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佛教
第一节 佛教沿革
一、佛教的传入 安徽北方的淮河流域邻近佛教初传之地洛阳，在东汉后期安徽受其影响开始有了传播。其时“洛阳以东，淮水以北，佛教已有流传”（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58页）。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治淮河之南北的楚王刘英尝“为浮屠斋戒祭把”、“尚浮屠之仁祠”（“浮屠”为早期对佛教的一种译称）。东汉永平十三年（70年），楚王英因罪废徙丹阳郡泾县，随从南徙者数千人，佛教或由此而流播江南。受其影响，不久后的丹阳（今宣城）人笮融在徐州、扬州间“大起浮屠祠。悉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远近前后至五千余人户民人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三国志》吴志·刘繇传）。如此的规模，对邻近的安徽东北部大有影响。 三国时期，吴国相对稳定和繁荣，佛教在安徽境内的影响日益增大，开始有建立佛寺记载。据《安徽通志》（清陶澍等修，道光十年刻本）卷四十一寺观记载：“石溪寺，在县（全椒）西七十里，吴赤乌二年（239年）建”；“广济寺，在府（太平府，治所今当涂）北采石山、吴赤乌二年建”；“古化城寺，在府（太平府，治所今当涂）城内向化桥礼贤巷，吴大帝（孙权）时为康里国僧会法师建三道场，此其一也。”康僧会为西域僧人，赤乌年间至建业（今南京）孙权建建初寺以居之，为江南有佛寺之始。以上是见于记载的安徽最早建立的佛寺。 到了两晋时期，佛教在淮河流域和长江两岸有了进一步传播，建立寺庙的记载明显增多。如寿县石涧寺、潜山县百丈寺、宿松县西林寺、泾县大安寺等。这时安徽境内也出现了几个高僧。寿县石涧寺的卑摩罗叉，西域宾（今克什米尔一带）人。在石涧寺盛阐毗尼，律徒云聚。又有亳州开元寺僧遵诲，谯郡（亳县）人，精于《法华经》，朝廷赐号真行大师。 南北朝时，由于北方动荡不安，关内兵祸频繁，名僧四散，多趋南朝。“汉魏之间，两晋之际，俱有学士名僧之南渡，至此为第三次矣”（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41页）。宋、齐、梁、陈四代，佛教逐渐流传，以梁武帝时最盛。齐粱帝王多信仰佛教，影响所及，沿江各地皆盛行佛教，僧寺众多。杜牧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咏此盛况，南京继洛阳，长安之后成为中国又一佛教中心，邻近的安徽受其影响，佛教自然流传起来，其中又以长江两岸及靠近建康（今南京）的安徽东部地区较盛。 南朝时安徽也有不少名僧。“昙影，道融历精于淮北”（《续僧传》习禅篇），梁僧宝志，创潜山山谷寺。僧导，十岁出家，曾参与鸠摩罗什译经，后至安徽寿县东山寺，从之学者千余人，影响及于江南。 南朝时有不少名门望族笃信佛法。新安（今徽州）太守张镜，于佛法服膺之至。庐江郡何氏，自晋司空何充，宋司空何尚之，到何尚之的孙子何点、何求、何胤、从孙何敬容，世代奉佛，交结名僧，建立寺塔。在上至帝王，下至官绅的统治阶级推崇下，佛教开始深入民间。 随着佛教的传播，佛教艺术也得到了发展。两晋南北朝时期，谯郡（今宿县）人戴逵，博才多艺工书画更因擅长塑造和雕刻佛像而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佛像的雕塑，既审度外来法式，又融以民族风格。在建康（今南京）瓦官寺作佛像五尊，时称为“瓦官寺三绝”（顾恺之的维摩壁画、狮子国玉像）之一。在会稽灵宝寺以三年功力雕刻的佛菩萨，更大受赞誉。戴逵作的《五天罗汉图》保留至唐代。其子戴继承了戴逵的塑、雕技艺，“尝刻一像，自隐帐中，听人感否，随而改之，如是者积十年”（《尚书故实》）在雕塑佛像上也达到很高成就。”时有“二戴佛像，历代独步”之称。 二、佛教在安徽的发展 经过南北朝的传播后，佛教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特色，禅宗开始产生，并传入安徽。佛教崇为禅宗三祖的僧璨，主要活动在今安庆地区，曾隐于岳西县司空山、潜山县天柱山等处，并授法于四祖道信。作有“信心铭”，广宣禅宗“佛法心传、不立文字”之佛法。此前并有二祖慧可往来司空山，传法于三祖。 唐朝是佛教在安徽传播的鼎盛时期，僧璨以后禅宗在安徽逐渐传播，先在西部，后扩展到全省。虽有其他宗派的流传，但以禅宗势力最大。这时安徽全境寺庙兴建很多，遍布各地，天柱山、九华山、黄山等名山为佛教徒所注意，兴建了一些著名寺庙，如潜山天柱寺、黄山大中祥符寺、翠微寺、宣城敬亭山广教寺、九华山化城寺。泗县普光王寺为唐代佛教徒集中朝拜的四大圣地之一。 唐代安徽的高僧大德也为数极多，如天柱寺释崇慧，泗州普光王寺释僧伽，九华山释金乔觉，庐州大蜀山释慧满等。大量僧人的活动推动了佛教在安徽境内的广泛传播。由于全境的统一和安定，经济的发展，以及统治阶级的崇佛，佛教在安徽的传播越来越广泛。 唐末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人们迫于赋税兵役，往往逃为僧尼或投身寺院做奴婢，官府仍不放过，对僧尼发放度牒，收度牒费，乘机敛钱。如唐敬宗时，徐州节度使王智兴，聚货无厌，以敬宗诞月，请于泗州置僧坛度人资福，以邀厚利，“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共计受牒六十万人。僧尼的泛滥，使社会生产力受到一定影响。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大灭佛法，毁各地佛寺，令僧尼还俗，解放寺院奴婢，佛教遭受一次重大打击。 黄巢起义使唐朝分崩离析，唐末至五代，封建统治阶级中间相互争权夺地，战乱不断，“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瓮城砖”（唐末池州诗人杜荀鹤《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继会昌灭佛之后佛教又遭受了一个时期的破坏，这一时期新建的寺院，为数极少。赵匡胤建立宋朝，统一全国。北宋时期，遭受重创的佛教开始复兴和发展。许多已经毁废的寺庙得到修复，扩大了规模，并新建了不少寺庙，大江南北，佛教气象庄严。但是，宋高宗南渡（1127年）以后，淮河南北成为宋金、宋元长期争战的场所，江北佛教又遭受了一次战火的破坏。长江以南在偏安一隅的南宋统治下，佛教得以幸免于难。两宋时期新建了许多寺庙，主要有：太湖海会寺，池州齐山寺，九华山净居寺，巢县相山寺等。许多前朝建的寺庙得到重修，并赐名号，改变名称，延至后代。宋代除禅宗外，净土宗的影响也较广。另外，宋代华严宗的代表人物长水子璩，初学《楞严经》，后参滁州琅琊山慧觉，遵照慧觉“励志扶持”华严宗的嘱咐，到陕西住于长水（即产水）众几一千。撰有《楞严经疏》十卷，后称作《长水疏》，为宋代华严宗重要著述。宋代士大夫信佛者众多，皖境亦然。如欧阳修“自致仕居颍上，日与沙门游，因号六一居土，名其文曰《居士集》”（《佛祖统记》第四五卷）。元代，统治者对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佛教仍得以发展，只是时间较短，建树不多。 明朝建立后，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早年曾流落寺院之中，对佛教有好感，加上政治、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为佛教的大发展提供了条件。 明代安徽境内寺庙的大兴可说是从修龙兴寺起。龙兴寺在凤阳，旧名皇觉寺，朱元璋年轻时曾流寓于此。建立明朝后，大事营建，改名龙兴寺。与此同时或稍后，许多毁废的历代寺庙在明初得到重建或扩建，主要的有阜阳资福寺，蒙城慈氏寺，滁州琅琊山开化寺，以淮河南北地区，朱元璋兴起之地为多。其它如安庆地区，皖东、皖南也有不少寺庙被修复。明朝并新建了一些寺庙，主要有：安庆迎江寺，潜山天柱山佛光寺等。 明亡，许多遗臣孑民不愿事清，往往遁迹山林，削发为僧，这是明清之际佛教史上的特殊历史现象。一些有才华的明遗臣深感亡国之痛，专事钻研学术、书画，不问世事，企图超脱凡尘，摆脱内心的烦恼，明禅暗儒，为佛教增添了不少色彩。其最典型著名的如：明清之际杰出的学者、诗人兼书画家方以智，桐城人，晚年在江西清原山佛堂讲法，门徒众多。又如新安画派奠基人渐江，俗姓江名韬，歙县人，自称渐江僧。象方以智、江韬这类的僧人，不很著名的还有很多，他们身虽出家，心怀故国，表现了一种封建的忠君报国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 清代，佛教得到广泛传播，大小寺庵，遍布城乡各地，众多僧尼，散居大江南北。除了修复、扩建前代创建的寺庵以外，大量的小型寺庵的建造是清代中后期的一个特点。这从明清时期各地方志书所载寺庵的前后比照可以看出。如明万历二十年（1600年）修《祁门县志》仅载寺庵52座，而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修《祁门县志》共载寺庵有134座之多，绝大多数都是清代修建的小型寺庵。这样的寺庵居住僧尼不多，建筑较简陋，在稍大一点的村镇，或山川道路的要津，皆有分布，在名都胜邑或名山大川，则聚集更多，如康熙《安庆府志》记载：安庆府治及怀宁县，就有寺35个、庵86个。九华山在清代也发展成一个大的佛教道场，寺庵众多，许多高僧居此讲经说法。数以千计的寺庵，星罗棋布于安徽大地，佛教思想深人民心，可说已成为清朝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清末民初，随着西方近代文化的传入，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播，佛教的社会影响有所削弱，但前代兴建的寺庵仍得到延续，主要是农村中的居住几人的小寺，一些名山大寺也得基本保持以前规模，这种情况直到抗日战争前。小寺小庵规模虽然不大，僧尼也不多，但散布在广大的农村，在文化落后、经济贫困的农民中影响较大。以民国17年（1928年)安徽省佛学会寺庙登记簿中的怀宁县（含今安庆市）寺庙调查为例，共有寺庵等37个，僧尼120人（除迎江寺），平均每处约3人，最多14人，少者1人，一般都在4人以下。根据民国23～25年，佛教调查材料的不完全统计，仅合肥、芜湖、阜阳、宣城、六安、巢县等24个市、县，就有寺庵980个，僧尼3686人。 小的寺庵以及零散僧尼为了能更好地扩大其影响，保护其房地产不受冲击，在民国初年以后，相继以一方城镇的大寺为中心，成立佛教会组织，加强了对零星寺庵的庙产管理和僧人间的联系。具体情况见表2—1—1。民国25年安徽省佛教会组织一览表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烧杀抢掠，安徽省许多寺庵也遭到噩运，有的寺庙被彻底摧毁，荡然无存，有的遭不同程度的毁坏。九华山也未能幸免，一些著名寺庙遭敌机轰炸，毁坏严重。在汪伪政府时期，一些伪佛教会组织被扶植起来，在佛教徒中推行奴化政策。在日伪统治期间，寺庙破败，僧尼人心涣散，佛教呈现一派萧条景象。 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随着民国政府统治的江河日下，以及解放战争的进行，佛教也处于不稳定状况，抗战期间的不景气未能得到恢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建国前夕。 三、安徽佛教的现状 建国初，佛教在社会交替时期呈现纷乱景象。1952年，皖南、皖北行署首先进行了调查登记工作，填制了大量调查表，对寺庙名称、宗派、创建年月、所在地区、僧尼人数、寺庙财产、僧尼生活等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登记，了解全省佛教基本情况。据统计，建国初，全省共有寺庵3158处，僧3933人，尼2797人，居士约3500人，以后各个时期，佛教情况都有变化。到1955年，全省共有寺庙1942处，其中较完整的约800余处，僧尼4962人，居士近千人。1957年寺庙、僧尼数字略有减少，全省尚有寺庙1820处，僧尼4496人。1958年后，佛教寺庙大为减少众多僧尼还俗。到1962年统计，全省共有寺庙700余座，僧560人，尼889人，居士不到200人。 在寺庵历年减少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僧尼生活，保护名胜古迹。安徽对佛教名山和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寺庙都予以保护和维修。1957年以前，安庆迎江寺、青阳九华山寺庙、合肥明教寺、滁县琅琊寺等，人民政府先后拨款达7．3万多元，进行维修。1958年，针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一些地方寺庙受到冲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不到认真贯彻的情况，全省拟定了一批列入保护范围的寺庙名单，将影响较大，僧尼较多的50多处的寺庙及庙内文物，佛像、法器等予以保护，具体情况见表2—1—2。1958年安徽省寺庙保护一览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寺庙普遍遭受冲击、毁坏严重，直到1978年以后，才一些陆续修复开放。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佛教又恢复了正常活动。首先，对佛教界僧、尼落实了宗教政策，复查改正了冤假错案，政治上、生活上都得到适当安排。在生活上，宗教、民政部门定期对经济困难的僧尼给予生活补助。在政治上，提高了僧尼的社会地位，当选为县以上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共63人，其中全国政协委员1人，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6人（含常委1人），市、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56人。其次，在落实佛教房产政策的基础上，陆续恢复开放了一批寺庙庵堂。1983年国务院（83）60号文件，批准安徽列为全国重点寺院14座，它们是：合肥明教寺、滁县琅琊寺、安庆迎江寺、芜湖广济寺、潜山三祖寺、九华山祗园寺、百岁宫、甘露寺、天台寺、旃檀林、月身殿、慧居寺、上禅堂、化城寺。但是，全省还有不少寺庵，仍为其它单位占用，影响了宗教政策的落实和工作的开展。因此，1984年12月，省人民政府发布皖政147号文件，公布了省级重点开放的佛教寺院52座，对促进全省佛教活动的正常化起了很大作用。到1985年底，全省正式开放的佛教寺庙已达71座。到1987年全省有寺庙200多座，建立县以上佛教协会组织22个，有僧尼1000余人。举办九华山僧伽培训班，培养年轻僧人。 为了管理好开放的寺庙，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安徽省佛教协会组织积极带领广大佛教徒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作贡献。1982年11月，召开了安徽省佛教代表大会，成立了安徽省佛教协会，通过了章程。其宗旨是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教育全省佛教徒发扬“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佛教优良传统，会议选举仁德为会长，普全、超然、胡善崇、妙安为副会长。1987年11月在九华山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总结第一届会议以来工作情况。会议选举产生了安徽省佛教协会第二届理事全。 安徽省佛教协会第二届理事会成员 理事： 云从仁德双修（尼）圣慈（尼） 边正方匡成自德妙安妙山 印空明心圣海（尼）胡善崇 悟觉悟成（尼）普全果园皖峰 慧真慧开无垢（尼）宏行常修 傅国安惟禅 常务理事： 仁德妙安普全果园明心 胡善崇妙山圣慈慧开 会长：仁德 副会长：妙安普全果园胡善崇 秘书长：妙安（兼） 副秘书长：孙以陵 到1987年，在全省佛教寺庙、僧民比较集中的九华山及一些市、县也相继成立了佛教协会组织，这些组织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政策，管理寺庙、办理教内事务，联系信教群众，引导宗教活动正常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情况见表2—1—3。 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佛教界积极开展了对外友好交往，接待了大批前来旅游观光、朝山进香的境外佛教界团组和个人，主要有：美国佛学研究会会长寿冶、美国佛教青宁会会长乐度、加拿大佛教会会长诚祥、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兼世界僧伽协会会长宏船、香港宝莲寺方丈圣一法师等。同时组织了出访，主要有：1986年11月，省佛教协会会长仁德一行应邀访问日本佛教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