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兴文字狱使安徽地区的出版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安徽地区清前期及中期的出版业总趋势仍是承明代之盛。 一、文字狱 清初，大江南北的明遗民们不服清廷统治，有的直接参加抗清活动，有的著书立说，不与清廷合作。因此，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兴文字狱期间，安徽地区的文字狱屡兴，其中与出版业关联的文字狱有：桐城戴名世《南山集》案、桐城孙学颜刻印吕留良《四书讲义》案、宁国府李超海《武生立品集》案、和州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案、歙县方国泰收藏《涛浣亭诗集》案等。诸案中，又以戴名世《南山集》案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文字狱之一。 〔戴名世《南山集》案〕 戴名世（1653～1713年），字田有，又字褐夫，号药身，自号忧庵，安徽桐城县人。著名的散文家，明遗民之后。名世年幼在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下，潜心古文。32岁时拔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他弃官不做，云游燕、赵等地长达17年，归隐桐城南山庄潜心著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著有《南山集》、《意园文集》、《戴田有四书文》、《忧患集偶钞》、《孑遗录》、《南山集偶钞》（又名《戴田有古文偶钞》）、《初集》、《困学集》、《柳下集》、《岩居川观集》及诗集《齐讴集》等。其中，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刊刻的包括论文、书信、日记、传、序、墓志铭、杂文等体裁的文集《南山集》。作品中具有强烈反清复明的民族情绪。他在《与余生书》一文中，认为南明的弘光、隆武、永历3帝应为明的正朔。因此，清顺治帝不能为正统。在《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乾我师败绩》一文中，号召人们报“国之夺于人”、“君父之死于人”的仇。还有的文章大量引用方孝标的《滇黔纪闻》的记叙，议论南明史事，用南明诸帝的年号，触犯清廷的忌讳。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告发戴名世是“妄窃文名，恃才放荡”，“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因而戴名世因《南山集》获罪。康熙帝在处理此案时，寻根刨底，大肆株连。涉及此案者达300多人。除戴名世、方孝标两族外，株连为《南山集》作序、刊刻、销售及与戴名世有交往的，如尤云鹗、方正玉、汪灏、刘岩、余生（湛）、方苞、朱书、王源等及收有该书的藏书家等三百多人。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审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康熙下诏除戴名世本人被斩杀外，方苞等人被罚入汉军旗籍，余湛已死狱中，方孝标剖棺坐刂尸，财产入官，子登峰等连同妻子发配黑龙江。其他被株连者多获宽释。案后，戴名世、方孝标著作或禁或毁，大部分散失。方苞等被牵连人众直至雍正元年才遇赦复籍归宗。 〔孙麻山案〕 雍正间桐城县发生的孙学颜刻吕留良《四书讲义》案，是继戴名世案后又一个文字狱案。吕留良为明末遗民，卒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在新著《四书讲义》中传播反清思想，拥有很多信徒。吕留良的私淑弟子曾静将吕氏之说再传张熙。雍正六年（1728年）曾静认为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裔孙，理应对清廷不满。因此，派学生张熙去劝说岳钟琪举起反清义旗。不料，被岳出卖，酿成大狱。吕留良及子保葆中，学生严鸿逵均被刨坟戮尸，与此案毫无关系的族人也多被牵连，或斩首，或充军，吕氏著作列入禁书。 孙学颜（1677—1734年），字克用，于桐城麻山华农精舍授徒讲学，人称麻山先生。学颜家境贫寒，矢志为学，学有所成。著有《麻山遗集》。他在哲学上，反对王阳明以私意为天意。在思想体系上笃信朱子，在当时著名桐城派学者戴名世极力推崇及吕留良《四书讲义》的影响下，他也认为吕氏的著作有“维挽风气，力砥狂澜”的功勋。雍正十二年（1734年），孙学颜刻印吕氏讲义并作序言而被逮入狱，与周敬舆、车鼎丰、车鼎贲、黄敬庵等同遭清廷残杀，所刻吕氏《四书讲义》历遭地方官搜毁。 〔李超海《武生立品集》案〕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四月一日，安徽学政德风接到参加府试的宁国府宣城县武生李超海呈递的自著《武生立品集》，马上对考生李超海采取禁锢寻查措施。四月七日就立案上报乾隆皇帝。《武生立品集》共有36篇，德风认为其中有32篇为窗下鄙俚荒词。在《策论铭》等4篇中有“天下武生可用与不获见用者莫此时为甚”，还有“重为君重，轻为君轻，若何文重武轻？一言而失天下干城之心”等句，德风认为语属狂悖。历经严审及府、县地方官严查，没有发现李超海有其他违禁书籍，四月十五日安徽巡抚富尼汉再次如实上奏。乾隆帝在富尼汉奏折上石朱批：“如何定罪？仍行折奏。”四月二十四日乾隆帝又传谕军机大臣等：“宣城县武生李超海以微末武生，乃因愤激不能上进，竟敢妄为著作，呈其诞词，并有称‘大明进士’等字样，不可不严加治罪以惩恶劣。著传谕富尼汉，即速搜查该犯有无家藏狂悖不法字迹，严行审讯，按律定拟具奏，毋得稍有姑息。”富尼汉立即派宁国知府咏筹虎再次细查，五月初一日又把为李超海抄写《立品集》的李上青、李华萼、冯桂馨押解到省，严加审讯。 此案审结后，以“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条例，将李超海斩首。李上青、冯桂馨杖80，再枷号1个月，李华萼只代抄目录，免于处分。宁国府学教官以失察溺职罪予以斥革。前任安徽学政双庆没有及时上奏李超海呈出的《文武全材》一策，交部议处。 〔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案〕 乾隆朝后期，由安徽巡抚闵鹗元告发的直隶和州戴移孝撰《碧落后人诗集》及其子戴昆撰《约亭遗诗》二书“语多悖逆”，而酿成大肆杀人毁书的文字狱大案。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五月二日、六月七日，安徽巡抚闵鹗元两次奏称，在查缴明末野史和清初著作中，查获历阳（今和县）戴重撰《河村集》，属禁毁书。和州州学生员林元英又呈出戴重子戴移孝撰《碧落后人诗集》1本。闵鹗元和庐凤道基厚亲往戴移孝子孙家严加搜查，唯查出戴移孝子戴昆撰《约亭遗诗》1本。经深文周纳，罗织出《约亭遗诗》中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等名属于“狂悖语”。书首有鲁裕作的序言，有“宦游归里”、“怼君违亲”之语。鲁之裕是安庆府太湖县人，原在湖北任道员，是戴昆的朋友，已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亡故，著有《经史提纲》、《式馨堂文集》、《书法彀》三书。《经史提纲》中有钱谦益、吴伟业等人的姓名，《式馨堂文集》内有明诗钞。乾隆帝闻奏后传谕各地总督、巡抚：“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后人诗》、《约亭遗诗》二本，阅其书内悖逆之处甚多，殊属可恶。已将两书销毁矣，其作序之鲁之裕身任道员，敢为逆犯作序，使其人尚存，必当重治其罪，今已身故，姑免深究。但此书刊刻多年，留存断不止二本。现据戴昆之孙戴世道供称：《约亭遗诗》系乾隆十年在湖广刻印。恐楚省尚有收藏家，著传谕闵鹗元、富勒浑等饬属严查。如有此书版片及抄本、刻本，即行解京销毁。其余别省亦恐有流传之处，并著各该督抚等实力查交，俾狂犬诗词搜毁净尽”。“倘有片纸只字留存，将来别经查出惟督抚等是问。” 此案涉及全国。此后，各省督抚纷纷报告严重情况。同年七月十四日乾隆帝亲自决案为：将戴移孝、戴昆父子戮尸示众，戴世道（移孝曾孙）处斩；戴用霖（移孝孙）、戴世德、戴世法（均移孝曾孙）秋后处决；他们的妻子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籍没。鲁之裕的子孙全部斥革。历时5个月的戴案以残杀无辜，大肆株连告终。 〔《涛浣亭诗集》案〕 乾隆后期又以徽州府方国泰收藏《涛浣亭诗集》案再次兴起文字狱。歙县方国泰因收藏有五世祖清初贡生方芬撰《易经补义》，七世祖方有度撰《陛辞疏草》两书，请奖孝友匾，结果被歙县知县杨祈迪查出他收藏有方芬撰《涛浣亭诗集》，经周纳深究，其中有“征衣泪积燕云恨，林泉不共鸟啼新”，“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兼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句，为意在影射，诅咒清廷，图谋复明，构成叛逆大罪。一时间，恐怖的黑云四起。前安徽巡抚农起和督臣萨载立即具文上奏乾隆。继任安徽巡抚谭尚忠等辈当作大事来抓，严加审讯。并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二十九日上书乾隆，要求将已故多年的“方芬刨坟戮尸，以彰国法。”方国泰以“胆敢隐藏方芬诗集，比照‘大逆知情隐藏者斩律’，拟斩立决。” 五月初三，乾隆亲批刑部奏议有：“若无不法字句，即可毋庸办理。朕凡事不为已甚，岂于语言文字反过于推求？各省督抚尤当仰体朕意，将此通谕中外知之。钦此。”后才没有大张旗鼓地办罪。 二、清代安徽地区的禁书活动 清朝在政治上采取高压政策，血腥镇压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同时，又以“悖逆”、“违碍”等名义杀人毁书的文化高压政策，厉禁不利清廷统治书籍的出版，并同时采取“寓征于毁”的手段，以征求古书秘籍的名义，大量毁书，改书，以禁锢人民的反抗情绪。据清·姚觐元所编清代4种禁毁书目，专记在编辑《四库全书》中摧毁旧籍不下3000种（其中，全毁2453种，抽毁402种，销毁书板50种，销毁石刻24种）。清代修订《四库全书》目的是假借求书之名，行改书、毁书之实。许多珍本秘籍在“违碍”、“悖逆”的名义下，或毁，或尽失本来面目，是中国文化古籍史上的一场大劫难。乾隆间下诏征书以及各地呈书总计数以万种以上，被销毁的书超过万种。民间为逃避文字狱，自行焚毁的则更多。 清代，安徽地区在文化古籍上所受摧残最为惨烈。安徽省的地方政府对书籍的查禁干得最为卖力。乾隆四十四年（1799年），安徽巡抚闵鄂元专门上书，铲除“悖妄著述”，深得乾隆的赞赏。乾隆间下令征集民间图书，全国进书500种以上的只有4家。除浙江范钦八世孙范懋柱天一阁进呈638种外，其余3家均为徽州府人。最多的为祁门县马曰王官之子马裕，进书776种；次为歙县长塘鲍廷博，进书600余种；三是歙县汪启淑，进书500种以上；民间呈缴的书，累计数更大。 今据清·姚觐元《禁毁书目四种》、近人陈乃乾《索引式的禁书总录》、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清实录》、《清代文字狱档》、蒋元卿《皖人书录》等书统计，所禁以明末清初皖人著述为主，被禁毁的皖人皖版书不下千种。 三、《红楼梦》程甲本、程乙本 《红楼梦》程甲本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冬至，距曹雪芹逝世后30年，由徽州府萃文书屋主人程伟元第一次以活字将《红楼梦》八十回抄本与高鹗续后四十回补本合在一起印行，为《红楼梦》第一个印本。出版后，因社会需要量大，不能满足，且“因急欲公诸同好，故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谬”（该书高鹗引言），又于第二年春季（乾隆五十七年壬子花朝）再次校订排印，计改动了五六千字，回目标题也稍有改动，是为程乙本，程甲、程乙本附图24页，是《红楼梦》版画中最早的一种。在当时画院木刻的影响下，其风格与明代徽派版画迥异。卷首有程伟元、高鹗的序言。因程乙本在排印前作了修订，所以在序后又加上引言。甲、乙本前都有图赞，图赞和序文为板刻，共24页。均为半页10行，行24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封面刻《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署名“萃文书屋”。书末有“萃文书屋藏装24册。 程甲、程乙本《红楼梦》传至今日，已极稀见，程甲本则更同凤毛麟角。它们是研究《红楼梦》的宝贵资料，在中国古典文学史和古代印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晁贻端和木活字《学海类编》印本 晁贻端（1793—1864年），字星门，号石方，别号藕梅居士，清代道光间著名的学者和出版家，六安人。贻端曾任县供粮吏，从学于学使贾允升。道光二年（1822年）中举，授汉官学教习。历任汀州府宁化县（今属福建）知县，邵武府光泽县知县。以守城功，赏花翎，加知府衔。晁氏学识渊博，为人静穆，家有待学楼，藏书逾万卷，咸丰七年（1857年）毁于太平军进攻六安城的兵火中。著有《河朔访古记》、《倚梅唤鹤吟草》，均刊行于世。 晁氏喜校刊书籍。道光十年（1830年）以待学楼为号，辑刻其先祖宋代的晁迥、补之、说之、贯之、冲之著述10种83卷，定名为《晁氏丛书》，道光间还刻有清彭孙撰《词藻》4卷等书。他最著名的出版活动要数道光十一年（1831年）用木活字排印由清初著名学者曹溶编辑，门人陶越增删的自唐宋至清初的文集汇编《学海类编》丛书。 木活字本《学海类编》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的一部私家印刷的活字印本丛书，也是这部大型丛书的最初印本。在中国古代活字本书丛里是仅次于雍正四至六年（1726—1728年）武英殿铜活字印本《图书集成》和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木活字印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古佚丛书）而位列第三。 这部大型丛书于清初成书后至道光初，100多年间一直没有出版家敢于问津。道光间，娄县张允垂购得原本后，转给六安晁贻端。晁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用木活字排印行世。该版本半页9行、行21字，单栏、白口、单线鱼尾。封面印有“六安晁氏聚珍板印”1行。全书印工精湛，与当时著名的刻本不相上下。民国9年（1920年）上海涵芬楼又将晁氏印本影印出版，使之流传更广。这部丛书工程浩大，共分11类，收书总数达432种，816卷。本书在编辑过程中选材审慎，以收自唐宋至清初的诸书零篇散帙以及元、明人的遗著为特色，基本上不收玄虚、荒诞及已刊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的印行出版，尤其是以木活字排印出版，在中国古籍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翟金生与泥活字印刷术的再实践 翟金生（1774—1857年后），字西园，号文虎，泾县水东村人。他出身于世儒书香人家，本人是秀才，能书善画，长于诗文，终生以教书为业。他自称“下里寒儒，乡贤后裔”，自注说：“远祖驾部震川（按，即翟台，字思平，号震川，明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官南京车驾司主事，为其八世祖）公讲明正学，著述甚富。殁祀乡贤祠，省志儒林有传”（《泥版试印初编》自序）。金生幼年曾应童子试，因科场失意，中年倦于进取，绝意仕途，“专以经述文章垂教后学”。 翟金生有感于著作因雕版印刷费用太大，无力刊行的著述被埋没而深为惋惜。同时，当时盛行木活字，一般印到200部后，字画就会模糊，不够理想。在读了沈括的《梦溪笔谈》中的泥活字印刷术后，不顾“家徒四壁室悬磬”的困苦生活，“每天课读之余，不惮烦劳，竭智虑以穷其术”，率领儿子发增、一棠、一杰、一新等人“抟土造煅”，把毕生精力消耗在研制泥活字及泥活字印刷术的实践中，竭30年之功，终于在古稀之年制成10万余枚泥活字。 翟氏亲制的泥活字均为明体字（俗称宋体）阳文反体，分为大、中、小、次小、最小5种和小圆圈。有人把它分为1″、2″泥方字、3″泥长方字、4″泥方字等。可惜翟氏没有将制作方法记载下来。泥字制成后，他担心印书不理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用白连史纸试印自己的诗词集11卷，定名为《泥版试印初编》，诗集上注明是“自造泥字”。这部字画精匀，纸墨清晰的泥活字印书比明代毕氏兰雪堂铜活字印本更精致。包世臣（1775—1855年）在该书序中称：“吾乡西园先生好古士也。以三十年心力造泥字活版，数达十万，试印其生平所著各体诗文及联语”。包氏还在序言中指出，“木字印二百部，字画就胀大模糊，终不若泥版之千万印而不失真也”，可见翟氏泥活字印刷的成功。翟氏自称这套泥活字印刷术为“泥斗版”、“澄泥版”、“泥聚珍版”。对于奋斗数十年才得以成功，翟氏即兴作了自刊、自检、自著、自编、自印五言绝句5首，印在《泥版试印初编》篇首。该印本半页8行，行18字，黑口，左右双边。 嗣后，翟氏又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九月至翌年五月成功地为其友人江西宜黄黄爵滋刊印400部诗集《仙屏书屋初集》18卷。书封面镌“泾翟西园泥字排印”两行小字牌记。这部诗集所用泥字较小，称小泥字，诗中小注字更小，线装5册，半页9行，行18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版心上注“仙屏书屋”4字。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又排印了族弟翟廷珍撰《修业堂集》20卷，即初集《文钞》10卷，《肆雅诗钞》6卷，《杂著》2卷；二集《诗钞》2卷附其子翟肯堂撰《留芳斋遗稿》1卷。道光三十年（1850年）又排印了黄爵滋的咏物、题画、纪游、感旧、怀人之类的《仙屏书屋初集诗录》16卷，《后录》2卷，咸丰七年（1857年）年届82岁的翟金生命裔孙翟家祥排印了明·翟震川纂修，清·翟金生续增《泾川水东翟氏宗谱》不分卷，1册。该书封面左题：“大清咸丰七年仲冬月泥聚珍重印”1行，封面后印有“桃花潭图”2页，图左下署“十七世孙一新敬写”，行款格式不一定，字数无定数，正文一般半页10行，行27字，白口，黑鱼尾，左右双栏，有牌记。 翟氏的泥活字，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泾县文化局等单位均有收藏。至今仍“坚贞如骨角”。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研究室近年还仿翟氏泥活字制作了一套泥活字。 翟金生是和苏州李瑶（字宝之）继北宋毕升日之后，首次将泥活字试验成功并留下实物的人。他所制造的泥活字及成功印造的几部书籍传世，充分证实了沈氏《梦溪笔谈》所记载的毕升日发明泥板活字印刷术是完全可信的，从而有力地捍卫了中国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崇高的历史地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张秉伦提供的部分翟氏泥活字，1982年曾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之一被送到加拿大等国展览。翟氏的现存泥活字印本书和泥活字成为研究中国印刷发展史的宝贵实物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