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重大活动

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共“八大”提出的“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针，及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安徽经济建设出现了好的发展势头。1957年贯彻中共中央部署，进行了整风、反右斗争。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安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一方面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经济建设在探索中取得一定成绩；另一方面，由于急于求成，执行一系列“左”的政策，造成严重损失，付出高昂代价。从1959年开始的3年困难时期，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人民吃了苦头。1960年底至1961年，中共安徽省委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1962年以后，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对国民经济进行较大的调整，关、停、并、转一些企业。到1965年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比例失调基本上得到扭转。在此基础上有重点地发展了支农工业和轻纺工业，并完成国家在安徽的重点建设项目。全省人民经过努力，经济建设取得新的成就，国民经济开始复苏，市场也活跃起来，农村经济又出现发展的好形势。从1963年开始，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在全省农村和城市先后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贯彻“八大”路线和工作重点的转移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科学分析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提出党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共“八大”制定的正确方针，结合安徽实际，提出一系列措施，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集中精力发展工农业生产。
加强工业建设。中共安徽省委提出坚持为农村服务，围绕农业办工业，重点发展轻纺工业、原材料工业和支农工业的方针，把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主要放在纺织、食品、轻工等部门。轻工业获得较大发展。到1957年，轻纺工业总产值达到12.23亿元，有力促进了全省农业的发展，并在积累建设资金、缓和市场矛盾方面起了作用。基本建设项目量力而行，合理确定建设项目，注意发挥经济效益。为尽快改变安徽工业落后情况，积极从外地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
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抓好农业生产。在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全省先后开展以勤俭办社、民主办社为主要内容的整顿生产合作社工作。1957年2月14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包工包产的指标》，肯定并支持农业社以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归队，减产赔偿的办法，提出包工包产必须包实，包产指标一般不低于1955年的产量。通过整顿，全省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提高了管理水平。全省各地组织起来的农民，充分发挥集体力量，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与此同时，全省放开自由市场，除了国家规定统一收购的一、二类物资外，其他农副产品允许到自由市场自由成交。农村集市贸易的发展，调动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民开展多种经营的积极性，活跃了农村经济。
改善公私合营企业内部关系，调整手工业合作社。为解决好公私合营企业公私方关系，省和各地先后分别召开合营企业公私方代表座谈会，交流思想，统一认识。对小商小贩的经营比较合理地作了安排，允许走街串乡，分散经营。对规模较大的、跨产业的、跨乡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作了调整。
中共安徽省委还重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加强科学技术工作。大力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加强对知识分子政治学习的领导，帮助他们继续进行自我改造；解决科学研究中的各种问题；加强知识分子的建党工作；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等。省委号召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向科学进军；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号召全党尊重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根据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从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抽调一批干部下放到基层单位，加强生产第一线的领导。
二、开展整风、反右派斗争
5月5日至7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统一部署，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安徽全体党员中开始整风，会议研究了整风的具体步骤、方法。5月25日至6月10日，中共安徽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召开省和合肥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共产党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省、专、市各机关、学校、团体也召开了座谈会。许多党外人士和党内干部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很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与此同时，也出现极少数右派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性的言论。中共安徽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对广大群众和党外人士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表示欢迎。运动开始是正常的。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中旬，安徽很快形成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局面。运动先在省、专、市级党政机关、各大专院校、民主党派进行。8月15日至9月6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决定在文教界、工矿企业和农村普遍开展大鸣大放，反右派斗争逐渐扩大到基层单位。随后，在农村和企业就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进行大辩论。8月28日，中共安徽省委印发划右派分子的八条标准，把“丑化党团员、积极分子”，“挑拨党群关系、上下级关系、工农关系”等都作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在11月21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安徽省委一届四次全委会议上，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批判。李世农于1957年春反对用专政手段去解决当时发生的许多闹事事件，反对乱捕乱斗，主张纠正政法部门“反右倾”中出现的偏向，而被错误的认为是“右倾”。一届六次全委(扩大)会上，错误地作出《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议》。接着株连伤害一批干部。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在反右派斗争运动中发生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把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破坏，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受到践踏。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加之各级领导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政治运动上，使刚刚开始的工作重点转移受到影响。
三、“大跃进”运动
从1958年起，安徽省开始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1958年是全国实行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简称“二五”计划)的第一年。年初，毛泽东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把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偏向，说成是“右倾”、“促退”。进而提出“大跃进”。
1月28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在全国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要求生产战线“大跃进”的形势下，提出当年春天大力兴修水利，要求连同已完成的土石方，累计完成24亿土石方不切实际的目标，水利战线刮起浮夸风。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提出安徽地方工业产值要在5～7年内超过农业产值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5～7年农业产值要达到71亿元，工业产值要达到72亿元，工业产值须增加7倍。从当时的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比例来看，工业产值5～7年内超过农业产值是办不到的。然而，中共安徽省委认为这种速度太慢，必须打破常规。3月1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宣传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宣传运动，来一个思想大跃进，彻底改变精神面貌，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保守思想和暮气统统反掉，从而在思想上保证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胜利实现。《指示》发出后，工厂、农村到处“大谈特谈新形势，大讲特讲新任务，大比特比先进，大鼓特鼓干劲”，“能不能大跃进，怎样大跃进”的大辩论浪潮冲击城乡每个角落，凡不相信安徽能提前5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5～7年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都被指为“保守”、“暮气”进行批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唯心主义口号，也被当作革命口号在报刊上宣传。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盛行起来。3月，教育战线也开展革命运动，全省大中学校开展“拔白旗，插红旗”活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6月3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大张旗鼓地开展总路线宣传运动的通知》，接着召开贯彻总路线广播大会，层层进行动员。6月9日至20日，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提出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比上年翻1番，达到247亿公斤；工业总产值争取实现30～35亿元，3年内达到150亿元。会后，省委提出“苦干三年，改变安徽面貌”的口号。这次会议使党内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全省各条战线掀起“大跃进”的高潮。9月以后，全省农村普遍开展“反右倾，拔白旗”运动，把一大批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冒进浮夸风的基层干部撤换掉。在“大破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批判“部分农民残余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宣传鼓动，把千百万人的积极性、革命热情引向歧途，干出大量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来，使安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道路上遭到了严重挫折。
1968年在大办水利之后，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精神布置大炼钢铁。从年初开始，指标一加再加。年初计划年产生铁35万吨，5月31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加速铁和水泥生产的指标》，将铁的生产指标提到50万吨，并要求各地增加低标号和中标号水泥生产。随着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大跃进”进一步升温。8月3日，中共安徽省委作出《关于保证完成今年钢铁生产任务的决定(草案)》，提出1958年要生产生铁120万吨、钢35万吨。为完成钢铁生产任务，“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在全省各地兴起。1958年8月成立安徽省冶金工业指挥部。从8月至12月，全省共建小高炉1260座，容积1.3525万立方米。许多机关单位建炉炼铁，烧制耐火材料。全省平均每天参加炼钢铁、上山开矿、伐木烧炭的劳动力达241万人，最多时达500万人。大办钢铁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各行各业都被卷进运动中，处处办工厂，调动大量人力、物力，不计成本，不求效益。到1959年安徽省仍然执行“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提出“120吨钢、20万吨铁”的高指标。到1959年夏季，大办钢铁碰到重重困难，无法再“大办”下去。5月底到6月初，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在安徽视察工作，发现问题不少，在给中共中央的3份报告中，反映了安徽的情况。1959年下半年，在“土法”上马屡遭失败的情况下，中共安徽省委改变方针，以“小洋群”代替“小土群”，改进冶炼程序，提高技术质量，因而减轻了损失。后来这些“小洋群”有一些被保留下来，为各地冶金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大办钢铁付出了巨大代价。从1958年夏季开始，全省有100多万农民壮劳力丢开农活，参加钢铁会战，造成农村劳力紧张，成熟的庄稼收不上来。砍伐树木烧炭使大片山林被毁，根据林业部门后来的估算，全省遭到破坏的森林面积约500万亩，超伐木材约2000万立方米。由于农业受到破坏，农民生活水平下降。
四、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初，安徽农村有不少地方并社、联社。开始，中共安徽省委比较谨慎。1958年2月23日，中共安徽省委制定《关于处理农业生产合作社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办法》，指出：“为了有利于发展生产、巩固合作社，社和队的组织应当稳定下来，一般的不变动。少数合作社因生产条件悬殊过大、经济效益纠纷不易解决，若不分社势必损害生产和团结的，应当分社。个别社过小、确实妨碍生产发展，而多数群众又要求合并的，应适当合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大小，要从有利于生产的实际出发。”8月上旬，毛泽东在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公社时，赞扬“人民公社好”。8月26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办农村人民公社，很快在全省形成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到9月6日，已办成322个人民公社。9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组织在职干部学习人民公社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干部通过学习有关人民公社文件，作好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更好迎接大办人民公社的到来。
随后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把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高潮。10月，安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16824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1010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近721.9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9.9%。公社平均规模为6746户，最大的有4万多户。
这些人民公社，在体制方面，均实行“政社合一”制度，当时被认为是“一大二公”，即管理规模大、经营范围大、核算单位大、公有化程度高。在“一大二公”的思想指导下，社员经营的自留地、家庭副业等统归公有。公社分配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取消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平均主义。在公社内部，穷队和富队统统拉平。为兴修水利和兴办公社集体企业，可以任意抽调生产队的人力、物资，平调生产队的土地。这就形成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在生活方面，人民公社大搞“集体化”，不顾条件地开办食堂。1958年夏季全省办起农忙食堂24.8万个，常年食堂9.78万个，在食堂吃饭的有525万农户，占全省农户的72.8%。大多数食堂吃饭不要钱，按人均分饭菜。无为县响山公社把社员的劳动收益统一放在社内，由集体供给社员主要生活资料，凭饭菜票到食堂就餐。社员生活必需品如肥皂、香烟、毛巾、衣服、雨鞋、雨伞、脸盆等，经社领导批准直接到供销社领取。遇到生老病死，社员根据需要向社里领取实物和现金。同时还开办免费或半费的幸福院和托儿所。社员看戏、看电影都不要钱。10月3日，中共安徽省委转发《关于(无为县)响山农业社三年来实行供给制情况的考察报告》，指出供给制对促进生产发展、促进共产主义思想的增长有巨大作用，要求各个社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扩大免费供给的范围。11月26日，中共安徽省委印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生产、分配、劳动、财务、福利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同时，转发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人民公社1958年收益分配的意见》。省委认为，人民公社应普遍推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有些农村还大搞统一规划村庄，实行“撤村并庄”，把分散的村庄拆掉一部分，归并到几个“居民点”建立新村。
与“共产风”同时盛行的是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7月31日，舒城县千人桥农业社在3.55亩早稻田里放出亩产5735.5公斤的“高产卫星”。当晚，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前往祝贺。8月2日，《安徽日报》报道了消息，同时发表《伟大的创举》的社论。提出全省各地应该在更大面积上取得更高的高额丰收。8月21日，繁昌县东方红公社柯冲生产队放出水稻亩产21537.5公斤的“特大卫星”。随后，全省各地放“高产卫星”成风，农业方面的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风迅速发展起来。对放“卫星”怀疑的人越来越多，领导机关也有察觉。所谓亩产万斤以上的“卫星”是把十数亩或数十亩田的基本成熟的稻子并入一亩田内搞出来的，或过秤时弄虚作假搞出来的。在水稻放“卫星”的影响下，其它农作物也相继放出各种“卫星”。随着浮夸风而来的是高指标、高征购，带来了更大的危害。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被夸大为2250万吨，征购348.4万吨，后来重新核实总产量只有885万吨，比1957年的1027万吨减少142万吨。由于高指标、高征购，造成农村缺粮，不得不大量返销。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严重后果，1958年冬，问题开始暴露。粮食严重不足，农村劳动力开始外流，市场供应日趋紧张，个别地方发生非正常死亡。工业战线由于原料不足，运输困难，职工思想波动等原因，跃进的势头开始低落。中共中央对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已经察觉。1958年11月上旬和下旬先后在郑州、武昌召开会议，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和浮夸风问题，要求各地“压缩空气”，把高指标降下来。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精神，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不能解决问题。1959年初，问题日益严重，“特大丰收”地区也闹起粮荒。当时省里先进典型——桐城县粮荒很突出，群众反映强烈。2月7日，中共安徽省委批转《关于〈桐城县闹粮问题的真相〉的报告》。报告认为，粮食紧张主要是思想问题。省委认为，叫喊粮食紧张，实质上是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路线的。由于把粮食减产当作增产，进行反瞒产斗争，全省粮荒仍很严重，春耕生产松松垮垮，人口继续外流。
1959年春季、夏季，中共安徽省委面对安徽出现的问题，采取了下列多种措施。
开始整顿食堂。中共安徽省委先后派人到农村调查，发现食堂问题不少，有30%的社员公开提出要退出食堂，大多数社员沉默不语。因此，中共安徽省委要求各地对食堂进行一次整顿，规定：办食堂要坚持自愿的原则，参加自愿，退出自由。对退出食堂的社员不得歧视，按在食堂就餐社员的标准发给粮食和柴草；一律实行饭菜票制，取消“吃饭不要钱”的“共产”做法；提倡多种瓜菜，以补粮食不足；不准社队干部多吃、多占，特别要杜绝干部贪便宜现象。
放开自由市场。为了便于社队、群众之间粮食互通有无、品种调剂，规定各地恢复粮食交易市场，多余的粮食按等价交换原则，可以在市场上相互调剂。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6月12日，中共安徽省委作出《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几项规定(草案)》，严格控制机关编制和企业职工人数；节约粮食；控制基本建设投资；停止建造机关房屋；停止购买小汽车，添购家具等。
发展商品生产。7月17日，中共安徽省委转发中共合肥市委《关于大力恢复与发展小商品生产的意见的报告》，要求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发展小商品生产，以解决市场上小商品供应紧张的问题。
加强农业第一线。为加强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中共安徽省委于5月19日和6月30日，分别发出关于《固定工农业方面劳动力》和《调配劳动力回农村生产》的通知，并且决定，从6月份起，各级机关和事业单位一律不准增加编制；所有厂矿企业单位一律不准招收新工，同时对原有职工队伍要认真地进行整顿。8月份，工交战线减缩10万职工，加强农业第一线。同时全省党政机关抽调大批干部到农村支援农业生产。
加强对人民公社的管理。2月12日，中共安徽省委通知各地，原来农业社的生产队(即人民公社的生产小组)不要打乱，户数、劳动力、耕地、耕畜、农具不变动。3月9日至20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三级核算，各计盈亏。规定生产队对生产小组也实行包产，小组经营副业，使生产小组也有部分的所有制。对过去帐目的算法、偿还和处理也作了规定。29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在全省范围内对人民公社逐步进行整顿，贯彻分级管理、分级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
但上述措施没有很好贯彻下去，很快受到“反右倾”和持续“大跃进”的冲击。
五、“反右倾”斗争和持续“大跃进”
〔批判“张、陆反党联盟”〕
1959年8月1日至10日，在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省委书记张恺帆、省委候补书记陆学斌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斗争。张恺帆于7月间去无为县检查工作，曾对该县工作的“左”倾错误提出批评意见，特别对食堂问题，张恺帆支持基层干部和群众解散了该县部分食堂。张恺帆还提出“两开放三还原”(即开放水塘和自由市场，吃饭、房屋、自留地三还原)，以纠正“左”的错误。因此，张恺帆受到错误批判，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陆学斌根据张恺帆的要求派人去无为县写材料，并派省卫生厅副厅长和医务人员到无为县医治病人，在斗争张恺帆时，陆学斌坚持说无为县问题严重，而被错误地认为与张恺帆结成“反党联盟”。25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省直机关处以上干部大会，贯彻中共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其中心议题是：“反右倾、鼓干劲”，对“大办钢铁得不偿失”和“人民公社糟得很”的观点，进行批判，认为人民公社“糟得很”的论调是“向群众泼冷水，公社就会垮，社会主义也就会垮”。在这次会议上，点名批判张恺帆、陆学斌，他们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8月27日至9月21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精神。会议讨论通过省委《关于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决议》，确定全省党的中心任务是：反右倾、鼓干劲，进一步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为保证和超额完成1959年的跃进计划而斗争。会议还错误地作出《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会后，在全省掀起“反右倾”斗争，层层照套省里批“张、陆反党联盟”的做法，错误地打击一批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人，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农村“反右倾”〕
1960年初，在全省农村开始“反右倾”，结合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反瞒产”斗争，把所谓“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思想”，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基层干部在自留地、食堂、征购等问题上有不同看法的，都被认为是富裕中农的代言人，受到批判。一些讲真话、办实事的农村基层干部被斗、被撤。“反瞒产”斗争的后果更为严重，1959年已出现的农村粮荒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高征购继续进行，逼迫一些干部、群众出售口粮。这是继反右派斗争之后又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受到破坏，助长了“左”倾错误。
〔持续“大跃进”〕
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同时，安徽省对国民经济建设计划作了一些调整，降低了一些指标，但多数还是偏高，无法实现。后来工业各项指标虽然完成了，也是靠拚设备、拚劳力换来的。基本建设投资加大到9.19亿元，比原计划多出近1亿元。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工业发展过快，导致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1960年初，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盲目求快的思想仍占上风。3月3日，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计委党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指出安徽省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是比1959年更大更全面的跃进计划，不适当地要求工业产值比上年翻一番多，农业总产值增长24.4%。工农业总产值原计划130.3亿元，后上升为169.9亿元，比上年增加71.6%；工业总产值原有两本帐，第一本帐75亿元，第二本帐86亿元，后上升为102.7亿元。为实现1960年各项指标，全省范围内又掀起“大办”热潮，包括“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水利”，还有“大办文教”、“大办体育”等。各地为完成计划，指标层层加码，在计划外又安排了许多项目，拉长了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战线。实际上，当时农村已面临粮荒，地方财政出现赤字，所定高指标计划无法实现。
“反右倾”和持续“大跃进”，给安徽社会经济带来沉重的灾难，全省人民遭受严重的饥荒袭击。1959年、1960年全省粮食产量跌到“谷底”，除去征购、种子、水利粮，农村每人年平均口粮不到100公斤。饥饿、浮肿病日益蔓延，不少人失去劳动力或外逃，有些地方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亡现象。
六、推行和改正“责任田”
1959年到1961年，安徽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困难，农村一度出现“饿、病、逃、荒、死”的现象。1961年初，中共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月2日，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突击治疗疾病，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的紧急通知》，提出几项相应措施。关闭公共食堂，把供应的口粮发到户，让群众自己起伙；发动群众种瓜、种菜，采集野生食物，搞代食品；建立临时性的浮肿病院，组织医务人员对浮肿、干瘦等疾病进行治疗；城市开展捐献粮食、捐献衣物活动，支援农村等。在中共安徽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的号召下，各行业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大力支援农村。1961年全省用于农村生产方面的投资共9236万元，发放农村贷款9526万元，供应农用钢材6.6万吨，生铁6.3万吨，木材10.9亿立方米，化肥7.4万吨，小农具5000万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生产资料不足的困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安徽省灾区调入粮食3700万公斤，免去安徽省粮食调出任务，省内粮食征购也大大减少。上述措施，对恢复全省农村经济起了一定作用。
中共安徽省委虽然采取了一定措施，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农村经济，但这些措施对人民公社统得过死的经营方式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等尚未触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仍然不高。中共安徽省委为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扭转生产、生活的严重困难局面，对农村合作化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农民要求生产和管理自主权的意见进行分析，从把公有制的优越性与农民个人积极性结合起来出发，自1961年开始倡导进行“责任田”的试点工作，并谨慎地领导、推广了这一做法。
1961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张祚荫向曾希圣反映：宿县褚兰公社苗光大队王庄生产队有个73岁的老农刘庆兰，不进敬老院，向公社党委提出，不吃公家饭，带着患有肺病的儿子进山，一面养病，一面开荒种庄稼，第二年收1650公斤粮食，交给队里900公斤粮食和60元现金，并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种。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柯庆施来安徽，途经全椒县古河镇与当地几位老农交谈。老农说：“你们最好把田包给我们种，我们保证种好。”并且问：“为什么不相信我们!”。柯庆施把这情况转告了曾希圣。
刘庆兰的事迹、建议和全椒几位农民的愿望增强了中共安徽省委改进农村生产管理体制的决心。2月下旬，曾希圣带领省委工作组到合肥市蜀山公社井岗大队南新庄生产队，进行责任制办法试点。这个办法的全称是“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简称“责任田”。其内容为包产到队，定产到田，以产计工，大农活包到组，小农活包到户，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3月6日，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会议讨论南新庄试点经验，决定扩大试行责任田。16日，中共安徽省委向地、市、县委第一书记发出一封信，要求各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行责任田。17日，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世荣《关于广德县誓节公社牌坊生产队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工作报告》，正式向地、市、县委发出第一份试行责任田的省委文件。28日，曾希圣在中共安徽省委常委会议上传达广州会议精神，提出在小范围内试验。于是，下面停止推行。4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起草关于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上报中共中央、毛泽东并华东局，报告说，安徽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的办法是从3月6日开始，到3月20日接曾希圣由广州发来的电话后停止的。总计全省试行这个办法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39.2%。这个办法的基本内容是包工、包产和奖赔。报告反映，在试行这个办法的地方，社员的生产责任心大大加强，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报告指出，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这和“农业六十条”中所说的“实行严格的田间管理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是完全一致的。7月24日，中共安徽省委上报中共中央关于试行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再次对安徽省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进行解释。报告说，自3月试行这一办法以来，很受群众欢迎。现实行的生产队已增加到66.5%。报告强调：“这个办法是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是可行的”，“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不是单干”，“它没有违背集体经济的基本原则”，它“只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办法”，“是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的”。报告建议，已经试行这一办法的地方，允许其继续坚持；没有试行的生产队，秋后由社员决定是否试行；不愿改变原来的包工办法的生产队，不勉强他们改变，但要引导在原来的基础上作必要的改进。1961年10月中旬，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增加到84.4%。1962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批评安徽推行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错误”。
1962年3月上旬，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作出决议纠正1961年3月以来试行“责任田”的做法。3月20日，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的通知》，认为“责任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在方向上是错误的，着手改正责任田。总的要求是1962年大部分改过来，其余部分1963年内改正过来。9月，安徽省在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时，开展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和“责任田”的批判。中共安徽省委和各地、市、县委从机关抽调干部到农村做改正“责任田”工作。11月26日，中共安徽省委印发《关于第一批改正“责任田”的总结及今后的工作部署》，指出各地已改正“责任田”的有6.01万多个生产队，占实行“责任田”生产队总数的23%。要求各地在1963年春耕前改正一批生产队，其余部分在1964年春耕前改正过来。12月1日，安徽省分3片在合肥、蚌埠、芜湖举办共有3500多人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农村区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训练班，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的文件。此后，全省加快了改正“责任田”的步伐。在改正“责任田”的过程中，多数干部、群众对“责任田”恋恋不舍，要求继续保留。华东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董家邦等人到来安县调查，总结“责任田”有十大优越性。要求保留“责任田”的也受到批判，如中共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根据太湖县一年多来实行责任田的结果，于1962年6月直接上书党中央、毛泽东，写了《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同年8月2日毛泽东批发)。报告提出与省委决议完全不同的意见，认为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重要补充。宿县符离集区委也曾上书中共中央，陈述“责任田”推行后产生良好效果，要求保留“责任田”。1963年9月，全省实行集体经营的生产队已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99.9%，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只有300多个，基本上恢复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
七、纠“左”和开展甄别平反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的一系列指示下达后，安徽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热烈拥护，纷纷向上级机关反映问题。1961年6月25日至7月19日，中共安徽省委在岳西石关召开省、专区、县三级干部会议，几位省委负责人作了检查。同年8月，安徽开始对1957年以来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重点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政干部。中共安徽省各级组织向被错误批判处分的人道歉，并检查工作中的错误。到1962年1月20日，对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和干部已甄别22735件。其中已结论定案的16696件，有28.3%的错案得到平反。中共安徽省委在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的同时，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开展学习活动，分期分批组织党政干部学习中共中央文件，总结经验教训。11月24日，中共安徽省委制定关于轮训干部的计划，通过轮训帮助干部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到年底，全省共轮训干部8563人。通过轮训和学习，使大家从理论上、政策上初步认识到“大跃进”出现问题的根源，划清了一些界限。干部思想和工作作风都有所变化，加强同群众的联系，这为克服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良好条件。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总结“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在安徽大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对中共安徽省委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工作失误进行了批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作了检查。检查的主要问题是：对中央封锁消息，掩盖矛盾，宗派主义，过火斗争，以及工作上的瞎指挥，主观武断等。会上对安徽的“责任田”、“三改”进行了批判。曾希圣在这次会上请求调离安徽，不再担任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中共中央批准他的请求，派李葆华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调刘季平、李丰平到安徽工作，任书记处书记。
1962年2月28日，中共安徽省委在《关于当前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要扭转安徽的局面，必须从上到下的改变安徽党的作风，而改变党的作风关键在于恢复和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省委必须带头建立党委的集体领导，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省委常委会或书记处讨论决定，并按照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全体委员会议”。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精神，抓了三个环节：首先是从发扬民主着手，加强民主集中制；其次是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着手，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再次，分清大是大非，搞好甄别工作。5月18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一届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省委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会议肯定安徽解放以来的巨大成绩，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教训，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会议强调恢复和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
6月18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专区、市监察委员会书记会议，对甄别平反问题作了研究，确定甄别的主要范围：平时案件；1957年以后处理的反、坏分子案件，特别是李世农案件后复查上升的反、坏分子案件；1960年的“新三反”案件；1961年整风整社案件；反右派案件等。同时规定甄别政策界限，主要是：对“三改”提出不同意见的、对领导的缺点错误提出善意批评的，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的，对1957年春政法部门开展反右倾斗争提出不同意见的，讨论案件时对案件性质和量刑提出不同意见的，对某些受到批评斗争的人有些正常往来或有过一些好评的，强调报刊宣传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的，对理论问题提出探讨性意见的，对反瞒产提出不同意见的，都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凡属正确的言行，都要肯定其正确性。同时抓紧对右派分子进行甄别平反。7月20日，中共安徽省委印发关于李世农、张恺帆问题的甄别结论和中共中央监委的批复，撤销中共安徽省委一届六次全委会关于开除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错误决定，撤销省委1959年9月《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恢复李世农、张恺帆等人的党籍、名誉、职务和待遇，因上述案件被无辜株连的大批错案也同时得到平反。9月19日，中共安徽省委根据第三次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精神发出通知，对党内外的右派一律暂停甄别处理。据9月30日统计，全省在反右派中共划右派分子31472人。在省委通知下达前，已有4010名错划的右派分子得到甄别平反，占右派分子总数的12.7%。已经批准平反尚未宣布和待批的有3286人。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反对“翻案风”的影响下，甄别平反工作停止。1963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右派案件问题的请示报告》，对于已经作出平反结论的右派案件，如果不违背划分右派分子的6条标准，就不再变动；对于尚未进行复查的右派案件，今后一律按照中央指示的“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的方针处理”。甄别平反工作加强了全党全民团结，是当时改变安徽局势的一项主要措施。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反对“翻案风”的影响下，甄别平反工作停止。
八、调整国民经济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但在运动过程中，经济建设(主要是工业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也取得一些成绩。工业方面，这一时期开始建设淮北煤矿，组建马鞍山钢铁公司，兴建了合肥钢铁公司，扩建和新建一批发电厂和水电站。机械工业有了大发展，兴建了合肥重型机械厂等骨干企业。化学工业开始起步，兴建了合肥化肥厂、淮南化肥厂、铜官山化肥厂等。同时，还建设了一批工矿企业，如玻璃厂、陶瓷厂、油毡厂等。轻工和纺织工业也兴建、扩建了一批项目，有安徽纺织二厂、东方纸版厂、蚌埠卷烟厂等。交通邮电业也有所发展。农业方面，在实现“全省水利化”的口号鼓舞下，蚌埠闸、临淮岗水库、淠史杭灌区、淮北河网等10大工程相继上马，黄栗树、沙河集和撮镇、炉桥、门台子等49项大、中型水利建设工程全面铺开，各地还搞了一批中、小型骨干工程。这些工程多数在后来的防洪抗旱和改种水稻中起了重要作用。文化建设，到1958年高等学校发展到34所，中等专业学校猛增到426所，中学发展到492所，还举办了各种业余教育。1958年，筹建安徽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新闻记录片、舞台艺术片。新建安徽省徽剧团，创办安徽艺术学校。体育、卫生、新闻、出版等事业也都有新的发展。
〔初步调整国民经济〕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十二条”指示，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11月28日至12月12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制定《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指示的具体规定》。会议提出，从1960年12月至1961年4月，全省开展整风整社运动，要求彻底纠正“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上瞎指挥风)，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坚决处理坏人坏事，把封建残余彻底挖掉。随后，全省整风整社大规模展开。1961年1月底，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年1月10日至15日，安徽省整风整社汇报会提出：各级领导要下决心揭盖子，根据六类干部的标准，对所有干部进行排队，坚决退赔“一平二调”的财物，集中力量整“三类社队”等。3月17日，省和专区(市)县派出整风整社工作队6万余人，在78个公社 9332个大队开展整风整社，大批基层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国民经济开始以农业为重点，初步进行调整，中心任务是加强农业，其他各部门的调整围绕这一中心展开。其要点是，压缩工业、基建规模，精简职工、缩短战线，支援和加强农业战线。中共安徽省委于1960年冬从省、专区(市)、县机关抽调大批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下放到农村，加强县、社的领导，抓好最困难社队。他们和群众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认真纠正瞎指挥和“一平二调”的错误。对平调的财物，限定各级各部门于1961年春耕前偿付完毕，并帮助社队安排好生产和生活。
1961年3月25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指示》，要求缩小基本建设规模，裁并一部分厂矿，精减一部分职工回到农村，加强农业战线劳动力。到年底，全省精简城镇人口82.2万人，裁并工业企业1831个。与此同时，调整农村政策，重申农具、耕地、耕畜、劳动力固定到生产小队的“四固定”政策；进一步制止各社队间平调现象，稳定生产小队的所有权，推行“五扩大”的生产方针，即扩大耕地面积，扩大春耕面积，扩大高产作物面积，扩大复种指数，扩大良种面积；支持各地继续推行“责任田”等。
搞好农业初步调整的同时，对工业企业也作了适当调整，主要是压缩重工业生产，扩大日用品的生产，恢复手工业合作社。在国营工业企业中，推行中共中央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水平。鉴于能源紧张，对煤矿井下工人给予口粮、肉食和其它副食品供应补贴，有效地提高煤炭产量。对手工业进行适当调整，合理进行收益分配，缩小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商业方面，在调整农产品收购任务的同时，加强农副产品和日用品的收购工作，在灾区和非灾区之间组织某些生活必需品的调剂。压缩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的集团购买力，腾出一部分商品供应市场。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城乡经济。财政方面，加强对国民经济的统一集中管理，控制财政支出，保持财政平衡，扩大货币回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方面也相应进行调整，降低发展指标，控制发展规模。1960年底开始的国民经济初步调整，使国民经济出现转机。
〔继续调整国民经济〕
从1962年开始，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提出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农业。1962年2月28日，中共安徽省委对全省各地发出《关于当前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把农业生产放在首位，逐渐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各地领导干部根据省委指示精神，深入农业第一线，把工作重点放在春耕、春种、蓄水防旱和午季作物的田间管理方面，并帮助社队解决生产上的困难，积极调拨种子、肥料、农药和各种农具，增加农业贷款。在农村生产关系上，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恢复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开始进行调整，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坚持包产到队。茬口安排、技术措施、农活安排等，由生产队自己作主。1963年4月2日，中共安徽省委作出《关于在农村继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决议》，进一步强调认真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抓住“民主办社好”、“干部思想作风好”、“党的支部工作好”3个环节，建设好集体经济。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贯彻“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方针，逐步调整建设布局。
压缩重工业战线，调整工业布局。加强支农工业和轻工业，积极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全省关闭企业458个，停产企业59个，合并企业115个，转集体企业379个，改为亦工亦商企业125个，改为附属单位的企业11个，保留企业1079个。关、停、并、转、改的企业占原企业总数的51.1%。1964年工业调整工作，主要是全面贯彻《工业七十条》，整顿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生产和管理水平。在调整国营企业的同时，对城乡人民公社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也进行了调整。交通运输方面，着重解决短途运输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
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1962年和1963年两年，中共中央要求安徽省减少城镇人口106万人，精简职工53.7万人，重点是把来自农村的职工，尤其是19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尽可能地精简回乡，加强农业第一线。到1963年底，安徽省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任务基本完成。在精简来自农村新职工的同时，又动员城镇人口下乡插队落户。
加强财政金融统一管理，严格控制财政支出。中共安徽省委和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加强财政金融工作，努力争取财政收支平衡和信贷平衡。压缩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经费开支，大力支持农业生产。从1962年起，执行中共中央规定节约预算支出10%的指标，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不准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购买非生产性设备，停建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基本建设；精简会议、文件、报表和刊物、资料等。从1962年春季开始，全省各地开始清仓核资，将长期积压的“死物”变成“活物”，供应市场，增加收入。
调整文教事业。进一步压缩办公教育事业的规模，停办一批在“大跃进”中勉强上马的高等学校，适当调整各地各类学校的比重和布局，集中力量，提高教学质量。1962年将全省34所高等学校调整为13所(其中包括中央部门所属院校2所)；中等专业学校由138所调整为59所。减少招生人数。中、小学也相应作了调整。提倡人民群众举办各类教育，允许私人办学，发展半日制学校以及夜校、函授、广播等各种形式的业余教育。
卫生事业，进一步调整了卫生保健组织，做好防病治病工作，加强医院管理，提高医疗质量。
文化事业缩小规模，加强领导，提高质量。根据业余、自愿、不妨碍生产的原则，开展业余文化活动，活跃群众文化生活。
经过5年努力，中共安徽省委领导全省人民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原来比例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关系基本上协调起来。1965年，社会总产值82.94亿元，国民收入总额47.32亿元，工农业总产值90.02亿元。1963年到1965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5.1%，轻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7.3%，重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2.5%。市场繁荣，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1965年农业总产值仍低于1955年农业大丰收的历史最高水平。
九、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3月18日至4月2日，中共安徽省一届十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传达中央2月工作会议精神，通过《关于在农村继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决议》、《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指示和部署意见》(“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认为，安徽农村实行“责任田”刮“单干风”以后，“助长各种歪风邪气的滋长蔓延，因此，斗争显得更加错综复杂，更加尖锐激烈。”因此，把“彻底揭露‘责任田’的单干风”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为此，省、专区(市)、县、人民公社，层层举办干部训练班，县以上干部亲自讲课，讲解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提高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认识。4月，根据中共中央2月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介绍的湖南等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安徽由省、专区(市)、县抽调3451人，在91个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公布《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提出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各地试点工作按“前十条”的精神进行。1964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后十条”对形势估计更加严重，认为基层政权大多数已经变色。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中共安徽省委先在一批人民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然后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抓重点县的方针。中共安徽省委于1964年8月23日对各地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草案)》，确定寿县、全椒、歙县、青阳、砀山、界首、繁昌7县为第一批重点县，抽调工作队3.7万人，进驻140个公社开展社教运动。在开展运动的社队，采取了把基层干部抛在一边，普遍进行扎根串联、首先解决干部问题、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等做法。由于对社队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估计过于严重，把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当作“四清”对象，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开展“夺权斗争”，造成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甚至混淆了敌我界限的“左”的错误。这批重点县社教于1965年8月结束。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运动，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二十三条”肯定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对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有所改正，但是又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的锋芒引向领导干部。
1965年8月，中共安徽省委对第二批“四清”重点县作了部署。第二批重点县是：颍上、凤台、宿县、六安、霍邱、凤阳、定远、长丰、无为、桐城、贵池、宣城、旌德，加上第一批未结束的歙县计14个县，共795个公社。省、专区、县行政机关干部按50%比例抽调工作干部，企事业单位按30%抽调工作干部，全省参加“四清”工作队增加到6万余人。这一批重点县社教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结束。
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叫“五反”运动，其目的是“挖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方向。1963年4月1日，中共安徽省委向各地、市、县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指示的部署意见》，要求省直机关和各市、县分期分批开展“五反”运动，先党政机关，后一般单位；先经济部门，后一般企事业单位。1964年8月以后，城市“五反”运动纳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轨道。9月，省委在合肥市和省直机关开始试点工作。11月间，从省直机关和省辖7市抽调3100人，组成36个工作队，集中在合肥开展城市第一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五反”运动(1965年1月改称“四清”运动)。这一批开展“四清”运动的单位共有49个(其中包括27个工交企业，10个商业单位，3个文教单位，7个公安单位，2个街道单位)，总计职工4万多人(不包括街道居民)。到1965年8月，第一批城市“四清”运动基本结束。
1965年9月中旬，中共安徽省委根据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在合肥、淮南、蚌埠、马鞍山、濉溪、芜湖、安庆等7个城市和铜陵特区的部分重点单位，以及省直机关第一批未搞完的单位共313个单位，开展第二批城市“四清”运动。第二批“四清”坚持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使运动逐渐升级。在集中力量抓重点单位“四清”运动的同时，还开展了面上的“四清”运动。第二批城市“四清”运动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