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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统战工作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实现人民的和平愿望,毛泽东、周恩来于民国34年(1945年)8月28日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签订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推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民国35年1月10日,有国民党、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无党派人士和青年党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民国35年7月,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悍然撕毁了停战协议,全面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决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进行了解放战争。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安徽各地的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东局、中原局的指示和部署,努力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各方面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与蒋介石的反革命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皖南地区中共组织依靠各阶层群众坚持对敌斗争,先后粉碎国民党军4次大规模“清剿”。与此同时,注重开展统战工作,支援解放战争,并为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做了大量的工作。皖西地区中共组织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依靠群众,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淮北、淮南解放区,党领导人民进行土地改革,贯彻新区政策,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建立革命政权,发展了反美反蒋统一战线。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的地下组织和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及各界爱国人士共同组织、发动和推进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民主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与此同时,中共安徽各地组织还积极开展了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的进步人士和地方开明士绅的工作,进行了争取和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促使大批国民党军队举行战场起义,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经过中共地下组织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的策动,先后在安徽起义的国民党军队有:国民党第一一师、第二十三师、第二八二师、保安第五旅以及许多县自卫队。这些部队的起义,对削弱和瓦解国民党军事力量,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都有重要的意义。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期间,安徽各地中共组织广泛发动各阶层人民群众,组成浩大的支前队伍,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为安徽的全境解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中共皖西工委(区委)的统战工作
中共皖西工委于民国34年10月在桐城县蒋铁乡成立。工委的活动范围以桐城、潜山为中心,包括太湖、岳西、怀宁、宿松、舒城、霍山、六安、庐江等县的边境地带。皖西工委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依靠群众,开展统战工作,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并组建了皖西人民自卫军。民国36年8月底,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其第三纵队在皖西工委、皖西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下,迅速实施战略展开,解放了皖西大片地区。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创建皖西解放区,中共中央中原局于同年10月12日决定将中共皖西工委改为中共皖西区委。彭涛任区党委书记,桂林栖、于一川任副书记,曾绍山、罗士高为委员。下辖4个地委,直属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
民国35年7月,国民党以绝对优势兵力向各解放区全面进攻。在国民党军重兵压境面前,中共皖西组织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农民开展政治和经济斗争。在斗争中,皖西工委沿用了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作法,紧紧地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实行不动富农,区别对待大、中、小地主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从皖西实际出发,不提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只实行减租减息和向大地主借粮的方式,领导农民抵抗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和抽壮丁,并向国民党当局开展抢粮斗争。这样,既使农民获得实际利益,又挫败了国民党企图把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隔离开的阴谋,为建立皖西解放区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在建立地方民主政权中,中共皖西组织照顾到农民的觉悟程度,注意使用户族中的进步人士参加人民民主政权工作。在寿东南三、四两区中陶姓占多数,吴山庙(今属长丰县)郑姓为大户。中共寿(县)、六(六安)、合(合肥)、霍(霍山)县政府就委任陶姓长辈陶玉成为三区区长,陶寿泉、陶子浩分任四区区长和游击大队长;郑姓代表人物郑大白为吴山庙乡乡长,并争取了大绅士郑四先同情革命,使陶、郑两姓的4000多户群众大都支持革命。对中小户族也注意使用其代表人物。造甲店乡姓崔的是大户,崔姓知名人士崔新宗被委任为乡长后,同其父(开明士绅)一起做革命工作,结果崔姓绝大多数都拥护革命。类似这样的地方在江淮丘陵地带有40多个乡,成为中共游击队活动的基地,休整的场所。一批具有一定政治觉悟的青年参加了游击队。
中共皖西工委十分注意指导干部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中上层人士,开展交朋友活动,争取了不少有名望的人士同情、支持革命。津浦路西参议员曹少修在淮西一带颇有声望,其子曹云鹤是中共寿六合霍工委委员。他受革命影响颇深,经常为中共做统战工作,因年迈返家乡休息后,仍利用各种机会给各界上层人士写信,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内战、独裁、卖国罪行,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争取知名人士倾向革命。民国35年冬,国民党军再次进剿寿县东南,曹少修不幸被捕。国民党军严刑逼供,要其写信叫儿子曹云鹤自首,被他严词拒绝,老人奋笔疾书:“吾弟渊为革命而死,吾侄云露为革命而死,吾亦死。一门三烈士,足以光荣吾门庭。”当天曹少修在下塘集赴刑场,途中高呼:“打倒美蒋反动派!”“共产党必胜!”在场群众无不掩面而泣,各界中上层进步人士也为之愤慨。在共产党的教育和曹少修大义凛然行为的影响下,钱家集国民党“国大”代表陈紫枫的儿子陈胜华多次出面保释被捕的共产党人及家属,三义集和下塘集的一些中上层人士冒险为游击队购买子弹,广岩乡地主杨新之积极参加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活动,他的家成为中共寿六合霍县委、工委负责人聚会的地点之一。民国36年5月,副县长董完白和4名游击队伤员住在他家,叛徒黄传忠带着清剿队上门搜查。杨新之巧妙地引开敌人,使5人全部脱险。事后,中共寿六合霍县委、县政府任命他为寿六合区区长。他就职后,利用地方人士关系,开展统战工作。敌人烧掉他的房子后,他毫不动摇,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中共皖西工委还在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一切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进步民主人士,孤立反动的顽固势力。对家住在游击区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和本地的区、乡、保长实行区别政策:凡是不与人民为敌的,都不抓不杀;对于向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提供情报,保证中共地方工作人员和伤病员安全,帮助人民政府及解放军征粮征税的,予以信任,建立两面政权;对于极端反动的则坚决镇压。对进剿的国民党军发动政治攻势,在同一时间统一行动,把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的传单和标语贴到城乡交通要道。对国民党军人家属中属于农民的不歧视,属于豪绅地主的谨慎对待,妥善处理,号召与动员国民党地方自卫队的军人家属、亲友到军中做说服工作,并认真执行党对俘虏的政策。这样,扩大了团结面,缩小了打击面,争取了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同情革命,不与人民为敌。国民党安庆专署专员范苑声曾留学苏联,家住潜山县槎水畈。中共皖西工委给他写了几次信,晓以大义,明以利害。民国36年3月,工委书记桂林栖找范的弟弟谈话,讲明中共政策,提出具体要求。经过艰苦的工作,说服了范苑声,使其与中共建立了统战关系,范设法替皖西工委买了急需的电台马达、干电池和布匹等,并巧妙地运交游击队。
民国36年11月,中共皖西工委改为中共皖西区委后,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逐步转移到贯彻党的新区政策上来。党的新区政策包括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财经政策等。这些政策是党为了扩大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纠正各解放区、新区发生的“左”的错误倾向而制定的政策。皖西区党委在总结皖西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时,深感党的新区政策是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保证。为此,皖西区党委决定:在新区停止土地改革,实行减租减息;在财经工作中,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吸取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在游击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对于那些长期同党紧密合作的开明绅士,继续采取团结的政策,政治上信任他们,经济上保护他们利益;对那些采取中立态度的民族资产阶级及从封建阶级分裂出来的开明地主,原则上采取保护政策,政治上教育、争取、团结,经济上照顾他们;对民族工商业采取保护、扶持的政策;对在急性土改中受损失的中农、工商业者实行赔偿政策;对知识分子采取争取、团结、吸收他们参加革命工作的方法;对国民党的乡、保人员继续进行争取工作,建立两面政权。中共皖西各级组织坚决贯彻执行党委的决定,认真执行党对新区的政策,使皖西各地出现了地富回家,中农安心,工商业恢复,财经收入增加,土顽动摇分化,社会秩序稳定,群众拥护,根据地巩固的大好局面。反美反蒋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从而保证了反击国民党军“清剿”的胜利。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后,中共皖西区各级组织为了配合淮海战役,遵照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要善于从政策上去瓦解敌人,争取两面派,以达到在反美反蒋统一战线中壮大自己,孤立敌人”的指示,确定政治攻势的中心目标,对蒋、桂正规军、土顽、还乡队、乡保人员开展有力的攻心战,以达到动摇敌人斗志,瓦解敌人,开展外线的上层统战工作的目的。中共皖西各地组织遵照上级指示,向当地国民党军、土顽、乡保人员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首先,进行广泛宣传,号召蒋方人员弃暗投明。宣传的方法是开展一封信运动。针对不同对象,通过其家人、亲友、同学、同乡和地方有影响及开明士绅的关系,由皖西各级党的负责人给他们写信,向其宣传政策,指明出路,晓以利害,动之以情,收效很大。写信,敦促其作出抉择,使这股300多人的武装投诚。此外,还采取召开乡、保长、地方绅士、国民党军政人员家属座谈会,召开群众祝捷大会,组织文字图画等,进行宣传、教育、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孤立分化瓦解敌人。
其次,是从内部做好蒋方人员的工作,争取他们起义投诚。皖西各地的做法,一是欢迎蒋方人员直接谈判,以商讨他们的出路问题;二是进行调查摸底,弄清对方的政治态度、家庭和社会关系,做好其家属思想工作,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搞好生产,感化和争取蒋方人员;三是借助蒋方人员中有识之士和争取过来的人员进行内部串连扩大成果。
第三,反“左”防“右”,打击顽固不化的土顽头目。在开展政治攻势中,皖西各级党组织一方面注意克服工作中出现的“左”倾情绪,强调对蒋方人员要进行耐心的教育争取工作,另一方面防止“右”的倾向,及时纠正不加区别和无条件迁就的做法。
第四,收编投诚的蒋军,给蒋方党政人员安排生活出路。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不少蒋军投诚,党政人员弃职回家。安排好这些人的生活出路,就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中共皖西各级组织和各地民主政权,积极恢复农村工商业,扶持生产,兴办学校,救济饥荒,使蒋方过来的党政人员能得到妥善安排,不致因缺乏生计而动摇。
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皖西敌人迅速分化。蒋方大多数乡、保人员同中共地方组织和地方政权建立了联系,愿意弃暗投明,为人民办事。持观望态度的军政头目也捎口信,留后路,表示要“戴罪立功”、“待机脱离”。从解放区逃亡在外活动的国民党县、区乡人员纷纷自动还乡,不少还乡团瓦解。国民党地方武装不断起义、投诚。六安县参议员丁世全以其双河米行掩护中共人员,争取了双河镇地方武装,并逐步将孙岗、思古潭、陈家河、施家桥等乡的自卫队争取过来(共计1300多人),改编为中共皖西三分区基干第二团。与此同时,又将陈家河乡开明士绅陈敬亭安排在该团担任营长。民国37年11月3日,张家店土顽武装一股7人携械投诚,中共地方组织除发给奖金外,还妥善安置其家属。这样,又推动了六合县的埠塔寺、施家桥、雨淋岗、陈家河、张家店、思古潭等6个乡公所武装人员共170多人起义(带来步枪150多支,机枪4挺)。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合肥县官亭区区长龚衡军,在中共皖西四地委书记唐晓光和肥西县委书记宣育华的帮助下,利用他曾任合肥县参议长、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的资历,于民国37年底,率合肥县国民兵团两个大队和官亭区自卫大队近千人举行起义。起义后被改编为中共皖西合肥支队。到民国38年2月,皖西地区投诚起义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人员达6000多人。二、中共皖南地委的统战工作
中共皖南地委成立于民国35年2月,书记胡明,副书记杨明,委员刘奎、唐辉、洪琪。下辖泾旌太、旌绩、铜青南、南繁芜4个县委。民国37年扩大了下属县委机构,建立了中共皖南黄东、皖南沿江、苏浙皖、皖浙、皖浙赣5个工委。皖南地委成立初期隶属于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民国36年3月,改属于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
民国34年9月至民国36年春,国民党全面统治皖南,对人民进行残酷镇压。中共皖南地委实行了“隐蔽坚持,积蓄力量,相机发展游击战争,进而发动群众,壮大力量”的斗争方针。民国36年春,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皖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出现新的发展形势。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华东局先后指出,皖南所处的战略地位很重要,是开辟“第二条战线”的重要地带,应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根据地,中共皖南地委坚决贯彻执行华中分局和华东局的上述指示,根据皖南地处国民党军战略要地的特点,大力开展建立反美反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皖南地委分析了当地的斗争形势后,决定发动“合于国民党政府法令”、“合于社会习惯”、“合于人情国法”的斗争,而“反抽丁”、“反恶霸”、“反特务”“减租减息”、“供粮供款”、“增加工资”等则是其斗争的主要形式。从民国36年春起,中共皖南地委领导皖南群众开展了“三拖”(对壮丁、税、粮拖着不交)斗争,接着转变为“三抗”(抗丁、抗税、抗粮)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在皖南各地掀起抢米、扒米风潮。绩溪、旌德、黟县、太平、宁国、郎溪、宣城、广德、繁昌、铜陵、青阳、南陵、休宁、石埭等县近20万群众的抢粮斗争,同芜湖、安庆等城市市民的抢米风潮合在一起,有力地冲击和削弱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中共皖西各地组织通过组织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开展抢粮斗争,进一步发动了群众,形成了开辟“第二条战线”的大好局面,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共皖南地委在开展革命斗争中十分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在皖南各游击区普遍进行了争取国民党地方政府的乡、保长、士绅、乡武装的工作。在争取工作中,注意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克服一些过“左”的行为,确定了“不随便缴枪”、“不随便杀人”的原则,以避免激化矛盾,避免群众误会。一些国民党的乡保长、士绅、乡自卫队负责人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进行内战有不完全赞同之处,加上彼此之间矛盾较多,为了保持现有统治地位及自己的身家财产,在中共的和平民主团结政策感召下,愿意与中共游击武装取得暂时的联合。也有一些是暂时同情革命的中立派,对这些人开展统战工作,并建立统战关系,使皖南游击队得以通过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国民党的关系来“挡风”,即掩护当地游击武装和群众的革命活动,敷衍和蒙骗国民党,并取得一些情报、枪支弹药、资金粮食接济,以利于游击战争的进行。中共芜(湖)当(涂)宣(城)工委通过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相结合,在当地建立起秘密的反美反蒋统一战线,控制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新兵武装6个营(大队)、4个中队、5个分队和2个联防区及一些乡保政权。这些国民党地方武装和乡保政权,名义上属国民党管辖,实际上为中共皖南组织所控制。中共皖南地委要求他们平时保护群众,敷衍国民党当局,一遇军事行动立即向游击队通风报信,或悄悄地配合游击队行动;必要时,掩护游击队和地下工作者撤退。
中共皖南各地组织在青阳、石埭、泾县、太平、芜湖、绩溪、旌德、休宁、黄山西等地,进行争取国民党乡、保长及地方武装的工作,也很有成效。在进行争取的同时,对一些顽固不化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乡、保长、恶霸等,则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镇压。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工作的密切配合,使游击武装声威大振,群众欢欣鼓舞,进步士绅表示拥护,中间状态的人士迅速向中共靠拢,少数原先较顽固的也改变了态度,并愿意与中共合作。在许多地区国民党要任命乡公所和保长时,事先要报经游击队同意,方可任职。有的地方同时存在由中共方面和国民党各自委派区、乡长的局面,由中共游击队委派的区乡政权也能有效地行使职权。既为国民党敷衍工作,又为中共游击队服务的两面政权大批形成,使皖南的游击战争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
中共皖南地委在所属各地的中上层人士中,也积极开展了统战工作。在一些国民党县党部、县参议会、调查室(中统)、常备队内,中共皖南地委与许多重要人士建立了统战关系。这些人以各种形式帮助游击队,有的及时提供情报,有的冒险掩护游击队,有的帮助游击队购粮、筹款,甚至将游击队多余的枪支暂存在自己家中,以便利游击队的活动。中共泾南县委在宾山地区的杨田埂设有地下党的交通站,负责人叫陈法舟。他的家庭中有许多社会关系在国民党政府内做事。一个叔叔叫陈维稷,留学英国,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是个有名的学者;另一个叔父陈次权,是国民党青阳县县党部的书记长。他依靠这些社会关系,经常奔走于沪、芜、青(阳)之间,出入朝野显贵家门,消息很灵通,为中共皖南组织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他的两个叔叔都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统战关系。
民国37年秋冬,淮海战役开始后,中共皖南地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上级的指示,将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向城镇发展,并侧重做好对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的起义策反工作。首先,在皖南开展宣传活动,发动政治攻势。各工委通过各类统战对象的关系,把宣传品送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城镇和据点中,宣传“共产党必胜,蒋介石必败”的道理,和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全胜的形势;宣传渡江南下指日可待,国民党军政人员唯有弃暗投明,才有出路。强大的政治攻势与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战绩紧密配合,打击了皖南国民党的反动气焰,动摇了其效忠蒋介石的决心。其次,加强对已建立统战关系的国民党军人员的策反工作,敦促其定下起义决心,做好起义前的各种准备。三是派一些地下工作人员打入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要职,以其具有的身份和地位在敌内部做动员、策反工作。四是与芜湖、屯溪等地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知名人士密切联系,协同做好国民党中上层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五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搜集沿江一带国民党江防情报,秘密送往江北解放区。经过周密而细致的统战、策反工作,民国38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期间,中共皖南地委和所属各工委多次成功地组织驻皖南及沿江一带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举行起义。3月底,根据中共沿江工委的决定,在中共青阳县委书记陈法周等人的组织和沿江支队的配合下,国民党青阳县常备队一个大队(两个连)在陈文坤(长期在敌军中潜伏的共产党员,当时任连长)的率领下,于青阳陵阳镇举行起义。4月初,在中共黟祁休工委书记苏帅仁等的组织下,国民党石埭县自卫队一个中队在方培芝率领下于城安驻地举行起义。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国民党泾县县长俞步骐,在中共沿江支队的配合下于榔桥河举行起义。同时,太石地区的施月琴(中共沿江工委委员)、张华(中共太石工委书记)在石埭接受了国民党石埭县冯启元等率部投诚。各工委还接受了国民党地方自卫队的起义。对国民党打击最大的是国民党安徽保安第五旅在绩溪的起义。该旅旅长王汉昭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秘密成员,早就与中共皖北地区组织有联系,该旅从江北撤防至皖南后,由中共华东局国区部派驻芜湖工作组组长方向明将其统战关系介绍给中共皖南地委,由地委书记胡明直接联系。王汉昭根据中共皖南地委的指示,在渡江战役发起后按指定时间率保安五旅在绩溪起义,并在旌德城外歼灭了溃逃的万余国民党败兵,完成了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部分战斗任务。三、中共华东局国区部芜湖工作组的统战工作
民国36年春,人民解放战争已转入战略反攻。同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成立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简称国区部),任命曾希圣为部长,李步新、黄耀南为副部长,以加强和统一对国民党华东统治区的统战工作的领导。任务是在上海、南京、芜湖等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开辟“第二条战线”,发展民主进步力量,建立反美反蒋统一战线,开展地下斗争,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国区部成立了上海工作组,利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相继在上海、南京、芜湖、当涂等地建立起交通联络站,使上海、芜湖同皖南、皖江的地下交通畅行无阻。接着,又把工作重点放在深入敌人内部搜集重要情报和进行策反工作方面。民国38年春,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成立了华东局国区部芜湖工作组。由原上海工作组组长方向明担任芜湖工作组组长,组员范治农、石原皋等。工作组成立后立即着手抓三个方面的工作:(1)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揭穿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向统战对象申明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敦促国民党军政要员弃暗投明,并讲清楚共产党对国民党起义人员的政策。(2)扩大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争取团结一切爱国的进步人士,通过他们去影响和分化瓦解敌人,扩大进步力量。(3)进行策反工作。物色好策反对象,确定具体任务,指定专人联系,特别是争取控制武装,掌握实权,选定时机起义。工作组计划将沿江的安庆、芜湖、贵池、当涂、和县等重要城市的国民党驻军、专员、县长等争取过来,建立统战关系,以便今后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围绕这一中心任务,芜湖工作组分赴沿江各地开展了工作。
在芜湖,工作组负责人方向明通过与中共建立统战关系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南京区代理中将视察组组长张力化的关系,收集了很多国民党江防部队的军事情报。此外,工作组还要求张做好保护中共地下组织和地下工作人员安全的工作。张力化设法亲自兼任了芜湖城防指挥部视察主任,借统一管理之名义,集权力于一身。他与负责城防的国民党军指挥官约法三章,指挥官专负江防作战之责,维护市内秩序完全由张主持,连第七绥靖区也不能干涉他的权力。同时又控制了城内特务的活动,禁止乱抓人。经他这样一整顿,芜湖的特务活动大大受到限制,对中共开展地下工作十分有利。在芜湖的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曾报了一个黑名单,约有百余人。内有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秘书长朱子帆的妻子洪绍侠、国民党安徽省参议院副议长陶若存,及参议员陈天任、王贯之、程士范等,要张力化批准捉捕。张力化知道这些人都是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的社会知名人士,就训斥道:这些人都是社会名流,有地位,有影响,只凭捕风捉影的材料,没有真凭实据,怎能乱抓人?!他不但不批准捉人,反把特务责备一通,有效地保护了一大批进步人士,使他们免遭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后来,张又将设法取到的国民党的《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附兵力配备图)等绝密文件,及时送到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受到粟裕副司令员的嘉奖。工作组的成员石原皋与芜湖县县长谢汝昌同是北京大学校友,根据谢汝昌曾帮助过进步人士,并安全护送到皖南游击队的一段表现,工作组决定对谢开展统战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取,谢表示不愿再为蒋介石集团卖命,对共产党十分钦佩,同意与中共建立统战关系,接受领导。按中共皖南地委和工作组的指示,谢在芜湖解放前夕,积极做好芜湖县国民党的党、政、军、特人员的起义准备工作,并亲自掌握县自卫武装,保护进步人士安全,保护芜湖的重要工厂和仓库,维护社会秩序。解放军一渡江,谢汝昌就率所属地方武装及县政府工作人员举行起义,迎接解放军入城。
在安庆,工作组通过与国民党安徽省参议院副参议长陶若存的统战关系,找到民盟安庆小组成员刘干,通过刘出面与怀宁县县长钱镇东建立统战关系,策动其投诚。几经反复,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时,钱镇东率所部向解放军投诚,安庆市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在当涂,工作组与国民党当涂县县长操竹友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在工作组的帮助下,操竹友将国民党当涂县自卫队的1000余人策反成功。接着,操又主动要求调赴贵池任县长。因时局发展较快,几乎在操竹友到贵池上任的同时,人民解放军已渡江并解放了贵池。于是,操竹友又协助工作组对该县的上层人士和统战对象做工作,要求他们为当涂县的政权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经芜湖工作组做策反工作后举行起义的还有:国民党军第一一师的浙江义乌起义;国民党一二六军三五师九一三团、九一五团的湖北黄石港起义;国民党海军“安东”舰的起义;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的绩溪起义。这些起义的成功,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渡江作战。
在做社会知名人士的统战工作方面,工作组与国民党立法委员、知名人士朱子帆建立了长期的、良好的统战关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张义纯邀请朱子帆担任省政府秘书长一职,朱本不打算接受,方向明与其交谈,要朱利用这一身份和地位开展工作,朱子帆欣然答应。他在担任秘书长之后,利用其身份和地位的便利条件,帮助中共地下组织和皖南地委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与工作组建立统战关系的另一知名人士陶若存,利用其担任国民党安徽省参议院副议长的便利条件,和一批民主人士、参议员在省参议院与国民党中统调查室的特务作坚决的斗争,反对其乱捕乱抓所谓的共产党嫌疑犯,迫使特务放人,保护了一批进步人士,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四、中共淮北、淮南区委的统战工作
民国34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共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成立中共华东局。原由华中局领导的淮南、淮北、苏中、苏北解放区合并,成立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上述4块解放区划为8个地委,安徽的淮南路东、路西解放区分别划为第三、第四地委;淮北路东、路西解放区分别划为第三、第四地委;淮北路东、路西解放区划为第七、第八地委。
解放战争开始之前,淮南、淮北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普遍开展了整风、练兵、惩奸反霸、土地改革、加强政权建设和扩大武装等工作,并继续发展和扩大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团结各界人民,组织基层联合政府,建设解放区,做好反内战的准备。
中共“两淮”工委在解放战争期间,领导江淮人民在敌后坚持了两年半的斗争。在斗争中,坚持武装斗争与群众工作相结合,农村工作与城市工作相结合,积极开展建立反美反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为解放皖北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34年6月,淮北解放区中共党委城市工作部在双桥召开城工部长会议后不久,日本宣布投降。在张爱萍、邓子恢的指导下,淮北解放区党委城工部派人参加了争取淮北路东国民党军郝鹏举部的起义、策反工作。城工部派柏寒先与郝部师长乜庭宾联系。乜庭宾是冯玉祥部的一个旅长,为人正直,以往吃尽了蒋介石排斥异己、消灭杂牌军的苦头,对张爱萍、邓子恢十分钦佩仰慕。在与柏寒建立统战关系后,劝郝鹏举起义。郝对他表示:不放松任何机会同任何一方建立联系。城工部还对郝部的上层军官普遍开展建立关系、交朋友的工作。民国35年1月,郝鹏举部被调往鲁南内战前线,由于淮北城工部的统战工作和解放军山东野战军的军事压力,特别是陈毅司令员在丰县约见过郝鹏举,对其进行教育,晓以利害,指明出路,郝鹏举于1月9日发通电率2万余国民党军在台儿庄附近宣布起义,后编为“山东民主联军”。郝鹏举为人狡诈,解放战争打响后,他又阴谋于民国36年1月9日借庆祝起义一周年之名请陈毅司令员参加大会,乘机将其扣押向蒋介石献功,但未能得逞,当即被华东解放军歼灭两个师,郝本人也被俘。郝的残部被蒋介石收编,乜庭宾、张奇又被委任为师长。乜庭宾重新任职后,于民国36年冬派人到淮北和中共组织联系,城工部姚克副部长因乜部驻军泰兴,故将其与党的统战关系介绍给了中共华中工委。民国37年秋,乜庭宾率部在泰兴起义。另一位师长张奇驻军安徽荻港,在渡江战役之前,张奇将该师拉到江北通电起义,打乱了国民党的江防阵脚。该部起义后编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随刘邓大军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
淮北解放区城工部还在民国35年1月,派柏寒陪同日本投降后在淮北津浦路西起义的“解放二军”的副军长张福熙和二纵参谋长冯文华到贾汪,分别去做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冯治安、刘振山、吉星文部的统战、策反工作,为后来在淮海战役中何基津、张克侠率国民党第三绥靖区部队22000余人的起义奠定了基础。
在淮北路西地区,城工部部长王子光直接组织领导了争取原日伪第四方面军张岗峰部杜新民、王继祥两个师8000余人的起义,并改编为“解放二军”,杜新民担任军长、王子光任军政治部主任。该军编入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民国35年春,淮北解放区中共党委城市工作部为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一分为二,成立了国军工作部。姚克任城工部长,廖卓之任国军工作部部长。国军工作部对外称联络部。5月,驻上海的国民党交通警察总队王一藩派人到泗县城找到联络部的柏寒科长,洽谈该部起义,投奔解放军事宜。联络部了解情况后,当即派王亦明(王以伟)去上海做王一藩部的统战策反工作。王一藩部后经上海到青岛,向山东解放区进攻;在胶济线上,王一藩率部举行战场起义,投奔解放军。
民国35年春,淮北解放区发动群众进行反奸反霸斗争。在争取江苏保安第六团起义时发挥重要作用的统战对象王傲夫,因其当过伪区长,又是地主,因而被列为反奸反霸的对象。王跑到泗县找到廖卓之等城工部领导,城工部本着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安排王打入原杨虎城将军的旧部三十八军中工作。后三十八军在孔从周新军的率领下起义,参加陈赛兵团渡黄河南征,王傲夫也被派到地方当县长。淮海战役期间,王傲夫带领民工支前到中共江淮区委联络部,向柏寒汇报了打入孔从周部后的工作情况。
驻宿县的国民党整编五十八师(滇军)鲁道源部青年军官吕励琦,于民国38年春投奔中共宿东县委城工部,被介绍到泗县,在国军工作部派遣训练班学习,由柏寒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后打回国民党军做国民联勤总部的策反工作,将完好无损的190辆大小汽车移交解放军。他还通过关系从国民党保密局搞到“应变计划”和京、沪、杭地区潜伏特务的名单等绝密文件,交给中共地下组织。
民国36年1月至民国37年3月,中共淮北、淮南工委先后恢复,重返两淮根据地开展斗争。在进行艰苦的武装斗争的同时,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土顽势力,团结大多数进步力量,建立统一战线。中共两淮工委首先发起政治攻势,宣传人民解放军大反攻的形势,通过宣传使盘踞在解放区的土顽武装心惊胆战,反动气焰收敛,有的甚至逃跑,而中间态度的人士则向中共接近,两淮工委趁势发展和建立了一些统战关系网,形成了一批“两面政权”。在恢复解放区的斗争中,各地都发现一些土顽武装的顽抗性比国民党桂系军队还要强,经了解其原因是:解放军重返两淮后,在战斗中对俘虏的国民党正规军是坚决执行俘虏政策的,而对俘获的土顽则交给受害的群众处理。由于一些群众出于义愤,没有执行好党对俘虏的政策,因此,造成土顽的顽强抵抗。两淮工委注意纠正了这一偏差,指示各地要切实执行不虐待俘虏的政策,做好分化瓦解土顽的工作。经过宣传和贯彻对俘虏的政策,效果显著,不少参加土顽和被国民党军孙良诚抓去当兵的人都携枪开了小差,有的打死反动军官结伙逃回家乡,土顽的战斗力被瓦解了。
民国37年5月,为了统一“两淮”地区的领导,中共江淮区委成立,区委将原中共淮北工委城工部改为江淮区委联络部,由李世农任部长。柏寒等敌工干部继续在联络部开展对江淮地区国民党军的统战工作。经过策反工作,驻固镇的国民党徐州司令部直属步兵第四支队在副支队长刘立道、大队长魏元率领下宣布起义,起义支队被编入中共宿怀县大队。同年8月,人民解放军苏北兵团为了配合豫东战役,一度进入淮北作战,解放了宿迁,把孙良诚部包围在睢宁。在此形势下,中共江淮区委联络部开展了对徐州、蚌埠地区的策反工作。先后派吴季讷、王梓民通过各种关系去孙良诚部的暂编第二十五师进行策反工作,并派葛超打入敌内部作策应。中共江淮区一地委书记陈雨田介绍联络部与蚌埠市上层人士中有一定影响的陈韵堂建立了统战关系,然后通过他们去做驻怀远的国民党军吴文化部师长海友和、沈席儒的工作,并建立了统战关系。此外,解放军华东野战军联络部与江淮区委联络部合作,同国民党蚌埠警察局科长田景尧建立了统战关系。在国民党蚌埠市政府、警察部队撤退时,田景尧动员了数百名留下的警察,在市内组成完整的市局、分局、派出所一套班子,并以临时代理市长、代理警察局长的名义,维持蚌埠的社会治安,使人民解放军能较完整的接收了蚌埠。
在淮南矿区,中共江淮区委联络部的“淮办”派蒋树民、朱怀明、张绵章、王士仪等利用与淮南商会会长张莹清的统战关系,去争取国民党安徽省政府顾问、省参议院参议程华亭、铁路局副局长胡卫中和国民党淮南专署警卫中队队长樊香甫3人。与此同时,中共淮南路西工委书记张剑鸣也在淮南开展了对国民党安徽省参议员倪荣仙的统战工作,因倪荣仙与胡卫中关系密切,而胡卫中在淮南又掌握实权,是做统战的重点对象。因此张剑鸣先后通过与中共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怀远县龙头坝乡乡长(后又任淮南煤矿东郊九龙岗乡乡长)张孝凯和怀远县参议员唐伦五去做倪的工作,使倪同意与中共建立统战关系,帮助做胡卫中的策反工作。经过多方努力,胡卫中答应保护煤矿、电厂不受破坏,并同意起义,为和平解放淮南作出了贡献。
随着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中共江淮区委加紧了对城市的统战工作。中共蚌埠市工委与江淮区委的联系一度中断,他们一方面在市内独立作战,积极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一方面继续坚持斗争,主动开展城市斗争和统战工作。他们联系了一些被国民党军冲散的敌工干部,通过国民党退伍上校军官赵子和的关系,联络退伍的自卫军军官姚壮飞、崇正中学的汪春溪等人开展城市地下斗争,发展组织,联络对蒋介石集团不满的军政人员,建立统战关系。不久,蚌埠工委与江淮区三地委联系上,为加强对蚌埠市的地下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东南工委”,并秘密组建了“蚌埠人民自卫总队”,代号“2018”。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当局决定放弃江北退守长江,准备对所放弃的城市、工矿大举破坏,蚌埠中共组织一方面组织“蚌埠人民自卫总队”分别对火车站、码头、电厂、电信局、面粉厂、仓库等重要设施实行武装保卫,一方面团结全市各阶层人民机智巧妙地同敌人的破坏作斗争。他们发动工人以增加工资为由,进行怠工斗争。搬运工人在拒装军火的斗争中,趁敌不备,将一批武器弹药沉入水底。中共蚌埠工委还利用在蚌埠警察局的统战关系,和工人、市民相配合,开展了护厂、护校、护市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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