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重大活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安徽社会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共安徽省委领导全省人民拨乱反正，纠正和克服长期“左”的思想给安徽造成的错误和影响，提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农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使安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出现了历史性变化，开创了安徽政治稳定、经济振兴、党的建设逐步加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新局面。
一、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中共中央改组中共安徽省委〕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消息传到安徽，全省人民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安徽各地纷纷举行声讨“四人帮”、欢呼人民胜利的集会游行。为批判“四人帮”，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安徽各地开展了“揭、批、查”工作。但由于中共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推行“左”的路线，领导“揭批、查”很不得力，对若干重要问题“捂盖子”，使安徽的“揭、批、查”难以深入下去，全省工作继续沿着“左”的轨道运行。1976年12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部署揭批“四人帮”斗争，仍提出要“继续批邓”，继续“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1977年1月，在铜陵市召开全省城市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经验交流会，推广铜陵市商业局所谓揪“走资派”的经验，布置全省城市基层单位开展基本路线教育，打击所谓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1977年4月，转发安徽省建设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经验交流会纪要，推广所谓揪“走资派”和“突击提干”的经验。直到5月，中共安徽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里还把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教育当作成功的经验，继续肯定在基本路线教育中打击所谓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的错误做法。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经济建设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高指标。在粮食生产上大肆浮夸，逼迫各地多报产量多征购，造成不少地方缺粮；在工业生产上盲目追求产值。这些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8个月，由于中共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思想未能转变，致使安徽的拨乱反正工作迟迟不能进行，全省形势与粉碎“四人帮”前相比，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广大干部群众对中共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捂盖子”的做法极为不满，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反映中共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问题。1977年6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和中央政治局有关领导，4次听取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宋佩璋、书记李任之，省军区第三政委王文模、司令员余光茂，十二军军长官峻亭等人关于安徽省揭批“四人帮”运动和省委领导情况的汇报。中央认为，必须迅速而稳妥地解决好安徽的问题。6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宋佩璋调离安徽，由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并派顾卓新、赵守一参加省委领导班子(10月7日，顾卓新、赵守一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6月23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重要指示。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同“四人帮”作斗争。6月26日至7月1日，根据中共安徽省委的决定，留在安徽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工作的军队干部全部撤回部队。6月29日，省暨合肥市10万群众在省体育场集会，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解决中共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全省各地群众也纷纷集会，拥护中共中央指示。随后，全省揭批“四人帮”运动很快形成高潮。
〔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
1977年7月3日至8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作了重要部署。会议指出：要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扰，放手发动群众，运用各种形式，深入开展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揭发和批判。7月8日，中共安徽省委清查办公室成立。随后，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关人和事的工作在全省逐步展开。首先发动群众“揭盖子”，清算“四人帮”的罪行；进而联系各部门、各单位的实际，批判“四人帮”及其帮派的流毒和影响，使长期以来被搞乱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初步得到澄清。9月，中共安徽省委结合“揭、批、查”部署全省的整党整风和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建设工作。到10月，中共安徽省委已重点清查省委常委班子内几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同时解决了一些重点单位的问题。各地、各部门也清查了一批重点人。
11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省直机关揭批“四人帮”动员大会。从此，全省从上到下全面开展清查工作。清查工作采取“路线对比”、“讲清楚会”等形式，联系安徽实际，着重查清“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在安徽的主要罪行及其有关的人和事。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郭宏杰的省委书记、常委、委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常委、委员职务。197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长篇报道《安徽大步赶上来了》，介绍深受“四人帮”之害，又被捂了8个多月盖子的安徽省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5月，“四人帮”在安徽与其有关的人和事已基本查清。到1982年，全省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清理出“三种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540人，对“文化大革命”中突击提拔、工作不称职的干部进行了适当调整和妥善安排。
二、全面拨乱反正和工作重点的转移
〔提出“以生产为中心”的口号〕
为了全面拨乱反正，中共安徽省委通过召开各种会议，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引导大家回顾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1978年初，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首先提出“以生产为中心”的口号。2月14日至16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明确提出农业生产大忙季节，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这是较早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公开否定，是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的重大突破。《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发表这一消息，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中共安徽省委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广大干部一起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左”倾错误的根源，自觉地清除“左”的影响，并要求大家联系安徽各条战线的实际，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去重新认识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把理论上、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同政策上的拨乱反正结合起来，一边学习理论，一边落实政策。各地、市、县以至一些基层单位也都纷纷举办读书班、学习会，从理论上、思想上系统地清除“左”的影响，把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作为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在农业方面，中共安徽省委派出干部到农村进行深入调查，同广大农民一起回顾建国以来农村经济建设的历史，总结农村经济建设几起几落的经验与教训。1977年11月15日至21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研究农村需要解决的一些经济政策问题。会议形成《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六条”)。“六条”规定给生产队以自主权，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减轻社队和农民负担。“六条”的制定，对农村“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的错误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是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否定，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调动了生产队和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工业方面，切实贯彻“以生产为中心”的思想，开始对全省工业企业分期分批进行整顿，逐步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的各项规章制度，克服无政府状态。在山区建设方面，中共安徽省委于1977年11月和1978年11月两次召开山区建设座谈会，纠正过去山区“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确定了山区实行“以林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使山区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困难开始得到缓解。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阐明检验真理的只能是社会实践，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该观点由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社论提出。联合社论得到华国锋的批准。，由此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8月12日至16日，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然后逐步扩展，深入全省各界。10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召开各地、市委宣传部长会议，要求各地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清除“左”的影响、全面拨乱反正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1979年8月28日至9月3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继续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要求继续解放思想，解决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工矿企业按劳分配等问题。
在安徽，这场大讨论同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紧密结合，同步进行。中共中央调整中共安徽省委领导班子之后，全省工作局面迅速打开。中共安徽省委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安徽的实际出发，否定“文化大革命”、清除“左”的影响，有步骤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在落实人的政策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经济建设上，较早地提出“以生产为中心”这个指导思想，全面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在农村，支持农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尝试，以实际行动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使农村这一伟大改革在全省推广开来。这一切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提供了生动、有力的依据。
〔平反冤、假、错案〕
从1977年底开始，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安徽省委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对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平反、纠正工作。1978年11月20日，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凡是因天安门事件牵连、悼念周恩来、为邓小平鸣不平、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尚未释放、平反的，立即释放，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年12月30日，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委摘帽领导小组关于执行《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各地对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进行安置，对错划为右派的人进行改正。随后，对右派案件进行全面复查。到1980年，这一工作基本结束，已复查改正的占原右派总数的98.5%。1979年1月，中共安徽省委工作会议决定：撤销“文化大革命”中对原省级干部的专案审查报告，推倒给李葆华等省委领导人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结论。会议解决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中遭受迫害的案件等问题，明确了进一步解决好这一类问题的原则和办法。会议要求各地加强领导，采取得力措施，加速搞好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1980年3月，安徽省各级法院开始复查受刘少奇冤案株连而被错判的案件。5月31日，这类案件已有90%以上复查结案。1981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印发《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会议纪要》，对复查“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老案的一些政策性问题作了具体规定。7月，全省已复查有申诉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老案(不包括反右派案件)11万多件。1982年底，全省复查各类案件40多万件，其中“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案件、反右派案件、反右倾案件基本复查完毕。1985年4月，安徽省各级人民法院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各类刑事案件的复查工作也基本结束。1987年10月，安徽完成了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任务。
平反和改正大批冤、假、错案，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一大批政治强、懂经济、善管理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或安排工作；在斗争中涌现出的一批优秀中青年干部，也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这对安徽局势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1979年1月10日至18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联系安徽实际，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思想武器，总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教训。会议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遗留问题作了处理，着重研究如何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及如何把安徽省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搞上去的问题。会议认为，安徽通过揭批“四人帮”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得到了澄清，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同年5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工作会议，着重研究贯彻落实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和措施。会议分析了全省经济形势，对国民经济调整提出初步意见，确定在3年调整期间(1979～1981年)，使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改变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逐步走上持久的、按比例的、高速发展的轨道。1980年11月，中共安徽省委制定“四个为主”、“一个联合”的发展工业方针，即以发展轻纺工业为主，以兴办集体经济为主，以发展中、小企业为主，以内涵改造扩大生产能力为主和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安徽的轻纺工业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产品花色品种增多，质量不断提高。1982年，安徽棉纺织生产能力在全国居第十位，印染能力居第十二位，全省纺织系统工业产值达18.6亿元，占全年工业总产值的12.7%。
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安徽经济建设得到迅速发展。1982年，农业总产值118.20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7%。工业总产值完成151.90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1.6%。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82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20.84元、269.10元，分别比上年增长5.6%、9.2%。
三、探索和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探索新的农业生产方式〕
1977年7月，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深入农村、深入群众，对安徽农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大量、系统的调查研究。11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制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六条”)。“六条”强调要保护生产队的自主权，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减轻农民负担，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纠正“左”倾错误对农村工作的影响，切实落实党的农村政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广大农民从多年来的“左”的一套束缚中解放出来。1978年春，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提出“以生产为中心”的口号，要求一切工作围绕生产，服务生产，为生产服务。这些重大措施不仅促进了农村工作的拨乱反正，而且为安徽的农村改革试验打下思想基础。1978年2月，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全奖，减产全赔”的生产责任制。这是安徽省较早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当年全队生产粮食6.25万公斤，比上年增产47%。
1978年秋，安徽发生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全省受灾农田达6000多万亩，有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秋种无法进行。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安徽省委认为，与其让土地抛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以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于是作出“借地渡荒”的决定，规定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菜，并鼓励农民多开多种，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这一重大政策性规定，突破多年来的条条框框，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借地的基础上，肥西县山南公社在全省首先搞起包产到户。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前郢生产队在秋种时也实行了包产到户。1978年底，肥西县山南区1006个生产队中有77.3%实行包产到户。此后，安徽各地农村竞相出现联系产量和不联系产量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978年底，安徽有名的穷县——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悄悄进行了更为大胆的改革尝试。这个生产队的18户农民冒着挨批、挨斗、坐牢的风险，分田到户，实行包干。1979年，小岗生产队粮食总产6.62万公斤，比上年增长6倍；油料1.36万公斤，超过过去20年油料产量的总和。这一年，小岗生产队不但没吃供应粮，还向国家交售粮食1.49万公斤，花生、芝麻1.25万公斤，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这种大包干实行“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分配方式，深受农民欢迎。在滁县地区，以“大包干”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中共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和地委、行署其他负责人的支持，迅速在全区范围内推广开来。由此拉开了中国80年代整个农业体制改革的序曲，对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
〔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肥西、凤阳等县出现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同时或稍后，全省许多地方陆续出现类似的生产责任制。万里等多次深入农村特别是到贫困地区调查研究，同农民商量，集中群众意见，探讨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发展生产的途径，并对群众的创造加以肯定，积极支持推广。到1978年底，全省有1200个生产队或明或暗地实行包产到户。
1979年1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建立和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实行责任制的过程中，思想要解放一点，可以实行联系产量和不联系产量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2月，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明确支持包产到户试点，并在省委驻肥西县山南公社工作组关于农民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试点情况报告上批示：“我看可以”。随后，中共安徽省委正式批准肥西县的贫困地区推行包产到户，这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张浩的指责联产责任制的来信，并加了支持张浩来信的编者按。时值春耕季节，来信在安徽农村引起了很大波动。中共安徽省委于3月16日发出电报，明确指出：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责任制是符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凡是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应先稳定下来。这份电报发出后，稳定了广大农民的情绪，推进了农村改革势头的继续发展。12月，中共滁县地委组织对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进行调查，总结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中共安徽省委及时将滁县地委关于总结完善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意见转发全省各地。年底，安徽农村生产队中有38.4%实行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有61.1%实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其中包产到组的占22%，大包干到组的占16.9%，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占10%)，没有建立生产责任制的仅占0.5%。
1980年初，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业会议，进一步明确包产到户是一种联产责任制。对肥西县实行包产到户、凤阳县实行农业大包干的经验给予充分肯定，鼓励和支持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大胆探索。5月31日，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的重要谈话中，赞扬安徽肥西、凤阳实行包产到户和大包干效果很好。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长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7月，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组织一批干部到全省已实行包产到户的8个公社进行调查，一致肯定包产到户或大包干对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巨大作用。10月7日至14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省、地(市)、县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通知》精神，全面分析了安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状况。经过实践，使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认识到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是使农村改变面貌的有效措施。一些原来持有不同意见和存有疑虑的人，逐渐改变了态度，积极推行“大包干”这种简便易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发展到65.88%；1981年，达到84.64%。在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中，家庭经营、包干分配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即包干到户)最受农民欢迎，增产效果最明显，推广也最为迅速。到1982年上半年，安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98.8%。至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开。
从1982年下半年起，安徽各地农村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把这种形式扩展到林、牧、副、渔各业。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安徽农业生产摆脱了长期徘徊的困境，出现了全面、持续、大幅度的增长。全省农业总产值1978年71.1亿元，1981年119.8亿元，1984年达162.1亿元。全省粮食总产量1978年1482.6万吨，1979年1609.6万吨，1981年1818.5万吨，1985年2202.5万吨。粮食商品率逐年提高。1966年到1978年12年间，全省粮食商品率一直徘徊在20%左右，1979年提高到25%，1982年达28.2%。棉花、黄红麻、烤烟、茶叶、蚕茧、水果都有大幅度增长。农民生活逐年改善。1978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13.3元，1979年增加到170.2元，1981年达246.5元，1983年达304.6元。凤阳县1979年至1983年的粮食产量，每年增长5万吨。1983年全县粮食总产达40.8万吨，比1978年增长1.7倍；5年累计向国家出售商品粮50万吨。1978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81元，1983年达368元。凤阳农民“吃粮靠救济，种田靠贷款”的状况已一去不复返。
〔开展农村配套改革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为了适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在中共安徽省委的领导下，全省农村进行一系列配套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一是进行供销社体制改革。1983年底安徽供销社系统已有1237个基层供销社进行初步改革，占全省县级社的63.5%；新增股金954万元，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80%以上。改革后的供销社恢复集体所有制性质，成为农、工、商综合经营的经济实体和农村合作经济的主要组织形式。二是调整农副产品的购销政策，缩小统购派购的范围。1983年底，国家统购派购的一、二类农副产品由原来的30种减少到17种。三是粮食部门退出县以下的粮食加工业；所办加工业逐步交由合作经济组织经营。四是采取扶持措施，发展个体商业和合作商业。允许农民务工经商，允许长途贩运。五是改革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1983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精神，结合安徽实际和凤阳县考城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试点经验，部署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工作。到1984年春，全省3300多个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改革工作基本完成。
在抓好配套改革的同时，安徽各地农村还初步调整农业结构。在继续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狠抓棉花、烤烟、茶叶、蚕茧、林业、畜牧业、水产等多种经营。中共安徽省委从1978年开始，决定对粮食生产实行只下达产量指标和收购任务，不下达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办法，有利于农民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调整作物种植面积。1980年，为发展棉花、烟叶生产，制定在化肥、农药、资金等方面给予适当优惠照顾的措施。对茶叶、林业、畜牧业、水产业等，也采取了各种优惠措施，迅速提高林、牧、副、渔在农业中的比重。与1978年相比，1989年农村各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种植业由77.4%下降为70.2%，林业由2.6%上升为2.8%，牧业由16.1%上升为17.5%，副业由3.0%上升为7.2%，渔业由0.99%上升为2.3%。
〔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步伐〕
1978年以后，在党的农业、农村工作和发展社队企业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导下，安徽农村实施了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出现农、林、牧、副、渔一齐上，工、商、建(筑)、运(输)、服(务)大发展的局面。但由于对发展社队企业重要意义认识迟，在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受“左”的思想干扰，把刚刚起步的社队企业作为整顿的对象；社会上也一度认为乡镇企业以小挤大、以土挤洋、以落后挤先进。因此，全省社队企业发展受到不应有的影响和阻力，发展速度放慢，与先进省份差距越来越大。为改变这种状况，1982年，中共安徽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制定《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放手发展，阔步前进”的方针，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领导，把发展社队企业作为繁荣农村经济、增加社员收入的一项重大措施，摆上议事日程，一直抓下去。各地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的决定，社队企业发展步伐加快。到1983年底，全省社队企业(乡村两级)就业人数98.3万人，总产值19.71亿元。1979年至1983年，年均增长13.6%。198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和《批转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将社队企业改为乡镇企业，同时高度评价了发展乡镇企业的重要意义。1984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和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召开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提出安徽省乡镇企业发展必须从省情出发，从小(小商品、小规模)起步，“六个轮子”(区、镇、乡、村、联户、户办)一起转，逐步推进，加速发展。此后，省委、省政府和各级领导，坚持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现农业翻番、富民兴邦的战略措施；积极扶持，放宽政策，放宽信贷；重视固定资产投入和管理，重视人才培训和出口创汇。从1984年至1988年，省委、省人民政府先后召开7次关于发展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如乡镇企业表彰会、经验交流会、农业企业家座谈会、第三产业先代会、城乡经济协作会等；共制定30多个支持农村商品生产和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文件，积极为乡镇企业拆关卡，开绿灯，放宽政策。1986年，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李贵鲜针对全省乡镇企业资金短缺、技术力量不足、管理经验缺乏的实际，提出“因地制宜，发挥优势，以小取胜，两水(水产、水果)起家”，即发展乡镇企业要“以小取胜”，发展多种经营要从“两水起家”。1987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已达161.47亿元，与农业总产值基本持平。1988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5.61亿元，超过农业总产值32%。1984年至1988年，乡镇企业5年迈出五大步，总产值净增195.9亿元，年均净增40亿元，年均递增46.5%。从1988年秋季开始，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全省乡镇企业认真贯彻治理整顿方针，在发展指导思想上实行战略大转移，即从注重产值增长为主转向提高经济效益为主；从注重外延扩张为主转向以内涵改造、加强管理为主；从粗放经营、原料低水平加工利用转向集约经营、资源综合深度加工利用；从内向型为主转向内外结合。各地关、停、并、转了一批项目，引进了一批新技术，开发了一批新产品，企业布局和产品结构逐步走向合理。乡镇企业在治理整顿中平稳增长，1989年总产值达240亿元。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安徽小城镇逐渐兴起并日益繁荣，成为大中城市经济、文化、科技、信息和生活方式向广大农村辐射的前沿阵地，成为乡镇企业的基地。1983年，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小城镇建设座谈会，提出发展小城镇若干政策问题。198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提出农村发展商品生产，允许农民进城办企业。同年6月，在召开小城镇理论研讨会和小城镇建设会议的基础上，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小城镇建设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会后，小城镇建设得到较快发展，到1988年底，全省各类小城镇和农村集市达3449个，建制镇453个，建制镇人口达到850万(包括镇上农业人口)。1989年，小城镇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小城镇的兴起和繁荣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舞台，促进了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四、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开放
安徽省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到城市、从微观到宏观、由单项改革到配套改革逐步展开的。安徽在全国率先闯出了一条以大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的路子之后，在中共安徽省委的领导下，适时展开了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积极探索工商企业管理体制改革〕
安徽省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首先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1979年10月，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充分理解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重要意义，改革企业过去干好干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的“大锅饭”状况，把经济利益、经济效果和经济责任结合起来，把国家、企业、个人3者利益结合起来，扩大企业人、财、物和产、供、销等方面的权力，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并决定在班子比较健全、生产秩序和经营管理较好的国营企业进行试点。全省第一批试点企业89个。通过试点，企业职工积极性有所提高，促进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同时，一些经营状况不好的小型工厂或商店，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并很快扭亏为盈。马鞍山钢铁公司、蚌埠铅笔厂等大中型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也搞得较好。为总结交流经验，中共安徽省委于1981年7月，召开工商企业承包责任制座谈会。会后印发了会议纪要，向全省推广他们的经验。
〔全面推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随着扩大企业自主权政策的实施，安徽省工商企业开始推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1980年推行的经济责任制，主要是国家对企业实行利润留成、亏盈包干和定额补贴，改变企业吃“大锅饭”的状况。1981年8月，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工商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问题的通知》，一方面强调工商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要把责、权、利结合起来，使企业明确对国家承担的经济责任，有必要的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和与之适应的利益，从而促使企业发挥内在的经济动力，推动企业发展；同时要求建立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把职工所承担的经济责任和物质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全省各地企业按照上述精神先后实行计件工资、超额计件工资、浮动工资等工资形式。较大的厂、店开始实行分级核算、划小核算单位，条件较好的工商企业实行包干制。1982年5月，在全省工业会议期间，就企业内部实行责任制问题进行了一次专题座谈，介绍马鞍山钢铁公司、蚌埠铅笔厂等单位的经验。会后省委转发了他们的材料，并组织马鞍山钢铁公司等4个单位到各地巡回报告。到年底，全省1382个县属以上全民所有制工交企业，有586个实行了经济责任制，占企业总数的42.4%。企业经济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取得显著成效，大多数企业实现了增收，有的减少了亏损。1983年第四季度，中共安徽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组织近20个调查组，对全省工商企业实行责任制的情况进行系统的调查分析，研究进一步完善企业经济责任制的措施。1984年上半年，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全省各个城市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生产经营、奖金使用、人事劳动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在一部分企业中开始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省直厅、局管理的工业企业和商业二级站，大部分下放给所在中心城市管理；对一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集体经营、自负盈亏的办法，或租赁、承包给集体或个人经营。这些改革，增强了企业活力和竞争意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企业实行责任制的同时，从1983年开始，还对国营企业实行两步“利改税”改革。
1984年12月，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徽经济体制改革情况作了全面总结，对全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作了部署。会议强调要搞活大中型企业，要求各地、市、县和各部门，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把一切应该下放给企业的权力坚决下放给企业；实行政企分开，政府部门不再直接经营企业；继续搞好企业内部改革；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等。这次会议后，安徽进一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1985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联合发出《关于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暂行规定》，重申完善经济责任制的重要性。
1987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进一步落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要求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积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全面推行和完善厂长(经理)责任制，切实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全省逐步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探索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形式。1987年，全省有66.9%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与政府签订了第一轮承包合同，主要形式有上缴利润基数包干，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超收分成、减亏包干、利润目标承包等。到1989年底，全省90%以上的工商企业又继续与政府部门签订第二轮承包合同，全省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和绝大多数小型企业都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
〔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
安徽省横向经济联合始于1980年，当时省里成立推动经济联合小组，为横向经济联合起牵线搭桥作用。不久，省人民政府成立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各地、市也相应建立经济技术协作机构，全省上下初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协作管理系统。从1981年开始，全省经济技术协作按照省委提出的“四个为主”、“一个联合(即横向经济联合)”的方针，在坚持“立足本省、扬长避短、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形式多样”原则基础上，先后与上海、江苏、山东、浙江、河南、江西、新疆、云南、贵州等28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经济技术协作关系。尤其是1988年初中共安徽省委提出“远学粤闽，近学江浙”的口号后，经济技术协作的领域越来越宽，从物资、资金协作逐步扩大到技术协作和人才交流；从单项联合逐步扩大到综合性、多层次的联合；从注重同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的联合，逐步扩大到包括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的联合；从重视生产领域的联合，逐步扩大到流通领域的联合。据1988年不完全统计，全省与兄弟省市经济协作项目3077项，协议资金2.45亿元，全省物资协作总金额9.45亿元。
省内各区域经济技术协作和联合也不断发展。较早的是巢湖、马鞍山、铜陵、安庆4个沿江地市的横向协作和联合。从1985年起，中共安徽省委即把沿江地区作为重点开发区，建立长江区域经济开发协调委员会，定期研究并解决一些发展经济中带共同性的问题。蚌埠、合肥、芜湖等市发挥工业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以骨干企业为依托，以名优产品为“龙头”，推动了城乡间经济协作和联合，并使之向群体化、集团化方向发展。在互惠互利基础上的省际、地市和城乡之间的协作与联合，对搞活经济、发挥优势、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加快对外开放步伐〕
安徽是个沿江的内陆省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很少。在对外贸易方面，是上海口岸的货源基地，按照国家部署，统一组织货源，调供出口，不独立组织对外经营。1978年安徽直接出口额仅1062万美元，占全国出口额的0.11%，在29个省、市、自治区中居第二十三位。1979年，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大力贯彻对外开放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使对外经济贸易迅速发展。到1984年，自营出口额达2.44亿美元，由1978年全国第二十三位跃居第十六位。自1986年起，安徽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到1988年，安徽已与5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厂商开展了直接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进出口总额达7.04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5.54亿美元，进口额为1.5亿美元。1989年由于受到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影响，进出口总额出现负增长，但进出口总额仍达6.99亿美元，其中出口额5.24亿美元，进口额1.75亿美元。在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安徽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加强经济、科技、文化交流。1984年全省共签订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各种经济技术合同196项，用汇1965万美元。同年5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尽快打开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工作新局面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利用外资和先进技术为振兴安徽经济服务；规定在国家政策范围内，扩大地市和主管厅局的审批权限，简化手续，提高效率，充分发挥各方面利用外资和先进技术的积极性。1988年、1989年利用外资额分别为10040万美元和6424万美元。利用外资项目有宁国水泥厂续建工程、淠史杭灌区续建工程等。同时大力发展三资企业三资企业，即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1989年安徽与外商签订三资企业合同34项，是1984年的4.9倍，协议外资金额614万美元，是1984年的3.4倍，外商实际投资额达478万美元。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同时，安徽的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也有所发展。1989年全省新签对外承包项目13个，劳务合作合同10个，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金额1828万美元。对外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文化、艺术、教育、科技、体育、卫生等对外交流，以及友好城市工作的广泛开展，安徽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明显提高。
〔进行县级经济体制综合改革〕
为了加速县级经济发展，1985年初，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选择涡阳、宿县、怀远、桐城等22个县作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县。从计划体制、财政税收体制、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外贸体制等方面，规定了改革的内容，改变了统得过死的做法，通过放权、让利，推动县级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此外，还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要求各试点县都作出切实可行的目标规划，并积极实施，省有关部门根据实施情况给予奖励或处罚。1986年4月，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制定《关于1986年对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县实施奖惩的试行办法》。在试点过程中，省直有关部门派出副处长以上干部35人，到各试点县担任联络员，协助县里开展工作。1987年5月，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在天长县召开试点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县级经济内部运行机制，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深入调整产业结构，完善乡镇财政体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1988年5月，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在桐城县召开7个试点县的座谈会，突出重点指导。通过改革，22个试点县经济都有较大发展，经济增长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经济实力明显增长，乡镇企业有了很大发展。
五、整党和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整党〕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中共安徽省委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决定，从1983年12月3日省直机关整党开始，至1987年5月农村基层党组织整党结束，自上而下分两期6批进行整党，全省共有1984个党组、5779个党委、3126个总支、91582个党支部、1781193名党员参加整党，共抽调96333名干部参加整党工作。整党工作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要求和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整党中，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组织党员学习中共中央规定的整党文件，系统地进行党性教育，主要是进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以及形势、法制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反对党不管党和党政不分，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民主监督，对软弱涣散的4个厅局、8个高等院校、1126个地市县直属单位、1962个工矿企业、1716个区乡镇和6972个村支部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严肃查处了一批严重以权谋私和严重违法乱纪问题，严格了党的纪律，全省开除党籍的1299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385人，不予登记的2388人，共有4072人出党，占党员总数的0.23%，受各种处理的2112人(包括缓期登记的4721人)，处理面占党员总数的1.2%。
通过整党，解决了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提高了广大党员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和做合格党员的自觉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密切了党群关系，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积累了经验。但整党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单位整党不够深入，甚至走了过场；一部分单位对坚持党员标准、严肃党纪问题注意不够；党风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
〔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中共十二大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了重要位置，提出用5年时间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为贯彻这一决定，中共安徽省委领导全省人民开展了一系列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一是“五讲四美三热爱”五讲四美三热爱：五讲，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即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活动。1982年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在合肥召开安徽省“五讲四美、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表彰大会，总结交流全省各地先进经验，表彰800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1983年4月，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规定和要求，成立安徽省“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和办事机构，全省各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机构。随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二是创建文明城镇活动。从1985年起，安徽省“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组织领导全省各地创建文明城镇活动，把“治城育人”作为创建文明城镇活动的指导思想，对各市创建活动进行检查评比，有力地促进了省辖各市的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与此同时，在城镇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文明街道、文明楼院、五好家庭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在农村开展创建文明村活动。三是“四有”教育活动。1985年4月至1986年，安徽各地在群众中集中开展“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1985年7月，省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加强“四有”教育的通报》，提出把学习先进典型和组织安徽籍解放军英模报告团巡回讲演作为“四有教育”的两项重大活动。四是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在中共安徽省委领导下，从1983年8月起至1987年2月，全省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共进行3个战役、11场战斗，共逮捕犯罪分子73360人，摧毁各种犯罪团伙6249个。经过“严打”斗争，沉重打击了各种犯罪分子，稳定了社会秩序，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此外，中共安徽省委还领导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腐倡廉、清查淫秽物品等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对安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从总体上讲，在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存在着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忽视宣传思想工作的现象，这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利。1986年学潮前夕，刘宾雁、王若望来合肥2次，与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副校长方励之一道，散步了大量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使得合肥成为学潮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后，尤其是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发表以后，中共安徽省委将全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一是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6年10月31日至11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布置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在联系安徽实际、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87年7月，中共安徽省委制定了《关于“七五”期间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划》，使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指导思想、指导方针和工作内容进一步明确。二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元月，省委常委连续开会学习中共中央一系列文件，学习邓小平代表中央常委所作的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论述。接着，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1987〕号文件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抓紧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当前学生闹事问题的讲话要点》，有步骤的进行传达学习讨论；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列入议事日程；要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为使各级党组织了解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3人的主要错误，对他们散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进行批判，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发出通知，将有关单位摘编成册的方励之等3人的错误言论下发，并要求各单位认真系统地组织批判。3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四届六次全会，酝酿确定安徽省出席中共十三大代表，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6月底，省委召开四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号召全省党员群众，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决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是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省委负责人在会议和讲话中多次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软弱、不得力。同时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哪个部门的事，而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宣传、教育、文化、新闻出版等部门要结合本职工作，采取生动有效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加强思想教育工作。企事业单位、机关、街道的党团、工会组织，都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高等院校党委尤其要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四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中共安徽省常委在学习讨论中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所以泛滥，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之所以能挑起学生闹事，与党风廉政建设抓得不实有很大关系。要求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从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受贿事件中吸取教训，把反腐倡廉工作进行到底。1987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发出《关于组织学习省纪律检查委员会〔1987〕第一号通报，坚决刹住以权谋私、违纪建房歪风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从通报中指出的违纪事例中吸取教训，提高认识，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1988年6月，省委常委集中时间，联系实际，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7月4日，省委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1985〕5号文件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进一步组织学习，深刻理解，坚决贯彻；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严格控制行政经费支出；重申党政机关不得经商办企业，已经办的要求立即与机关脱钩。五是继续开展移风易俗、报刊整顿、清理淫秽物品等工作。
〔平息1986年学潮〕
1986年底，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合肥地区发生学潮。这次学潮起源于中国科技大学。12月4日晚，在合肥市基层人民代表换届选举过程中，该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和工会举行民主竞选人民代表演说，个别人在会上提出：“要把科大的民主活动推向社会，要组织演讲队、宣传队上街。”副校长方励之也在会上讲了支持学生的话。从5日起，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院校部分学生，陆续上街游行，呼喊“争取民主自由”、“打倒独裁”等口号。23日，中国科技大学1000多名学生，到合肥市人民政府广场静坐，并向市政府秘书长提出10点要求，即《中国科大师生关于民主化进程的宣言》。其后，芜湖市部分高校学生两次上街游行。这次学潮，持续时间较长，波及面较大，除合肥、芜湖以外，安庆师范学院、阜阳师范学院、徽州师专等部分学生也在此期间上街游行；互相之间串联频繁，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出现了不少反动标语。
邓小平的《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讲话发表以后，中共安徽省委于12月30日召开常委会议，学习中央领导人关于学潮问题的讲话精神，提出解决学潮的6条意见。由于及时采取了得力措施，合肥地区学潮很快被平息。198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任命滕藤为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由国家教委副主任彭云兼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组成新的党委。由于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1月19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合肥地区大专院校党员干部大会，宣布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方励之党籍的决定》。
六、开展治理整顿和制止政治动乱
〔开展治理整顿〕
由于较长时期内放松对农业的指导和投入，忽视综合平稳和宏观调控，对盲目发展加工业纠正不力，自1984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特别是1988年，经济过热更为突出。在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8年8月宣布大步进行价格改革，由此触发了全国性的抢购风潮。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方针，并决定把1989年、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中共安徽省委及时召开常委会议和省级几大家负责人会议，进行传达学习。10月19日至24日，省委召开四届九次全会，省顾委、省纪委成员和省直部委厅局、各大学、各地市县党政负责人列席会议，进一步传达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实际确定了全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突出抓好的5个重点，并通过了《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决议》。为保证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率团到全省检查治理整顿工作。省顾委、省政协和省直机关的32位老干部组成治理整顿工作检查组，分赴省直和各地检查指导，重点是检查了解控制物价、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及清理整顿公司和清理在建项目等情况。社会各界对此表示热烈拥护。鉴于1986年下半年以后成立的名目繁多的各类公司中，相当一部分政企不分，官商不分，转手倒卖，牟取暴利，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群众的利益，扰乱了经济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干扰和阻碍改革的深入，11月2日，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在全省开展清理整顿公司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要求重点清理1986年下半年以来成立的公司，特别是综合性、金融性和流通领域的公司。清理整顿的方法和步骤是一般和重点相结合，实行逐级清理、逐级上报，集中力量对影响大、问题多的公司进行清理整顿。成立了省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负责全省的清理整顿工作。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对安徽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带来很大干扰，给安徽经济造成相当大的损失。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安徽省委在下大力气抓政治稳定的同时，认真抓治理整顿工作。1989年9月11日，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决定，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坚决撤销党政机关办的公司，下决心砍掉一批过多、过滥的公司，并根据清查的结果进行处理，认真组织复查验收，做好善后工作。11月上旬，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要求从1989年起，用3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中共安徽省委随即分别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委、省顾委、省纪委成员及地市、厅局负责人会议，传达学习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接着，省委负责人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就如何联系安徽实际贯彻五中全会精神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11月24日至30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四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进一步学习五中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的具体意见和措施。
在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省认真贯彻中共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经过艰苦努力，到1989年底，治理整顿初见成效。一是社会需求得到明显控制。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14.4亿元，比上年下降17%。二是有效供给有所增长。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572.13亿元(现价)，国民收入497.41亿元(现价)，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比上年增长4.8%和4.5%，农业也取得好收成。三是物价涨势明显回落。1989年物价总水平上涨17.1%，增幅比上年降低4.7个百分点，且从4月起呈逐月下降趋势，到11月份，下降至8.7%。四是过热的经济已降温。1989年工业总产值439.31亿元(含村以下)，比上年增长10.0%，增幅比上年回落9.6个百分点。五是清理整顿公司工作取得进展。基本上制止了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的现象，依法撤销了一批综合性、流通性公司，集中查处了一批违法案件，重点清查并撤销了在全省影响较大的华皖实业(集团)公司、江淮康华发展公司和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公司。六是金融形势趋于好转。1989年货币净投放11.9亿元，比上年同期少投放21.3亿元。七是财政收入增长较大，主要比例关系有所改善，国民经济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制止政治动乱〕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安徽的一些中等城市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比较突出的是合肥市，其次是芜湖市、蚌埠市、淮南市、滁州市、巢湖市，县及县以下城镇基本上没有波及。4月中旬，合肥地区部分高校学生借悼念胡耀邦为由，举行集会、游行，张贴大字报，提出“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的口号。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简称“4·26”社论)后，局势稍有平稳。
5月上旬至中旬，事态不断发展。安徽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农学院等高校部分学生上街游行、静坐、绝食事件不断。从5月中旬起，部分高校学生开始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游行愈演愈烈。随之，出现所谓“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进行反动宣传，拦阻工人上班，组织卧轨，设置路障，阻断交通，并强行登车进京。6月1日以后，大部分学校停课。6月9日，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安徽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
在这场斗争中，中共安徽省委旗帜鲜明地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坚定不移地在政治上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采取果断措施，为制止动乱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4月26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人民日报》“4·26”社论，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用社论精神统一思想，正确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和严重性，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制止动乱。4月28日，省委召开出席省人代会、省政协会议的地市负责人会议，对贯彻“4·26”社论精神，做好稳定大局工作作了具体布置。5月20日凌晨2时，省委召开有省顾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纪委负责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家主席杨尚昆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27日、28日，中共安徽省委先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省级领导机关负责人会议、合肥地区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会议、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姚依林的谈话精神和《李鹏、杨尚昆、乔石、姚依林在5月22日会议上的讲话要点》。6月4日至9日，省委常委和省顾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负责人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召开7次碰头会，还召开了省直部委厅局负责人会议和在肥高校负责人会议，通报情况，分析形势，动员和组织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和各阶层干部群众，对策应和支持动乱的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9日，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进一步稳定局势、维护秩序，做好各项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广大干部认真学习邓小平重要讲话，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动员和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同一些非法组织和极少数坏人作斗争，维护社会秩序。鉴于少数地方出现一些学生到农村串联，鼓动农民抗粮抗税的问题，省委还向各地发出了关于制止学生到农村串联的通知。
6月中旬以后，安徽合肥和省内其它一些地方的局势已趋稳定，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进一步制止动乱、稳定大局，组织高校复课，对非法组织有关事件进行清查清理。7月12日至14日，省委先后召开地市负责人会议和省直机关清查清理工作会议，对全省省直机关进一步搞好清查工作进行部署。18日，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制定清查清理工作方案，明确清查清理的重点和主要对象是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有破坏活动的非法组织头头骨干分子等。至年底，与动乱有关的人和事已基本查清，清查了动乱中的重大事件，取缔了各种非法组织，依法惩处了少数参与动乱的违法犯罪分子，严肃慎重地处理了少数犯错误的人，清查清理工作基本结束。
七、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
建国40年来，在中共安徽省委的领导下，安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并逐步深化，国民经济日趋活跃，生产、建设、流通、消费各个领域取得显著进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发生深刻变化。
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与1978年相比，1989年全省国民生产总值572亿元，增长1.8倍，年递增9.8%；工农业总产值606亿元，增长2.2倍，年递增11.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75亿元，增长3.8倍，年递增15.4%；财政收入52.4亿元，增长1.33倍，年递增8.0%。工业迅速发展，1989年全省工业总产值439亿元，比1978年增长3.1倍，年递增13.6%；能源、交通、通信、重要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逐步形成了两淮煤炭、马鞍山钢铁、铜陵有色金属、安庆石油化工基地和公路、水运、航运相连，水、陆、空兼有的综合运输网及四通八达的邮电通讯网，尤其是新建、扩建了两淮煤矿，淮北、平圩和洛河电厂，皖赣铁路和宁国水泥厂等一大批骨干项目。轻纺工业和新兴产业有较快发展，形成美菱牌电冰箱、黄山牌电视机、牡丹牌电风扇，以及与外省市名牌产品联营生产的永久、凤凰牌自行车、宝石花牌手表、水仙牌洗衣机等一批轻工名牌产品。农村经济稳步发展。与1978年相比，1989年农业总产值166.9亿元，增长1倍，年均增长6.6%；粮食总产量达2425万吨，增产近1000万吨；棉花179万吨，增产55万吨；油料101.7万吨，增产69.1万吨；水果27.8万吨，增产18.7万吨；茶叶5.1万吨，增产2.1万吨；水产28.2万吨，增产22.9万吨。一些荒山得到开发利用，多种经营和造林绿化都有新的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建成一批水利工程和农业商品基地，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从1980年陆续开始的农业大中型建设项目和续建项目有：茨淮新河和驷马山、陈村、淠史杭、花凉亭灌区续建、配套工程及凤凰颈引江抽水站、女山湖引淮灌溉工程。1985年，开始兴建规模宏大的巢湖治理工程和淠史杭灌区续建配套工程。全省乡镇企业产值1989年达240亿元，比乡镇企业大发展的1984年增长4倍多，这次打破农村经济单一经营的结构，形成综合经营的格局起了重要作用。
城乡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全省城乡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很大提高。198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15.7元，比1978年的113.3元增长402.5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118.97亿元，是1978年的40多倍。1989年，农村住户平均每百户拥有自行车92.9辆，比1978年增加82.4辆；缝纫机42.2架，比1978年增加36.9架，手表150.7只，比1978年增加141.2只。其他如收音机等也都有大幅度增长。城镇居民1989年人均生活费收入1133.7元，比1980年的349.2元，增长784.5元。人均住房面积由1981年的6.6平方米增加到10.1平方米。城市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电视机109.1台，电冰箱42.8台，电风扇193.4台，洗衣机71.5台，较改革之前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随着经济的发展，小城镇蓬勃兴起，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快。山区、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的变化也比较快，部分地区开始走上发展商品经济的路子，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部分贫困户开始脱贫致富。
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在农村改革方面，继续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拓宽流通渠道。城市改革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厂长(经理)负责制。在试行多种经营方式、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组建企业集团等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与企业改革相配套，在计划、投资、物资、商业、金融、财税等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城镇集体经济发展较快。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城乡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也得到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的改革逐步展开。对外开放取得可喜成就。1989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6.9亿美元，其中出口额达5.24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49倍。利用外资步伐加快，兴建一批“三资”企业，1989年利用外资额6424万美元，签订“三资”企业合同34项。技术引进、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有了新进展。对外文化、科技等交流活动和友好交往进一步扩大，安徽省先后与美国的马里兰州、德国的下萨克森州等4个国家的5个州(区)建立友好省州(区)和经济伙伴关系，有关省辖市也先后同美国、德国、日本等8个国家12个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和经济伙伴关系。旅游事业也有较快发展，1989年接待国际旅游者21470人次，121368人天，旅游外汇收入167万美元。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对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全省各级党组织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逐步提高，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和形势政策教育，组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全省教育等事业发展较快。1989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4.06万所，在校学生904.5万人，其中，小学在校学生653.9万人，普通中学在校生216.2万人，中专在校生7.95万人，大学在校生6.45万人。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不尽合理的状况有所改变。基础教育和幼儿教育进一步受到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蓬勃发展，师资队伍建设得到加强。全省科技事业发展迅速。1989年，全省县以上自然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达350个，在职职工21800人，各类获奖成果达221项，其中国家级奖励10项，省部级奖励89项。社会科学研究取得新成果，实用技术的开发研究成效明显，科技同经济的结合比过去密切，农村一些地方开始出现农科教统筹协调的好势头。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逐步加强。中共安徽省委在抓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逐步健全，立法工作和法律监督得到加强，人大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密切，各级人大的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逐步完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积极发挥作用，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全省广泛深入地开展普法教育，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积极开展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党的建设逐步得到加强。全省各级党组织围绕党的基本路线，抓了党的自身建设。各级领导班子通过调整、充实和培训，政治、业务素质和领导水平都有较大提高。基层党的组织建设逐步得到加强，发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各级党组织认真抓了党风建设，查处党内违纪案件，清除一批腐败分子。在坚持集体领导、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党内监督、推进廉政建设、搞好对干部的评议考核等方面，制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