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皖南的造纸业 王赛时 唐宋时期，今安徽的长江以南地区划分为三个州，即宣州、歙州和池州。宣州治所在宣城县，歙州治所在歙县，池州治所在秋浦县，后移治贵池。三州均为唐宋两朝重要的纸产地，造纸业颇为发达。当时，歙纸的产量最高，宣、池次之，歙纸的名气在全国同行业中位居榜首。宣、歙、池三州的造纸业构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整体阵容，代表了唐宋时期造纸业的最高水平。 宣州生产的纸俗称宣纸。生产工艺极为严格。唐代时，宣纸开始在造纸业中初露头角《唐六典》卷二《太府寺》记载唐代开元以前的各地杂物贡，其中就有“宣衢等州之案纸、次纸”。这是有关宣纸的最早记载。唐朝前期，造纸业以四川和浙江最为兴盛，四川所产称蜀笺，浙江所产称越纸，宣纸则后起，但至晚在唐玄宗时期已与越纸齐名。 宣纸细密柔软，耐光耐热，抗拉力强，并且吸墨均匀，易于长期存放，最适应于书写绘画及摹拓碑刻，这一特色在唐代已显露出来。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记载：“江东地润无尘，人多精艺，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摩写。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彩笔踪。”可以看出，唐人已开始使用宣纸摩写拓画。由此可证，唐代生产的宣纸在技术工艺方面已经成熟。 到宋朝时，宣纸已能成批生产，但由于产量有限，求索者又多，以至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北宋熙宁时，朝廷专门下令把宣纸的生产工艺移出境外，在他地仿造，借以增加宣纸的产量。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四记载：熙宁七年六月。“诏降宣纸式下杭州，岁造五万番，自今公移常用纸，长短广狭，毋得用宣纸相乱。”从此以后，宣纸的制作技术传向外地。然而地域所限，材料有别，其它地区纵然仿制宣纸，也难以达到宣州本地纸的高水平截止于宋代，宣州的造纸业在生产规模和产品销售方面还稍稍落后于比邻的歙州，至于宣纸在书画界名震海内、垄断天下的地位，那还是宋代以后才确立的，但无论如何，唐宋时期的宣纸已开后代称雄的端倪。 池州的造纸业也具有一定的规模，宋代时名声渐振。与宣歙二州齐名。据王存《元丰九域志》卷六记载，池州上交朝廷的额定土贡物品中有“纸一千张”。池州纸定为贡品，其产品质量肯定优良。《王文公文集》卷四一《次韵酬微之赠池纸并诗》曾生动地描绘当时池州的造纸业，诗云：“微之出守秋浦时，椎冰看捣万谷皮。波工龟手吟今样，鱼网肯数荆州池霜纨夺色贾不售，虹玉丧气山无晖。方船稳载献天子，善价徐取供吾私。十年零落尚百一持以赠我随清诗。??当留此物朝上国，日侍帝侧书新仪。”可以看出，池州秋浦一带的造纸业十分兴旺，生产出来的纸张首先贡输京师，以备皇家之需；民间以池纸相互赠送也算是上等礼品，王安石受馈池纸，却不舍得日常使用，准备上朝时才书写文书。此足以证明池纸的精美与珍贵。 宋代的池纸产量较大，已能供全国各地使用，尤其是四川的各官府衙门，都喜欢用池纸书写官牍公文。费著《笺纸谱》记载：“徽纸、池纸、竹纸在蜀，蜀人爱其轻细，客贩到成都每番视川笺价几三倍。范公在镇二年。??且怪蜀诸司及州县缄牍，必用徽、池纸。”徽纸即歙纸，竹纸乃浙江产的越纸。巴蜀为全国的产纸大区，品质亦高。池纸与徽纸能够长途输入，占据其市场，争夺其地位，必然在纸质上胜其一筹。 歙州生产的纸俗称歙纸，或称徽纸，兴起于唐朝末年，其生产历史晚于宣州纸。但唐末之后，歙州的造纸业鼎盛一代，达到全国同行业的最高水平。从南唐至北宋，歙纸稳持皖南造纸业的牛耳，声名冠于海内。 歙州造纸，以幅大质匀见称，生产的大面幅纸张在国内独一无二，其制作工艺极为艰辛。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记载：“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褚，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薰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这种群夫合作，共同制造大纸的技法，在其它地区是难以寻觅的，而且纸幅虽长，匀薄如一，体现了造纸工艺的细腻与精湛。 歙州生产一种玉板纸，色理细白，且不被虫蛀，深得人们喜爱。《负暄野录》卷下曾记载：“新安玉板，色理极腻白，然质性颇易软弱，今士大夫多浆而后用，既光且坚，用得其法藏久亦不蒸蛀。”新安，歙州别称。 歙州的纸产品多种多样，罗愿《新安志》卷二记载的歙州上供纸就有若干品类，其云“上供七色纸。岁百四十四万八千六百三十二张。七色者，常样、降样、大抄、京运三抄、京运小抄。自三抄以下折买奏纸，是为七。外有年额，折钱；纸用以折买。大抄皆以上下限起发，赴左藏库。又有学士院纸、右漕纸、盐钞茶引纸之属，不在其数中。” 从上可见，歙州纸不但品种多，产量亦大，朝廷上下，均以歙纸为公文用纸，仅每年的上供量就在一百四十万张以上。这是北宋时期的事情。另外，学士院为用纸大户，有关方面印制盐钞和茶引，需量亦多，这些纸的消耗均由歙州来承担。这不但说明歙纸的品种齐全和纸质优良，更反映出歙州产纸量的丰硕。 北宋时期，歙州的造纸业规模时见扩大，生产的纸张源源不断，成批地输送到京城，供给各官署使用。由于歙纸的产量高，货源充沛，供送及时，京城官署曾一度库存量显著增加。《新安志》卷二记载：“知枢密院王钦若奏：本院诸房所请歙州表纸，自元年后置历拘管今支使外，剩十一万八千三百张。”枢密院如此，其他官署，可想而知。 歙州的造纸业在当时的国家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至成为朝廷日常使用的物资为此，宋王朝曾屡次下旨，督促或干预歙州的造纸业，以保证歙纸的正常生产和准时供应《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之八记载：“大中祥符七年十月，诏：歙州造表纸，委官吏钤辖工匠尽料制造，捣熟臼，知州职官看验受纳。”又《新安志》卷二记载：“大中祥符四年六月上以歙州岁供大纸数多，颇劳民，思有以宽之。??下三司住支一年，及于本州减造。”由此可见，宋王朝对歙州的造纸业寄予多么强烈的期望和重视。 在歙州的造纸史上，出产的最著名的纸品是澄心堂纸。澄心堂是南唐小王朝的创立者李的宅堂之名，李氏有国后，三代皆重翰墨，曾采用歙纸为基料，按南唐宫廷的制式，制造出宫廷专用纸张。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澄心堂纸。《负暄杂录·蛮纸》记载：“南唐以徽纸作澄心堂纸得名。”《新安志》卷一??亦云：“歙州绩溪纸乃澄心堂遗物，其新也鲜明过之。世传李后主制造澄心堂纸，实际上南唐宫廷之内并不产纸，只不过将特制的歙纸冠以“澄心堂”名号罢了。 澄心堂纸具有极高的制作水平，纸质超绝，天下无双，以至深藏于南唐宫廷之中，外人极难窥见。宋人梅尧臣曾多次写诗追溯其往景。《宛陵集》卷二七《答宋学士次道寄澄心堂纸百幅》云：“寒溪浸褚春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钱曾不疑。江南老人有在者。为予尝说江南时，李主用以藏秘府，外人取次不得窥。”南唐时，澄心堂纸被李氏君主占为己有，重价不售，确为事实。为此，澄心堂纸身价无限，成为文房之至宝。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有云：“南唐后主留心笔札，所用澄心堂纸、李廷圭墨、龙尾石砚，三物为天下之冠。” 宋平南唐之后，原来存放于南唐宫廷中的澄心堂纸方才展现于世间。然而宋灭南唐尽取其宫中珍宝，运于开封，澄心堂纸也在其中，不过当时并未受到一等青睐。六七十年后，珍贵的澄心堂纸才从旧库中被鉴识，流传出来，引起轰动。梅尧臣《答宋学士次道寄澄心堂纸百幅》诗云：“城破犹存数千幅，致入本朝谁谓奇。漫堆闲屋任尘土，七十年来人不知。”当澄心堂纸流传出来之后，顿时成为绝代珍宝，成为世人的抢手货和收藏品。宋代的文人墨客最重此纸。相互馈赠，视为上乘礼品，凡受惠澄心堂纸者，无不写诗志喜。如郭祥正《谢蒋颖叔惠澄心纸》诗云：“流传既久乃珍绝，一轴不换千明珠。乐安御史辄寄我，二十五幅无纤汗。却疑织女秋夜醉，素段割裂天所须。又如美玉才出璞，宝采射目争阳乌。”苏轼《东坡全集》卷一七《次韵宋肇惠澄心纸》诗亦曾云：“百番曾作百金收”、“古纸无多更分我”。在宋人心目中，纸品中唯有澄心堂纸至高无上了。 宋灭南唐后，澄心堂纸的制作方法也随之失传，传世的澄心堂纸只会越来越少，为此歙州又有重造澄心堂纸者。《宛陵集》卷三六《九月六日登舟再和潘歙州纸砚》诗云：“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予传澄心古纸样，君使制之精意余，自兹重咏南堂纸，将令世人知首尾。”梅尧臣存有不少的澄心堂纸，他将纸样送给在歙州作官的好友，以期重新制造出精良的澄心堂纸。然而，任凭歙州纸匠甚多，技术也算高超，终究无法仿制出货真价实的澄心堂纸。《负喧野录》卷下曾记载：“江南旧称澄心堂纸，刘贡父诗所谓百金售一幅其贵如此。今亦有造者，??不盛行于时。”看来，澄心堂纸的工艺再也无人企及了。陆友《墨史》卷上记载宋神宗赐给李承晏澄心堂纸，就说：“禁中自此少矣，宜宝之。”名盛南唐的澄心堂纸终究日稀于世。 总而言之，唐宋时期皖南的造纸业无论在品种、质量和产量方面都居于全国同行业的最前列，对促进古代皖南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造纸史中占有十分显赫的位置，并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志苑》1993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