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核算程序

1949年11月到1952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召开了四届全国银行会计会议，统一了会计科目、记帐方法、凭证格式、帐务组织、会计报表和财务管理办法。对每次会议的各项规定，合肥市均认真贯彻执行。
记帐方法
解放初，银行没有统一的结算制度，曾沿用旧中国银行业通用的借贷记帐法。1950年8月，第二届全国银行会计会议规定采用收、付方记帐，即将记帐符号“借方”改为“收方”，“贷方”改为“付方”。1953年，将收付记帐法改为借贷记帐法。1966年9月，又将借贷记帐法改为现金收付记帐法。后者的特点是以现金为主体，收记“收”，付记“付”，不设现金科目，用库存现金平衡帐务。1979年，银行改现金收付记帐法为资金收付记帐法，以资金作为记帐主体，以“收”、“付”作为记帐符号，设置“库存现金”科目。此种记帐方法一直使用到1990年。中国银行由于有涉外业务，只使用借贷记帐法。
帐务组织
解放前，银行采用单式传票和科目日结单，设置有总帐、辅助帐、现金出纳帐和登记簿。在业务发生时，凭传票记辅助帐；在业务终了时，根据传票编制科目日结单，记入总帐。1953年，改单式传票为复式传票，设置了日记帐、明细分类帐、综合帐卡、现金收入付出日记簿及日计表。在帐务组织上，明确划分明细核算和综合核算，以记帐凭证为依据，把各类资金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登记到有关帐簿上，最后再将两者进行核对(双线核算)。此种核算办法，虽受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两次冲击，但事后均被纠正而且一直沿用至今。
劳动组合
自解放以来，合肥地区银行分别设有2人专柜、3人专柜、4人专柜和5人专柜。其中3人专柜，由2名记帐员、1名复核员组成。复核员领导全柜工作，签发回单并负责对帐；记帐员负责接柜受理业务，审查凭证，核对印鉴，结算记帐。80年代中期，银行采用计算机处理业务，柜面劳动组合大致分两种形式：一是接柜制，即设专门接柜员受理凭证，签发回单，将记帐凭证汇总清分下柜，再由操作员对凭证进行分批记帐；二是临柜制，即由操作员直接临柜受理凭证，签发回单，凭证序时记帐。按业务量大小，各类核算均设有专职或兼职复核员。
柜面监督
从1950年开始，合肥市执行国家规定：各单位的一切交易往来，除按规定可以使用现金者外，都必须通过银行办理转帐。1960年，市人民银行开始监督各单位工资基金计划执行情况。同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紧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指示，要求全国一切机关、部队、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在年底前，把公用经费中的商品性支出压缩20%左右。从此，银行将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作为柜面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1962年，省人民银行明确提出柜面监督的具体内容：在流动资金管理方面，通过监督单位帐户的收支活动，贯彻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分口管理的原则；在现金管理方面，审查现金的使用范围和提取的备用金是否超过核定的库存限额，审查提取大宗现金的合法性及有关手续的完整性；在工资基金管理方面，须监督工资计划的执行；在冻结存款时，须按有权批准部门的文件，执行有关冻结存款的程序；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文化大革命”期间，银行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柜台当作阶级斗争的“前哨阵地”，要求临柜人员要为革命站好岗、放好哨。在柜面监督中，增加了市场管理的内容，如城市企事业单位不得直接到农村采购农副产品，购买砖瓦、水泥、钢材等生产资料要经有关部门批准等等。1979年，国家规定的控购商品有轿车、缝纫机、呢绒制品、高级针织品等30余种。1980年又增加了卷烟和酒类。1981年，国务院为制止企事业单位滥发奖金，要求银行根据企事业单位主管部门核准的全年奖金总额监督支付。1982年，柜面监督的重点是配合打击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活动。为此市人民银行还建立了柜面监督季报制度。具体监督包括：(1)走私贩私，非法倒卖国家计划物资，提供银行帐户或支票，牟取非法收入，违反市场管理者；(2)滥发奖金，多发工资，未经批准购买专控商品，进行计划外基建者；(3)套取现金，签发空头支票，签发空白限额结算凭证，违反资金分口管理者。1984年，为适应改革开放，人民银行总行在《关于改进结算工作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目前银行承担行政性监督内容太多，管得太死，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单位资金自主权的行使；今后，除国务院授权和总行规定的监督项目外，对其他部、委委托的行政性限制一律不予受理。省人民银行也作出了补充规定：对过去地方、部门或主管单位委托银行的行政性限制规定，凡不利于搞活经济，不利于经济改革以及与国务院有关规定精神有抵触的一律停止执行。从此，银行将柜面监督工作的重点逐渐从以监督为主转移到以服务为主。1988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多种成份的经济实体不断增加，银行柜面监督逐步放宽。1989～1990年，银行柜面监督的重点是加强凭证审查，防止犯罪分子诈骗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