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建国前

一、概况
历史上安徽一向为全国文化昌盛地区。明清时期书院林立，多达200余所，明代中叶后尤以徽州地区为最盛，号称全国四大书院（徽州、东林、江右、关中）基地之一。“徽州府各县中举科第人数明代有298名，清代698名。明清两朝徽人著述计有2486部，诗人也相当多。并在明末清初形成了以渐江、查士标、孙逸、汪之瑞等四人为主要成员的新安画派，号称‘海阳四家’。(注：1985年6月14日安徽日报《要开展对徽州学的研究》。)同时还有誉满医林的新安医派和显赫文坛的桐城派，素有“清朝文章在桐城”之盛誉，统领风骚200余年，在明清两代先后涌现出284名进士，400余名作家1200多名诗人，130余名画家。(注：1986年11月9日安徽日报。）其中泾县的包世臣，是清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休宁的戴震，是‘乾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芜湖的汤鹏铁画，是我国艺术宝库的奇珍。全椒的吴敬梓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讽剌文学名著。(注：安徽科技出版社《安徽概况》1984年版。）
鸦片战争之后，安徽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掠夺，时有兵乱，加以历届安徽统治者不重视教育事业，致使安徽文化凋零，教育事业发展缓慢，新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得不到迅速传播，大大落后于时代的需要和发展。这一时期，虽出了少数著名代表人物，如怀宁的陈独秀，绩溪的胡适，歙县的陶行知等，但广大人口的文化素质依然不高，在全省人口中文盲占90％以上，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10％，智力资源极为贫乏。
二、文化结构的变化。
清代基本沿袭明代科举制度。省及各府、县设有数目不等的书院，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4月21日清政府以奕为首督办政务处筹办新政，令各省将省城书院改设为大学堂、各府及直辖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各省儒学视人之多寡分为大、中、小学取进文童，大学40名、中学25名、小学12名；武童岁科并试额取府学20名、大学15名、中学12名、小学8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以兴学校。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一时民办、官办学校在全省纷纷兴起，开设了多学科的课堂。据粗略统计，“全省官办学校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计有13所。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已达503所；宣统元年（1909年）增加到723所。其中专门学堂7所，实业学堂7所（农、工、商业、商船、水产、农业艺徒等），蒙养院8所，半日学堂13所，女子学堂16所”。（注：《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第一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109页。）民国时期学校数目和学生人数有了进一步增加。民国元年（1912年）学校数1457所，学生人数52010人。（注：《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第一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109页。）到民国35年（1946年）各类各级学校共计13246所，其中高等学校2所，大学生1407人，中等学校260所，中学生74087人，小学12940所，小学生1036305人，幼儿园44所，在园生1778人。共计学生人数111357人。”（注：《安徽省1949～1978教育统计资料》。）见表4—2—1。
表4—2—1民国时期安徽省学校数和学生数

新学兴起，提倡白话文，废除文言文，以“四书”“五经”和武功为主的单一的文化教育结构逐步过渡到多维的文化教育结构，在儒家文化和新文化相互碰撞、渗透的过程中塑造着社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