定远县四十年秋粮五十两,艮(银)匠乔可敬等字句。从记载产地、重量、匠名、年代等现象看,应为明万历年间的产品。铜质货币窖藏发现较多,以战国时期楚国铜贝最早。楚贝形似贝壳,俗称“蚁鼻钱”、“鬼脸钱”,淮北地区称“炮壳”,也有因其形似骷髅,而称“骷髅钱”。比较集中出土的共有4批,均系坛装。1983年6月临泉崔寨乡出土一批,重12斤,计2355枚;1982年3月广德誓节掘得一坛铜贝,重6.3斤,计1159枚;1985年肥西新仓出土一批,重48.5斤,计8600枚;1979年春巢县团山乡出土一批,重约5斤,计500余枚。这些楚国货币的大量出土,反映了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势力的东移,三楚地区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1985年8月,六安地区文物干部在霍邱县废品收购公司发现该县高岗乡出土的一坛两汉时期的货币,计有100余斤,品种有半两、五铢、货泉、大泉五十、剪轮五铢、赤仄五铢等,是安徽汉钱出土量最大的一批。两宋时期的铜钱窖藏发现较多,重要的有3批。1983年3月,和县腰埠乡出土一坑北宋窖藏铜钱,总重700余斤;1986年2月,颍上耿相乡出土一罐北宋铜钱,重86斤,计6950枚;1974年宁国河沥溪区掘出一罐两宋铜钱,重86斤,计900多枚。这些窖藏中,大部分为两宋时期的货币,还有一部分是两汉至五代时期的货币。两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比较兴盛的时期,不仅每个年号都有铸币,而且一个年号中往往还有几种书写体的对钱,这些钱币既是艺术品,又是反映两宋经济难得的标本。两宋时期安徽曾遭北方少数民族两次直下入侵,这期间发现较多的铜钱窖藏,恐与躲避兵灾有关。
一、广德县楚国蚁鼻钱窖藏
广德县楚国蚁鼻钱窖藏,发现于县城西偏北19公里誓节乡燕子塘村营盘山西北。1982年3月陈姓村民在垦荒时,于地下60厘米深处发现。蚁鼻钱盛于上为半球盖、下为莲花印纹的圆形陶器中,共1000多枚,重3.15公斤。这批蚁鼻钱均椭圆形,形如背面磨石的贝壳,下方穿孔,面铸阴文“咒”。因字体似蚁,两口像鼻孔而名蚁鼻钱。又因其形似人脸,文字像变了形的五官,故又称鬼脸钱。为战国时期楚国通行的钱币。公元前355年楚灭越,广德遂属楚地,楚币自是通行。这一楚币窖藏,在皖南地区是少有的发现。蚁鼻钱出土后,被村民送往誓节营业所兑换,县文化局闻讯,即组织人员去现场调查并全部征集。现藏广德县文物管理所。
二、贵池徽家冲战国青铜器窖藏
贵池徽家冲战国青铜器窖藏,发现于贵池市里山乡徽家冲附近小山坡上。1977年在此发现一组青铜器。铜器埋在一个宽0.90米,长1.60米,深0.50~0.80米的土坑内,放置有序,计56件。按用途可以分为三类:生产工具类有斧6件,铲4件、4件、蚌形镰4件、鱼钩14件、筷1双及锯等;兵器类有戈6件、剑1件、矛1件、刀2件;生活用具类有五足方盘1件、鼎2件及圈足杯等。还有菱形铜坯7块,每块长0.78米,宽0.19米,重8.5市斤。铜器中的鼎、剑、矛、斧、铲等,与湖北江陵拍马山战国楚墓、苏州新苏丝织厂战国窖藏、浙江永嘉战国窖藏出土的同类器型相同,时代属于战国中期。2号铜鼎内壁反刻两行铭文,已残缺。铜坯经光谱定性分析和化学分析,主要是铜铁合金。这批青铜器中,生产工具有34件,占总数一半以上,均为实用器,有使用痕迹,是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农业发展史的难得实物。这批窖藏器物种类庞杂。多数残毁,与铜料一起储存。显然是准备销毁的处理品。古代礼制不以农具随葬,因此极少发现。这批窖藏铜器的出土,解开了古代缺乏青铜农具的谜团。
三、合肥百花井宋代金器窖藏
宋代金器窖藏,系1979年11月合肥市阜阳路拓宽施工时,在位于百花井和市规划设计院之间,距地表1.8米深处出土。窖藏器物有金条3根、金片11枚、金钗18根、金箔1块。共计33件,总重813克。
金牌3根,各重19克,呈长条形,长短、宽窄、厚薄不等。戳印文字各异。“界内申六助聚”6个字,两端各戳印“出门”2个字,一根长9厘米、宽0.7厘米、厚0.1厘米,上戳印“十分赤金”4个字,中戳印“十分金”3个字;另一根长7厘米、宽0.9厘米,两端戳印模糊,两端戳印“十分金”3个字。
金铤11枚,呈长方形,长、宽、厚重各异。长1.5~2.3厘米、宽0.8~1.1厘米、厚0.1厘米、重3.5~4.5克。其中四枚戳印“聂二助聚”4个字,两端横戳印“十分金”3个字;一枚戳印“曹四”2个字,两端横戳印模糊不清;一枚中戳印“贾七五”3个字,两端戳印“出门金”3个字;一枚中戳印“马家丁”3个字,两端戳印“十分金”3个字;一枚中戳印“聂金”两字,两端戳印“十分金”3个字;一枚戳印“口家十分”4个字,两端横戳印不清;一枚中戳印“东王三(金)”4个字,两端无印记。
金钗18根,一般长24厘米,长短相差无几,原都挺直,出土后被人为弯曲变形。每根钗由一根金条弯成两股,弯曲处有一截螺旋纹。螺纹下端戳记有“十分金”、“贾五郎家十分金”两印接盖;另有“北聂(金)”、“梅待诏金”、“界内胡七助聚”、“霍五”、“贾五郎家金”、“聂家(金)”、“出门家”等戳印记。重量多为30克,最轻一枚34克。金箔一块,另一个残破变形的铜泡。
该窖藏没有文字记载,根据器物上戳印的匠名、款式、成色的用语和习俗,参考河北省荆州城外和四川省德阳出土的宋代银铤的题款,以及霍邱县、休宁县、苏南茅山、浙江杭州等地出土的南宋金牌戳记考证;合肥市百花井金器窖藏时间应在南宋晚期入土,金条正名应为金牌,金片正名应为金铤。金器上戳印“聚助”2个字,表示资金的来源;“出门”、“出门金”戳印表示宋代的纳税的名称;“十分金”、“十分赤金”戳印的表示黄金成色和纯度;“马家丁”、“聂金”,“东王三金”戳印应为金银铺号;“申六”、“聂二”、“曹四”、“贾七五”,戳印应为金匠姓名;“界内”戳印,盖取“以一印十八界会之三”,其意是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造金银见钱关子为第十八界,废第十七界不用(此前尚有十六界),三年为一界,“界内”泛指某一界之内而喻。
此窖藏出土的金器件数、品种、重量、珍稀程度在合肥地区实属罕见,它为研究合肥在南宋期间使用金银及金银的储存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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