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和争取民主、生存的斗争

一、参加“五四”运动民国8年(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消息传来，安徽工人和其他各界人民一样，积极投入这场斗争。
在省会安庆，工人与各界民众奋起响应。从5月至8月，他们多次举行活动，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5月，安庆工人、学生和市民在黄家操场举行焚烧日货大会。6月初安庆成立“安徽省各界抵制日货委员会”，号召全省人民提倡国货，抵制日货。6月11日，安庆举行总罢市，安庆中华书局职工首先闭门停业，并贴上一副对联，上书16个大字“若罪陈东，国亡无日，不除庆父，鲁难何平?”2000多名码头工人罢工示威，安庆港变成了死港。6月至8月，安庆学生在店员、黄包车工人的支持下，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组织检查团分赴各商店、码头、车站检查日货，查缴了凤大成商店收藏的日货。
在工人最集中的芜湖，6月8日，工人群众就投入反帝爱国运动。这一天，芜湖学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搬运工人和店员、黄包车工人都参加了斗争。6月9日，各厂停业，持续了3天，纺织工人罢工虽受到封建把头的威胁，仍坚持罢工一天。从5月中旬起，码头工人拒绝搬运日货，人力车工人不拉外国人，轮船码头不代售日本船票，纺织工人拒用日本洋纱，店员不卖日本商品，旅栈店员不接待日本客人，各钱庄因之停止汇划，广潮两帮米号也同时停止采办。芜湖明远电灯公司工人将全城日商广告一律撕毁和涂抹，并在日本商盐冈洋行大门贴上反日标语，迫使该行关门停歇。5月19日，芜湖买办商人、商会会长汤善福，破坏抵制日货，遭工人、市民痛打，并迫使他在抵制日货的保证书上签了字。
在合肥，5月24日，东门外码头工人、市民和学生，冲破军警包围，将奸商伪装为国货的400包糖悉数抛入河中。
在六安，5月8日，六安城关的黄烟、杠抬、篾业等行业的工人，在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进步教师的宣传发动下，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等口号，霍邱、寿县、舒城的工人，也都参加了学生游行和抵制日货的行列。舒城县桃溪镇的油业、木业工人，肩扛榨锤，手持板斧，配合学生检查日货，将“万禾丰”商店私藏的日本糖30包、脸盆50多个、洋伞20多把、洋布50匹全部销毁。
在烈山煤矿，6月9日，煤矿矿工和各行业联系，倡议全县所有行会罢工、商业罢市、学生罢课。
在阜阳，7月上旬，由阜阳学生联合会主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召开大会，到会1000多人，成立阜阳国民外交后援会为阜阳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总机关。接着工人罢工、教师罢教、学生罢课、商民罢市各2日。
此外，泾县、南陵、青阳、黟县、宁国、繁昌、宣城、广德、贵池、秋浦(今属东至县)、铜陵、无为、庐江、巢县、和县、含山、太湖、岳西、桐城、望江、滁县、全椒、定远、嘉山、天长、涡阳、太和、亳县、濉溪、蒙城等50余县都先后举行示威游行和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二、芜湖人力车工人大罢工
民国11年3月22日，芜湖人力车工人为了反抗压迫和剥削举行了大罢工。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的组成部分，开创了安徽现代工人运动史的新篇章。
当时芜湖人力车工人约有2000多人，每人每班纳车价280文，自己所得多则七八百文，少则四五百文，仅够维持一家老少生活。车行老板“平时对车夫，只晓得要加钱，不计其他”。以致人力车工人“住的房子和猪圈差不多”，有人无处安身。便躺在人家的屋檐下，“穿的当然是破烂污糟的。”高语罕：《芜湖劳动状况》，载于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与其他行业工人相比，人力车工人所受的歧视更多，所受压迫更深，所受剥削更重，因此反抗旧社会的意识也更强。这是芜湖人力车工人大罢工的根本原因。其次，“五四”以后，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比较好的结合，也是芜湖人力车工人大罢工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五四”运动后，当时芜湖学生运动领袖人物是高语罕和刘希平，他们两人都与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关系密切，他们积极支持鼓励芜湖各校学生深入社会深入工人之中，以办学的形式与工人密切关系，向他们灌输反帝反军阀的道理。一方面帮助工人学文化，另一方面通过印发革命小册子，向工人介绍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情况与马列主义学说。同时，一些学生如薛卓汉等脱去长衫拉着黄包车和黄包车工人交朋友，在一起生活。因此，提高了人力车工人的阶级觉悟，“劳工神圣”、“工人力量大如天”、“工人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有力量”、“工人负改造社会责任”等观念渐渐地在头脑中扎下根来。
3月某日，省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学生薛卓汉、胡金台、王思(王持华)等与黄包车工人谈心，了解到车行老板因警察厅增加黄包车“牌照税”，将原先每辆车的租价每班24个铜板猛增到38至43个铜板。薛卓汉听后很愤怒，当即报告学联，决定予以大力支援。具体办法是：1、分区、分段组织黄包车工人实行大罢工；2、向教员、同学募捐现金，支持黄包车工人及家属两天生活；3、推派代表向芜湖警察厅请愿；4、假歌舞台(现大众电影院地址)开“芜湖劳动大会”。各项办法决定后，薛卓汉、胡金台两同学深入黄包车工人群众当中，跟他们一道拉车，帮助他们组织10多个小队，推定指挥及联络人，做好一切准备。3月21日，学联代表佘文烈、翟宗文、王思、秦朵、马寅寿和以黄包车夫打扮的薛卓汉、胡金台以及工人代表100多人赴警察厅请愿，提出批准假歌舞台召开大会；取消增收黄包车牌税及车行加租；命令车行退回已收的新加车租；并按照原租减少一成等四点要求。警察厅长徐绍修表示除第二点可考虑之外，其他概不接受，尤其是不准开大会。这样相持很久，大家气愤地离开，临出门时省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的一位同学吐了徐绍修一脸唾沫，说了一声：“看你的吧”。徐十分恼火，但见代表人多势众，不好发作。22日，人力车工人大罢工。顿时，这个当时以人力车为交通工具的城市，交通陷入瘫痪，罢工取得了胜利。
通过斗争的实践，工人们认识到，要获得解放，摆脱贫困，只有联合起来，组织起来，才是唯一出路。因此，在罢工胜利的23日下午，即推举出劳工代表，联合芜湖劳动各界，决定于3月29日在歌舞台召开大会成立芜湖劳工会。军务帮办马联甲得知这一消息后，极力阻挠、反对，于28日在歌舞台张悬禁止牌示，并派兵近百人沿途侦查。警察厅长徐绍修发表禁止开会的讲话，扬言捕拿为首工人。但工人们不予理睬，决定大会如期举行。29日，一支由黄包车工人和学生混合编排的几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预定目标——歌舞台前进。沿途呼喊口号、散发传单，并向市民宣传罢工原因。走到国货路出口处(原名叫半边街)，得知歌舞台已被军警占领，并贴有军务帮办禁止集会的布告，全队愤怒异常。在一些人带领下，大队飞奔过去，一个操着桐城口音的学生扯下布告牌，骂了一声后，朝地下一摔，用脚跺成几片，军警个个呆若木鸡。由于军警们充斥着歌舞台，并且架着机枪、端上刺刀，大会主持人临时决定将会场改在十三道门(今鸠江饭店)的广场上。“芜湖劳动大会”就在这里宣布正式召开。会上，宣读了向警察厅提出的四点要求，通过了“芜湖劳动大会致全国工人通电”。学联及人力车工人代表分别讲了话。会上，宣布成立“芜湖劳工会”，发表了《芜湖劳工会宣言》。
芜湖劳动大会召开和芜湖劳工会的成立，在安徽乃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民国11年当时省会安庆的《评议报》，在5月1日《劳动纪念节特刊》上刊载了《芜湖劳工会宣言》，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民国11年3月26日、27日及4月2日版上连续撰文刊载这方面的消息及评论，引起全国和全省的注目。
芜湖劳动大会和芜湖劳工会的产生，推动了全省各地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劳工会亦相继建立，有关为劳工说话的报纸和专刊应运而出。一些做劳工运动的人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对于工人团体，要有一种有系统的组织”，“对于工人教育，要有一种力量的运动”，对于工人运动，要把精力花在提高工人觉悟之上，“实行推倒资本主义，社会不革命，工人无幸福，然革命之第一要件，即在打倒资本主义变更经济组织，其实行方法，则以各业工人，一齐联合同盟罢工，更用非常手段对资产阶级开始猛烈之奋斗。”1922年5月1日《评议报》的《劳动纪念特刊》。
三、蚌埠铁路工人的斗争
蚌埠铁路工人是在清宣统元年(1909年)津浦铁路南段和淮河大铁桥相继开工时产生的。到20年代，铁路工人达530人，占当时蚌埠工人总数的10%，是当时蚌埠地区最大的产业工人队伍。民国11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鼓舞下，蚌埠铁路机务段工人秘密组织了工会，为安徽省境内的第一个铁路工会组织。机务处工会成立后，组织领导工人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
民国12年2月，为声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斗争，蚌埠铁路机务处工会组织工人进行了同情罢工，提出了“军阀打死我们工人，我们要罢工抗议”的口号。罢工持续了20多个小时，车辆一律停驶，交通陷于瘫痪。但这次罢工不久，赵兴旺被反动当局指使的暗探杀害，蚌埠铁路机务处工会也被迫解散。
民国14年秋，随着“五卅”运动在全国兴起，中共党员苏美义受中共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的派遣来到蚌埠，经过在铁路工人积极分子中开展工作，于同年11月新组建了蚌埠铁路工会。
新组建的蚌埠铁路工会，在中共南京地委和中共蚌埠特支的双重领导下，向工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开办工人夜校，帮助工人提高文化；召开会员大会和工会积极分子会，将工会的意图和主张贯彻到工人群众中去；组织开展经济斗争，维护工人的利益。民国15年春节后，蚌埠铁路当局克扣工人工资和随意开除工人，蚌埠铁路工会立即发动全体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并由工会骨干刘玉坤、王金山带领上百名罢工工人拥到铁路办事处，将该处团团围住，齐声要求补发被扣工资，反对任意开除工人。迫使铁路当局将扣发的工资全数补发，被开除的工人周方田也复了工。罢工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工人的斗志，也提高了工会的威信。
四、支援“五卅”运动
民国14年5月30日，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和影响下，安徽工人阶级和全省人民一道先后投入了这场斗争。安庆当时是安徽省会所在地。继6月2日该地各校学生举行支援“五卅”斗争的示威游行后，7日，50多个学校和社会团体举行会议组织成立“五卅惨案安徽后援会”，当场议决援助办法两条：1、上海已罢工罢市罢课，应急速筹募巨款，汇沪接济，俾到坚持到底；2、与英、日经济绝交，商人不购进英日货品，不供给英、日食用……。会后即游行街市，经过省公署，推代表要求政府立即收回英、日租界。10日，外交后援会召开各界大会，讨论援助沪案办法。会议议决：
1、向执政府外交部及全国发出通电；
2、捐款接济上海工人的生活；
3、实行经济绝交，劝告各商店以后不许贩卖劣货，并组织10人团进行宣传。同日，安庆党组织又发动工人、学生、市民3万多人，游行示威，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在安庆工人与广大群众进行支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同时，从6月2日起，芜湖学生率先行动。5日，由学生联合会发起，召集由38个团体出席会议，通过议案5项：1、组织芜湖外交后援会；2、6月6日联合大游行；3、各学校、团体分组出外演讲；4、致电中央及上海；5、6月7日下午继续开会，会议通过游行口号如下：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惩办凶手；取消不平等条约。在上述活动前后，6月5日，芜湖各洋行华员也召开会议，一致表示，要与群众一致，誓为后盾。从6日起，芜湖工人和各阶层人士先后3次举行大规模的声援活动。6日，芜湖国民党党部、学联、店员工会、教联、各中学、报界公会、各商团等团体1万多人，举行第一次声援“五卅”示威游行，他们手执白旗，沿途高呼“惩办凶手”、“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收回领事裁判权”、“对日经济绝交”等口号，并散发传单，演讲宣传，街道两旁人山人海的听众无不深受感动，掀起了反帝怒潮。10日，芜湖实行停市、停工、停课，举行第二次大规模示威游行，表示对上海遇难同胞致哀，参加游行的团体比第一次多2倍，人数达3万多人，其中工人有2万人，占十分之六七，甚至英日两国在芜湖开设的太古、怡和、日清等轮船公司和日商开办的百川钮扣厂的广大工人也一致罢工，几十名盲人也参加到游行行列，令人感动。队伍长达两华里。当行至英日领事馆门前时，游行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最后，游行队伍齐聚十三道门广场举行国民大会，被公推为临时主席的钱杏邨号召大家做到3点：1、不卖英日货；2、不卖原料于英日人；3、不为英日雇工。会上，还宣传了芜湖外交后援会通电《告全国父老兄弟书》。30日，由芜湖外交后援会主持，公祭沪汉粤被英兵惨杀的烈士。这日，芜湖实行总罢业，城内外商店工厂均未开门，门上贴着“沪案移京，交涉停顿，汉广惨剧，相继发生，激于义愤，停业一天，以致哀悼”。参加公祭的有外交后援会全体职员及各界代表共200多人，钱杏邨主祭，宫乔岩报告英兵在各处开枪残杀我同胞情形，表示：“吾皖三千万人民牺牲一切为国前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①，决心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正当芜湖反帝怒潮席卷全市，英日帝国主义与芜湖反动当局相勾结，妄图用武力来扑灭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6月上旬，英国调来“重海”号兵舰“驻防”芜湖，日本“菱号”驱逐舰也停泊于此，向芜湖人民示威。日舰长滕英次，还登岸至镇署会见镇守使王普，“晤谈良久，始行返舰”。当其登岸后，“沿途由我国警官率领警士相随保护”②。戒严司令部还以“维护治安”为借口，出笼5项办法，专门对工人进行恫吓镇压。5项办法是：1、请外交后援会，对于无知识阶级，多方演讲，诫其不可暴动；2、军警多派梭巡，随时禁止聚众；3、工人已聚众时，一面军警弹压，一面电请各团体派人开导；4、工人聚众，3次发令解散，仍不肯解散时，军警得抓其激烈者，以警其余；5、紧要处所，派军警临时驻扎。但是，所有这些，并没有吓倒芜湖工人，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直将这一斗争持续开展到9月初。
“五卅”惨案的消息，很快传遍全省。各县、集镇以至穷乡僻壤的广大工人、学生、商人、农民和其它各界群众，都纷纷投入到这场反帝爱国斗争中去。蚌埠各界人民于7日召开会议，讨论援助沪案问题，一致主张，通电请政府力争，并誓为后盾。并从6月7日起，接连召开沪案报告会和声援“五卅”追悼被害同胞大会，与会者臂缠黑纱，手持白旗，上书“群起救国，万众一心”、“打倒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等字，会后举行反帝大游行，“观者人山人海，途为之塞”③。为声援“五卅”运动，6月23日，合肥召开国民大会，工商农各界达万人与会。7月18日，合肥三河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店员罢市，近万人游行示威，并捐款支持上海工人。阜阳虽处内地，但自接噩耗后，即由三师全体教职员及学生联合阜阳全体学生及各界人民游行演讲，散发传单，要求：1、收回英日租界；2、撤销领事裁判权；3、外国凶犯按照中国法律惩办；4、抚恤伤血者；5、释放被捕者；6、英日政府向我国谢罪。寿县、霍山、霍邱、桐城、无为、含山、巢县、舒城、宿县、怀远、泗县、宣城、贵池、黟县、祁门等县也都先后召开群众大会，示威游行，声讨日、英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罪行，支援“五卅”运动。6月23日，各地举行全省性的反帝大示威游行，仅芜湖、安庆、蚌埠、滁县、宣城等9个城市统计，参加游行示威群众即达20万人以上。接着，25日，为响应“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号召，①②《芜湖工运史资料》，第15、21页。③《工人运动在蚌埠》第187页。全省又一次实行了总罢业，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英勇气慨。
在“五卅”运动中，安徽各地工人和学生纷纷成立了募捐团，深入城镇大街小巷和广大农村，宣传捐款援助上海工人的重大意义，广泛开展了募捐活动。安庆法专学校教职工共捐200多元，“大可敬者，伙夫、校役均捐款，……统计约在600元左右”。芜湖聚生号布店员工、保兴布店店员、商务印书馆店员、福永洪店员、五中师生、二女师及附小教职工共捐款1400余元。濉溪、百善、临涣和烈山煤矿共捐银元5000多块。六安黄烟工人将多年积蓄的公款300元全部捐出。从6月到7月，仅“五卅”惨案安徽后援会经手汇往上海的捐款即达21300多元。
为了在经济上给帝国主义以打击。安徽工人和各界人民广泛开展了抵制英、日货和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的斗争。6月14日，芜湖外交后援会与总商会协商决定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宣布：“一、自即日起不再进英日两国货。二、对于英日两国银行钞票，一律拒绝使用。三、凡在英日两国机关服役之员工，设法退职，促使英日人之觉悟。四、不得私售食品于英日人”。同时，由工商农学等各界人士组成检查股，从6月21日起，深入轮船码头、交通要道检查英日货物。当查到芜湖国生泰、宝源祥、马永泰三商号有英货太古车糖360包和冰糖10包，罚款370两白银，将货退回太古洋行，并令该号签字保证在经济绝交期间不再进仇货，和登报申明道歉。7月4日和11日，检查股先后开了两次鉴定会，经审定出的大批仇货均予没收，集中在十三道门广场，于8月2日当众焚毁。燃烧的煤油火光冲天，群众拍手称快。另外，桐城、潜山、贵池、太湖、望江、枞阳、大通、铜陵、宣城、无为、南陵等地也都成立了“仇货检查所”(组)，组织群众经常到轮船码头和交通要道检查，发现英日货一律没收焚毁。阜阳、颍上、合肥、凤阳、定远、蚌埠、当涂、祁门、太平等许多城镇，也都掀起了抵制英日货、检查和焚毁英日货的斗争。
五、烈山煤矿的矿工斗争
烈山煤矿创办于清光绪三十年。民国2年，军阀倪嗣冲督皖以后，派兵进驻烈山煤矿，赶走了煤矿经理周立山，自任董事长，派其侄倪道烺任总经理，下设南北两个公司，从山西、山东、河北等省拐骗了大批工人，扩大了煤矿开采，开挖了运煤河道，修筑了轻便铁路。并在矿山豢养了一个营的兵力，建立了一整套的统治机构，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和压榨，广大矿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民国8年下半年，参加“五四”运动的唐山学生刘玉备来到烈山煤矿，任小职员。他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十分同情矿工们的悲惨生活，经常深入到矿工家里，和工人促膝谈心，一方面讲开滦煤矿工人的斗争情况，一方面宣传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求得解放的马列主义真理。在他的宣传鼓动下，工人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用编快板书、顺口溜之类的形式，鼓动工人起来和资本家斗争。编的板报有：“穷苦矿工悲歌多，血汗滚滚流成河，车车煤炭被抢走，矿工尸抛南山坡。把头少，工人多，全体工友要联合。只要工友能一气，天塌下来能顶着。”于是，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罢工斗争，渐渐地酝酿准备着。
一天下午，数百名青年工人举行罢工，包围了矿公司，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等要求。开始，资本家惊慌失措。但时隔不久，就令军警开枪镇压，当场打死3人，数人受伤。血腥镇压并没有吓倒工人，紧接着两万名工人全部罢工，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工人的要求。事后，资本家探听到这次罢工是刘玉备宣传鼓动的，就借口把刘玉备辞退了。刘玉备临走时，矿工们鸣炮相送，从烈山脚下到京町桥头，十多里路上都有送行的人群。
民国12年底，曾参加济南大罢工的工人、共产党员梁文焕，来到烈山煤矿，在工人中进一步传播马列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为被压迫阶级求解放的革命主张，鼓励工人团结起来继续斗争。民国14年，当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烈山后，在梁文焕的组织下，近两万名工人涌向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同时募捐3000块银元，支持上海工人的斗争。民国15年，中共濉溪古绕区委成立，梁文焕任区委组织部长，负责在烈山矿组织工会，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民国16年春，梁文焕在烈山21口大井和运输、摊贩工人中建立了工会，发展了党员，成立了几十个党小组。在这个基础上，经上级党委批准，成立了中共烈山煤矿特别支部，梁文焕任第一任特支书记。特支成立不久，上级党委指示：为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烈山矿停止出煤，以掐断军阀后方的物资供应，牵制敌人。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特支立即组织人员深入到运煤的船员中去，发动船员罢工。罢工的口号是：“陆上不走一车，河中不行一船”。尽管矿警、把头和监工横加干涉，百般催逼，船员始终坚持罢工，胜利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并迫使矿主承认了船员工会，增加了运输工资。
在船员罢工取得胜利的形势下，特支决定领导全矿工人大罢工。罢工的口号是：“天下穷人要翻身，团结起来作斗争。”成立了罢工指挥部，组织了工人纠察队、罢工宣传队和生活互助会等组织。罢工开始，近两万名矿工，高举斧头，宿县、濉溪等地工人、农民也起来支援。罢工的浩大声势，吓慌了军阀和资本家，当倪嗣冲带领军队赶到烈山时，罢工队伍的红旗已经高高插在烈山顶上。但是，就在这时，北伐战争失败的消息传到了烈山，矿工的斗争也暂时转入低潮。
民国17年春的一天晚上，特支书记梁文焕被敌人暗杀。梁文焕牺牲的第3天，烈山矿的100多名共产党员和两万名矿工，在中共宿县县委书记徐凤笑的领导下，又组织了一次全矿大罢工，提出4点要求：1、惩办凶手；2、抚恤死难者家属；3、召开追悼大会；4、保证工人人身安全。开始，资本家不答应。工人坚决不复工。最后，只好答应工人的要求：凶手在逃，正在缉捕，同意召开追悼大会，抚恤死难者家属银元1000元。第7天举行追悼大会，中共古绕区委书记王香圃参加追悼大会。烈山矿8000名工人参加了祭悼，送的挽联、绫帐等，摆起来有一里多路长，宿县、濉溪各工会、农民协会也派出代表参加。不久，党组织发现暗杀梁文焕的凶手是一个叛徒，经县委批准，这个叛徒受到了严惩。
民国26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烈山矿工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组织和领导下，拿起武器，奔赴前线，英勇战斗，痛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六、淮上火柴公司的工人斗争
凤阳县淮上火柴公司是民国5年由陈子衡出任厂长开办的，有工人1000多人。陈为人狠毒，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工人，强迫工人每日干活十几个小时，还经常加班加点。但只给工人每天吃两顿饭、发9个铜板。实行每年每人“三节赏”(端午节发3元，中秋节发5元，春节发7元)。工人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打骂和开除，人权毫无保障。
民国14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几日后，装有孙中山先生灵柩的灵车，从北京开往南京途经临淮关火车站停车，淮上火柴公司的工人配带黑袖纱，整队提前进入车站迎候灵车。当灵车进入车站停于宣传台亭旁时，随同灵车到来的宣传人员，即向在场的各阶层人士讲演，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讲到国共合作，从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讲到三大政策，最后提出“打倒北洋军阀”、“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讲演使淮上火柴公司的工人们深受教育，激励着他们为争取民主、平等、自由而进行斗争。
北伐战争中，民国16年2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四军叶开辛部进驻临淮关，派国民党左派代表谭小羽率领工作小组进驻淮上火柴公司，帮助工人于3月份成立了工会，选举王善初(又名王宗庆)、刁乃昌等9人组成工会委员会，发动工人与厂方斗争，向厂方提出：实行8小时工作制、将工资由年“三节赏”改为月工资制、反对任意打骂工人、不准无故开除工人、不准任意加班加点、实行每月4个星期日制、工会代表有权参与生产安排、工人的病事假由工会负责、工人工资必须由工会同厂主共同协商解决、不准降低工人生活水平等保障工人权利、改善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共12项要求，被厂长陈子衡拒绝，并扬言要关厂停产，工人回家。针对这种情况，经军代表和工会磋商后，又向厂方提出两条办法：1、由国民革命军出款5万元将厂买下，交给国家；2、把厂卖掉，卖的钱分给工人维持生活。但是厂方仍不答应。于是在工会组织下，工人一致罢工，包围了厂办公楼，工会委员当面质问厂主，同时国民革命军代表向厂方发出警告，若厂方再不答应，将采取果断措施。办公楼下的罢工工人高声齐呼口号“坚决支持军代表和工会的行动”、“打倒资本家!”“打倒陈子衡!”。在国民革命军和工人的强大压力下，厂主终于答应工会提出的全部要求，并由国民革命军、工会、工商联合会、厂主和凤阳县政府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为了庆祝这场斗争的胜利，由工会主持召开了庆祝大会。
从民国15年到民国16年，中共凤阳县委派出几名党员到临淮地区和火柴公司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一边办工厂夜校，教工人读书识字，一边向工人宣传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道理，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工人积极分子、后为中共长淮特委委员兼职工部部长的顾均就是在民国16年(1927年)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公司也建立了党支部。
民国17年4月，工会召开会议研究活动被工贼窃听，工会发现后带领工人追究时，资本家勾结警察，逮捕了顾均等4名工人，并押在警察局。工会立即发动全体工人罢工，包围了警察局，吓跑了局长，救出了被逮工人。但到6月下旬的一天，当局突然出动部队，包围了淮上火柴公司的两个厂，在工头、叛徒的带引下，逮捕了王善初、顾均等10余名工人积极分子。在关押期间，凤阳县高等法院多次审讯，企图诱使王善初、顾均承认是共产党员，进而迫害，但都被王善初、顾均所识破。最后，法官不得不作出以下判决：10名犯人系共产党员嫌疑犯，因证据不足，予以释放。工人斗争又一次取得胜利。
七、六安黄烟工人的斗争
六安黄烟工人队伍形成于清末，到民国5年(1916年)至民国13年(1924年)，黄烟畅销，黄烟店增加，仅城关镇一地的黄烟工人就增加到700余人，其余各镇也有发展。在旧社会，他们受人歧视，被称为“烟猴子”。每月平均工资只有5400文铜元，仅能养活1至2口人。黄烟工人多数是来自临淮关、寿县、颍上、阜阳、凤台等外地的单身汉，一失业就无处容身。有家庭负担的烟工，歇工便歇嘴，生活十分穷困。学徒工3年满期，其间没有工资，出师后仅发给18串铜钱；而且出师头3个月只发给计件工资的70%；学徒期间，还要忍受店东的打骂和虐待。剥削和压迫必然激起黄烟工人奋起斗争。民国2年，六安城关黄烟工人，带头组织起第一个互助团体——烟业公所，这是六安黄烟工人早期、自发性的行会组织。烟业公所一成立，先后在五里牌坊市场和现米厂附近，各买了10多间房屋开栈房，一处供失业、患病工人居住和工人议事场所，一处供来往经过六安的黄烟工人居住。对管理栈房人员工资和困难工人的生活补助等，实行筹捐解决。还买了一块公共墓地，用于收埋那些无家可归的黄烟工人尸骨。
烟业公所又不仅仅是互助团体。为了谋求工人的生存和利益，它带领工人行动起来，持续不断地进行了斗争。
民国7年，为争取实行8小时劳动制，在烟业公所丁大和尚的领导下，举行全城关“挂刨子”(即罢工——编者注)斗争，烟店老板慑于烟业公所的声势，口头上表示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但工人复工后，资方又推翻口头上的承诺，致使这次自发的罢工斗争未取得任何实际成果，但却揭开了黄烟工人斗争的序幕。
民国8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5月8日，六安城关的黄烟、杠抬、篾业工人等，在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以下简称“三农”)进步教师沈子修、朱蕴山、桂月峰、钱杏邨和“三农”进步学生的宣传、发动下，纷纷参加学生的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行列，高呼“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还我山东!”“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等口号，六安工人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
民国9年9月，六安城关黄烟工人由烟业公所范荣领导再次罢工。罢工的口号是：“黄烟工人要吃饭，要求增加工资”，“不增加工资就绝不复工”。罢工得到了学生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同情，迫使老板接受工人条件，将工人工资由每月5400文铜元增加到7200文铜元。黄烟工人罢工的胜利引起了广泛反响，六安全县各地、各行业的手工工人，也以不同形式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
民国10年，六安“三农”进步教师桂月峰、钱杏邨等，在“三农”学校开办工人夜校，吸收城关黄烟、杠抬工人等免费学习。公开的名义是提高工人文化知识，实际内容是介绍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启发和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
民国11年夏到民国12年初，六安城关爆发了驱逐县知事骆通运动。在骆通被驱逐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六安就连换了范梅厢、吴崑吾、张韬、李克贤等4任县知事，成为军阀统治时代安徽的历史创举。在“驱骆”运动中，六安城关的黄烟、杠抬工人和商店店员共二三百人，积极参加学生行列，组成五六百人的驱骆大军，包围了六安县政府，迫使驻六安的军阀部队——第二混成旅王尚林团长采取中立，终于把骆通押送至东门外，不准他再回六安。
民国12年春，六安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六安县青年协进会，开始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办“进化商店”，兴办“进德小学”，并在小学内开设平民学校，胡苏明任校长，朱瑾怀、沈月高、刘海棠任义务教员，吸收城关工人、店员等免费学习，进一步宣传革命道理，树立工人阶级翻身解放的斗争信念。这样，六安城关黄烟工人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驱骆”运动胜利的鼓舞下，由烟业公所刘兴国(刘高)领导，又一次举行罢工，继续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得到麻埠、流波疃等地工人的响应和支持，持续20多天，迫使老板再次让步，将工资由每月7200文铜元增至8000文铜元。
民国13年夏，烟店老板克扣工人伙食标准，一日三餐尽吃冬瓜，激起烟工普遍不满。北裕和烟店丁大和尚带领该店烟工百余人首先“挂刨子”后，全城关黄烟工人跟着“挂刨子”响应。迫使店老板不仅答应改善工人伙食，并将烟工月工资由8000文铜元增加到8300文铜元。
民国14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在六安从事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王绍周、邹同祁、吴干才等，组织六安县“沪案后援会”，发动全县各界人士募捐和开展声援活动，支持上海罢工工人。8月，在城关孔庙召开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计1000余人的声援大会，并捐银元计820元汇往上海，其中仅城关、苏家埠、椿树岗三地黄烟工人就捐款403元，占募捐总数近一半。
六安县“沪案后援会”还指派城关黄烟工人刘怀成、刘效贤为代表，去苏家埠领导声援示威大会，苏家埠黄烟工人七八十人参加大会，并在示威游行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包工制，实行八小时劳动”，还捐款83元支援上海罢工工人。但是，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苏家埠烟店老板们的仇视和反对，扬言要解雇为首的黄烟工人，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当天，黄烟工人开会，公推韩家保、张希琪、吕能安3人为领导，谴责烟店老板是帝国主义爪牙，宣布全镇黄烟工人停产罢工，提出“不准烟店解雇任何工人，实行八小时劳动制度，带头解雇工人的烟店老板向工人赔礼道歉”等为复工条件。由于得到县“沪案后援会”和城关黄烟工人的支持和苏家埠商会的调解，这次持续10多天的“反解雇”斗争获得胜利。
民国14年10月，中共六安特别支部成立，王绍虞任书记。特支在六安棚场巷内，又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吸收黄烟、杠抬工人和店员学习。夜校除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外，开始宣传党在民主革命历史阶段的纲领和工人运动的方针政策，准备在工人积极分子中建党。
民国16年，风调雨顺，烟业获得大丰收。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乃增加黄烟生产。一方面强迫工人每天劳动10多个小时，一方面解雇体弱工人，引起工人强烈不满。为了反对资本家的残酷压榨，中共六安特区委派出民运委员周狷之和过去长期在工人中工作的中共党员吴保才、吴亦苏、施先明等组织发动工人罢工。他们秘密召开工人积极分子会议，制定罢工计划，讨论具体方法、步骤，起草了罢工声明，成立了领导罢工斗争的烟工“十人团”，由“十人团”出面和资本家开展面对面的斗争。
中秋节那天清早，六安最大资本的江恒泰烟店的工人，纷纷来到店里，他们不像往日一上工端起刨子、骑到捆上就干活，而是把刨子扔到一边，坐在店堂里你一言、我一语谈论《店堂规则》，指责老板贪婪、凶狠。工头训斥他们少管闲事，快去干活，工人们仍然坐在那里动都不动。工头再三催促，被惹火的工人们愤怒地说：“今天你叫我们上工，哼!没有那么容易，你快去叫老板来，谈好了条件我们再干!”等工头跑去报告老板江瑞生的时候，工人们把事先写好的《罢工声明》端端正正地覆盖在《店堂规则》上。当江老板和工头来到店堂，看到闲坐着谈心啦呱的工人和墙上贴着的《罢工声明》，扬言要惩办为首的闹事分子。工人们一骨碌站起来，一面护住《罢工声明》，一面和江老板展开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当江恒泰烟店罢工开始时，全城烟工立即响应。在团结起来的工人面前，老板们急得团团转，他们在震惊之余，决定采取软拖、拉拢和收买的办法对付工人。他们以为，这样拖不了10天，那些家无3天粮的工人，就会复工。主意拿定以后，由汪步蟾出面找工人代表谈判。中共六安特区委和出面领导罢工斗争的“十人团”经过研究，指定了斗争经验较丰富的“十人团”成员张德贤、朱成富、刘怀圣、唐明山等为谈判代表。会谈开始时，工人们聚集在商会门口示威相助，高呼：“坚决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反对任意解雇工人!”、“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等口号，喊声此起彼伏；罢工总指挥兼纠察队长吴保才带领纠察队员们，在商会门口巡逻，以防不测。资方代表江瑞生等按照他们预先的商定的软拖的办法，拒不接受工人的合理要求；工人代表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类似谈判连续9次，历时一个多月，毫无结果。面对这一情况，中共六安特区委和罢工指挥部认真分析了形势，针对资本家的阴谋，决定针锋相对。其办法：一是号召工人们发扬团结互助精神，互借互济，坚持到底；二是以罢工指挥部名义向城乡各行各业工人发出请援信，城关的杠抬业、织布业、成衣业、篾业、木业、伞业等手工业工人以及店员，纷纷行动起来捐助罢工工人，苏家埠、马头集、新安等地的烟工也千方百计援助城关烟工，在“五卅”运动中接受过六安烟工捐助的上海工人也致电声援；三是由党组织派吴保才从山里买来大米，解决部分工人的燃眉之急；四是工人们每天理直气壮的到东家吃饭，单身汉住到栈房去，钱要老板付，东家若有怠慢和违抗，罢工指挥部就支持工人到饭馆吃饭，账全记在各家老板头上。最后一招老板心最疼。再看看库场里堆积如山的烟叶，失去了赚钱的大好时机，更忧心如焚。有的招架不住的小资本家，开始埋怨几个大资本家了。这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利用与国民革命军三十三军的统战关系，通过在三十三军中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一师政治部秘书黄铁民，独立一团政治指导员宋伟年等，由政治部主任常藩候出面，请该军一团团长兼国民党六安县县长陈雷出面调处，终于迫使资本家让步，基本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改善伙食、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今后解雇工人或增添工人，须经烟业工会批准等4项复工条件。这样，至农历9月29日，历时45天的六安黄烟工人大罢工宣告胜利结束。在罢工胜利的基础上，六安各手工行业工人，迅速成立了工会，民国17年(1928年)初，成立了六安县总工会，工会主席吴保才、高凤池。
民国17年冬，六安县总工会主席高凤池去县政府商讨改选教育会问题，国民党县党部委员潘杰三在会上大放厥词说：“工人没有选举权”。会后，高凤池等发动六安烟工、织布工三四百人上街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打倒潘杰三，选举要平等!”斗争也取得了胜利。此后，六安黄烟工人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