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重大活动

从1966年起，安徽省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简称“三五”计划)。5月，全国开始“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安徽在这动乱的10年中，极“左”路线占据统治地位，社会秩序受到破坏，人们的思想被搅乱，经济建设遭受巨大损失。在10年剧烈动荡的环境中，安徽广大干部群众也采取多种措施，使经济建设在某些方面取得进展。
一、开始“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简称。5月17日，《五·一六通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通知“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成为全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下达后，全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5月18日，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印发《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有关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的通知》，决定成立省委“文化大革命”小组，李葆华任组长。要求各专区、市、县和大专院校、文化部门党委第一把手，都要亲自挂帅抓“文化大革命”，积极投入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时，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在全国广播。安徽省直一些机关和大专院校、中学迅速掀起贴大字报的高潮。有些大专院校学生贴学校党委的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造“修正主义的反”，发生一些混乱现象。在中共中央决定向北京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后，中共安徽省委向各大专院校普遍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一些市也向中学派出工作组。
5月23日到6月12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有省直厅局党委(组)书记参加的地市委书记会议。6月6日起，县委书记参加会议。与会人员对照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进行检查，认为安徽“有些单位有些部门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被一些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牛鬼蛇神所把持篡夺。”对全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部署。会议期间对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李凡夫反对林彪的“顶峰论”及李所著《革命的世界观与道德观》一书进行错误的批判，撤销其省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会议确定，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放在县以上机关，学术、教育、新闻、出版以及其它企事业单位。要求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6月12日，中共安徽省委决定：改组《安徽日报》编委会。对《安徽日报》的4篇杂文作者进行错误的批判。接着，在教育界、文艺界展开大批判。
7月4日，《安徽日报》发表署名高启文的文章《彻底揭露李凡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对李凡夫进行错误的批判，并将李凡夫定为安徽省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帅。在此以后，各大专院校也都错误地批判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
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中共安徽省委于8月上旬决定，从大专院校撤出工作组。各市也先后从中学撤出工作组。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下达。10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通知》，全省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十六条”的高潮。
8月17日至19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要求领导干部引火烧身，“炮打司令部”。24日，合肥地区一些大专院校和中学的红卫兵，打着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旗号，盲目地焚烧古书、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接着全省掀起了批判学术权威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潮。文化、艺术、教育、社会科学、新闻出版等领域首当其冲、深受其害。一些受到错误批判的人开始被“抄家”。不久，斗争的矛头又进一步指向所谓“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8月26日下午，合肥百货大楼出现《炮打安徽省委司令部——造李葆华的反》的大字报(署名“合肥工业大学无线电系六七级全体革命同学”)，局势更加动荡，一部分厂矿也出现“战斗队”、“造反团”一类组织，揪斗领导干部。27日，合肥地区一部分机关干部、职工和市民与部分高等学校学生因对《炮打安徽省委司令部——造李葆华的反》的大字报认识不一致，在大街上争论，发生扭打事件，即所谓“八·二七”政治事件。30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合肥地区“八·二七”事件群众大会。李葆华号召大家为解决合肥地区“八·二七”事件加强团结。“八·二七”事件之后，北京部分大专院校学生纷纷串联来合肥市鼓动造反，合肥各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相继成立造反组织，部分工厂的少数工人也起来造反。
8月29日，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各市建立接待站，接待北京市和各省、市到安徽进行“串联”的学生。9月16日，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发出《关于组织我省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安徽学校师生开始进行全国“大串联”。
10月3日至6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会议主要是交流各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解决思想问题。李葆华号召大家到学生里面去，欢迎“炮打司令部”，团结一切革命左派，团结绝大多数，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
二、全省各级党组织被夺权
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安徽各地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各级地方党组织逐步陷于瘫痪，党的基层组织停止活动。9日，合肥市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成立。13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几个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不折不扣贯彻“十六条”，认真劝说工人、农民、市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等。18日，合肥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即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成立。随后，各专区、市、县也都成立造反派的各种组织。
11月9日，中共安徽省委在合肥稻香楼宾馆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9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李葆华代表省委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当晚，部分造反群众冲进会议住地稻香楼，围攻、批斗李葆华等省委主要领导，冲散三级干部会。此后，造反群众连续冲击省委机关，李葆华、李任之等省委领导和其他一批领导干部被围攻、批斗。省委领导机关及其工作机构均已无法正常工作。
1967年1月12日，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印发《关于欢迎和支持革命师生下乡进行革命串连的通告》。23日，安徽省与合肥市造反组织举行所谓“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之流大会”，将省、市党政负责人李葆华、李任之、杨效椿、桂蓬、赵凯等批斗游街，残酷地进行政治迫害。在此前后，省直和各专区、市、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及基层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
1月26日，在上海所谓“一月革命风暴”的影响下，合肥地区28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大会，宣布夺了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委员会的党政财文大权，罢了党政主要领导人的官，进占省委、省人委机关，并成立“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同时，中共合肥市委、合肥市人民委员会被夺权。自此，省、市党政领导机关瘫痪。“造反派”组织还利用被夺了权的《新安徽报》1967年1月11日，《安徽日报》被造反派夺了权，并改名为《新安徽报》。4月，《新安徽报》和专区、市报纸先后被军管。1968年3月，《新安徽报》改为省革命委员会机关报。1971年1月，新的一届中共安徽省委成立。10月1日，《新安徽报》复名《安徽日报》，仍为中共安徽省委机关报。，发表《群众罢官好得很》的社论。接着，各地“造反派”开始全面夺权和罢官，各级党委、人民委员会和各单位负责人，几乎无一幸免地被罢了官、“靠边站”，大部分还被批斗和游街“示众”，遭受迫害折磨和人身侮辱。
从1月底开始，“夺权”斗争在“造反总派”中产生了分歧和冲突。2月7日，安徽省合肥工人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因对“一·二六”夺权发生分歧而分裂，一部分人退出“工联会”，组成安徽省合肥工人第一革命造反司令部。随后，合肥地区“造反派”组织围绕“一·二六”夺权出现的分歧逐步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全省各地造反派组织也围绕夺权问题分裂成两大派。两派“造反”组织都需要得到领导干部的支持，一些干部也由于有中共中央要求干部站在“革命派”的一边的口号，便陆续表态，或“赞成”或“反对”，直接或间接地站在不同的两派组织之中。
三、建立革命委员会
“夺权斗争”加剧了全省的混乱局面，1967年2月24日，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3月1日，安徽省革命生产领导小组成立，临时负责全省的工农业生产。3月9日，“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向中共中央提出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安徽问题的9条决定，否定了“一·二六”夺权及其权力机构，指出“安徽的‘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个别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并决定“安徽省立即成立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并提出省军管会要“集中揭露和打击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4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钱钧任军管会主任，严光、宋文、廖成美、杨广立任副主任。随后，各专区、市、县也相继实行军管。省军管会成立以后，“集中揭露和打击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省委阶级斗争盖子”。4月26日至6月中旬，省军管会召开有造反派代表参加的省直厅局长以上干部“揭盖子”会议，合肥地区两派造反组织间矛盾加剧。
从6月起，安徽局势进一步恶化。5月17日，淮南市首先发生武斗事件，淮南煤矿停产。从6月中旬至8月初，合肥市发生武斗事件20多起，大部分工厂、企业停工、停产。安庆、芜湖、蚌埠等地也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
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通知：为了进一步加强“支左”工作，保卫“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决定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进驻合肥市及其它一些城市。8日，十二军部队奉命进驻安徽。8月18日至9月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安徽省赴京汇报的部队代表和两派组织代表，解决安徽省“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要求合肥和全省各地两派造反组织实行大联合。9月12日，合肥地区两派造反组织联合召开拥军爱民大会，并肩游行。会后出现大联合的高潮。到9月28日，合肥市780多个单位实现大联合。10月10日，合肥、淮南、安庆、芜湖、蚌埠、马鞍山、六安7个市和专区赴京汇报代表团，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达成了《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两派协议解散所有武斗组织，实现大联合，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安徽省(专区、市)的代理人。自此，安徽武斗暂时停息。多数学校也开始“复课闹革命”。
26日，中共中央改组安徽省军管会，李德生任主任。省军管会改组后，对省委常委、副省长以上领导干部实行军事管制和专案审查，将李葆华等押往外地巡回批斗。全省层层揪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批领导干部被审查、批判斗争，有的致残，有的遭受迫害致死。
1968年2月，省军管会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筹建军队、干部、群众“三结合”(也就是由军队干部、原来的地方领导干部、群众造反组织代表三部分组成)的革命委员会，经与合肥地区两派造反组织协商提出省革委会组成人员名单，报经中共中央批准。4月14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李德生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廖成美、宋佩璋、李任之、杨效椿、徐文成、张秀英、张家云。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人民保卫组、生产指挥组。至8月25日止，全省15个专区、市、75个县和14所大专院校以及其他相当县级以上单位，全部建立革命委员会。
1967年3月以后，由于受林彪、江青在全国掀起的“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恶浪的影响，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揪斗、迫害领导干部的局面，全省武斗又重新开始。夏秋之交，芜湖、安庆、淮南等地发生武斗。6月26日，芜湖市数千人冲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芜湖市海陆空军事机关，抢走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打死1人，打伤1000多人。
四、进行“斗批改”
1968年4月21日至5月7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安徽省“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斗批改阶段。8月20日至27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在淮南市召开大批判经验交流会，总结交流各地开展大批判的“经验”。9月，安徽省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进入全面开展的阶段。革命委员会成立较早的一些地区和单位，斗争已向深入发展，大部分地区和单位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斗争正在展开。11月底，清理查出各类“阶级敌人”26万人，实行群众专政的10多万人。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务”、“叛徒”、“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等被关押审查或实行“群众专政”，遭受批判斗争，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到年底，全省清理出所谓“阶级敌人”达34.8万人。随后，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结合整党和斗批改其它任务继续进行。1969年6月15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转发《全省清队定案工作会议纪要》，清队进入定案处理为主的阶段。清队造成大批冤假错案。
1968年8月，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组织以工人为主体、配合解放军指战员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上层建筑”，进驻14所大专院校和一些中学、剧团、医院和省直机关，参加领导斗批改。12月初，安徽省14所高等院校1.3万名师生，到农村、厂矿，进行斗批改。中旬，各地开始组织贫下中农宣传队，进行农村斗批改。全省斗批改批斗了大批机关干部，并把绝大部分干部下放到农村插队劳动，或到“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是以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名，将党政干部、科教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进行劳动改造的场所。“劳动锻炼”。1969年12月18日，省革命委员会决定：调整大专院校。原有14所大专院校，撤并8所，保留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农学院、安徽工农大学(原皖南大学)、安徽劳动大学、安徽医学院。院校在撤并、下迁过程中，损失严重。到1969年底，省直机关下放干部达7700多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把大部分学校、医院下迁农村。全省大专院校1.3万师生搬到工矿农村搞斗批改。全省城镇有141所中学下迁农村、7000余名教师下放农村，城市医护人员大批下放农村落户，全省城镇知识青年和居民有56万人下放农村插队落户。不少干部、教师和科技工作者遭到迫害。
1969年12月10日，省革委会批转省直革命领导小组《关于撤销省直各厅局的意见》，要求“既快又好”地做好撤销工作。此后，省委、省人委的工作机构被取消。
1970年2月，安徽省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即“一打三反”运动)，并很快形成斗争高潮。8月，省革命委员会印发《关于“一打三反”运动定案处理中几个问题的意见》。当时，全省已有35%的单位进行了“一打三反”斗争。随后运动进入定案处理为主的阶段。运动造成大批冤假错案。
1971年2月，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和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清查五·一六工作的意见》。会后全省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
1972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下达后，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军队干部留少数骨干在地方工作，其余于1973年上半年前分3批回部队。截至1975年6月，全省尚有军队干部232人担任各级领导职务。
五、“解放”干部和各级党的领导重新恢复
1969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四个年头，广大人民群众、党员和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中残酷斗争的反感日益强烈，对派性斗争感到厌恶，人心思定。毛泽东在几次讲话中提到“解放干部”问题。从1969年起，省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解放干部”，分批举办干部学习班，进行“解放干部”工作。一批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重新安排工作。到1969年11月，全省副县级以上干部已“解放”的占75%，年底达到80%左右。干部重新恢复工作，有些还参加了“三结合”领导班子，这些因素使安徽出现一段相对稳定的局面。11月15日，中共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1970年底，全省和专区、市、县革委会均建立党的核心小组。1971年1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安徽省第三届委员会。新的一届省委与省革委会合署办公，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结束工作。到6月底，全省所有地、市、县全部召开了党代会，建立了党委。至此，因“一月风暴”而停止的省、地、市、县共产党的领导机构重新恢复。
六、发展国民经济
〔抓革命促生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安徽省委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先后召开各种会议，号召广大工人、农民和职工坚守岗位，要求各级领导挺起腰杆，坚持把各项工作做好。1966年下半年，安徽国民经济继续取得较好的成绩。全省农业总产值达到30.56亿元，比上年增加1.81亿元；工业总产值达到33.61亿元，比上年增加6.22亿元。从1966年第四季度开始，局势日益混乱。1967年1月，“夺权风暴”席卷全省。“夺权斗争”使全省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全被打乱，整个国民经济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向中共中央转报了安徽省军区的报告，毛泽东于2月21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群众”。24日，中共安徽省军区委员会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传达这一指示，安徽省军区、驻皖各部队立即奉命“支左”，出面维持工作和社会秩序。
3月1日，安徽省革命生产领导小组成立，由军队干部、地方领导干部、群众造反组织代表参加，程业棠任组长。到3月15日，全省各专区、市、县先后成立了军队干部、地方领导干部、群众造反组织代表“三结合”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安徽省军区奉命派出大批干部和战士参加“三支”(支左、支工、支农)工作。4月，省军管会成立后，着手整顿社会秩序，恢复工农业生产。抽调一批干部战士到工厂、矿山、农村帮助“抓革命、捉生产”。全省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减少8.14亿元。但农村仍然比较稳定，农业总产值增长1.89亿元，城市则受到严重影响，工业总产值减少10.03亿元。
1969年至1973年的5年中，由于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和各级干部共同努力，安徽在大动乱中维持一段相对稳定时期，全省经济呈现时高、时低、时起、时伏的曲线式发展状态。
1969年局势相对稳定后，工农业生产始回升，但步伐缓慢。由于水灾严重，农业减产，总产值比上年减少2.91亿元，而工业总产值却比上年增长10.73亿元，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7.82亿元。
由于采取一些积极措施，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17.47亿元，其中工业增加10.26亿元；农业增加17.21亿元，粮食生产达1264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
1972年前后，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局部调整，经济建设又出现发展势头。1974年，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安徽省几个城市社会秩序严重混乱，工业生产下降。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全省严重混乱的局面开始得到制止，工业生产形势逐步好转。但这一年全省原煤产量仅1458万吨，比上年减少19.7%。由于煤炭减产，全省不少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化肥、农药生产不正常，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全省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群众生活受到影响。1975年全面整顿方针贯彻后，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回升。
全省经济建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一定的进展和成果。
农业方面，1976年农业总产值66.18亿元，比1966年增长49.4%，年平均递增4.1%；粮食产量1648万吨，比1966年增长75.6%，年平均递增5.8%。水利建设取得很大成果。1966年开挖新汴河，1971年后挖茨淮新河，1969年冬动工兴建驷马山引水灌溉工程和陈村、花凉亭灌区工程，续建淠史杭工程的成功，都取得很好的效益。
工业方面，“四五”计划末期的1975年工业总产值83.94亿元，比1970年增长83.1%，年平均增长12.9%。汽车、拖拉机制造、石油炼制、日用机电产品生产等企业，都在这个时候建立起来，其中突出的有安庆石油化工厂，“小三线”国防机械制造系统，以及开发淮北煤矿，修筑青(龙山)阜(阳)铁路、皖赣铁路、芜(湖)铜(陵)铁路等。
〔建设“小三线”〕
1964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三线”建设的指示，成立中共安徽省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1965年，“小三线”基本建设开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小三线”建设受到干扰。为了避免“夺权风暴”的影响，安徽省军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对“小三线”实行军管。广大干部职工顶住“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边建设边生产，维持了正常的生产秩序、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安徽“小三线”建设取得可喜成就。到1972年，安徽省内的19家军品专业生产厂和配套厂相继建成。
随着局势相对稳定，“小三线”企业相继投产。到70年代中期，“小三线”系统共建设成大小十几条军品生产流水线，提高了企业的专业化、自动化生产水平。工业产值每年以14.9%的速度增长。“小三线”建设对支持国防，发展、支援山区和贫困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小三线”建设远离城市，建立于山区，布局分散。80年代后陆续迁到城市，造成巨大损失。
〔国民经济局部调整〕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中共安徽省委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采取一些措施，调整发展国民经济的若干政策。1972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印发《关于贯彻农村人民公社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强调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不购过头粮，不准搞新的“一平二调”。同时，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压缩招工指标，控制非生产性建设，不准新建楼、堂、馆、所。1973年又停建了一部分工厂，精减职工6万人，调剂职工5万人，常年民工压缩三分之二。重新调整工业与农业、生产与建设、基础工业与轻工业等各方面的关系，注重发展轻工业和手工业，扩大宣纸、歙砚、徽墨、工艺竹编等传统产品的生产，增加对外出口。对一些轻、手工业原料不足、“吃不饱”的企业，加强管理，降低消耗，稳定手工业体制，落实手工业政策等。
经过1972年前后对国民经济局部调整，经济建设又出现发展的势头。从1971年至1973年的3年中，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分别达到112.95亿元、120.81亿元、134.31亿元。粮食生产分别达到1360万吨、1365万吨、1550万吨，增长速度较快。
〔开展“两学”运动〕
“四五”计划(1970～1975年)开始后，全省全面开展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简称“两学”运动)。11月，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全面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抓好“学大寨，赶郭庄，超《纲要》”的群众运动，苦战3年，使全省社队变大寨，县县变昔阳。以后，连续6年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省“学大寨”会议。1971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全面深入地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决定》。提出要学根本，抓好典型，在全省掀起一个“学大庆，赶大通，夺取工业新胜利”的新高潮。从这一年起，连续5年每年召开一次学大庆会议。“两学”运动，取得一些成绩，但也出现不少问题，在开展农业学大寨过程中，把萧县郭庄大队树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提出“学大寨，赶郭庄”的口号。不少干部因不赞成郭庄大队的某些做法而受到整治。在学大寨中，许多地方出现瞎指挥，大搞形式主义，浪费了大量劳动，加之“割资本主义尾巴”等一系列极左措施，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失。但有的地方从实际出发，发展农田基本建设，也取得一些成果。
七、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
1971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开始在全省县以上党的领导机关分批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971年10月2日至6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等文件，对林彪反革命集团进行揭发批判。随后全省开展“批林整风”运动。1972年7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批林整风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精神，要求继续把批林整风作为头一位大事抓紧抓好。1974年1月，中共中央将供批判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转发全党，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立即在全国开展起来。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做文章，制造事端，大反所谓复辟回潮。在他们煽动指挥下，社会上又出现混乱局面。合肥、安庆、淮南、蚌埠等地也再次发生混乱。2月18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当前批林批孔运动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电话通知》，要求各地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充分发挥各个群众组织的作用；抓革命，促生产；大字报不提倡上街，也不要外出串连。
3月31日，安徽省总工会和合肥市总工会筹备于4月1日上午8时召开“合肥地区深入批林批孔批李(德生)批宋(佩璋)、彻底揭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誓师大会”。中共安徽省委于3月31日将此事通过总理办公室报告周恩来总理。4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电示：未经党中央的同意，就否定省、市委的领导是不妥的，望与省委常委协商进行，最好先不开这样的大会。从而制止了正在酝酿中的一场大混乱。4月18日，《安徽日报》发表社论：《深入批林批孔，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强调安徽并不“特殊”，而是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要切实解决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省委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
批林批孔运动中闹得最凶的是安庆市和淮南市。淮南市少数坏人到处发表攻击周恩来的讲话，一些人公然冲进市委和公安机关，焚烧档案，破坏国家财产，捆绑公安人员，致使在一段时间里，市委领导班子瘫痪，指挥机关失灵，生产急剧下降。安庆市一些坏人也公开攻击周恩来，鼓吹“要层层揪走资派”，把党政军高级干部“罢一批、杀一批”，谁坚守岗位他们就揪斗谁。叫嚷“不为修正主义路线生产”，“工厂烟囱冒烟，机器车轮转动就是我们的失败”，使形势出现大动乱。
八、全面整顿
1975年3月11日至21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精神和邓小平关于对各条战线整顿的指示，着重讨论如何落实安定团结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问题。会议要求各地从整顿铁路秩序入手，在全省开展一个强大的政治攻势，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加强治安管理，搞好社会秩序；对某些长期闹资产阶级派性、拉山头、搞串联、打派仗的人，要做好工作，加强教育；对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要及时调离；对少数无故长期不上班、不工作、不生产的人经过教育仍不改正，要坚决停发工资；对无理取闹和聚众闹事，影响安定团结，影响抓革命、促生产的，要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对经过教育不改的为首分子要严肃处理。3月26日至4月1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和安徽省军区联合召开整顿铁路运输秩序会议，着手整顿铁路运输秩序。经过整顿，铁路运输状况有了明显好转，交通堵塞的地方都疏通了，列车安全正点率大大提高，铁路沿线哄抢事件被遏制。
随后，中共安徽省各级组织引导全省各条战线掀起了一个讲大局、讲党性、批判资产阶级派性，促进安定团结，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热潮。从4月份开始，工业生产逐渐上升，工业总产值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增长26.6%；淮南、淮北和阜阳、宿县、滁县等5个地市出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好形势。全省钢铁产量6月份比5月份增长29.8%，煤炭生产稳步上升。支农产品有了发展，轻工业生产有较大增长，基本建设重点工程进度加快。农业战线虽灾情严重，夏粮、油料都大幅度增产。在全面整顿的形势下，歪风邪气下降，混乱局面有较大好转，国民经济开始回升。
九、“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底，“四人帮”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流，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逆流从北京掀起后很快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尽管很多干部反对，但也要通过学习来“转弯子”。12月9日至10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根据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打招呼”会议精神，以思想学习汇报座谈会形式，就教育战线“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向地市委书记“打招呼”。接着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进一步研究布置教育战线“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于是，在全省城市大中学校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
1976年3月8日至15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县级以上领导干部680余人参加的三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批邓”讲话，研究如何搞好“反击右倾翻案风”。15日，中共安徽省委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意见》。随后，安徽“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逐渐升级。
清明节前后，合肥、芜湖等地群众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活动。这些活动遭到压制或镇压。4月7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拥护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作出的错误处理。4月20日至24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把运动引向深入。5月8日，合肥市召开所谓“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分子大会”，提出查清所谓“天安门事件”的支持者。全省各地又有一批领导干部以“民主派”、“走资派”罪名受到批判和迫害，造成又一批冤假错案。6月5日至7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在肥东县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经验交流会，推广肥东县所谓打击新老资产阶级的经验。7月25日至8月20日，省委召开省、地(市)委领导成员“理论学习讨论会”，解决领导班子中所谓“民主派”、“走资派”的问题，继续对一些领导干部进行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