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周古墓葬的发掘和清理 据不完全统计，从建国起截止1995年底，全省共清理和发掘历代古墓葬3000多座。其中大部分是在各类基本建设中发现的，有的已经毁坏殆尽。少数经过科学发掘的墓葬，基本反映了安徽古代墓葬形制的特点，对研究本省地方史志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全省发现的商代墓葬多集中在淮河流域。1957年阜南县朱寨月牙河发现一组商代晚期青铜器，，计有尊、、觚、爵等10多件。其中龙虎尊器面作半透雕式，使用内范花纹凸出的技法，并且有效地使用支钉和两次浇铸，使肩上的龙身似游动，龙头伸出肩沿外，腹面二虎共吞食裸体人像，为国内罕见珍品。另外，在嘉山县泊岗出土了、觚、爵、青铜器等4件。近年来在颍上县王岗一带不断有青铜器出土，显系墓葬所出，有的爵上有族徽和铭文，比较难得。这些青铜器的发现，为研究安徽境内淮河流域商代晚期青铜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西周时期的墓葬主要有以下几处：1973年潜山县彰法山出土卣、爵、甗等一组西周青铜器。从花纹风格观察，颇似中原地区同期青铜器。1982年以来颍上县王岗等地陆续出土不少西周早中期的青铜器，计有鼎、爵、觚、卣等，铜器有族徽和“父丁”等铭文，疑与历史上的淮夷族有关。该地还出土鼎、簋、觚、卣等组成的仿铜铅器，是明器化铜器的发展。这些材料对探索淮夷族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1959年至1974年，先后3次清理和发掘了屯溪飞机场西周土墩墓群。出土有“五柱形乐器”、尊、卣、盘、盂、鼎等青铜器，伴有尊、盂、碗、罐等原始青瓷和几何印纹硬陶等。屯溪位于皖、浙、赣交界地区的皖南山区，所出青铜器的纹饰来源于地方几何印纹硬陶的编织纹样，也有少数是与中原地区同期纹样一致。因此，它在形制、纹饰和构图风格上，与其他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相比较，既有共性，又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反映了这一地区青铜文化的特点。出土的原始青瓷计有300多件，造型新奇，形制多样，具有深厚的南方特色。其陶瓷碎片的化学成分和陶瓷胎的显微结构都具有南方青釉陶瓷的特征，为解决商代原始青瓷来源问题提供了线索。1979年在青阳十字铺发现一批西周晚期青铜器，经勘查属一墓葬出土。计有鼎、甗、尊、盘、编钟、戈、矛等12件。这批铜器色泽湛蓝，多饰窃曲纹、夔纹，特别是双龙耳尊、羊尊，造型新颖，具有地方特色。 二、春秋战国古墓葬发掘 安徽发掘的春秋古墓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种是具有江淮地区地方特色的墓葬。 1959年舒城县凤凰嘴发现兽首鼎、铉鼎、鬲、盉等铜器和印纹陶罐；1971年在肥西县红卫小八里出土、盘、、鼎、小方等一组春秋早期铜器；1982年在肥西县金牛清理1座春秋早期墓，出土方纹鼎、戈、剑等青铜器3件；1983年在怀宁县人形河清理1座春秋中期墓；出土牺首鼎、蝉纹鼎、盉、、缶等一组青铜器及玛瑙块和陶器；另外在寿县魏岗还出土一组春秋早期的青铜器，有羊首鼎、簋、缶、和小方毁。这几批青铜器均出自土坑墓葬，其制作工艺精湛，造型美观，流行方纹、蝉纹、窃曲纹、蟠虺纹。铜器中牺首鼎、带流三足盉、小方毁、铉鼎等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与江淮古代方方国变化有关。 第二种是反映春秋末年吴楚之争的墓葬。春秋中期以后，江淮地区成为吴楚势力之争的战场。1955年5月在寿县城西门内清理蔡侯申墓，出土鼎、毁、尊、方鉴、缶、编钟、甬钟等各类铜器486件，金饰12件，玉器51件，其中有铭文的铜器约60件，大多与“蔡侯”铭有关。这批铜器具有十分重要的工艺价值和历史考古价值，既是精美的工艺品，又是春秋晚期的标准铜器。1959年12月在淮南市赵家孤堆发掘了蔡侯产墓。该墓虽早年被盗，但还出土镬、剑、戈、镦、车马器等75件。重要的有错金鸟篆文的“蔡侯产”剑3把，铸文63字的铜戈1件，惜铭文锈重不易识，铸文36字的“吴王诸樊”剑和10字的“吴王夫差”戈各1把，还有错金鸟篆文12字的“越王者旨于赐”剑2把。该墓出土众多的兵器，可看出蔡、吴、越三国联盟的踪影。1980年霍山县发现一座春秋晚期古墓，出土戟、戈、殳各1件，辔、马衔各2件。其中戈有“蔡昭侯”的铭文；戟有错金铭文8字，为吴国兵器。1980年9月，在舒城九里墩清理1座春秋晚期墓，出土青铜器170余件。其中甬钟高达1米，重59．4公斤，为省内同类器型体最大的一件。另有鼓座1件，自名建鼓，直径80厘米，重47公斤。上有铭文150字，是了解江淮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该墓还出土“蔡侯”戈1把。江淮地区出土的这几批青铜器，从文化面貌上看，多有楚、蔡风格。从大量的铭文兵器看，真实地反映了吴楚之争，吴蔡越联盟抗楚的史实。 第三种是反映皖南地方特色的墓葬。1979年7月繁昌县环城出土13件春秋早期青铜器，有圆鼎、方鼎、甗、龙纹盘、簋盉、甬钟和鸟形饰等，据勘察为一墓葬出土，这批青铜器以盉、盘较为精美，总的文化特征具有自己的特点。繁昌春秋属吴国，它的发现为研究江南青铜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84年11月至1985年5月，在南陵县千峰山发掘土墩墓近20座，这批土墩墓一墓一墩，底部界线不甚明显，与屯溪西周土墩墓底铺一层卵石现象不同，似为地方差异所致。随葬品以陶、瓷器为主，有几何印纹硬陶罐、瓮、盉、鬲、鼎等，原始瓷主要有豆、盘、盏等。该墓群上限可达西周晚期。下限可为春秋中期。皖南春秋土墩墓的发掘，对了解认识皖南土墩墓的文化性质和族属有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战国时期，楚国势力逐渐东移，楚文化在安徽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1979年至1981年在长丰县杨公发掘战国晚期楚墓10多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以下有4～5个阶梯，大部为斜坡式墓道，墓道两侧摆列有铜矛和漆盾。棺椁有一椁双棺和重椁重棺，采用凸凹榫和边榫结构。棺外涂黑漆，内髹红漆，棺外有3道绳索捆缚，内垫有几何形雕花芩床。这批墓葬大都被盗，仍出土各类遗物240多件。除出土成组的仿铜陶礼器外，比较重要的是玉器，有佩、璜、饰、璧、管、环、圭等。其中龙形玉璜、玉佩，首尾相顾，造型新颖生动，作工精细，为同期罕见珍品，反映了战国晚期楚国玉器工艺的精湛技艺。1978年2月舒城县秦家桥发现3座战国晚期木椁墓。出土铜器有鼎、壶、盘、、勺、镜、剑、戈，漆器有盒、耳杯、盘、奁，陶器有鼎、壶、豆、盂、罐、仓，木制品有立俑、跪俑、梳、蓖等82件。其中两件刻纹铜壶细刻铭文4或5字，漆器耳杯外壁针刻2字，铭文多工匠名。1982年8月在宣城县砖瓦厂清理一座战国晚期竖穴土坑墓，重椁一棺。出土陶器、漆器、木桶等共29件。陶器为鼎、豆、壶、盒组合，表面用红彩描绘的云纹、弦纹、四叶纹等。5件漆耳杯均木胎，黑漆为地，红漆彩绘，上有针刻文字，可识有“周”、“文”、“波”等字，可能是器主或制器工匠的姓名或标志。随葬器皿中除有籼稻外，还有锥栗叶、女贞、尾叶冬青、桂花等树叶4种，与饮茶或药用有关。皖南发现战国晚期具有楚式风格的墓葬，尚属首次，它对研究吴楚文化的相互关系，有一定的价值。 三、汉至南北朝古墓葬发掘 汉代墓葬发掘比较重要的有50年代清理的宿县褚兰九女坟画像石刻墓，1975年发掘的天长县安乐乡北岗汉墓群，1977年清理的亳县曹氏宗族墓，1977年发掘的阜阳县双古堆汝阴侯墓，1981年发掘的芜湖贺家花园西汉墓，1992年发掘的天长三角圩汉墓群。 汝阴侯墓系土坑积炭木椁墓，外填40厘米厚的细木炭末，出土遗物有竹木书简、占盘和天文仪器，铁甲胄，以及漆、铜、陶等器型260多余件。突出的是竹木书简、占盘和天文仪器。竹木书简内容有《诗经》、《刑经》、《苍颉篇》等。占盘和天文仪器3件，即六壬式盘、太乙九宫盘和天文圆仪，其中后两件是中国古文献没有记载过的汉初的测天仪，对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仪器还证明，汉袭秦正朔，确实采用《颛顼》的四分历法。天长北岗和三角圩汉墓群先后发掘50多座，棺椁大多用杉、梓、楠3种木材做成。发现的文物有漆器、铜器、陶器和竹、木、角、牙、玉器等共1200余件。其中以漆器最为精美，造型灵巧，色彩瑰丽，较突出的漆器有鸭咀柄漆盒，双层银金平脱图像朱绘奁和双层半月形朱绘奁等。在三角圩汉墓中还出土有28件一套的木工工具和刻有“广陵宦渴”、“恒平”的铜玉木等质地的印章。芜湖市贺家花园3座西汉墓早年被盗，出土文物200余件。其中有2组滑石器比较罕见，均为仿铜礼器制品，计有鼎、壶、耳杯、奁、盘等28件。这些滑石器器体较大，全用整块石料雕琢而成，制作工整，造型朴实，质地松软，色白淡青，有地方特色。还有一件蟠虺纹铜钫，颈以下通身饰满纹饰，肩部四面有铺首衔环，十分华丽，在颈部有“重一钧廿斤容一石八斗”铭文“容一石八斗重一钧廿斤”的铭文，既是艺术珍品，又是难得的汉代量器。 宿县九女坟画像石刻墓，建于东汉建宁四年（171年），其石刻技法凝重，画像种类较多，其中织布图反映了汉代纺织生产的生动情景。亳县曹氏宗族墓共清理3座，即董园一、二号，元宝坑一号，均系砖墓。出土银镂玉衣、牙质雕刻、鎏金铜器、玉器、陶器、瓷器等。最引人注意的是约300余块墓砖刻文，内容有刑隶、反抗、怨恨、悲吟、奠敬、曹族、方吏、题名、记时和记数等。字体既有汉代常见的篆书、隶书和不常见的章草的真、行书。这些刻辞文字，对研究我国古代书体演变的历史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六朝时期墓葬发掘主要有50年代芜湖市赭山六朝早期墓群和霍丘县张家岗魏晋墓的发掘，1976年10月马鞍山市东晋孟府君墓的发掘，1978年11月南陵县麻桥东吴墓的发掘，1983年马鞍山市佳山东吴墓与和县戚镇西晋太康九年墓的清理，1984年6月马鞍山市东吴朱然墓的清理，1986年1月凤台南金魏晋墓的发掘等。朱然墓为前后双室墓，前室顶部采用“四隅券进式”穹窿顶，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实例。该墓早年被盗，出土随葬品140余件，有漆木器、瓷器、陶器、铜器等，其中漆木器占一半以上。漆器80件，多彩绘人物故事，动植物图案，非常精美。如宫闱宴乐图漆案、季扎挂剑图漆盘、百里奚会故妻图漆盘、童子对棍图漆盘、犀皮黄口羽觞，漆砂砚，锥刻戗金漆盒盖等，展现出三国时期娴熟的绘图技艺和精湛的漆器制作水平，均为稀世珍品。漆器底部自铭“蜀郡作牢”表明这批漆器是蜀郡产品。伴出的刺与谒，以两种不同身份分别记载了墓主的名字、籍贯和官职，如剌（标本130）载：“丹杨朱然再拜问起居，故鄣字义封。”谒墨书“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杨朱然再拜。”朱然死于东吴赤乌十二年（249年），该墓的发现，是迄今为止已发掘的吴墓中，墓主身份最高的。其作为东吴最高统治集团一个成员的墓葬，它在形制、规格、随葬品等方面无疑是研究东吴墓葬的一个重要标尺。马鞍山市佳山东吴墓，系凸字形砖室墓，出土文物30余件及一批古铜钱。随葬品以青瓷器为主，有壶、碗、薰等日用生活用具，还有谷仓、碓、灶、磨、家禽家畜，牛车等殉葬用的明器。其中镇墓兽和跪坐俑在省内比较罕见。南陵县麻桥东吴墓共3座，出土文物30余件，出土的青瓷碟，酱黄色釉上加三组褐色班釉，则是国内目前所见考古材料中最早的点彩物。同出土的木尺、木方及其宅漆木器还是研究东吴制度、用品及衣物名称和漆木工艺的宝贵资料。和县西晋太康九年（288年）墓，系一由前后室及壁龛构成的砖室墓，前后墓室均叠涩内收成券顶，结构较为特殊。随葬品主要是青瓷器、陶器和铜器，陶鳄鱼墓兽造型逼真，两枚神兽镜中1件有“黄龙元年（229年）五月壬申造作”的纪年铭。马鞍山市东晋太元元年（376年）孟府君墓，出土铜、铁、陶、青瓷等器物和墓志30余件。墓砖刻志5块，每块文字相同，铭文曰：“太元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晋故平昌郡安丘县始兴相散骑常侍孟府君墓”书体中有3块为隶书，两块为真书，说明当时今隶与真书同时流行。 四、隋唐以后古墓葬发掘 隋唐时期只发现一般类型的墓葬。合肥市和亳州市发现的隋墓主要有开皇六年（586年）、二十年（600年）、大业三年（607年）的3座有纪年的墓葬。合肥市郊区的开皇六年墓，墓志记述了墓主人曾授“伏波将军”等职。此墓虽被盗，但仍有遗物44件。此墓与亳州隋墓的陶俑等都属于艺术珍品。唐代发现的纪年墓有合肥市和肥东县的开成五年（840年）、咸通元年（860年）等墓葬。1983年11月巢湖市环城乡伍贾村清理唐会昌二年（842年）砖墓一座。该墓为前后两室结构，前室为四角攒尖顶；后室为腰鼓形覆盘式顶。早年被盗，出土长沙窑瓜棱执壶、茶托、钵、双系大注壶和带有“伍”字砚台等20余件。该墓出土墓志一合，志盖楷书阴刻“唐故伍府君志铭”，计有29行，700多字。志文记载了墓主伍钧的祖籍为武陵郡，“吴相国（伍）员之后”子胥24代孙伍诱随晋过江，“累代居润州丹徒县”，后人伍因战乱“而至历阳”，到唐代因避战乱，伍子皓迁家于南巢。其次子名钧，系墓主。这合墓志为研究伍子胥家族和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宋代墓葬发现较多，重要的有1973年合肥东郊大兴集包拯家族墓的发掘和1982年六安县嵩寮岩宋墓的清理。包拯夫妇墓为两个墓室，一前一后排列。墓为砖石结构，早年经破坏。包拯墓的二扇石门均被砸碎抬走，只剩下有“王”字的木俑。包拯夫妇的墓志铭和一棺是从这两墓室的附近土坑墓中挖出来的。余有墓志可考的是包拯长子包繶夫妇墓、次子包绶夫妇墓、孙包永年墓。包拯子孙的墓未受到破坏，可随葬品寥寥无几，共计50多件，甚是平常。包拯墓志铭3200字，比《宋史·包拯传》的字数还多，这给研究包拯和北宋的历史以及有关“清官”等问题，增添了新的资料。六安县嵩寮岩南宋晚期男女合葬墓，出土金器6件，银器31件，铜器5件，以及木、角、漆器等。银器有托盘、盏、盒、奁等，其中托盘内底凸出四个儿童游戏于折枝草中，银盏周壁饰突起的盛开花朵。两儿童攀附于侧，一童立于盏心。银奁分器盖、上格、中格、底部四层，盒奁四周刻细如发线的花草纹饰，反映了当时银器的工艺的精湛技术。 元明时期的墓葬清理较少。50年代在安庆棋盘山清理了元代大德五年（1301年）、九年（1305年）的范文虎夫妇墓，出土一批元代瓷器，十分精美，是研究元代瓷器手工业的实物。1976年在歙县璜蔚乡发现元统三年（1335年）石刻画像墓一座，石刻画像层次分明，雕刻技艺细腻，为研究江南徽州一带后来的石刻艺术和民间建筑的发展提供了早期的信息。1973年在蚌埠市东郊清理了明初功臣汤和墓，虽被盗，仍出土文物136件。其中1件大青花瓷罐较为突出，盖饰莲瓣纹，边作金钱纹，花纹精细，规整匀称，实为罕见之物。此外，合肥三孝口凤阳余庄，歙县仪表厂等地发现的明代墓葬也很重要，如歙县、凤阳明巷中出土有金发冠、金香囊、金钗及玉带饰等，工艺精湛，造型美观，其中不乏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