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沪关系史略 欧远方 安徽与上海的关系，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解放初，再追溯到近代，进而追溯到明清时代。重温历史，可以增强对安徽和上海的关系史的认识，从而加强安徽人与上海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以达到增进友谊，密切联系，扩大协作，共求发展的目的。 明清之际，显赫一个时代的徽商（号称“徽骆驼”）对开发上海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徽商在上海地区的商业活动，不仅使自己积累起雄厚的商业资本，同时也对上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发表在《徽学》杂志上吴仁安同志的一篇文章所作的评价。文章引述《上海宁思恭堂缘起碑》一段话：“沪邑濒海，五方贸易所趋，宣歙人尤多。”徽商在上海地区经营范围很大，包括盐、茶、木、文房四宝、粮食、布匹皮革、烟、药材、瓷器、饭店，以及京广杂货。其中盐、茶所占比例甚大。人们都知道徽商在扬州经营盐业所占重要地位，其实上海也是盐业中心之一，明末歙县盐商程辅是当时上海盐业领袖人物。徽州向来是中国茶叶集中产地之一，徽州茶商在上海占有重要地位，茶庄茶栈林立，有的还从事出口，祁门人经营的北京路洪源永茶栈为沪上茶业界巨擘，它专门批发红茶，出口有饼茶、砖茶和紧茶等。”（引文见吴文）胡适的祖父胡熙奎就是上海的著名茶商。上海的典当业中，徽商所占比例也很大，至清末上海69户典当，休宁、歙县人所开的即达30户。至于文房四宝、徽菜馆，更是徽州特有的产业。“徽商在上海经营的文房四宝始终独擅市场，为其它商帮所不及，其中尤以徽墨为最。”（引文同上） 上海现代工业崛起，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资本主义的发展，徽商也趋向衰落。然而徽商对发展上海经济的历史作用不可埋没，且至今仍有一定影响。 近代以来，安徽与上海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提到上海的近代工业的兴起，不能不提到洋务运动，提到洋务运动；不能不提到洋务运动主要代表人物李鸿章。李鸿章一生做了不少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事情，但对中国近代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洋务运动中创办的近代工业，李鸿章起的作用最多。著名者如1864年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当时清政府最大的机器制造工业，是个军民两用的工厂企业。1912年，这个局的造船部分独立，名为“江南造船所”，就是今天上海的大企业——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此外，还有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等重要企业，这些企业对上海后来工业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作用。还值得提出的，李鸿章力排众议，经过与封建官僚斗争后，1872年在上海创办了“轮船招商局”，这个局几经波折，又经李鸿章多次拨款扶持不到10年，即由初期的4艘轮船发展到30余艘，总载重量23967吨，打破了帝国主义垄断中国航运的局面，成为在华外轮的竞争对手。在它影响下中国人纷纷成立小的轮船公司，这一时期使我国航运事业得到很大发展。直到解放前，招商局仍在中国航运中占重要地位。后来招商局总部从上海迁移到香港。在八十年代我国开发深圳特区的蛇口工业区招商局发挥了重大作用。最近招商局集团又参与上海浦东开发，并准备与中国银行合作共同投资于金桥加工区开发公司和外高桥保税区开发公司。 自洋务运动以来，直到本世纪初期，除上述以合肥人李鸿章为代表的“李鸿章集团外，还有以东至周学熙为代表的“周氏集团”，以寿县孙多鑫、孙多森为代表的“孙氏集团”都是国内实力甚大的实业集团，在发展我国近代工业中都起了很大作用。周氏集团创办的企业大都在京津唐一带，孙氏集团则主要在上海。如1900年孙多鑫在上海北京东路、莫干山路创办的阜丰面粉公司，是我国华商第一家规模较大的机制面粉加工企业，该企业后来又在北京、济南、哈尔滨、新乡等地分别建面粉厂。由于阜丰面粉公司生产的面粉价格低廉，质量与美国面粉不相上下，销路甚好，夺回了美国面粉在华市场。1914年孙多森同周学熙创办的通惠实业公司，经办银行、仓库、保险及其它工农实业，规模甚大，在上海设有分公司。1916年孙多森创办的中孚银行，资本雄厚，也在上海设立分行。孙多森还曾担任过上海电报局帮办和上海商务总会的议董兼副会长。 1877年芜湖对外开埠后，成为近代安徽对外交往的主要窗口。安徽进出口贸易主要转口上海海关进行，输入安徽的各种洋货包括部分工业原料，大多由上海口岸经芜湖海关再输往安徽各地，安徽出口的工业原料、农产品也主要经上海海关再输往各国。安徽近代工矿企业产品，除本省消费外，有部分运至上海及江、浙等省，或经上海口岸输往国外。近代安徽的骨干企业一般都在上海设有办事处，甚至企业总公司设在上海。在近代，安徽是旧上海为中心的中国东南部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20世纪以后，上海不仅已成为我国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中心，世界各种思潮通过上海而传播内地，安徽许多人在上海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其它新思想，有的在上海长期从事社会活动，其中包括五四运动领袖和党的创建者之一陈独秀，著名共产党人物王稼祥、李克农、王步文、陈延年、陈乔年、周新民、曹渊、薛卓汉、柯庆施等；海内外知名的学者、名流艺术家、作家如陶行知、胡适之、钱杏、蒋光慈、赵朴初、叶以群、王莹、方令孺、张恨水、刘文典、胡朴安、舒绣文、陈樱宁??等，他们有的长期活跃于上海，有的在上海接受各种思潮，在海内外从事社会进步事业，后来业有所成，作出很大贡献。 徽商虽然衰落了，但安徽与上海的经济关系，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更为密切了。安徽靠近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不但是上海现代文化、思想的幅射范围，而且是上海现代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幅射范围；安徽是上海工业产品的市场，又是上海工业原料的基地。作为中国最大的海港，上海出口的物资（主要为农副产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安徽。 从解放之日起上海与安徽的关系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上海解放第二天，来自安徽的船队，满载着上海人民迫切需要的物资——粮食、煤炭等，运抵上海，及时地支持了上海市的紧迫需要。 由于上海是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所在地，作为华东地区六省一市之一的安徽，与上海的关系又进了一层，这种党和行政关系促进了上海与安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作为工业、文化中心的上海，和以传统农业区为特色的安徽，具有城乡互补和工农互助的性质，安徽以更多的能源、原材料和农副产品支持上海，而上海则以其先进的工业技术和文教人才支持安徽，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文化教育落后的安徽的支持更大。 50年代，为了发展安徽的工业，经过当时省委的决策和争取，力排众议，分几批从上海迁来104个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工厂）分别下迁到合肥、芜湖、安庆、淮南等地。这些工厂规模虽不很大，但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对于安徽来说意义重大，这些工厂后来不断扩大规模，进行技术改造，现在已成为骨干企业，这些企业不但生产出为市场所需的优质产品，还培养了相当数量的技术人才，对安徽的工业发展与技术水平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回顾安徽40年来工业发展历史，不能不提到上海的支援。 安徽文化落后，上海对安徽科技教育卫生等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知名的上海东南医学院下迁安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今天的安徽医科大学。省委还通过华东局和上海市，从上海请来了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如安徽大学、安徽财贸学院、安徽师范大学、皖南医学院、安徽省艺校等，都有一批老教师是从上海调来的，他们为安徽教育事业付出了辛勤劳动，终其一生，现在他们有的已退居二线，有的已经去世，但他们培养的人才已经遍及安徽甚至散布到其它省市。安徽教育事业有今天的成就与规模，不能忘记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功劳。 安徽的医疗事业落后，解放初没有象样的医院，有几个外国人办的医院，如怀远的民望医院，合肥的和平医院，芜湖的弋矶山医院，算是突出的，但其规模和设备都算一般。解放后，省委根据这个情况，除由上海迁来东南医学院外，还从上海请来了一批骨干医务人员，包括各种专家，大大提高了安徽的医疗水平，对保护安徽人民健康以及医疗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从50年代起，安徽还由其它渠道从上海调进大批技术人员及文化艺术人才 一九六五年末，毛泽东同志在蚌埠向安徽省委提出建设小三线问题，除安徽自己建设一批工厂外，上海在皖南地区也建设了一批三线厂，这些工厂设备比较先进，有相当规模和技术力量。80年代，随着形势的变化，上海已将这些工厂无偿移交给安徽，这无疑增加了安徽的经济实力，是上海对安徽的又一次支持。 合肥刚解放时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服务业也落后，这方面也得到上海的支援，因此合肥的上海人也较多，为了适应这些人的文化生活的需要，安徽又从上海请来一批越剧演员，成立了合肥市越剧团。 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上海解放后，有大批安徽干部分配在上海工作，加上原来就在上海从事党、政、经济部门工作和从事教育、科技工作的专家，不下千人，他们现在大多退居二线，他们中有些人已经或正在为安徽建设作出贡献，有更多的人愿意为家乡建设献计献策、牵线搭桥，这是一批不可忽视的力量；二是几十年来，上海分批下放到安徽的大批居民和知识青年，他们有的已经落户，有的（主要是知青）已返回上海，这批知识青年长时期与安徽各地人民结成友好情谊，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中已经或正在发挥作用，有不少人为农村兴办乡镇企业提供支持，或提供信息，或提供技术，帮助地方工业的发展。 40多年来，有着光荣历史的勤劳勇敢的安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安徽再也不是传统的农业区，而是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工农业都有很大发展的，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资源上占有一定优势，与上海的关系，仍具有优势互补性质，在中央作出开发浦东决策之后，安徽及时利用这个机遇决定开发皖江，使沪皖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为利用上海技术发展安徽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学上海”应是全方位的，不是孤立的，配合浦东发展安徽，不仅是沿江的事。沿江和上海通过长江这个黄金水道而发生联系，又有芜湖等港口的优势，这是安徽其它地区所没有的，这个优势应充分加以利用。但安徽省其它地方又有各自的优势，相互不能代替。上海对安徽省幅射是扇面形的，通过长江而贯通皖江，通过津浦铁路淮河、公路而达皖北；通过皖赣铁路而达皖南，通过淮南铁路和即将完成的高速公路（拟议中尚有浦合铁路）而达皖中皖西。皖南山区在旅游和山区经济等方面有自己的优势；淮河流域与上海的关系更有独特之处，两淮和大别山的煤电，沿淮和滁县地区的农副产品，对上海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物资，充分利用各种不同的优势，通过千丝万缕的渠道，可以建立和扩大与上海的广泛经济联系。随着浦东的开发，上海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这种联系将会更紧密，相互之间的受益将会更大。所以“学上海”利用浦东开发的机遇发展自己的经济，不仅是沿江的机遇，也是摆在安徽各个地区面前的机遇。 上面讲到上海开发浦东对安徽的机遇的一个方面。还有不可忽视的另一面，即挑战的一面。今日安徽不同于往日安徽，今日上海也不同于往日的上海，今日的上海与安徽关系也与历史有不同的特点。从安徽这方面来说，有些优势增强了，有些优势也减弱了，比如上海所需的煤粮等物资，供应渠道多元化了，其中特别是煤炭，再也不像五十、六十年代那样主要仰赖于安徽。从安徽角度看，引进新技术也好，外贸出口渠道也好，也多元化了，也不完全像历史上那样单纯依赖上海了，这是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发展而形成的新的格局，新的态势。今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关系的外延和内涵也都将发生新的变化。所以安徽和上海的关系主要应建立在计划商品经济的基础上。要用商品经济的观点观察并处理这种关系，否则共同语言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必然的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趋势，也是一个进步。我们应学会用商品经济观点来加强与上海的联系，推动两省市之间的联合，这是新形势下的互惠互利与优势互补。运用得好，作用将会更大。 《安徽史学》199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