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生产自救

民国17年，内政部颁发救济院规则，规定县救济院应分设6所，贷款所为其中之一。民国28年，合肥县设立小本借贷所，从赈济款中拨5000元为基金，贷与贫民和小本生意经营者，概不取利。民国35年，安徽省政府拨发一～三期紧急农业贷款，其中一、二期分配合肥县计420余万元，第三期分配合肥县700万元。
建国后，市、区民政部门于1950～1951年先后介绍5000余贫民做临时工(内700人修筑胜利路)。临时工工资一般可维持2～3人生活。1952年后，各区采取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小型多样、就地取材的办法，扶持和组织一批生产自救单位。郊区以行政组为基础，组织贫苦农民捕捞鱼虾、磨豆腐、贩运。西市区组织烈军属洗衣组和织袜生产组。之后，各区自救生产社、组逐年增多。这些社组将能劳动的贫民编成队，从事筑路、挑土、砸石子、做木瓦工等劳动。1957年6月，全市有烈军属、贫民生产单位17个，有906人参加生产。2年后，增至92个单位，职工近4000人。其中中市区有36个生产单位，职工达1296人，人均月工资18.5元。参加生产者大多数不需救济。多数居委会主任认为：生产自救办得好，其他工作就一帆风顺，否则困难重重。1960年夏，合肥市对街办企业实行归口管理。
1962年自由市场开放后，各区组织闲散劳力24300余人，从事修补、洗染、修建、搬运、熟食、理发、针织等行业生产劳动。1963年初，街道自救生产单位发展到229个2585人。后来，因原材料缺乏、产品滞销和管理不善，这些自救生产单位一部分解体，一部分合并或转产，仅剩下44个。
1964年，各区又组建一批新的生产厂、组，安排社会困难户(包括优抚对象)3200余人。翌年春，街道生产再次被归口管理，各区移交有关部门的生产厂、组计有100多个2900余人。移交不久，部分残疾人和年逾50者被动员回家，其中50余名盲人、军属困难户生活无着。4、5月间，赵凯市长两次召开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部署街道社会困难户生产自救任务。会后，各区建立了生产自救办公室或指定专职人员组织自救生产。但基层干部大都认为：以往费尽心力组织起来的生产单位已经移交出去，再组织再移交，白搭功夫。市民政工作会议研讨认为组织贫民生产自救有三大好处：1.不要或少要救济，减轻国家负担；2.增强优抚救济对象的劳动观念；3.变消费者为生产者，为社会创造财富。思想障碍基本克服后，生产迅速发展。年末，新建生产单位年产值341356元，年工资额135662元。翌年，生产单位增至134个，部分就业时间长、技术熟练者被转为正式工。
1970年，街道生产组织执行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和为大厂服务、为农业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外贸出口服务的“三就”“四为”方针。至1975年，各街道、居委会共举办中小企业343个，产品达数百种，职工有1万余人，年产值近2000万元。这些企业，多数是在无设备、无房屋、无资金、无技术的情况下，经职工艰苦奋斗办起来的。大通路金钢砂厂创办者是3位年过半百的妇女。她们白天在街道工作，夜晚去砂轮厂接废砂，回来分类过筛，经常汗水淋漓，遍身灰尘，且50多天未取分文报酬，终于造出产品。西市石油加工厂，是6位妇女带病残学生创办的。他们以大缸为容器，将旧铁桶改装成蒸馏釜，白搭工棚，几年中加工多种机油数千吨。一次暴风雨，将三里街麻袋组仓库刮坏。工人郑明英冒雨请人抢修，有人不慎触电，她猛冲过去拉开电线，触电者得救，而她自己却献出了生命。街道生产发展，使就业贫民的生活改善，原来的家庭妇女成为生产能手，使以往闹矛盾的近邻成了生产中的战友。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
1980年7月，中市区政府宣告：区内社会救济款全部由街办企业利润支付，不需上级拨款。中市区8个街道办事处、44个居民委员会，计兴办71个生产厂组、77个服务单位，有2500多人从业，年工业产值1200万元，服务营业收入逾百万元；税金之外，年年有资金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