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26年(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要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抗战之初,在鄂豫皖边区长期支持革命斗争的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的要求,主动向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卫立煌提出停战谈判的倡议,很快得到响应。双方派出代表,经过谈判,于民国26年7月28日在岳西县九河村签字,成为南方游击根据地实现停战最早的地区之一。民国26年10月,陈毅由南昌到祁门县石灰山皖浙赣红军游击根据地,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指示。接着,国共双方代表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岳西、祁门两地的成功谈判,使安徽停止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开始了团结抗战的新时期。
民国27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2月,李宗仁到六安就职。3月,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在六安成立。中共安徽地方组织通过同朱蕴山、章乃器等民主人士的统战关系,利用动委会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合法形式,开展党的工作,推动全省人民参加抗日战争。周新民、张劲夫、陈国栋等大批共产党员在动委会担任领导职务,促进了全省的抗日救亡工作。
日军入侵安徽时,安徽和全国一样,存在着两个战场:一个是国民党负责的,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在大江南北开辟的广阔敌后战场。这两个战场,既相对独立进行抗战,又在战略上互相配合。抗战开始后,叶挺、项英、陈毅、袁国平等率领中共中央东南局及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泾县云岭,领导大江南北的抗日斗争。民国28年3月,周恩来到云岭新四军军部,检查指导工作。同年11月,刘少奇到淮南领导淮南和华中的敌后抗战,创立和发展豫皖苏、皖东、皖东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张云逸、郑位三、邓子恢、徐海东、罗炳辉、谭震林、彭雪枫、吴芝圃、赖传珠、曾希圣、何伟、傅秋涛、谭希林、吕惠生等,分别领导淮南、淮北、皖江(包括皖南、皖中)根据地的斗争。民国34年抗日战争结束时,在全国19块解放区中,淮北、淮南、皖江3块解放区,总面积8万平方公里,1100余万人口。在新四军7个师31万兵力中,安徽有二师、四师、七师3个师,总兵力13万人。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军队(主要是桂系和川军)承担的正面作战的战场上,尽管有的主要当权者没有放弃反共方针,但广大爱国官兵是积极抗日的。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一七三师副师长周元、省保九团团长赵达元等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英勇战斗,壮烈牺牲。
抗日战争时期,安徽也经历过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所带来的危害。但是,由于中共安徽地方组织和人民军队积极贯彻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取得了反摩擦斗争的胜利。民国29年3月,皖东军民先后粉碎了安徽李品仙、江苏韩德勤顽固派大规模的反共摩擦,取得了攻占定远县城和来安县半塔集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成立了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民国30年1月“皖南事变”后,尽管安徽的国共关系遭到严重破坏,但中共从抗日大局出发,一方面严厉驳斥了蒋介石“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命令,一方面于同年1月20日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新四军军部再次建立后,将华中各地的新四军部队9万余人统一整编为7个师。在安徽的二、四、七师始终采取既斗争又团结的策略,使安徽的国共关系没有完全破裂,并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
安徽的汪伪政权,在日军的卵翼下曾经存在过短暂的时间。经国共两党军队的有力打击,特别是经过做统战工作,一些伪军官兵起义投诚,有的民族败类则落得可耻的下场。一、岳西谈判成功,实现区域性的国共合作
“七·七”卢沟桥事变不久,负责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工作的高敬亭与中共皖鄂边区特委书记何耀榜,执行中共中央指示,主动与国民党卫立煌并安徽省政府派出的代表,在岳西县境进行谈判,最后达成和谈协议,并于该县九河村举行了签字仪式,实现了区域性的国共合作,初步形成了鄂豫皖边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岳西谈判之前〕
岳西县地处大别山腹地,位于安徽省西南部。红军主力长征以后,这里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民国21年11月,蒋介石为表彰卫立煌指挥所部攻占鄂豫皖红军根据地中心金家寨的“功劳”,将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邱和河南省的固始、商城5个县的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建立“立煌县”。接着,蒋介石又先后任命卫立煌担任浙赣闽皖边区和鄂豫皖区“剿匪”总指挥、鄂豫皖边区督办和豫皖督办,要卫继续抓紧“清剿”大别山红军的余部。卫立煌在指挥数十万大军“清剿”红军的同时,发出悬赏缉拿高敬亭的通令,表示“如能捕获(高敬亭)者,赏洋10万元,官阶照升”。
民国24年2月3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在太湖县凉亭坳(今岳西县境内)重建了红二十八军,紧紧依靠边区人民群众,利用大别山区层峦叠嶂、沟深林密的有利地形,以营为单位辗转游击、与敌速战速决,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此外,对联保主任、保长等敌基层政权人员,采取打击与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和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策略,分化了敌人营垒,建立了比较广泛的统一战线。为举行国共两党代表的谈判创造了条件。
〔国共两党代表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
民国26年7月13日,高敬亭来到岳西县南田村时,中共皖鄂边区特委书记何耀榜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和《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中共中央文件交给高敬亭。高敬亭看过文件后,经与何耀榜等磋商,遂决定向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停战谈判倡议。
7月15日,高敬亭派便衣队交通员金孝广,将一封以红二十八军名义致卫立煌督办的关于停战谈判的函件送到岳西县第三区蛇形岗炮楼。当天,岳西县长即通过卫部三十二师将此函件的主要内容电告督办公署。督办公署内卫立煌的参谋长郭寄峤、高级秘书戴永荪、高级参谋刘刚夫、叶粹武等紧急磋商,并急电在庐山参加最高军事会议的卫立煌。卫立煌同意谈判,并命刘刚夫为他的全权代表。次日下午,岳西县政府按卫立煌的指令,将100多担酒肉禽蛋、香烟电池等军需品,敲锣打鼓送到红军驻地表示慰问。此间,双方因尚未摸清对方底细,所以卫立煌部和高敬亭部都暗暗做好了临战准备,以防和谈有诈。到19日中午,双方才商定好于翌日起在岳西县城正式开始谈判,卫立煌部第三十二师后撤10公里驻防。红军方面,由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李守义(高敬亭化名)全权负责,以何耀榜为全权代表;卫立煌部,则仍以刘刚夫为正式代表参加谈判。
7月20日上午,何耀榜应国民党岳西县长方少石之邀,亲赴县城,受到工农商学各界代表数百人的夹道欢迎。午后,何耀榜在岳西县政府大厅与刘刚夫等人就停战后红军部队的集结、番号、供给等问题作了初步商谈,并达成协议:成立停战谈判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决定从7月22日起在岳西县青天畈上青小学举行正式停战谈判。下午5时,刘刚夫将会谈情况电话报告了在庐山的卫立煌。卫当即与何耀榜直接通话,并说:“第一,你方既有诚意,我军立即停止战斗,撤销包围;第二,关于贵军集合地点,我认为九河一带较宜;第三,番号是两党中央决定的问题,以后再讲;第四,贵军集合后的供给问题,暂由地方负责,今后仍由两党中央决定;第五,为了实现停战,所有谈判中达成的协议,都要形成文字,双方签字。”
7月22日,双方在红军控制区内的岳西县青天畈上青小学举行第二轮会谈。谈判中,双方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合作抗日为共同遵循的方针,都作出了一些让步。中共地方代表虽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保持相对独立,但同意在3个月内尽快集中。国民党地方代表表示立即撤围,同意红军集中地点以七里坪(今湖北省黄安县)为中心,并可在黄山、确山、立煌3个县设立办事处,允许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以及保证军需供给等条件。双方还就红军不打土豪、番号暂定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军事活动事先呈报等,达成了协议。
7月28日,国共双方代表在岳西县九河村朱家大屋举行签字仪式,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出席。何耀榜和刘刚夫分别代表各方在停战协议书上签字。至此,鄂豫皖边区10余年内战结束,开始了一个团结御侮的新时期。
〔执行和谈协议,国共两党军队奔赴抗日前战〕
九河村签字后,卫立煌遵守协议,电告各地,不得阻止红军集中。不久,卫立煌就任国民党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随即率部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从民国26年8月上旬起,高敬亭部开始按谈判协议向七里坪集中。10月下旬,集中起来的这支武装暂命名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共1800余人。部队集中后,在七里坪召开大会。会上,受中共中央委派到鄂豫皖边区工作的郑位三(同行的还有肖望东、程启文等)向集中的指战员们报告了平型关大捷的情况,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部队整编及东进抗日的指示,号召鄂豫皖边区军民继续发扬革命传统,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努力奋斗。接着,部队进行了整训,并在驻地大力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动员了大批爱国青年参军。
民国27年1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等从汉口来到七里坪,在检查部队整训情况和东进抗日前的准备工作时,再次向高敬亭等负责人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帮助分析了皖西、皖中地区的作战形势,具体部署了东进抗日的作战意图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从而推进鄂豫皖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新四军支队的组建和东进抗日。民国27年2月,红二十八军与豫南游击队等部队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共3000余人,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率这支部队东进皖东,投入了抗日斗争。二、中共安徽地方组织通过动委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在实现了区域性的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下,中共中央、中共长江局派一些负责干部到鄂豫皖边区红军、游击队工作。之后,又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和负责干部到皖西地区,同在地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一起,建立了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省工委建立后,继续恢复和发展中共地方基层组织,积极支持国民党桂系军队建立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并通过动委会这一合法组织形式,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建立群众抗日团体,开展宣传活动,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安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使安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民族救亡运动。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支持桂系建立动委会〕
民国26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日本侵略军为了沟通南北战场的联系,打通津浦路,进而破陇海路防线,组织部队由南京、芜湖、镇江分三路渡江北上,与从华北南下的日军,分别由南、北向徐州推进,并企图占领徐州,会师武汉。中国军事当局鉴于徐州及中原战场的安危,决定全力防守。于是,国民党政府于民国27年1月26日,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负责指挥津浦线南段正面战场的抗战。
适此时,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左派朱蕴山从北京来到南京。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负责人董必武、叶剑英会见了朱蕴山,与他商谈了团结抗日救国问题,并建议他迅速回安徽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按照董必武、叶剑英的意见,朱蕴山在南京向李宗仁建议:迅速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民众总动员委员会,集中全省人力物力,实行全民抗战。当时,李宗仁刚主皖政,立足未稳,为了顺乎民意,以求得各界人士对桂系的支持,便采纳了朱蕴山的建议。
民国27年2月13日,李宗仁在六安宣誓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这时,国共两党主要负责人和社会贤达荟萃皖西。经过协商筹备,安徽省动委会于2月23日在六安成立,李宗仁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兼任动委会主任委员。3月5日,“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分会”(不久改为“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在六安公开宣告成立,并由代理省主席张义纯兼主任委员。后来,因人事变动及发生意外情况,廖磊、陈良佐、李品仙等相继兼任省动委会主任委员。
省动委会下设总务、组织、宣传、后勤、情报等5个部和1个秘书室。民国27年10月,又增设了文化事业委员会和妇女工作委员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安徽左派省党部主要成员朱蕴山、光明甫、沈子修、常恒芳等爱国人士和共产党员周新民、狄超白等,分别担任省动委会各部、室领导职务。
省动委会主任委员更迭情况和组织机构情况分别见表1—6—1、表1—6—2。安徽省动委会主任委员更迭表
表1—6—1

安徽省动委会组织机构一览表
表1—6—2


省动委会的组织机构健全后,立即抓了各县成立县动委会的工作。据统计,全省计有40个县先后成立了动委会。县动委会主任委员由县长兼任,设指导员1人,由省动委会委派,负实际责任。
李宗仁对省动委会很重视,也比较信任,使之成为领导和动员全省人民抗日救亡的全权机构。省政府对其工作亦很支持,在组织训练、建政等方面都让动委会参与。因而,动委会初期工作开展得较为顺利,对发动群众、推动抗日救亡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建立抗日工作团和抗敌协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县以下的民众动员工作,以工作团的基本力量开展。民国27年,由张义纯、章乃器等主持在六安北大营举办的动员干部训练班,皖东、皖北和苏、鲁两省流亡青年共1000余人参加了学习。7月11日,省动委会迁至立煌后,中共安徽省工委也以动委会名义在桃树岭举办了训练班,参加学习的多为爱国进步青年。训练班开学后,张劲夫、童汉璋和章乃器等,分别给学员们做报告。这两期训练班的学员经过短期政治训练后,组成工作团。全省先后组织41个省直属工作团,30个委托工作团以及32个县属工作团,共有男女团员1500余人。此外,还有妇女战地工作团、少年抗日宣传团。团长大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团员由省动委会发生活费,县动委会经费也由省动委会发给。工作团一经成立,即派人到各地开展工作。此外,由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的“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北平救亡服务团”、“留学生抗日救亡团”等,也先后分别到过一些县开展工作。
在各级动委会和工作团的领导及协助下,全省相继建立了工抗、农抗、妇抗、商抗、学抗等群众抗日团体。据统计,全省各级各类民众抗敌协会有2884个,会员人数总计为448848人。其中皖西地区为全省之冠。另据中共皖南特委给中共中央报告,皖南在中共领导下的抗日群众团体达25万余人。各级动委会、工作团和群众抗日团体建立后,随即开展了灵活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
〔通过动委会的组织形式,实现有效的合作〕
安徽省动委会成立后,中共安徽省工委和继工委之后的中共鄂豫皖边区委通过这一合法组织形式,先后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和负责干部秘密进入各级动委会工作,实现了有效的国共合作。
在省动委会里,中共党员周新民和张劲夫分别担任组织部副部长和主任干事。他们利用合法身份,积极团结国民党左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据朱蕴山回忆,“动委会表面上看起来属于桂系领导,实际上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进步力量掌握政权”。
民国27年7月,安徽省政府任命郭造勋为第七行政区专员兼第十一游击纵队司令。中共皖北特委利用第五战区政治工作第一队的合法地位,以该队中共党员为骨干,在省动委会的推动下,积极支持郭造勋发动第七行政区各县的民众动员工作,成立各县动委会,以及由郭造勋兼主任、朱鸿翔(中共阜阳县委书记)任干事的第七区动员指导处。郭部第十一游击纵队和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游击支队还达成了“互谅互助”的抗敌协议。
民国27年秋,经省动委会出面活动,使安徽省政府下令罢免了无为、庐江两县反动县长,并经动委会推荐任命进步人士胡竺斌和翟宗文分别担任两县县长。该两县原县长拥兵抗命,拒不交任,安徽省政府请新四军第四支队派出武装,护送就任。两个新县长上任后,有力地打开了这个地区国共合作的局面,使这一带成为新四军第四支队进行敌后抗战的战略支撑点。
与此同时,在皖西、皖南、皖西南等地,中共安徽地方组织亦分别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到各级动委会工作,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形成。
〔组织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撤出动委会〕
民国28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确定“防共、限共、溶共”的政策。此时,安徽的桂系头目统治力量业已加强,趁着日军暂时无力顾及大别山区,逐渐转向反共。章乃器、朱蕴山等人被迫离开动委会,周新民被调往重庆工作。
民国28年10月23日,廖磊病故。同年10月31日桂系李品仙继任安徽省主席。翌年1月8日,李品仙以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鄂豫皖边区游击兵团总司令、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安徽省保安司令、安徽省军管区司令的显赫头衔抵达立煌后,即公开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2月7日,李品仙指使《皖报》炮制《动委会是怎样动的?》的反动文章,为迫害动委会进步人士制造舆论。接着,又下令调动全体动委会、工作团人员去立煌受训,企图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一网打尽。同时召开各县县长会议布置反共,安徽部分地区出现了反共的白色恐怖。
在此紧急情况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及时进行安排,先后将3000多名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从大别山区撤到新四军二师、四师驻地。少数坚持活动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中,有的惨遭杀害。至此,动委会这个在抗战初期起了重要作用的组织终于解体。三、中共安徽地方组织在大别山区的统战工作
在大别山区,中共安徽地方组织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宣传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争取了一些国际友人和国民党基层政权领导及爱国士绅对抗日救亡工作的支持,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和国民党爱国官兵中的威信,使抗日民众运动进一步高涨。
〔开办抗日救亡书店〕
民国27年5月,董必武受中共中央派遣到达六安。此间,董必武同中共安徽省工委、新四军四支队的负责人研究了工作,要求他们学习毛泽东刚刚发表的《论持久战》,宣传好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董必武又同省动委会领导人商谈了发展统一战线问题。
中共安徽省工委遵照董必武的意见,翻印了毛泽东刚刚发表的《论持久战》,并将此文发给各级中共地方组织,要求组织学习。同时,决定由共产党员方君负责,在六安城关六德公园开设了“救亡书店”,并在金家寨开办了邹韬奋生活书店立煌分店,发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中国青年》、《红军四讲》、《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及高尔基、鲁迅、矛盾等人的作品,从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向前发展。
〔创办进步报刊〕
为了加强中共抗日的舆论工作,中共安徽省工委选派共产党员到安徽省政府主办的《大别山日报》社工作,与爱国民主人士合作,运用这一舆论工具,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
隶属省工委的皖西各级中共地方组织,亦推动国民党地方政府和群众团体创办报刊,相继办起《六安日报》、《立煌抗日小报》、《舒城战报》、《舒城妇女》、《霍邱日报》、《霍山日报》等,及时转载抗日电讯,发表抗战文章,声讨日军侵华暴行,批判投降言行,鼓舞人民同心同德抗战到底。
〔邀请国际友人发表抗战演说〕
民国27年10月,中共安徽省工委通过省动委会邀请日本朋友石锦昭子(女),在立煌军政人员和群众大会上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控诉日军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的罪行,借此来促进团结抗日。民国28年9月26日,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在周恩来的鼓励下,从武汉到立煌采访。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常委何伟以《新华日报》记者身份,通过省动委会组织《大别山日报》社及各界代表举行欢迎会。史沫特莱在会上作演说,她坚信中国人民团结抗战一定能胜利。
〔选派共产党员训练国民党保甲人员〕
在大别山区,中共为了掌握一些地方抗日政权,选派共产党员王光宇、张翼中担任霍邱县保甲人员训练班主任和教员,积极进行教育争取工作,并将一些进步分子发展入党。经过训练的600多名保甲人员,大部分积极做统战工作,使抗日民主运动在这一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曾代理省主席的张义纯“视察”该训练班后惊呼:霍邱县完全赤化了!当地一些反动分子也大叫霍邱是大权旁落。四、中共安徽地方组织在皖南地区的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安徽地方组织为了在皖南地区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日,选派共产党员到皖南动委会工作,帮助国民党第五战区所部举办青年救亡干部训练班,对社会上层人士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使皖南地区在抗战之初就呈现了国共合作、军民团结、一致抗日的大好局面。
〔选派共产党员到皖南动委会工作〕
民国27年4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在屯溪设立皖南行署。5月5日,安徽省动员委员会皖南办事处(简称皖南动委会)成立,由皖南行署主任戴戟兼动委会主任,周松圃任副主任。
皖南动委会设有组织组、服务组和宣传组3个小组。由于戴戟原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爱国将领,曾参加过淞沪会战,早就与中共有联系,加之周松圃是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曾任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执委),因而两人都赞成同中共合作抗日,支持中共党员在动委会工作。他们商定,委派共产党员范治农、余华分别担任皖南动委会组织组、服务组的副组长,负责实际工作。
余华、范治农等在动委会内,一方面秘密地发展党员,建立中共党的组织,使3个组的工作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另一方面,在帮助组织的8个特种工作团和各县成立的县动委会中,按照中共皖南特委(民国27年4月在歙县潜口成立)的意见,安排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其中担任负责人。
民国27年11月4日,在国民党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谷正纲的策划下,动委会被改名为第三战区皖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
皖南动委会改组以后,戴戟虽仍兼任动委会主任,但周松圃被迫辞职,一些共产党员也被排挤出去。当时,尚留在动委会内的余华、范治农等,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原则。中共黟县特别支部利用范治农与十区国民党党务专员程中一私交深厚的关系,派范治农到十区办事处当秘书。经过范治农做工作,在《皖报(皖南版)》、《前锋》副刊上,发表一些进步人士撰写的文章,宣传坚持团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
〔帮助国民党第七战区举办“七政”训练班〕
民国26年12月至民国27年4月,第七战区长官司令部战地政治工作委员会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分别在皖南的岩寺、广阳、太平等地举办青年救亡干部训练班(简称“七政”训练班),先后训练学员四五百人,为抗日救亡运动输送了一批干部。
为使参训学员在短期内提高政治水平,能担负战区各项服务工作,并能积极推动民众运动,形成将来民众最基本的干部组织,共产党员黄自诚、黄诚、谢云晖、魏今非、吴茂荪等分别担任政治、军事训练的主教官。他们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组织参训学员认真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时授以方法论、游击战术、经济、国际政治等政治课;军事训练以“射击、投弹、刺杀”为主要训练课目,辅之一些战术动作的训练。此外,还经常开展文艺演出、歌咏比赛,有时还组织学员上街演出小节目,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七政”训练班在办学期间,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陈毅等都到训练班看望了参训学员,并讲了话。在岩寺训练班学员毕业典礼会上,陈毅勉励大家团结抗战到底。
参加“七政”训练班的学员,毕业后大部分被输送到延安、云岭新四军军部及国民党的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部,另有些人留在当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在社会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
民国27年6月,中共皖南特委派共产党员方向明以“总动委会皖南分会巡视员”的名义到青阳县视察,任务是到该县做统战工作,团结和领导社会上层人士抗日,了解国民党政府中党、政、军的动态。
青阳县上层人士的统战对象,在当时主要有陈维稷、操竹龙、郑汉、陈次权等。方向明到青阳前便和陈维稷有过交往,到青阳后便住在陈的家里,并通过陈结识了青阳县其他社会上层人士。不久,方向明、陈维稷到新四军军部向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中共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汇报了青阳抗日救亡情况,并共同研究决定借“动委会”这一公开的合法组织,首先在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同时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和扩大抗日组织,寻机渗入地方武装。
民国28年春,安徽省动委会改组,随即“总动员委员会皖南办事处”改为国民党“第三战区皖南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青阳动委会委托工作团也更名为青阳县“第一特种工作团”(简称特工团)。9月,中共皖南特委再派方向明和新四军一团参谋刘美中来到青阳,与一些秘密党员联系后,建立了中共青阳工委。工委设在特工团内,方、刘仍住在陈维稷家。
中共青阳工委在特工团内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中共支部,由苏拓夫任支书(后陈法周)。同时,继续对操竹友、陈维稷等上层人士做工作。经过努力工作,操、陈等人不仅积极支持各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而且与中共党员和新四军合作共事。陈维稷曾多次接待过从新四军军部和皖南特委派到青阳工作的彭伯山、黄诚等人,并协助他们工作。他引导五弟陈次权走上了革命道路,任特工团团长,还帮助中共派人打进了国民党青阳县常备队,使这支部队于解放前夕在地下党陈文坤等带领下举行了起义。民国28年夏末的一天,县长操竹友同时邀请由共产党员掌握的“青阳特工团”和国民党川军新七师政工队到县政府驻地朱培店演出抗日节目。演出结束后,操讲了话,并给团员们签名留念,还专门杀猪慰劳特工团。此外,在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操将国民党发下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秘密文件给方向明看,方及时报告了新四军军部,使中共地方组织和新四军掌握情况做了应变的准备。
中共青阳工委和继之建立的中共青阳县委,除对陈维稷、操竹友等人做工作外,还对青阳的知名人士孙梅轩、开明士绅施万坤、工商界进步人士陈德和、王德培等都开展了统战工作。青阳大华布店是在工商界进步人士的协助下开设的,中共地下组织和新四军所需的物资都从这个布店购买,店内所缺货源则由方向明去芜湖采购,从而使这个店成为中共在青阳进行反对内战、提供情报、转运物资、掩护地下活动的“桥头堡”。五、皖东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安徽省六安县长盛子瑾被委任皖东北地区专员,直至民国29年2月,历时约15个月。此后,他因各种矛盾日益加深,无法解脱,被迫离开皖东北。此间,中共皖东北党组织及八路军、新四军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盛子瑾合作抗战,在淮北抗战史上写下了国共合作的光辉一页。
〔支持盛子瑾“组阁”〕
地处津浦线的徐州、蚌埠段以东和洪泽湖以西、陇海路以南以及蚌埠到洪泽湖的淮河以北的皖东北地区,虽是平原地带,但有洪泽湖为依托,淮河、运河为屏障,并有沱湖、天井湖等许多湖泊形成河湖、港汊交错,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民国27年徐州、蚌埠相继为日军侵占后,泗县、灵璧、五河等县城也先后沦陷。日军烧杀抢掠,土匪四起,汉奸横行,皖东北到处一片混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抗日救国。鉴于此,于武汉失守后奉李宗仁之命在“大别山打游击”的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当即决定:任命六安县长盛子瑾为第六区(即皖东北地区)专员兼第五游击纵队司令和泗县县长。
盛子瑾为安徽和县人,抗战前在大学读书时曾受进步思潮影响,有一定的爱国思想。他在六安当县长时,就曾办过几期青年干部训练班,在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时,与中共安徽地方组织委派的秘密党员和革命青年吴云村、唐晓光、杨能(即杨效椿)、李志中(即李任之)、石青、朱世昌(朱蕴山之子,现名朱明)等在六安共过事,并得到过这些人的支持与帮助。为此,盛被任命为皖东北地区专员后,更加积极活动,要求中共通过省动委会多派些干部同赴皖东北,帮助他打开皖东北的工作局面,开展敌后抗日救亡工作。
根据盛的要求,中共安徽省工委当即安排共产党员江上青、吴云村、赵敏、吕振球、谢景鸿等及省动委会直属第八工作团的20多名团员,随同盛子瑾一起到皖东北地区工作。省工委将这些秘密党员,组成一个中共特别支部,由江上青任特支书记。
盛子谨到皖东北后,在中共特支(后来是特委)的影响和推动下,首先组建了专员公署,盛任专员兼保安司令,江上青任专署秘书和第五游击纵队(另一说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廖量之为副主任,周村为组织科长,贺汝仪为宣传科长兼《皖东北日报》社社长(杨纯到皖东北后,贺汝仪被发展加入共产党)。接着,盛又改组了泗县县区政府,由盛自兼县长。此外,在泗县的5个区中,有3个区长是共产党员。还有泗县税务局长也是共产党员。这样,盛子瑾组建的专员公署及县政府,基本上是以中共地下党员为核心的抗日民主政权。
盛子瑾到皖东北后,在中共特支建议和支持下,以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创办了皖东北抗日军政干校,盛自兼校长,副校长江上青,政治主任谢景鸿,军事主任兼大队长石青。干校教员、教材都由中共确定和编写,教员大都是中共党员,课程以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为主要内容,这样,干校成为中共培养党政军干部的主要场所,为皖东北抗战和后来淮北抗日根据地建设输送了大批人才。
民国28年3~4月间,在中共特支的推动下,盛子瑾派吕振球为他的代表,到津浦路西与新四军六支队进行联络。当时中共豫皖苏省委的代表张爱萍、刘玉柱接见了吕振球,研究确定了中共军队进驻皖东北的计划。吕回皖东北不久,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刘玉柱以新四军六支队政治部秘书身份,作为张的随员,在同年6月底从津浦路西进入皖东北泗县的魏营子,对盛子瑾进行回访。经过商谈,盛子瑾同意八路军、新四军进驻皖东北地区,表示愿意与中共军队合作抗日,并答应供给军饷、粮草和提供一切方便。由于中共皖东北地方组织与盛子瑾联合抗日,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大不满。民国29年2月,盛子瑾按照国民党中央的安排,决定出走皖东北,到苏北李明扬处担任“苏皖游击支队司令”。
盛子瑾出走以后,中共苏皖边区委于民国29年3月24日,召开第一届皖东北各界人士代表大会,成立了皖东北抗日民主政权(仍沿用皖六区行政督察公署名称),推举进步人士陈粹吾为专员(不久刘玉柱接任),独立自主地创建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六、新四军部分领导人在安徽做的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民国27年4月,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全部开抵安徽的皖南和皖中地区参加抗日斗争。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指引下,新四军各级领导干部主动与友军官兵搞好关系,广泛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积极争取各种进步力量参加抗战,给安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叶挺皖西会廖磊〕
民国28年6月28日,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偕同该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和副官、秘书、警卫战士等人,从肥东县青龙厂出发,前往立煌(今金寨县),会见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进行统战联络工作。
7月上旬,叶挺一行到达立煌县城。对叶挺的到来,廖磊尽管心里很不满意,但表面上却装成讲礼仪的样子,而且还让省政府机关报登出了欢迎叶挺来访的社论,说是拥护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同时,又搞了欢迎仪式,并在生活起居上给予照顾。
在立煌期间,叶挺向廖磊讲了新四军江北部队和进军津浦路的路西路东区域,建立游击根据地的进展情况,希望金寨当局在新四军江北部队的编制和经费方面,给予合作支持。廖磊即提出:新四军“不应过分扩大、以免影响给养”、不要“拉扯地方武装”、不要“收编土匪”、不要“干涉行政”、不要“摊派军粮”等等。总之,对新四军的整编和挺进皖东敌后抗日,廖磊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
叶挺和张云逸在立煌住了几天,与廖磊经过多次会谈,所提的各项问题尽管一个也未解决,但他们这次“友好往来”的出访,却使皖西地区的广大人民和桂系部队的爱国官兵及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出了新四军真心合作抗日的诚意。
〔彭雪枫视知识分子为“知己”〕
民国27年9月29日,经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彭雪枫担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指战员300余人,从河南省竹沟镇誓师出发,向豫东挺进。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彭部发展到1.9万余人(部队先后易名为新四军六支队、四师;彭亦先后任支队司令员、四师师长),并创建了以永城、夏邑、萧县、宿县、亳县为中心的豫皖苏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彭雪枫在河南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新四军驻河南竹沟留守处主任时,就很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并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如在竹沟召开誓师大会这天,彭雪枫将一些知识分子召集在一起,和他们共同商量创办了《拂晓报》,并为该报题写了报名和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写道:“拂晓代表着朝气、希望、勇敢、进取、迈进、有为、胜利就来的意思。军人在拂晓要东征,要进攻敌人,志士在拂晓要奋起,要闻鸡起舞。拂晓引来光明,我们的报纸定名拂晓,是包含着严肃而伟大意义的。”民国27年12月,支队在睢杞太地区接连获胜,《拂晓报》赶印出版了第十六期。在第一版上,有这样一条红色套版标题:《我们进入睢杞信的中心任务——打击消灭汉奸武装!》彭雪枫等支队领导阅读报纸后,当即与办报的几位知识分子进行讨论,认为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中国的主要矛盾,报纸所反对和宣传的打击对象也应以日本帝国主义为主。至于那些汉奸、土匪武装固然可恨,但必须采用分化瓦解的斗争策略,孤立打击最顽固分子,决不能不分轻重,不加区别的一律消灭。嗣后,彭雪枫又经常和几位知识分子谈心,向他们讲清报纸的宣传口径应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指导思想的道理,从而使《拂晓报》越办越好。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彭雪枫为了使这一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他视知识分子为“知己”,希望广大知识分子“不分党派、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贫富贵贱,大批大批地到根据地工作”,“以巩固扩大抗日战线,同心协力地赶走日本鬼子”。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参加革命。民主人士任崇高,著名教授、原大别山报社社长张百川和著名医生叶辅勋,著名画家莫朴,文学家梅益,爱国人士梁漱冥,《国际新闻社》记者李洪、任重等人,不惜抛弃舒适的工作环境及优厚的生活待遇,不畏艰险,长途跋涉,从国民党统治区奔赴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为了将一些知识分子培养成才,彭雪枫于民国28年3月创办了随营学校。每期招生450名,共办4期。民国29年3月18日,又在原随营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招收青年知识分子入学,四分校在豫皖苏地区共办两期,招收学生计1250余人。彭雪枫十分重视学校建设,先后担任了随营学校和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校长。他强调“革命需要能为工农服务,并把自己锻炼成为工农化的知识分子”,并号召每一个学员做一个“政治的军事家,军事的政治家”。
与此同时,彭雪枫还积极地做好这一地区的友军统战工作。彭雪枫看到,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及东北军,与蒋介石集团排斥异己的政策存在着矛盾,有暂时同新四军合作的可能。于是,他在斗争策略上,对桂军、东北军“应予缓和,以防蒋桂联合对我”。因此,对桂军、东北军则晓以大义,不卑不亢,礼尚往来,互相尊重,逐步建立了较为友好的统战关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此十分满意,于民国30年2月转发了彭雪枫积极开展对何柱国部队统战工作的报告,并予以表彰。
〔黄岩等争取巢南大刀会的工作〕
安徽省巢南地区,主要包括巢湖沿岸的无为北部并西部、庐江东部、巢县南部、含山南部以及和县西部的县边缘地区,中心地区约100华里,南北约80华里。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忙于沿淮南铁路、合浦公路进犯大别山区,无暇顾及该地,致使国民党的溃兵、巢湖的土匪,以及当地的地痞流氓麇集这个地区,任意横行,抢劫骚扰,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保境安民,巢南项有山、项举鼎从外地请来武功师傅传授本族子弟武艺,并发展起大刀会。附近地区闻讯后纷纷仿效,以至数月之内,巢南地区广大乡村的大刀会会员发展到10万多人,其中有枪的武装力量2000多人。
民国28年秋的一天,时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政委的黄岩,在庐江县东汤池找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教导队第三区队长蒋天然,要他去指挥部开会。会议开始后,张云逸(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黄岩等领导分析了皖中地区所面临的形势,部署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改造大刀会的任务。会上决定,由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参谋长桂逢洲兼任巢南前线指挥,黄岩负总的责任,蒋天然担任江北游击纵队的统战科长。并决定在巢(县)无(为)边界地区公开设立“新四军巢南代表处”机构,以合法名义进行公开活动,对大刀会进行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
民国28年12月,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与巢南大刀会达成协议,将巢南大刀会整编为“新四军巢南抗日自卫总队”。为了做到万无一失,黄岩不顾个人安危,隐名换姓,走访了巢南山区的大小乡村,并亲自拜会了项举鼎、任绍堂等刀会首领,反复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耐心解释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共同协商改编巢南大刀会的协议条文。到民国30年春,巢南大刀会180多个堂口,约10万会众,95%以上投入了抗日斗争,中共在巢南大刀会的统一战线的工作终于获得成功,为开创皖中根据地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