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建国前

建国前人口体质普遍较差，且因地不同。
大别山区、皖南山区人群中不少人存在着“三矮一大”即个子矮、颈矮、下半身矮、头大的外在特征和鼻梁塌、鼻翼宽、气葫芦颈（俗称大脖子）、下唇厚、两眼分得较开，呆笑时眯成一线，行动缓慢，走路摇摆如鸭步或是有不同程度的聋哑和张口流涎、肢体轻瘫、共济失调等症状，能吃能睡，但劳动力丧失，生活不能自理，俗称“孬子”、“傻子”、“呆子”，概貌主要为“呆、小、聋、哑”。
江淮丘陵、长江两岸、皖南山区和高邮湖畔的广大地区的人群中，不少人外貌的特征是“肚大身细眼睛陷”、筲箕肚子笔杆腿，身材矮小气无力”、“拉脓血躺床上，肚胀如鼓脸发黄”、“男人挺大肚，女人不生养”、“一把锄头二斤铁，扛到田头就要歇”。俗称“大肚病”、“水鼓胀”、“蛊胀”或“筲箕胀”。
在大江南北，橡皮肿（俗称橡皮腿）和阴囊肿大、精索结节性肿块和鸠形鹄面的烟民（俗称大烟鬼）触目皆是。
影响人口身体素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安徽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原因，是个多灾多难多病的地区。影响人口的身体素质因素，除地主的剥削、士绅的压榨、官吏的苛暴、军队的勒索和外国资本的压迫外，直接对身体素质影响的因素是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鸦片烟毒和饥荒。
〔传染病、寄生虫病、地主病对体质的危害〕历代统治者对人民疾苦和体质状况漠不关心，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缓慢，甚至有时停滞倒退，以致疫情蔓延，病情得不到及时治疗和预防。据广德州（今广德县）姜洪在《活民碑记》中记述，明正德三年（1508年）皖南“大荒之后，民皆鹄形黧色，疫病大作，民有尽室死者，河旁道侧，积尸如迭”。（注：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皖志述略》（下），1983年印，第579页。）“清同治元年（1862年）宁国死于瘟疫者十之七”，“全境死亡枕藉，无人掩埋。”（注：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皖志述略》（下），（1983年印），第588页。）淮北农村流传一首民谣：“十年黄水十年荒，疫病蔓延人遭殃，小病只有抗抗过，大病等着见阎王。”阜阳一带民国卅一年（1942年）霍乱流行，界首县杨小寨500多人，死去130多人（注：安徽日报1975年9月25日记淮北农村卫生面貌的变化，省卫生局办公室稿。）。
历史上长期严重危害安徽人体健康的地方病是血吸虫病，急性感染患者高热下痢危及生命，慢性感染患者肝脾肿大而丧失劳力，少年患者常成为侏儒，妇女患者多不能生育晚期患者则肝硬化腹水，最终死于肝功能衰竭或上消化道出血。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军，湘军涌入，安徽人口大量迁徙，曾引起沿江及江南一次血吸虫病大流行，致使劳动力大量丧失，故有“江南卑湿多女少男”之说。流行区出现“寡妇村”（注：清光绪六年贵池县志：风土篇。转摘引自1984贵池县血防志，第7页。）。明末清初，东至县建东乡有71个自然村1000多户居民，2300多人口，由于血吸虫病的危害，到1948年只剩下31个自然村，328户人家，1124人。江窑、欧窑两个村，在建国前50年，是有100多户430多口人的大村庄，到1949年这两个村只有21户，22人，其中寡妇有15人，民谣流传“江窑村、欧窑村，血吸虫病陷人坑，男女老少被它害，十有九个活不成，田园荒芜房屋倒，人亡户绝冷清清。乡保长的心太狠，抓夫逼款又拉丁，枯树过冬遭霜打，何日才能得青春”（注：安徽日报1958年1月8日“‘寡妇村’变成‘兴隆村’—记至德建东乡八年来的血防工作”。）。“歙县的下洪塘、杨家畈、潘村、西塘，绩溪县的方家园、黄茅坦、葛山、山下等村，在建国前30多年都是一二百户的村庄，到建国初期只剩下一片荒芜的草园和一堆断砖碎瓦。”（注：安徽日报1957年7月24日。）歙县桂林乡牌头村，在清代康熙年间有“十里牌头，五里新管”由牌头到新管，下雨不打伞的盛誉。到建国时则幸存几户呻吟待毙的晚期血吸虫病人。（注：歙县县委血防办公室歙县血防站：安徽省歙县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资料汇编（1950—1983年）第14页。）
地方性甲状腺肿，简称地甲病，危害程度也相当严重。建国前山区的山民生活极端贫困，有的地方竟要用16斤黄豆换一斤盐。因此平时只吃淡食，由于缺盐缺碘引起了大脖子病，加上近亲联姻，导致了一部分人的先天性遗传疾患。在广大山区的34个县市，几乎普遍患有地方性甲状腺肿。地方病的呆小病发病率高。（注：安徽省地方性“痴呆病”防治研究座谈会会刊，1978年。）
以蚊为传染媒介的丝虫病在建国前全省范围内广泛流行，量大面广。以白蛉为传播媒介的黑热病流行沿淮及淮北（五河、怀远、界首、泗县、灵璧、宿县、濉溪、萧县、砀山、涡阳、蒙城、凤台、亳县、太和、阜南、临泉、阜阳、颍上、凤阳、蚌埠市）20个县市。其它如钩虫病流行性出血病、乙脑、流脑、麻风病、钩端病、疟疾、性病、头癣等，在全省各地都有程度不同的流行，严重危害人口的身体素质和寿命。
〔鸦片烟毒对体质的影响〕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清政府被迫于咸丰年（1858年）准许外商在通商口岸输入和销售鸦片。光绪三年（1877年）芜湖辟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安徽，民国3年（1914年）后军阀倪嗣冲督皖13年，许其部下包种包运鸦片，烟祸由此遍及大江南北。安徽都督柏文蔚回忆“承满清政府之后，人民吸食鸦片成风，仅安庆一个城市，烟馆林立，其他城市可想而知，流毒非常之深”。（注：《安徽现代革命史长篇《第一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9页，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即在“安徽最小的集镇，那时也有几家烟馆，几户人家的村庄，也有几条烟枪，吞云吐雾的病夫，触目皆是”。（注;李则纲著《安徽历史述要（下）卷》第368页。）建国前淮河南北及长江以南的部份地区是出产鸦片较多的地方，尤以宿县、涡阳、亳县、阜阳、蒙城、淮南、定远最多。凤阳府、颍州府和徽州府所产罂粟每年达四、五万担。津浦、淮南铁路沿线的蚌埠、合肥及长江两岸的安庆、芜湖等城市，成为鸦片烟毒的集散场所。吸食鸦片不仅使人的性格发生变化，造成精神萎靡和营养不良，并在瘾发时出现呵欠流涕、坐立不安等症象，严重影响了体质和劳动能力。据民国政府二十三年（1934年）安徽省的记载，怀宁等5个县的鸦片吸食成瘾者仅登记的就有36000多人，大通一镇达600多人，约占该镇人口的2．7％，严重的是，青壮年为数最多。怀宁等45个县，年龄明确的28000多烟民中，青壮年占55％以上。(注：《中国人口安徽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63页)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实行毒化中国，烟毒更为泛滥，为害更为剧烈，进一步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并且掠走大量财富。阜阳有首民谣：“呼噜噜，大瓦屋、大闺女、小媳妇、大桑树、小槐树一齐吸进烟葫芦。”（注：省民政厅报送安徽省禁烟禁毒工作简报，1952年9月10日。）
〔饥荒是影响身体素质的主要因素〕从清康熙六年（1667年）安徽建省，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先后282年，全省遭水灾254次，旱灾208次。其中最严重的五级大旱共发生12次（清代8次，民国4次）。一级大涝23次（清代21次，民国2次）。灾情有时是南涝北旱或南旱北涝，有时是先涝后旱或先旱后涝，甚至有时涝上加涝，旧灾未消，新灾又降。风雹霜雪、虫害地震等灾也经常交错发生。有时还接踵或重叠而至。“十年倒有九年荒”是建国前安徽的真实写照。
清康熙十七和十八两年（1678、1679年），安徽连续大旱，尤以康熙十八年为重，除皖东北及皖南少数地区灾情列为四级外，沿江及江北40余县禾苗尽枯，皖东皖西一些地区“飞蝗蔽天，野无遗草”，“民大饥，人相食”。乾隆五十年（1785年）皖南山区禾苗多枯死，饥民以山上青白色土观音粉为食，皖西一带更为严重，“人相食，饥民死者十分之四，且有合家饿毙者”。其它各县仅沿江少数圩田略有收成外，均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同治五年（1866年），全省除个别县外，均遭大水灾，“舟行街市，人畜溺死者无数”。民国10年（1921年）和民国20年（1931年）两次一级大涝。尤以后者为重，全省有48个县遭特大水灾，据不完全统计，灾民人数有960余万，灾民死亡112200余人，其中溺死者22863人。（注：《安徽省近五百年旱涝分析（1471—1980）》，1981年4月安徽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编印；《安徽省旱涝史料》安徽省气象台情报、专期预报组编，1979年印。）
灾荒频繁，连续不断，饥不得食，营养状况极差，生命难以维持，严重影响了人体素质普遍是干瘪、骨瘦如柴的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