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安徽省人民政府政务纪略

一、开展剿匪反霸斗争
建国后，匪害最严重的地区是大别山区、皖南山区、淮河沿岸、长江沿岸及其湖泊地区。在大别山区，土匪建立“皖北行政公署”、“皖北保安司令部”等，委任官吏，划定势力范围。在霍邱县，土匪成立“霍六岳潜舒五县联防司令部”，组建7个“保安团”、8个“自卫团”、3个“独立营”。民国38年（1949年）5月底，白崇禧派国民党第九十二师师长汪宪到大别山区，在金寨县白水河成立“鄂豫皖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由汪宪担任中将司令，将豫皖边区的匪特和散兵游勇收编为14个支队，匪众达5万余人。其中在皖北边区就有6个支队，匪众近万人，以金寨县为中心，分布在燕子河、漫水河、杨家山等山区。宿县专区有以雷杰三为首的匪武装70余股、800余人。在皖南地区，有土匪武装近4000人，其中池州地区以洪国顺为首拼凑的土匪武装1000余人，以汪权为首的土匪武装亦有1000余人。
这些土匪武装，组织暴乱，袭击基层新生的人民政权，杀害基层干部、战士；杀人放火，抢掠公私财物；强奸妇女，绑票勒索；截击交通，拦路抢劫，破坏通讯等。人民深受其害，社会不得安宁。
鉴于匪焰器张，匪害严重的情势，皖北、皖南区党委、行政公署、军区及驻军，立即部署对匪特武装进行彻底清剿。皖北地区的剿匪，大体分为地方清剿、3省会剿和肃清残匪几个阶段。民国38年4月，皖北区党委和行政公署，组织各专区驻军、地方武装、公安机关及其所属的公安部队，密切配合，开展清剿。六安专区以军分区2个团及皖北军区警六团为主力，县区武装和公安部队相配合，组成皖西剿匪兵团，在金寨、六安、霍邱边区打击了岳歧山等股匪300余人。4月上旬，阜阳军分区独立一团和颍上县大队对沿淮土匪进行清剿，歼匪500余人，匪首岳歧山缩回大别山，屠继周南逃时被击毙。与此同时，阜阳军分区二十团和独立一团在蒙城歼灭暴乱匪徒李洪魁部1000余人。至5月底，皖北全区剿灭土匪5000余众。为了便于全区统一指挥，皖北区在阜阳、六安、安庆、宿县分别设立4个剿匪指挥部。6月1日起，全区开始统一清剿，至6月底，全区再歼匪4000余人。
民国38年8月，湖北、河南和安徽3省统一清剿。8月上旬，华中军区在武昌召开鄂豫皖3省剿匪会议，研究确定剿匪方案，成立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王树声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3省剿匪部队，并确定设立东线、西线、南线3个指挥部。东线指挥部即皖北军区剿匪指挥部设于金寨麻埠，司令员梁从学，政治委员何柱成。9月5日，东、西、南3线同时发起全面进攻。东线由六安、白塔畈方向，南线由麻城、罗田、英山方向，西线由商城、南溪方向，对金寨及其以南地区分进合击。9月底，较大股匪崩溃瓦解，被迫化整为零，或埋枪隐藏，或“游击”坚持。剿匪部队根据股匪变化的形势，分散驻剿。在白水河摧毁大别山土匪最高指挥机关“鄂豫皖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在帽顶山狮子洞活捉匪特总司令汪宪和副司令彭成英、樊迅等匪首。10月，开展全面搜山，捕捉残匪。11月，3省会剿结束，共歼灭匪特2．2万余人。
皖南地区从民国38年9月开始剿匪，到年底，全区歼灭股匪4100余人，击毙大匪首洪国顺，活捉匪首郝斯龙和徐斌等。
1951年，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基本结束。3年剿匪，皖南、皖北共歼灭匪众5万余人。这不仅安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而且为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扫清了道路，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二、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9月，美国帝国主义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向朝鲜北方侵犯，将战火烧到中国边境，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11月4日，皖南、皖北区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的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出兵侵略朝鲜，并以此为动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踊跃报名参军。在朝鲜战场上，涌现了一大批皖籍志愿军战斗英雄，像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李家发和许家朋等。同时，安徽人民广泛开展捐献飞机、大炮活动，到1951年底，全省共捐献旧币（注：从1955年3月1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新旧币的折合比率为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1516．7亿元，可买战斗机101架。仅皖北地区就捐款（旧币）995亿元，可购飞机54架，大炮13门、高射炮2门、坦克2辆。同时，组织有各界代表参加的赴朝尉问团，到朝鲜前线进行慰问活动。
三、土地改革
解放前，全省地主、富农占农村总户数不到6．5％，却占耕地的40％；贫雇农占总户数55％，只占耕地的19％；中农占总户数的34％，占耕地35％；小土地出租者占总户数的2％，占耕地2．5％。针对这种土地占有不合理的状况，安徽省从1950年7月到1952年7月，遵照中央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分期分批实行土地改革。
皖南地区开始于1950年7月，到1951年8月基本结束。皖北地区由于1950年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水灾，生产救灾和治理淮河任务紧急，土改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在灾情较轻的淮河以南四个专区、24个县进行，从1950年7月到1951年8月结束。第二期在灾情较重的淮河以北两个专区、19个县和江淮5个县进行，1951年7月开始，至1952年7月结束。至此，全省完成土地改革任务。
在土地改革中，由于正确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地主阶级的总方针和各项政策，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终于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安徽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健康的，但也有少数地方在运动初期有过“左”的现象，错划了一批地主，也有漏划的，后来经过复查，及时得到了纠正。通过土地改革，全省共没收、征收土地3157万多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8．4％），分配给403万多户（占农业户数的67．82％），1697多万名无地、少地的农民（占农业人口的67．08％）。此外，还没收分配了地主多余的耕牛20多万头，房屋223万间，农具106万件，粮食17450万公斤。土地改革后，广大翻身农民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大为提高，积极组织互助合作，兴修农田水利，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全省土改后，1952年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加147．04％。
四、镇压反革命分子
建国后，国民党残留在大陆上的反革命分子，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继续进行破坏捣乱，残害人民群众。1950年，皖北区召开司法会议，确定上半年以健全机构，清理案犯为主要任务；下半年以镇压反革命分子，建立人民法庭为首要任务。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反运动中“宽大无边”的右的倾向。据此，皖南、皖北区于11月18日印发了《关于执行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草案）》。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使镇反运动有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标准。此时，皖南、皖北出现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4月11日，芜湖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即逮捕200多名反革命罪犯。到1952年底，镇反运动结束。这次运动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集中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的造谣、放毒、杀人、放火等破坏活动，社会得到进一步的安定。
五、治理淮河
淮河水患十分严重。民国18年6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导淮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后由陈果夫代理），副委员长黄郛。民国36年7月，国民党行政院决定撤销导淮委员会，改称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局址设于蚌埠。局长林平一，副局长雷鸿基。民国时期，治淮工程实际上只搞了一些小修小补项目，对旱涝灾害无济于事。民国38年，皖北大水成灾，灾民达800万，占全区人口五分之二；重灾人口440万，占全区人口五分之一。1950年又发生更为严重的水灾，灾民近1000万，约占全区人口之半，重灾人口近700万。水患给淮河流域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给国家建设事业造成严重的威胁。
鉴此，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华东水利部于1950年6月在蚌埠召开淮河水利会议，讨论淮河治水的重大问题。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根据毛泽东主席根治淮河的指示，在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下，召开治淮会议。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确定治淮方针是“蓄汇兼筹，以达根治目的”。人民日报发表《为根治淮河而斗争》的社论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曾山任主任，曾希圣、吴芝圃、刘宠光、惠浴宇任副主任。委员会下设河南、皖北、苏北3个治淮指挥部。1951年，毛泽东主席为治淮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从此，开展了大规模的治理淮河运动。
治淮初期即开辟22处行蓄洪区，对奎河、濉河、沱河、沙河等10余条支流进行低标准治理。此后，30多年间，淮河流域人民为根治淮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先后在全流域修建了大中小型水库5，000多座，加固堤防1．5万多公里，扩大了淮水入江、入海的出路，使淮河防洪、汇洪、灌溉等初具规模。
1985年3月11～12日，国务院在合肥召开治淮会议，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李鹏、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研室主任杜润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以及河南、安徽、山东、江苏4省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主要是审议水电部治淮委员会提出的今后治淮的长远规划和“七五”期间的计划。“七五”期间，淮河治理工程将继续完善，目标是使淮河形成四通八达的灌溉、航运网络，以促进淮河流域的经济发展。
六、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24日，皖南、皖北区直属机关在合肥联合举行动员大会，号召大张旗鼓地进行一次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即“三反”）的整风运动，以保证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952年1月1日，毛泽东主席号召在全国“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1月8日，中共安徽省委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迅速广泛地发动群众，揭发检举重大贪污分子，同时进行查证工作。1月中旬，全省“三反”运动进入高潮。随后，各级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3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对贪污分子进行定案处理工作。截止2月14日，皖南、皖北区共揭发、检举贪污1亿元（旧币）以上的大贪污犯109名。4月8日，皖南、皖北区直属机关对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停职反省29名，撤职反省18名，撤职法办15名。
在开展“三反”运动不久，合肥、芜湖、蚌埠等城市根据中央指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从业人员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并很快形成高潮。合肥市有67户严重违法户受到处分。1952年7月31日，“三反”、“五反”运动结束。这场运动，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队伍的侵蚀，树立起廉洁风气，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运动中曾出现过斗争扩大化的倾向，运动后期及时作了纠正。
七、消灭血吸虫病
解放前，血吸虫病在皖南山区和沿长江两岸猖獗流行，危害人民的健康，阻碍生产的发展。据建国初期的调查，约千万人受威胁，40多万人患病，居民患病率高者达80％以上，一般为20％～30％；耕牛患病率也在30％～60％。流行地区达23个县、市。据回顾性资料反映，因血吸虫病流行而毁灭村庄363个，倒塌房屋17086幢（间），荒芜田地69797亩，绝户1909家，有“罗汉”（晚期病人腹大如罗汉）村19个，寡妇村13个。1952年，贵池县调查27083人，仅晚期病人就达3440人。该县棠溪乡有57名育龄妇女因患血吸虫病不能生育，251名青壮年丧失了劳动力；碾子下村原有120多户，只剩下1户4人，且3人患血吸虫病。
1950年6月，皖南行署卫生局调查了绩溪、歙县血吸虫病流行情况，次年在歙县建立了华东区皖南血吸虫病防治所。自此，消灭血吸虫病的斗争在安徽省展开。防治开始时，群众对治好“大肚子”病不相信，宣传发动群众为当务之急。防治人员携带实物，走村串乡，组织群众、干部认钉螺、识虫卵、看成虫，让病人现身说法。1951年，歙县治愈了首批病人36名。活生生的例子，使广大群众破除了对“大肚子”病的迷信，纷纷接受治疗。到1957年，疫区已全面开展了防治工作。
防治初期，治疗病人采用锑剂（针）和中医中药，实行设点分批收治的办法，到1959年，全省共治疗44万余病人。70年代初，口服锑273片剂问世，因毒性低，投药方便，适用于各型病人，各地采取驻村设点，送药上门的方式治疗病人。仅1971～1974年，全省又治疗病人48万多人次。1980年，新药吡醛酮开始应用。该药服用方便，疗效高达96．5％以上，毒性低，适应症广。全省采取边查边治的方法，使当年查出病人基本治完，并使病人数逐年减少。全省1989年患病人数较1979年减少15．8万多。从此，便可以有效地治疗病人（畜），达到控制和消灭传染源的目的。
消灭血吸虫病，必须消灭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钉螺。而灭螺在50年代初尚无良策，只能实行人海战术，防治人员和疫区群众对粪窖搭棚加盖和一边捉钉螺，一边采取火烧，以及撒茶子饼等方法，但效果欠佳。1951年，歙县连瑞里村试验水田改旱地，钉螺全部死亡，各地纷纷仿效，颇有成效。1956年全省推广。次年，10个县改旱达4．49万亩，但大面积改变耕作方式，出现了很多当时难以解决的问题，终未再推行。同期，绩溪县东村埋掉有螺旧沟，开挖新沟。既修好了农田水利，又消灭了钉螺，一举两得，在全省疫区得到推广。仅70年代农田基本建设结合灭螺，就消灭1．9亿平方米有螺面积的钉螺。治山治水，改变钉螺孳生环境使其灭迹，渐渐演变到兴修大型水利工程、湖滩筑堤垦种、堵汊蓄水养殖等方法。70年代全省在13个湖泊滩地筑堤垦种118．5万亩，消灭了5．6亿平方米面积的钉螺。1980年，安庆市新州乡在有螺州滩改造芦苇，种植林木，收到较好效果。
经多年调查、防治、灭螺，血吸虫病在安徽省40个县、市（区）、499个乡（镇）的3529个行政村流行；累计发现钉螺分布面积13．32亿平方米，已消灭10．61亿平方米的钉螺；累计查出病人98．3万多，已治愈98万病人；累计查牛250多万头次，治疗和处理过20多万头次，居民感染率已降到4．9％，耕牛患病率也降到5．1％，并且已有23个县、市（区）和2720个行政村达到了消灭和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标准。
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建国初，安徽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工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52年工业总产值达8．3亿元，比1949年增长85．5％，年平均增长23％；主要产品产量成倍增加，生产技术有很大进步。交通运输、城乡商业都得到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迅速上升，1952年农业总产值达42．2亿元，比1949年增长25．6％；各项农产品产量同1949年相比，粮食增长37％，棉花增长160％，茶叶增长186％，烤烟增长61％，耕畜增长27％。农田基本建设也取得重要成绩。
九、调整与邻省部分行政区域
1952年1月25日，永城县由安徽划归河南管辖。
1953年2月1日，萧县、砀山、江浦3县由安徽划归江苏管辖。
1955年1月1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与江苏省人民政府达成协议；泗洪、盱眙两县由安徽划归江苏管辖；箫县、砀山两县由江苏划归安徽管辖。
1965年10月18日，国务院批准安徽、河南两省具体行政区域界限调整：将安徽省萧县、砀山县的11个自然村划归河南省的永城县和夏邑县；将永城县的55个自然村划归萧县。
十、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建国后，国家为了解决全国粮食和其它主要农产品供需之间的矛盾，逐步对粮食、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1953年11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1953年10月16日《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发布《安徽省粮食计划收购暂行实施办法》、《安徽省农村和集镇粮食计划供应暂行实施办法》和《安徽省城市及工矿区粮食计划供应暂行实施办法》，规定了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品种、数量及办法，自即日起实行。1954年9月7日，省人民政府发布实行统购统销的布告并实行“四定”政策，即：按种多少田，产多少粮的原则，核定实际产量；按吃用等实际需要的原则，核定实用量；按照多余多购，少余少购的原则，核定应售量；按多缺多供应，少缺少供应，不缺不供应的原则，核定供应量。到1954年5月31日，1953年粮食年度全省共征购粮食27．55亿公斤，占粮食总产量的30．3％。1957年10月5日，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安徽省1957～1958年度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实施办法的命令》、《安徽省1957～1958年度农村油料油脂统购统销实施办法》。同时发出关于停止粮油自由市场的布告，严格执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
自1978年开始，安徽省开展粮油议购议销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1979年1月，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完成粮油征购任务后，可以立即开放集市贸易，允许粮油上市。1982年粮食年度（1982年4月1日至1983年3月31日），安徽省粮食收购量达50亿多公斤，这是建国以来安徽省粮食收购量第一次超过50亿公斤；省向省外调出贸易粮12亿多公斤，比上一个粮食年度增加一倍，创历史最高纪录；调出油脂1．18亿多公斤，比1970～1979年10月调出的油脂还多2000万公斤，粮油调出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六五”期间，安徽省向省外销售原粮75亿多公斤，成为全国主要商品粮调出省。1985年3月29日，中共安徽省委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电话会议，指出：安徽省决定从1985年4月1日起，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实行购销同价。从此，取消了实行多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对于保证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起到了保障和促进作用。
十一、推行农业“三改”
1953年9月6日，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提出避灾保收的“三改”措施。1954年1月1日，他在《安徽日报》上发表《论“三改”对防灾保收和争取丰收的重大意义》的文章，提出了对淮河流域改种作物和改良耕作习惯的三个办法，即：（一）在经常遭受涝旱灾害的地区，应改变季节的收成比重；（二）改种高产作物，改种耐水作物，改变某些作物的播种方法；（三）改变广种薄收的习惯，采用深耕细作的办法进行耕种。1955年3月1日，省委召开干部扩大会，贯彻“三改”精神，动员开展春季大生产运动。1957年4月2日，安徽省计划当年推行农业生产三项改革的土地达4000万亩。三改是针对安徽省淮河流域旱涝灾害频繁提出的，对农业的丰收起了促进的作用。但在执行中曾出现过脱离实际、强迫命令的偏差，亦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十二、1954年安徽大水
1954年5月至7月，安徽省江淮地区降雨900～1300毫米，皖西地区降雨1300～2000毫米，皖南部分地区降雨量高达2000～2800毫米，大于常年同期的1～2倍，造成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洪灾。长江、淮河干堤溃决，沿江、沿淮的内河堤防除极少数幸存外，几乎全部漫堤决口。全省成灾面积为3527万亩，比邻近的正常年景减产粮食13．1亿公斤，受灾人口1500多万，倒塌房屋310多万间，损失耕牛20万头。8月11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布公告；为了战胜水灾，要求灾区人民生产自救；非灾区人民增产支援灾区人民，并规定晚秋作物谁种谁收、增产不增税。全省垦荒和补种秋季作物收获粮食7．5亿公斤。10月，安徽省人民政府组成灾区慰问团，分赴4个专区、10余县视察慰问。
十三、防洪工程建设
建国初期，长江、淮河相继发生洪灾。1954年又发生全省性特大洪灾。灾后，沿江、沿淮几十万民工全力以赴填堵决口，加高培厚圩堤。以后又多次进行大规模防洪工程建设。到1983年底，全省修建的圩堤总长1．7万公里，其中长江流域8113公里，淮河流域7387公里。经过修建，长江两岸的无为大堤、同马大堤、马鞍山市江堤、芜当江堤、堤顶宽8米，堤高超过设计洪水水位的1～1．5米。并在90％的崩江堤段抛石1600万立方米，沉排55万平方米，沉树37万组，护岸长度162公里。芜湖市沿江建了永久性的钢筋水泥结构的防水墙。淮河两岸以淮北大堤为重点形成完整的防洪体系，其中“确保堤”908公里，堤顶宽10米，堤高超出1954年最高洪水位2米。长江、淮河防洪工程建设，使江淮沿岸3600多万亩农田程度不同地免遭洪水袭击。
十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建国以后，党和国家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在工业中采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办法，在商业中采用经销、代销等办法，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到1952年底，安徽基本完成了这一过程。第二步，采用单个企业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办法，使之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当中，国家用赎买的方法，有偿地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从业人员在改造的同时，给予必要的工作安排和政治安排。1954年，全省有19户资本主义工商业申请并经政府批准实行了公私合营。1955年12月10～19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了2500多人的干部扩大会议，讨论和部署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在这次会议结束时，安徽省规模最大的一座纺织厂——公私合营安徽第一纺织厂动工兴建。
1956年1月12日，合肥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17日，蚌埠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到1月底，安徽省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此时，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决定加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到年底，私营工业企业中占产值的99．5％，占人数的99．7％的企业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私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占从业人数的81．8％。至此，全省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十五、对手工业改造
建国初期，各级中共组织和人民政府对个体手工业经济，首先是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等方式，从供销方面把手工业劳动者组织起来，进而发展到生产合作，通过组成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形式，引导手工业者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均为集体所有制，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有的实行工具分红和部分按劳分红。到1955年底，全省有手工业合作社和生产组2765个，6．5万余个体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化组织。到1956年元月，合肥市、蚌埠市、芜湖市、安庆市和淮南市先后完成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2月初，安徽省手工业合作化进入高潮。2月20～29日，安徽省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代表大会召开。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筹委会主任王正宣布，安徽省手工业已基本实现合作化，手工业者已组织起来的占全省手工业者总数的83．7％。会上成立了安徽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并通过联合社社章。到3月底，全省已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合作社（组）3385个，人数为167433人。全省6个省辖市、肥西、繁昌、歙县、全椒等26个县和其余县的城关，以及部分集镇，全部实现手工业合作化。这项工作总的来说是健康的，但在1955年夏季以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上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至在长时间内遗留了一些问题。
十六、农业合作化
土地改革以后，各级人民政府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
首先是组织农民兴办农业生产互助组。互助组是农村由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初级形式，其特点是由几户或十几户农民，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组织起来，共同劳动，换工互助，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仍归农民私有。安徽从1951年春季开始试办互助组，到1952年底全省已兴办常年互助组7．5万多个，临时性互助组37万多个，参加互助合作组织人数达1450万人，占全省农民总数的50％左右。这些互助组解决了个体农民劳动、耕畜、农具不足的困难，有利于抢季节性突击完成重要农活，增强了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因而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接着，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主要特点。安徽省自1952年便开始试办农业社，当年即兴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50324个，经压缩后还有46919个。1954年4月底，安徽省新批准试办3531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8月6日，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批判了右倾思想，打算再办3．6万个初级社。到10月底，全省实际新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45195个。11月7日，传达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动员安徽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全力贯彻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历史任务。到年底。全省已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省总农户的87％。到1956年底，占全省总农户数的95．6％，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
十七、人民公社化
1958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为迎接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从8月下旬至10月初，安徽全省由16824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1054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为772万户，占全省总农户数的99．85％。全省广大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平均规模为每社6746户，最大的公社有4万多户。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管理制度，公社可以任意抽调生产队的人力、物资，平调生产队的土地。社员原经营的自留地、家庭副业统归公社所有，公社对社员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取消按劳分配。同时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由于这些做法严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全省在丰产的1958年冬天即闹了粮荒，经济上遇到严重困难。196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明确了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全省贯彻执行后，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83年初，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对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实行“政社分设、党政分开”，恢复了乡、村建制。
十八、农田水利建设
解放前的安徽，水利失修，灾害频繁。建国后发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如1954年4月，兴建合肥市效的方桥、求心庵电灌站等13项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全部完工，受益农田达100万亩。60年代中期，在淮北地区开始机井建设，先后掀起三次打井高潮，投入资金3亿元，建成机并13．28万眼。井灌区内共建输水渠道7277公里，井灌面积926万亩。1978年11月18日竣工的省重点大型引江工程——无为县凤凰颈引江灌巢工程，使巢湖周围8个县、几万亩农田可及时得到灌溉，合肥市工业、居民用水有了充足的水源。从1949年到1988年的40年中，全省共完成水利兴修土石方160亿立方米，先后建成大中小型水库4367座，总库容量180亿立方米，相当于3个巢湖。其中；蓄水在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有：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磨子潭、龙河口、陈村、花凉亭、董铺、黄栗树、沙河集等10座，总库容量为124．4亿立方米。全省共拥有电机排灌设备431万马力。40年共整修河道419条，总长8166公里，并开挖了新汴河、茨淮新河等河道。同期还修筑江河堤防1．7万公里，大大提高了长江、淮河的抗洪能力。经过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全省有效灌溉面积已达3727万亩，占耕地面积的50．5％；旱涝保收面积达2633万亩，占耕地面积的40％。
十九、上海108家工厂迁来安徽
中央提出沿海城市工厂要疏散内迁，安徽抓住机遇，积极争取，分别于1955年、1956年两次大批从上海迁入工厂108家，分布在合肥、蚌埠、安庆、芜湖4市。
上海内迁的主要是轻工企业，有轻纺、化工、机电、食品、针织、印染等多种门类，从而填补了安徽工业的缺门。如1954年10月开工兴建的公私合营蚌埠玻璃厂、1956年10月，公私合营的合肥面粉厂等前身均是上海内迁的。
上海等108家企业迁皖，不仅这些企业的固定资产无偿转移安徽，而且还随厂引进一大批企业管理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和技术熟练的工人，使安徽工业，尤其是轻纺工业实力大大增强，初步形成安徽轻纺工业、机械工业、食品工业、化学工业的骨架，从而奠定了安徽工业基础。如合肥日用化工总厂、蚌埠玻璃厂、合肥金笔总厂、合肥搪瓷厂、安徽新华印刷厂、合肥制革厂、芜湖永康食品厂、合肥好华食品厂、合肥锁厂等，其产品包括针织、搪瓷、金笔、电池、日化、橡胶、仪表、机电、食品、火柴等大类。
二十、副省长李世农错案
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以及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椿、副检察长李锐等，被错误打成所谓的“李世农反党集团”。李世农、杨效椿、李锐等人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全省检察系统有17．3％的干警受到株连，被打成右派和坏分子，或开除党籍，或撤销职务，或开除公职。
在此之前，李世农主持全省政法工作，杨效椿、李锐是安徽检察机关的主要负责人。1956年春，安徽农村一些地方发生部分农民闹退社，打基层干部、抢扒农业社粮食、请愿等事件。1957年4月，省政法部门派出由公、检、法机关组成的工作组，分赴当涂、无为、肥东、和县等地，对1956年春季处理的案件，特别是扒粮、打干部、闹退社、请愿等案件进行细致检查，发现很多事件是因为工作上问题引起的，参与事件的大多数是一般农民群众，按照政治或刑事案件处理是错误的。但是，省委主要负责人认为政法部门有严重的右倾思想。6月以后，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迅速展开，8～11月，省委召开多次会议，对李世农等进行批判。
1962年，重新改组后的安徽省委着手对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反右倾”中的案件进行甄别。7月，在报请中央批准后，省委印发关于李世农问题的甄别结论和中央监委的批复，决定撤销省委一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议》，恢复上述3人的党籍、名誉、职务和原级别。与此同时，因这一案件受株连的政法部门干警大多数也得到甄别平反。但是，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留有尾巴。直到1979年1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完全撤销反右派斗争中强加于李世农、杨效椿、李锐等人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才彻底解决了这一长达22年的历史大错案。
二十一、大办钢铁运动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当年完成1070万吨钢的任务。9月，毛泽东主席在安徽视察时指出：“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央精神，一再提高钢铁生产指标，生铁计划产量由35万吨提高到103万吨，在全省掀起大办钢铁运动。8月，安徽省冶金工业指挥部成立，12月将省冶金工业局改为省冶金工业厅；省煤炭工业局改为省煤炭工业厅。全省共建小高炉1260座，容积13525立方米，每天参加炼钢铁的劳动力达240万人，最高达500万人。大办钢铁不顾质量，不计成本，严重违背科学精神。在“土法上马”屡遭失败的情况下，各地兴办了一批“小洋群”，损失稍有减轻。这场大办钢铁运动，使安徽从无钢到有钢，生铁从少量生产到年产100多万吨，许多地方都办起了钢铁厂，变化是大的，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很严重的。
二十二、淠史杭灌溉工程
1958年9月，安徽中西部地区利用淠河、史河、杭埠河水资源的大型灌溉工程（简称淠史杭灌溉工程）开工，至1981年，工程有效灌溉面积为820万亩，建成大中小水电站40多座，装机容量为13万多千瓦。这项工程东至滁河水系，与驷马山灌区接壤；西连河南省固始、商城；北濒淮河；南接大别山北麓，越江淮分水岭，至巢湖流域。灌区包括4个地（市）、13个县（市、区）。总控制面积为1．4万平方公里，其中安徽境内为1．3万平方公里。到1983年底，淠河上的横排头，史河上的红石嘴、杭埠河上的龙河口等拦水坝和进水闸相继建成，完成总干渠145公里、干渠979公里、分干渠和支渠3900公里、分支渠和农渠4．2万公里；建成大小渠系各类建筑物2万多座、大型渡槽10多座。兴建了佛子岭、梅山、磨子潭、响洪甸、龙河口5大水库及中型水库23座、小型水库1100多座、总库容量80亿立方米，机电站433座。累计完成土石方5．3亿立方米。形成“蓄、引、提、排相结合，渠、库、塘、田相联结”的灌溉网络。
1985年7月，安徽省决定利用世界银行贷款9200万美元，国内配套资金46537万元人民币，从1985年冬开始，用5年时间，综合开发治理淠史杭灌区和巢湖流域，完成其配套和治理工程。设计最终灌溉面积为1100万亩。淠史杭工程大大改善灌区河道航运、发电、水产养殖、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用水等条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许多外国专家学者参观淠史杭灌区后，赞扬它是“中国水利建设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为了管好这一工程，发挥其良好效益，1982年4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由省直有关单位和灌区的地、市、县政府及水利局负责人参加，组成淠史杭灌区管理委员会（赵子厚为管委会主任）。设有管理总局、分局和管理所、段4级，有职工2181人。
二十三、三年严重经济困难
1958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提出安徽地方工业要在5～7年内超过农业产值。工业产值需增加7倍。在水利兴修方面，也不切实际地提出“八亿、八亿、再八亿”（立方米土石方）的口号。与此同时，又发动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958年7月31日，省委、省人委电贺舒城县千人桥公社早稻亩产放出万斤以上大“卫星”，紧接着，就有繁昌县东方红公社、安庆市郊菱湖公社放出亩产三、四万斤的“卫星”。1959年3月30日，向全省广播1958年全省粮食“超额完成720亿斤”（实际产量140亿斤）。同年8月，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全省开展反右倾，持续“大跃进”。同年冬，因粮食紧张，出现大批农民外出逃荒，城乡人民普遍患浮肿病、肝炎、男女不育等疾病。农村一些强劳动力和老弱病残者，发生非正常死亡。后来逐渐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采取了一些措施，直到1961年午收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二十四、全省推行“责任田”
50年代后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过急变革生产关系后，又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全国如此，安徽更甚，导致全省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1961年2月下旬，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变当时生产、生活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带领省委工作组，到合肥市郊区大蜀山公社南新庄生产队进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农田生产管理办法试点，效果显著。3月15日，省委根据广大农民对生产、管理有自主权的强烈要求，决定在全省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广“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简称“责任田”。具体做法是：先按人口或劳动底分包田到户，然后逐亩定产；产量归户计算，超产奖励，减产全赔。同时还规定了“五统一”，即：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统一、用水统一、抗灾统一。到1961年10月，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占85．4％。“责任田”有效地克服了当时农村生产大呼隆、分配平均主义的弊端，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和市场供应大有好转。农民誉之为“救命田”。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认为“责任田”“犯了方向性错误”，强令加以“改正”。3月20日，中共安徽省委印发《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的通知。就在“责任田”被否定以后，有些人仍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保荐责任田。中共宿县符离区委全体同志、中共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分别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认为“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农村形势好转是“责任田”的巨大威力，不实行“责任田”生产力就要遭到损失。10月，钱让能因此受到批判。1982年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二十五、马鞍山钢铁公司成立
1958年8月，经中共安徽省委批准，马鞍山钢铁公司成立。9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马鞍山时指出：“马鞍山的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后经国家投资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1959年9月，马钢已建成为现代化中型钢铁联合企业。马鞍山市已发展成为20多万人口的新型工业城市。1963年10月31日，中国第一个国产轮箍在马钢诞生，从而结束了中国自光绪七年（1881年）建成第一条铁路以来长达80多年依赖国外进口火车轮箍的历史。现在，马钢已经建成拥有采矿、选矿、烧结、炼铁、炼钢、轧材、焦化等主要生产厂矿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成为国家确定重点抓的500个大型企业之一。全公司有47个生产厂矿及辅助单位，设有56个职能处室，10万名职工，固定资产20亿元。年生产能力：铁矿石700万吨，生铁300万吨，钢200万吨，钢材100多万吨，焦炭150多万吨。产品质量优良，多项生产指标在全国名列前茅，其中生铁合格率、生铁一级品率、高炉休风率居全国第一位。生铁、钢材畅销国内外，1915客车车轮打入国际市场，被评为国优产品。
60年代中期，马钢曾以文明生产著称，成为全国10个“大庆式企业”之一，被誉为冶金战线上的“江南一枝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改革，建立健全以“十包”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得到国务院领导的肯定和赞扬。1980年3月，《人民日报》予以报道表彰。1984年3月21日新华社报道：安徽马鞍山市打破部门、地方之间条块分割的管理，把原属马钢公司、省属慈湖铁厂和市属钢铁厂3家钢铁企业合并成一家，组织专业化生产，取得可喜的成绩和经验。1982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1985年8月1日，中国第一套现代化高速线材轧机——马钢高速线材轧机工程开始施工。建成后，可年产优质线材40万吨。马钢成为全国9个特大钢铁联合企业之一。
二十六、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的建立与发展
铜陵冶铜历史悠久，素有“铜都”之称。南北朝时官府就在这里设立采铜机构，唐朝曾在此设立官办铜矿，采炼规模有了发展。以后历代都在此地采铜。但在建国之前，铜官山只有几户人家、几十名矿工，矿区实际是一片废墟。
建国后，铜陵有色金属工业是国家建设的重点。初步探明，在铜陵、贵池等沿江地区铜矿储量为253．8万吨，并伴有一定储量的硫、铁和稀有金属。铜陵有色金属公司自1952年投产以来，经过几十年大规模开发和建设，已建成有色金属大型采选炼联合企业。现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直属企业。拥有生产矿山5座，基建矿山1座，冶炼厂2个，以及地质钻探、机械加工、运输、科研等22个企事业单位，职工32497人，固定资产原值5．2亿元，净值3．2亿元，以产铜为主，兼产硫、铁、金、银、铜材，水泥等30多种产品。生产能力为日出矿6700吨、选矿1．4万吨，年产硫精砂20万吨，铁精砂25万吨，粗铜近5万吨，电解铜1．5万吨，硫酸17万吨。
1979年，铜陵有色金属公司金口岭矿正式生产黄金，从而填补安徽选金空白。1982年12月5日，中日两国资源开发方面第一项重要合作工程——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安庆铜陵精密探矿工程开工。现在，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工业总产值比投产的1952年增长约300倍，成为中国大型有色金属联合企业。
二十七、错误批判副省长张恺帆、陆学斌
1959年7月，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到无为县检查工作，对该县工作中“左”的错误造成严重损失提出了批评意见，特别是支持该县基层干部和群众解散了部分公共食堂，被错误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陆学斌也说了“争上游，要实事求是”，“大跃进违反客观规律，规律要发脾气”等话，被错误认为与张恺帆结成“反党联盟”。1959年8月，中共安徽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开展反“右倾”斗争，重点批判了张恺帆、陆学斌，并作出了《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1960年5月5～11日，安徽省人大二届二次会议决定：撤销张、陆2人副省长的职务。
1962年7月5日、19日，国务院分别批准撤销1960年3月8日给予陆学斌、张恺帆的撤职处分，并恢复其原任安徽省副省长职务。7月20日，中共安徽省委撤销了1959年8月省委扩大会议《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1963年7月31日，中共安徽省二届一次会议，选举张恺帆为省委书记处书记，陆学斌为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全省一些受张恺帆、陆学斌错案株连的干部也同时得到平反。
二十八、贯彻恢复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1961年初，中共中央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此，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认真作了贯彻。1961年全省裁并工业企业1831个，精减城镇人口82．2万人。1962年8月至年底，全省又关、停、并、转、改企业1136个，占原企业总数的51．1％。1963年再调整减少工业企业254个。与此同时，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停建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建设，大力压缩各项行政事业经费，以增加农业方面的投资。1964年用于支农的资金为3．28亿元，比上年增长47．7％。遵照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针，经过几年艰苦努力，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从1963～1965年，全省农业总产值增长52．4％，平均每年增长15．1％；工业总产值增长54．3％，平均每年增长15．6％。执行这一方针的不足之处是，工业“下马”过猛，影响了后来经济建设的发展。
二十九、精简职工，下放城镇人口
1960年7月，安徽全省从公社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共抽调干部62954名，下放农村生产队长期蹲点。到年底，全省已下放137万人，加强了农业战线。到1962年上半年，这批下放人员陆续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分配安徽省两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任务106万人，精简职工任务53．7万人，重点是把来自农村的职工，尤其是19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尽可能地精简回乡，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中共安徽省委在1962年2月28日发出的《关于当前工作的指示》及5月省委一届十二次全委会上，都强调了此项工作。到1963年9月4日，这一工作基本结束，全省共精简职工54．05万人，减少城镇人口85．82万人，减少吃商品粮人口98．9万人。
三十、开始“小三线”建设
1965年4月30日，安徽省三线建设指挥部成立。这一年，全省开始进行的“小三线”建设项目共16个。“文化大革命”中“小三线”工厂维持了正常的生产秩序。1969年12月27日，省革命委员会转发合肥市革委会《关于加强战备、疏散人口、物资、工业的报告》。1970年1月8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第一季度工作纲要，要求各级、各部门的工作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出发，以战备为中心，正确处理战备和各项工作的关系。同年8月28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和安徽省军区联合发出《关于加强防空战备工作指示》，同时配备各厂领导干部和人员，添置工厂设备。到1972年，19家军品专业生产厂和配套厂相继建成。与此同时，航空、电子、造船等工业部门也在安徽建起一些“三线”企业。1980年12月，安徽省国防工业系统的淮海机械厂等11家工厂联合协作生产飞虎牌0．5吨微型载重汽车试制成功，并批量生产。1985年1月29日，飞虎牌汽车通过国家鉴定。安徽省“小三线”企业，随着国际形势的好转和国内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生产军品的同时，扩大民用产品的生产。截至1985年，省内“小三线”企业共创造工业总产值14．4亿元。为了发挥这些企业的潜力和优势，更好地为全省国民经济服务，从1986年8月起，安徽省“小三线”企业均下放给合肥、蚌埠、马鞍山等城市管理。
三十一、开展“学大寨、赶郭庄”运动
为了响应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号召，1969年7月16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以郭庄大队为榜样，更加深入扎实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决定》。1970年11月15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又发出《关于全面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提出“学大寨、赶郭庄、超纲要”的口号，要求苦战两三年，使全省社队变大寨，县县变昔阳。以后连续6年每年召开一次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1974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来安徽省传播大寨经验，全省各地约有1000万人收听了报告。在学大寨运动中，有些地方能从实际出发，克服困难，做好本职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许多地方出现了瞎指挥，大搞形式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等一系列“左”的措施，使农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
三十二、开挖新汴河
1966年11月，动工开挖新汴河。这是一条横贯豫皖苏3省淮北平原的大型水利工程，1971年6月建成，总计完成土石方1亿多立方米，总投资1．1亿元。这条大型人工河，全长127公里，自宿州市西北的七岭子始，经灵璧、泗县，于泗洪境内的溧河注入洪泽湖。总流域面积6562平方公里。这项工程为濉河、沱河及新北沱河3个流域的1．35万平方公里面积创造了全面治理的条件，解决了历史上受水灾的3省淮北地区14个县（市）1500万亩耕地的排洪排涝问题。
三十三、“造反派”夺权
1967年1月26日，在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影响下，合肥地区28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进占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机关，召开大会，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成立了“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同日，中共合肥市委、合肥市人民委员会被夺权。接着，全省各地、市、县党政领导机关、企事业单位乃至基层单位也先后被“造反派”夺权。各级党政领导人几乎无一幸免地被罢了官、靠边站，大部分被批斗和游街。2月7日，安徽省合肥工人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因对“一、二六”夺权发生分歧，一部分人退出“工联会”组织，组成安徽省合肥工人第一革命造反司令部。从此，合肥地区“造反派”组织围绕“一、二六”夺权出现的分歧，分裂成相互对立的“好派”与“屁派”两大派。全省各地造反派也围绕着对当地夺权问题分成两大派。双方由辩论发展到武斗，加剧了当时混乱的局面。
三十四、对安徽实行军事管制
1967年“一、二六”夺权以后，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人都靠边站，各级管理机构和经济指挥组织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由造反派组织起来的“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不能为大多数群众所接受，因而形成不了领导核心和体系，全省上下党政工作、生产、生活秩序被打乱，到处打、砸、抢盛行，人民得不到安宁。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3月27日及时作出《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简称“九条”）。《决定》否定了“一．二六”夺权及其成立的权力机构，指示：“立即成立以钱钧同志（钱钧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4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主任钱钧，副主任严光、宋文、廖成美、杨广立。随后，各专、市、县也相继实行了“军管”。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为了进一步加强“支左”工作，保卫“文化大革命”，中央决定调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二军部队进驻合肥等城市。10月26日，中共中央改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李德生，副主任张文碧、廖成美、杨广立。1969年1月，又增加宋佩璋为省军管会副主任。军管会成立后，立即着手整顿社会秩序，恢复工农业生产。并派出一大批军队干部和战士到工厂、矿山、农村帮助“抓革命，促生产”。在当时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成立军管会和派部队“支左”，对维护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十五、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
1968年1月13日，长丰县陶湖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是安徽省成立最早的基层革命委员会。3月15日，马鞍山市和金寨县率先成立市、县革命委员会。
4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德生，副主任廖成美、宋佩璋、李任之、杨效椿等。18日，在省体育场举行省暨合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到会讲话。省革命委员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和人民保卫组。4个大组下设立若干个小组。
8月19日，砀山、亳县成立革命委员会。8月25日，全省15个专区、市，75个县（市、镇）和14所大专院校，以及其他相当县以上单位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省暨合肥市20万人集会，庆祝全省“一片红”。
1969年11月15日，中共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组长李德生，副组长张文碧、李任之、宋佩璋。到1970年底，全省各专区、市、县革命委员会都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
1974年8月18日，中共安徽省委决定，撤销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所属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仍合署办公。省委办公室与省革委会办公室仍为同一机构。省革委会设41个委、局、行、室等工作机构。1976年底增加到48个。同时，全省地、市、县级党政机关均作了相应的调整。1975年1月31日，省革委会人民保卫组撤销，全省地、市、县革委会人保组也先后撤销。1977年6月26日至7月1日，根据中共安徽省委决定，留在安徽省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工作的军队干部全部撤回部队工作。
1978年4月25日，安徽省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党的核心小组改称党组。各级革命委员会所属的工作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均不设革命委员会。1979年2月27日，安徽省地区革命委员会改称地区行政公署，市、县革命委员会改称市、县人民政府。12月25～31日，安徽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合肥举行。万里作省革命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决定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改称安徽省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与省委分开，迁回合肥市长江路85号原办公楼工作。
三十六、做好“解放干部”工作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以后，绝大多数地方干部被“罢官”，处于“靠边站，接受审查”的地位。1968年，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表示要“解放干部”，希望有更多的地方领导干部出来工作。从1968年起，安徽就按中央有关指示精神“解放干部”，至1969年11月6日，全省原副县级以上干部已“解放”75％。为此，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善始善终做好解放干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单位争取在年内尽可能把应解放的干部都解放出来。到年底，副县级以上干部已解放人数达80％左右。1970年底，公社以上领导干部干部已解放12066人，占原来领导干部总数的96．5％。1972年8月21日，全省原县以上干部已解放人数达91％。在已解放的干部中，已安排工作的为80％以上。大批干部重新工作，其中多数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对稳定安徽局势，恢复工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十七、干部下放和学校下迁
1968年8月，“工宣队”进驻文化、教育和党政机关后，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城镇居民被下放到农村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0月19日，省及合肥市首批3000多名机关干部去“五七”干校，一边劳动，一边搞斗、批、改。随后，全省大多数机关干部也去了“五七”干校。10月，省革命委员会决定贯彻“四个面向”、“以上山下乡为重点”，开始了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12月17日，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要求全省各地迅速掀起面向农村，支援农村的热潮。1969年初，已有1．3万名大专院校师生搬到工矿、农村进行“斗、批、改”；141所城镇中学下迁农村，7000余名教师被下放，城市医院大批下迁，医生下放到农村落户。1月18日，原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委员会直属机关与合肥市直机关首批5000余名干部下放农村，插队劳动。到4月下旬，全省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城镇居民等上山下乡的人员已达56万多人（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数）。其中国家干部、职工3．8万人。进入70年代后，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大多数人员返回城市，走上工作岗位。
三十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3年，安徽在压缩城市人口、精简职工的同时，动员城镇未能升学、就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农业生产。到1966年上半年，全省共动员知青42650人（其中外省、市知青577人），到广阔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这是广大知青上山下乡的第一曲。
1968年，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后，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安徽各级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张旗鼓地宣传、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同年8月，安徽省革委会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决定把1966～1968届高、初中毕业生全部下放到农村。10月，省革委会又把下放范围扩大到小学毕业生。各地、各部门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对下放对象逐户逐入登记建档，动员下放。次年，又采取单位包职工、职工包子女、学校包学生、街道包居民，层层包干的办法进行下放动员。1973年9月，安徽省在贯彻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时，提出对应下放而未下放的知青，一律不准在城镇安排工作。同时调整了下放政策，规定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独生子女、多子女父母身边仅有一个子女、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等四类人不下放。1975年4月，中共安徽省委规定，凡城镇户口、年满17周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和未升高中的初中毕业生，历届中学毕业生，中途退学离校的中学生和因各种原因暂缓下放的毕业生，以及不符合留城条件的都列为下放对象。总之，除四类人（后来还扩大到华侨、港澳台胞子女）外，都得下放，接受再教育。一时间，从上到下，大街小巷，大小干部都在号令下放。10月，省知青办公室提出，下放形式从过去分散插队为主，转到以兴办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农副业生产基地为主，逐步缩小下放范围。1980年8月，国务院知青办公室提出“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的意见。是年底，安徽不再动员知青上山下乡。
1963～1980年的18年间，安徽共动员和接收72万多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1963～1966年上半年下放42650人，占下放知青的5．9％；1968～1980年下放680378人，占94．1％。在1968年以后下放的知青中，安徽省下放529290人，占77．8％；接收外省、市（主要是上海市）知青151088人，占22．2％。
下放形式有插队、回乡、到国营、集体农林牧渔场或生产建设兵团等。其中到农村插队是主要形式。1968～1980年，插队人数为573902人，占同期下放知青的84．3％；回原籍或投亲靠友到农村落户的3771人，占5．6％，其中安徽到外省、市农村落户的396人；到国营、集体农林牧渔场或生产建设兵团的68761人，占10．1％。
从1969年起，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下放锻炼一年以上的知青，经过群众评议，基层组织推荐，下放所在县以上机关批准，可以招工、参军、升学、提干的规定，安徽在动员下放的同时，开始在下放知青中推荐回城安置。1969～1982年，通过多种途径，共回收下放知青629312人，占全省下放知青总数的92．5％。其中，招工403238人，占回城知青的64．08％；大、中专院校招生49258人，占7．82％；应征入伍27904人，占4．43％；提干3691人，占0．59％；因患病、伤残或父母退休、退职顶替工作，照顾回城136781人，占21．7％；其他情况回城8440人，占1．34％。
三十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迁皖
1958年9月20日在北京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一所理工结合的新型重点大学，首任校长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吴有训、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担任校、系领导并亲自授课。它的成立，是中国教育史上和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却遭到严重破坏。1969年，北京的部分高校被限期迁出北京市。当时，中国科大曾派人先后到河南、江西等地寻找校址，最后选定安徽省合肥市，得到安徽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的支持。同年12月，省革委会作出关于调整大专院校的决定，将原来省属院校进行撤并，原合肥师范学院校舍移交给中国科技大学。次年8月，省革委会又将银行干校校舍移交给科大使用。科大迁址工作从1970年初到10月底结束，先后装运仪器、器材、图书等3．5万箱，组织教工、学生、家属等客运6000多人次。由于迁址过程中的损失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科技人才流失，仪器设备损失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损失仪器设备价值2000万元，占总数的70％；流失骨干教师约500名，占教师总数的50％以上。1978年在校讲师以上教师不到100名，校舍仅6万平方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科大在教育战线率先拨乱反正，中科院亦确立了重建科大的方针，并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巨大支持，从而凝聚了队伍，振奋了精神。1978年，科大在全国首创少年班和研究生院，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此后，科大还根据当代科学发展趋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提出“加强应用，注重基础，发展新兴，扶持管理”的学科建设方针，积极推进教育与科技、经济的结合，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学校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七五”、“八五”期间被列为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使科大在江淮大地上重新崛起。
迁皖20多年来，科大与安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安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教育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等做出了重大贡献。科大以其在国际国内的良好声誉，使得安徽省、合肥市的知名度也得到提高。
建校以来，科大共为国家输送了2．4万多名毕业生，其中安徽籍学生占较大比重。科大自1985年举办成人高等教育以来，10年中面向全国招生1万多名，其中安徽省的学生就近7000人，占65％以上，毕业后在安徽工作的将近占了一半。科大还先后在蚌埠、淮南、阜阳、安庆、马鞍山、六安、芜湖等市设立函授站，招收计算机、无线电、经济管理、财会、国际贸易等专业函授生。此外，80年代中期，在创办合肥联合大学中，科大也在师资力量、管理队伍等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
在科研联合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科大也积极开展与安徽省的合作。“八五”期间，科大参与安徽省各类科技攻关，承接省科委攻关项目数十项。在横向科技合作方面，为马钢公司二钢厂研制“连铸钢水包等离子体加热系统”，大大降低炼钢成本，提高钢的质量；研制开发的“无水结合剂”是制造炼钢高炉内衬耐火材料——钙镁砖的原料，填补了华东地区的空白等等。科大还与香港TTM系统有限公司联合兴建合肥高科技广场，促进了高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安徽省、华东地区乃至海内外高科技产业和研究机构提供了一个展示科技实力的大型舞台。
四十、“科学岛”的形成和发展
在合肥市西郊大蜀山下的蜀山湖中，有个董铺岛，面积约3000亩土地，因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座落岛上，人们习惯称它为“科学岛”。
董铺岛原是中共安徽省委筹建宾馆的场所，由于历史原因，宾馆工程中途下马。1965年中国科学院接管这个小岛，1970年建立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八年内拟在合肥建立一个基础科学和新兴科学技术为主的综合性科研教育基地”。10多年来，合肥分院在中科院和安徽省的关怀和支持下，艰苦创业，先后增建了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智能机构研究所和固体物理研究所，一个新兴的科研基地雏形已初步建成。1978年以来，4个研究所共取得科研成果400多项，其中获国家、科学院、国防科工委和安徽省级奖160多项，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上产生重大效益的有60多项；在国内外大型刊物上发表论文500多篇，其中有不少论文引起国内外专家的关注。
目前，合肥分院共有职工3000人，其中各类专业人员1720人，高级研究人员348人，还有硕士、博士研究生300多人。这里有著名的老一辈科学家，也有成绩优秀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形成了一支学科健全、结构合理、训练有素、能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科技队伍。这里还拥有先进的科研手段——数千台套价值连城的科学仪器，有5座雄伟壮观的科研大楼，3幢造型新颖雅致的临湖别墅，以及附属工厂、学校、商店、宿舍等，分布在花园式的绿荫丛中，构成一座名符其实的科学城。
合肥分院已基本具备建设技术物理研究和开发基地的优势条件：等离子体所在受控热核聚变研究及其高技术发展方面，具有显著特色和较强实力。该所具有全国最大直流脉冲电源（80兆瓦），具有很强的低温、水冷、真空、大功率微波技术基础及工程设计和大型加工条件；光机所在大气光学方面具有国内第一流的大型实验系统设备，中小型激光器研制和应用在国内占有优势；固体所内耗和固体缺陷实验室具有国际第一流的测试设备和观察手段；智能所的敏感元体和新型传感器研究工作在科学院有一定优势，在机器智能、图像处理和专家系统等方面更有特色。这里已经建成或即将建成全国最大的脉冲电源、强磁场、高温等离子体等16个实验室，以及等离子体所工厂和光机所工厂，光、机、电齐全，可以加工各种大型和精密仪器。总之，1965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拟在汉中建立的技术物理中心工程（因“文革”而中止），相当一部分工作已在合肥科学岛实现了。
四十一、兴建驷马山引江工程
1969年12月，安徽省重点水利建设项目驷马山引江工程破土动工，1971年7月1日竣工通水。该项工程位于和县乌江镇附近，是一项以引江灌溉为主，防洪为辅，结合分洪、排涝和航运的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工程设有管理处，管理人员353人，其中技术人员59人。主体工程国家计划投资2．6亿元，群众集资5400万元。灌区包括安徽的滁州、来安、全椒、定远、和县、含山、巢湖、肥东8个县市和江苏的江浦县、南京市浦口区等。灌溉面积为5306平方公里，规划灌溉面积为365．4万亩，其中安徽省为350．4万亩，江苏省为15万亩。该工程设计共有5级提水，计划安装大型抽水机组32台，装机总容量为7．9万千瓦，设计引江流量225秒立方米。1984年建成乌江站枢纽、滁河一级站枢纽、滁河三级站、襄河口闸枢纽，以及引江水道工程等，完成投资1．2亿元。
驷马山引江工程已发挥灌溉、排洪和航运等效益。到1984年，该工程共开机运行1．6万多台时，抽引灌溉水量14．3亿立方米，灌溉面积每年100多万亩，累计灌溉效益达3．5亿元；排洪113亿立方米，引江水道最大分洪流量达650秒立方米，累计防洪效益2．8亿元。乌江船闸过闸28万吨，乌江节制闸分泄滁河上游70％洪水，保障了津浦铁路的安全。
四十二、建设合肥骆岗机场
建国前，安徽民用航空事业是空白点，60年代合肥也只有一个跑道窄短、设备简陋的三里街机场。1971年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于合肥市南郊骆岗动工兴建骆岗机场，1977年12月14日建成通航。这是中国一座大型国际备降机场，也是中国目前现代化的大型机场之一。这个机场占地2247亩，机场跑道长3000米，宽50米。跑道两端有5个导航台，通讯、气象预报设施齐全，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能指挥波音747、DC—8—80等大型客机昼夜起降。机场有5000平方米的候机大楼，候机大厅宽敞明亮，可容纳旅客200多人。现已开辟通往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杭州、福州、厦门、郑州、青岛、太原、大连、西安、济南以及省内阜阳、屯溪等地航线。每周航班达44班次，年客运数量达3万余人（次）。
四十三、开挖茨淮新河
1971年12月，建国以来中国最长的人工河、安徽省规模最大的一项治淮骨干工程——开挖茨淮新河动工。茨淮新河从阜阳茨河铺起，经利辛、蒙城、凤台到怀远境内的涡河口以上入淮，全长134公里，设计泄洪流量2400秒立方米，于1980年5月5日基本完工并通水，1983年全线竣工，共完成土石方2．5亿立方米，投资近5亿元。1984年5月1日全线通航。这是一条防洪、排涝、灌溉、航运相结合的综合利用人工河道。它使颍河、涡河之间1500万亩耕地扩大了排水出路。西淝河上游被截引后，下游洼地约20万亩耕地基本上解除了内涝灾害。
四十四、建设安庆石油化工总厂
1973年10月，由国家投资6亿元，在安庆市西北郊动工兴建安庆石油化工总厂。1976年11月9日，炼油厂建成投产。1978年12月4日，化肥厂建成投产，生产出合格尿素产品。至此，石化厂第一期工程及相应的公用系统工程全部竣工投产。这座化肥厂是我国从法国引进的13套大型化肥装置之一，设计能力年产合成氨30万吨，可加工尿素12万吨，折合标准化肥114万吨。安庆石化总厂于1980年正式投入生产，成为全国13家大型石油化工联合企业之一。1983年1月，国家确定重点抓的500个大型企业之一。1984年1月6～10日，由省人民政府、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和安庆市人民政府组成的联合检查验收团，对安庆石化总厂正式检查验收，企业整顿合格，检查团长苏桦给该厂颁发了“企业整顿合格证”。
安庆石化总厂生产规模为年加工250万吨原油。总厂下设炼油厂、化肥厂、热电厂、机修厂、建筑安装公司、宜江公司、设计所、研究院等12个单位，职工1万多人，全厂拥有固定资产原值6．24亿元。主要产品有：70号汽油、80号汽油、煤油、柴油、化工轻油、石脑油、“A”重油、船舶燃料油、建筑沥青等；副产品有：硫磺、碳酸钠、石油酸、粗酚等；化工产品有尿素等。1987年生产合成氨33．76万吨，尿素58万吨，加工原油263万吨。从投产到1988年，该厂共上缴利税16．4亿元，相当于国家投资的3．45倍。
四十五、1974年安徽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
1974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提出要对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安徽省于3月11日召开工作会议进行传达贯彻。会后，从整顿铁路秩序入手，对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教育仍不改悔的领导干部和派性头头及时调离；对少数无故不上班、不工作、不生产的人，经教育不改的，坚决停发工资；对无理取闹，影响安定团结的人，予以严肃处理。经过全面整顿，全省出现了讲团结、讲大局、讲党性，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局面。全省第二季度工业总产值比第一季度增长26．6％，6月份钢产量比5月份增长29．8％，一批后进企业也开始赶了上来。
四十六、建设皖赣铁路
早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就酝酿筹建皖赣铁路。30年代，国民政府也曾进行过续建。日军侵华后，皖赣铁路只残留一些路基。建国后，国家一直重视修建皖赣铁路，1975年正式全面动工兴建，到1981年12月4日，全线接轨通车。皖赣铁路共投资6．36亿元，铺轨434公里，筑路基土石方2635万立方米，建桥梁182座、隧道32座。皖赣铁路北起芜铜线的火龙岗车站，经湾沚、宣城、绩溪、歙县、岩寺、屯溪、休宁、祁门至鹅湖进入江西，再经景德镇、乐平与浙赣线贵溪车站接轨，全长539．8公里，在安徽境内长342．4公里。若从江西贵溪站至安徽芜湖站，全长为551公里。1982年10月1日，皖赣铁路全线建成，正式通行货车（临管运营）。1985年6月1日经一年临营运输，正式交付国家运营。皖赣铁路的建成运行，成为皖南地区的重要交通动脉。皖赣铁路北接宁芜、淮南线和长江水路运输，南接浙赣、鹰（潭）厦（门）线，纵贯皖赣腹地，经过旅游胜地黄山和瓷都景德镇，对发展沿途工农业生产，开发皖南、赣东北地区资源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也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
四十七、加快两淮煤炭基地建设
淮南煤矿和淮北煤矿，是1983年国家确定重点抓的500个大型企业之一，是华东和安徽重要的能源基地。
淮南煤矿资源丰富。1973年9月，在横跨淮南市、凤台、颍上、阜阳、利辛县的大块地区，发现储藏丰富的大煤田。煤田东西长120公里，南北宽20公里，地质储量为143．2亿吨。此矿开采历史悠久，但发展缓慢。建国后，成立淮南矿务局，开展了大规模的新井建设，煤炭生产大幅度上升，1958年达到816万吨，1959～1963年年产量连续5年突破1000万吨，最高达年产1600万吨。“文化大革命”中生产下降，1976年年产量下降到456万吨。
淮北煤田位于安徽北部，北抵徐州，南至固镇、蒙城，东起宿州，西至河南永城，含煤面积6912平方公里，煤层较厚，原煤储量丰富，已查明的储量为80．47亿吨。早在北宋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萧县附近的白土山就发现了露头煤，著名文学家苏东坡曾写过一首《石炭歌》，描写人们发现煤炭后的兴奋心情。自那时起，封建统治者和一些外国人都曾试图开发这块煤田，但都因地质情况复杂作罢。建国后，开始大规模开发煤田，国家投资9．5亿元，先后建成17对现代化煤井，设立淮北矿务局。1977年3月29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中央煤炭工业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两淮煤炭基地建设的报告》。5月12日，李先念批示：两淮运输条件好，煤炭可以运出来，应予集中力量搞，当然也可搞坑口电站。这一年淮北矿务局提前30天超额完成1030万吨国家原煤生产计划。
1978年初，中央煤炭工业部和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共同决定成立两淮煤炭基地建设会战总指挥部部，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李任之兼两淮会战总指挥部第一指挥。从而揭开了安徽省开发两淮煤田的序幕。参加会战的有4万多职工，集中力量会战淮南潘集1号井、淮北刘桥等5对矿井。到1979年6月10日，两淮煤炭基地一座设计年产能力300万吨原煤的特大型现代化矿井——潘集3号井正式开工兴建。至此，两淮煤炭基地有7座大型、特大型矿井同时施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淮南矿务局贯彻调整方针，对矿井进行技术改造，年产量一直稳定在900万吨左右。淮北矿务局3年共产原煤4763万吨，比矿井设计能力提高60％，从1977年的全国第8位跃居到第4位。1982年9月，经国家计委批准，由华罗庚教授亲自率领的中国科技咨询专家提出的两淮煤炭开发方案论证报告，同意两淮矿区除在建的6座矿井外，在“六五”到“八五”期间，再新建矿井16座，总设计能力为3460万吨。同时批准配套工程统筹规划，同步建设，协调发展的方案。1983年8月，中央煤炭部、福建省和安徽省商定合资建设淮北童亭煤矿，并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12月28日，两淮煤炭基地又一对大型矿井年产90万吨原煤的桃园矿井动工兴建。1983年，淮北煤矿全年原煤增长幅度居全国第2位，共产原煤1369万吨，创历史最高记录。以后，年原煤产量稳定在1400万吨以上。
四十八、安徽地方煤矿建设
安徽煤炭工业经历曲折发展过程。80年代，除中央领导的两淮煤矿外，安徽省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地方煤炭工业。1984年产量达400多万吨，比1983年提高49％，提前一年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300万吨的奋斗目标。1985年又上一个新台阶，产量突破500万吨，达到546．2万吨，是1980年的3．05倍，提前一年实现规划的第二个奋斗目标。1985年在淮北市成立了皖北矿务局，领导和管理百善、刘桥一矿、孟庄、毛郢孜、前岭5对生产矿井，总设计生产能力为186万吨／年。1985年产量达233．2万吨，1986年实际生产原煤约300万吨，职工人数1万多人。此外，1984年和1985年开工建设的刘桥二矿（设计能力年产原煤60万吨）和任楼（设计年产原煤150万吨）2对矿井尚未投产。新井建成投产后，皖北矿务局可年产原煤500万吨。地（市）县办矿的积极性也很高。淮南市拥有40对矿井，年产原煤70万吨。在建的新集煤矿，设计年生产能力为90万吨。淮北市设有淮北市煤炭局，拥有乡镇地方煤矿10余对，年产原煤50万吨左右。
四十九、中央解决安徽省级领导班子问题
1977年6月16～20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和政治局部分领导成员4次听取了中共安徽省委、省军区、第十二军主要负责人关于安徽省揭批“四人帮”运动和省委领导情况的汇报。中央认为：必须迅速而稳妥地解决好安徽的问题。6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加强安徽省领导，将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宋佩璋调离安徽，派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6月23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领导人关于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查运动。6月26～7月1日，留在安徽省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工作的军队干部，全部撤回部队。6月29日，省暨合肥市10万群众在合肥市体育场集会，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解决中共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全省各地群众也纷纷集会拥护中共中央指示。
五十、贯彻落实八字方针
1979年4月5～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针对全国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制订“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同年5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八字方针，对全省国民经济调整提出意见，要求在3年调整期间，全省粮食平均每年增长6％，轻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煤、电、交通运输和建筑材料都要保持一定增长速度，从而理顺安徽的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燃料动力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从1980年下半年起，安徽国民经济根据这一方针进行调整，对改变被动局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十一、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和“大包干”
1977年，万里出任安徽省党政主要领导职务时，安徽农村形势仍很严峻，“左”倾错误使农业生产一片萧条，许多地方产量很低，群众生活困难。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六条”。“六条”的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其收获完成国家任务后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责任制，个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六条”贯彻以后，使农村工作出现了生机。1978年，安徽发生百年罕见的大旱。省委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有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这个决策调动了广大农民抗灾自救的积极性。肥西县山南公社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闯开禁区，大面积搞了“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了大丰收。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搞了大包干到户，即实行“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多剩少都是自己的”农产品分配方式，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收到了明显的增产效果。这种大包干的办法，在凤阳县和滁县地区迅速得到推广。
1979年，是安徽广大农村改革兴起的一年。各地都先后涌现出农民自发创造的各种承包制形式，从省到地、市、县和基层，都有一批领导干部热情支持，但多数人思想仍未转过弯。这年3月，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在北京参加国家农委召开的7省座谈会上发言，提出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应允许各种责任制试行，引起激烈争论。7月，安徽省政协委员、省政府参事室参事郭崇毅通过调查，写出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并将《报告》上报省委和中央，强烈要求准许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受到万里的高度重视。
1980年1月2～11日，安徽省农业会议总结一年来农村改革的经验。万里指出：“实践证明，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比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增产效果更明显”；少数长期低产落后、社员生活严重困难的生产队，自发搞了包产到户，是“实事求是地执行中央决定”。这为在全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基础。此时，全省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65．9％。
1980年春，中共中央派人来安徽肥西、凤阳等地，对农村改革的方法和取得的明显效果作了调查，并写了一份报告。邓小平看了报告后，于同年5月31日，作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谈话。邓小平谈话肯定和支持了安徽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大。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邓小平的谈话，充分肯定了安徽农民的伟大创造，为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增添了强大的动力，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到1982年，全省农民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五十二、深化农村改革
安徽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及时转入农村改革的第二阶段。从1984年至1987年，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促进农业商品化为主要改革内容。一是在稳定提高粮食生产的同时，突破种植业单一的老框框，大力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使棉、油、烟、桑、果、麻等高效经济作物有了迅速的发展，为乡镇企业乃至城市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下了良好的基础。二是适应大包干的需要，为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鼓励和支持农村专业户、重点户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农村商品流通。1984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召开农业科技和农村“两户”代表会议，奖励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先进代表人物，并颁发了《保护和支持专业户发展商品生产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农业技术承包责任制的若干规定》。三是抓住促进农村商品交换的中心环节，积极开展小城镇建设，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务工经商办企业。1984年春，省政府组织全省上下开展对小城镇建设情况的调查研究。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全省到处形成“小城镇热”。在小城镇调查的基础上，6月，省委、省政府专门召开全省小城镇建设工作暨理论讨论会，省直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地、市、县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并邀请全国著名专家、学者费孝通、于光远等100多位理论工作者到会。会上，颁发了《关于小城镇建设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全国开了小城镇建设的先河。第二年，全省基本完成小城镇规划工作，使小城镇建设得到较大发展，当时就有100多万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办企业。四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1985年2月，省委、省政府决定，要求各地在资源、资金、物资、设备、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支持、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从此，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产值平均每年以35．5亿元的高速度增长，共吸纳400多万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成为农村经济的一大支柱。五是积极开展县级经济综合改革。1985年，省委、省政府选择天长、临泉等22个县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一些试点的经验迅速在全省推开。六是1985年改革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配套改革农村商业体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专业市场，促进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旧经济体制向新经济体制过渡，加快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改革逐步向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和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方向发展，因而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效益的提高。
五十三、安徽乡镇企业的兴起
1970年，中共中央号召各地大办“五小”工业（小化肥、小水泥、小农机、小水电、小农药），安徽不少社队办起了一批企业，但发展速度很缓慢。1977年全省社队企业总产值仅8．2亿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工商综合经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剩余，为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1980～1983年为乡镇企业发展的起步阶段。1982年1月28日，中共安徽省委和安徽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大力发展社队企业的决定》，同年11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召开社队企业经验交流会。会议提出：继续贯彻“放手发展，阔步前进”的方针，为农业翻两番而努力。会议提出了近期、中期和远期初步设想，大大推动了安徽乡镇企业的发展，平均年递增速度为13．6％。
1984～1985年，全省乡镇企业进入大发展阶段。1984年，中共中央发出4号文件，提出“要努力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从此，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1984年，全省乡镇企业已达42万多个，从业人员226万多人，总产值一跃而达46．9亿元，比1977年增长4．7倍；创利税7．6亿元；全省有16个县产值过亿元。1985年2月7日，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作出决定，要求各地在资源、资金、物资、设备、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给家庭工业以优惠照顾，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同年4月20～22日，安徽省乡镇企业先代大会在合肥举行，大会向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颁发奖品。安徽乡镇企业范围由乡、村扩展到联户、户办企业。乡镇企业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和服务行业，其中工业比重最大。这一阶段，平均年递增速度为46．5％。乡镇企业的兴起，为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以工补农、以工建农，有力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它也开辟了农民尽快致富的有效途径。
1986～1987年为乡镇企业巩固、提高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安徽省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产值平均每年以35．5亿元的高速度增长，共吸纳400多万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成为农村经济一大支柱。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还开辟了农村城市化的途径，使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理想逐步成为现实。
五十四、兴建商品粮基地
1978年2月18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淮北商品粮基地初步规划（草案）》。淮北地区是全国十大商品粮基地之一，共20个县、482个公社、8612个大队、98991个生产队，1600万人口，劳动力594万个，土地面积38600平方公里，耕地3257万亩，平均每个农业人口2．13亩，高于全省人均耕地0．5亩。淮北地区商品粮基地初步规划目标，到1980年粮食亩产超纲要，达300公斤，每个农业人口提供商品粮150公斤；1985年过长江，达400公斤，每个农业人口提供商品粮250公斤。同时，棉、油、生猪也要有较大的发展。
从1983年起，国家有计划地建设农业商品粮基地。3月23日，由国家和地方共同投资，实行钱粮挂钩，联合建设全国第一批50个商品粮基地试点县（市），由农牧渔业部、商业部和安徽、黑龙江、江苏3省人民政府达成联合建设商品粮试点县（市）的协议。其中分布在安徽省的有，六安、肥西、霍邱、庐江、寿县、长丰、天长、凤阳8个县。6月1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与庐江、肥西、六安、霍邱、长丰、寿县、天长、凤阳8县（市）人民政府签订协议书，将这8个县（市）列为商品粮基地县，实行钱粮挂钩的经济责任制。是年，阜阳地区由于治淮骨干工程茨淮新河发挥排涝效益，全地区灾年大丰收，粮食总产量比1982年增产5亿公斤；宿县地区比1982年增长20％。1984年，安徽境内历史上贫瘠低产的沿淮和淮北平原农业生产不断发展，每个农业人口平均向国家提供商品粮超过长江两岸的“鱼米之乡”。1985年，8个商品粮基地县共生产粮食41．75亿公斤，比1982年增长8．4％；上调给国家14．75亿公斤，粮食净商品率为31．3％。
1986年，在南陵、当涂、怀宁县建立优质米生产基地。经过两年建设，优质米基地面积已达61万亩，超过计划37％。其他商品粮、良种基地逐步发展。还在嘉山建立明绿（明光绿豆）基地等。
五十五、撤社建乡，改革农村基层政权
为了适应农村改革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1981年8月，安徽省首先在凤阳县考城人民公社进行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试点，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人民政府，人民公社变成经济组织。这次试点是成功的。1983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和有关地（市）重点抓了14个县的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年底，全面进行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改革，撤销了公社管理委员会，成立了乡人民政府；撤销了大队建制，改设行政村。到1984年10月，全省完成了撤社建乡任务。1985年6月，全省共设区公所484个，乡人民政府3215个，镇345个（包括原有的149个）。政社分开、乡（镇）政府的建立，开始改变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状况，加强了乡（镇）政权建设，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方针。根据中央的要求，安徽省委、省政府多次组织力量对基层政权建设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并采取了一些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措施，使基层政权建设得到了加强。
五十六、加快林业建设步伐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一直为安徽省党组织和政府所重视，并取得较好成绩。1950年1月4日，安徽省第三次林业会议确定全省在7年内将造林3774万亩，封山育林1000万亩，并保护好现有的1356万亩森林，全省的森林覆被将从6％上升到30％。但是，由于过去安徽山区不适当地提出“粮食自给”的口号，导致了大面积毁林开荒，使山区经济发展存在很多问题。1977年和1978年，安徽省连续两年召开山区建设会议，纠正了过去“左”的错误。1980年以后，又积极推行了一系列林业改革，主要改革措施是：①端正林业生产方针，在山区纠正了过去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确定了“以林为主、多种经营、农牧工贸结合，全面协调发展”的林业生产方针。先后划定了20个以林为主的山区县和一批乡村。非山区采取因地制宜的方针。②调整林业结构，确立林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把全省划分为皖南山区、皖西山区、江淮丘陵、沿江圩区和淮北平原等5个不同类型片，实行区别对待。③实行林业生产责任制。从1981年起，用3年时间，安徽省62个县（市）先后在514个生产大队进行稳定山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试点，简称林业“三定”。1983年3月18日，省委和省政府发出《关于鼓励农民承包荒山造林，加快绿化步伐的通知》，决定把全省1000万亩荒山包给农民大户、联户、专业组、专业队，林木谁造谁有，允许继承，承包合同一定30年不变。1984年2月14日，省政府发出《关于开展全民植树造林运动的通知》；2月18日，省政府颁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林业承包责任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到年底，全省承包荒山造林的专业户和联合体有4．28万个，经营荒山238万亩。同时狠抓科学营林等各项配套措施。
五十七、加强扶贫开发工作
安徽境内的皖南山区、皖西大别山区和沿淮行蓄洪区，由于交通不便和灾情因素，使得一些县的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贫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把扶贫工作摆上议事日程。“七五”期间，安徽被国家确定为重点贫困县的有9个，即：金寨、霍山、霍邱、寿县、岳西、潜山、太湖、颍上、六安。被省确定的重点贫困县有8个，即：枞阳、临泉、阜南、郎溪、泾县、绩溪、歙县、凤台。此外，还有8个县，即：舒城、桐城、宿松、庐江、来安、黟县、定远、泗县被省确定为插花贫困县。这17个重点贫困县，总面积为3．74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25．5％。
为了做好全省革命老区，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1985年1月7日，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的意见》等文件，省里集中力量解决大别山区贫困地区和沿淮行蓄洪区的贫困乡。力争在三五年内使贫困地区人均纯收入达到300元、400元、500元各占三分之一的水平。对贫困地区实行更灵活、更开放的政策。从这年起，贫困地区各级政府把扶贫开发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摆上重要位置。1986年成立了安徽省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工作领导小组，并设立老贫办公室，具体负责全省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工作。各有关地、市、县也相应成立了扶贫开发机构，并建立了联系贫困乡、村制度。每年开一次全省扶贫工作会议，总结经验，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为了迅速解决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在“七五”期间，国家先后共拨扶贫资金和贷款7亿多元，“以工代赈”物资折款9000万元，扶贫钢材1．5亿吨，柴油0．5亿吨，以及其它扶贫物资。全省已形成扶贫工作的“三个层次”、“五条线”，层层负责包帮扶持。以贫困县为对象，由省直有关34个厅局、7个省辖市和9所大学包帮扶持，不脱贫不脱钩；以贫困乡、村为对象，由地、市、县直属单位包帮扶持；以贫困户为对象，由干部、党员包帮扶持。
通过一系列扶贫开发工作，贫困地区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扶贫开发成效显著，大多数群众的基本温饱问题初步解决，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其中部分群众脱贫致富。据统计，全省198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农户高达60．8％，到1985年下降到8．9％。其中人均纯收入150元以下的尚有445万多人。
五十八、推进工业企业体制改革
安徽省农村改革的成功，促进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1980年2月9日，安徽省第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合肥无线电一厂，进行体制改革，民主选举厂长揭晓。1981年7月，省政府批转《全省工业交通工作会议纪要》，提出全省所有工交企业都要推行经济责任制，并作出10项具体政策规定。由此拉开了全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到1984年，企业改革在全省全面展开。
1986年以前，企业改革工作主要在企业内部开展。首先是改革企业领导体制，改过去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为厂长（经理）负责制。1985年3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和安徽省人民政府联合发出《关于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暂行规定》，提出：加快推行厂长负责制，实行目标管理；搞活企业主要面向内部，向经济型、开拓型转变；在企业内部继续推行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经济责任制。从1984年开始到1986年底，约90％的国营工商企业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
其次是引“包”字进城，在企业内部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打破企业内部分配“大锅饭”的制度，实行工资报酬加奖励，或单位工资含量包干等办法，调动职工积极性。1985年5月，安徽省召开首次经济体制改革会议，决定在全省15个城市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并在临泉、无为等22个县进行县级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工作。6月18日，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进行县级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决定对试点县放权、让利、给政策；规定试点县要制定积极可行的目标规划，建立党委、政府的责任制；加强企业管理，划小核算单位，加强资金调度，创办厂内银行等。
1987年，企业改革工作的重点放在理顺企业外部关系上，并采取了相应的具体措施。
五十九、加快商业流通体制改革
改革商业体制，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安徽省商业流通体制改革的重心，是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和多条流通渠道并存，以减少流通环节。一是国营商业小企业实行放开经营、允许承包、租赁或拍卖，允许自找进货渠道，比照集体企业的经营方式进行管理。1986年底，全省已有3300多个国营商业小企业放开经营。二是改革批发制度，将二级批发站下放到中心城市管理，减少流通环节。三是恢复供销社民办性质，发动农民投资入股，参与供销社的经营和管理，搞活农村商品流通。四是大力提倡多种经济成份并存，鼓励集体、个体进入流通领域经商办企业。五是放开部份农副产品经营范围，允许城乡单位、个人自行采购，活跃城乡市场。六是积极进行生产资料市场改革的试点工作。七是大幅度削减商业“调销购存”计划，商业（包括粮食、供销）计划品种由131种减少到19种，从而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
1986年，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商业流通体制改革着重是改革国合商业企业经营机制。随着市场的逐步形成，国合商业企业一统江山的局面已被打破。国营商业经营的比重大约只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40％，工业自销等多种商业渠道发展很快。国合商业企业既要担负流通的“主渠道”作用，承担大量的社会责任，又要参与市场调节，防止被市场所淘汰。在这种形势下，国合商业企业的经营机制必须尽快改革。安徽省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允许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二是适度放开企业经营价格。三是发挥国营企业规模大、资本雄厚的优势，开展深购远销业务。四是重点扶持一批国营企业上规模上档次，加速发展。五是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六是对国合商业企业实行经营、价格、用工、分配“四放开”，彻底转变商业企业的经营机制。
六十、开发沿江经济带
经过多年建设，安徽省已初步形成沿长江经济区域。该经济区域包括：马鞍山市、芜湖市、铜陵市、安庆市及所辖大部分县，巢湖地区及宣城、池州两地区的大部分，土地面积3．7万平方公里。该经济区的面积和人口均占全省的30％左右，工农业总产值约占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强。沿江经济区的主要特点，一是农副产品和矿产资源丰富，素以“鱼米之乡”著称；二是水运、铁路、公路、航空综合运输网初步形成，条件好；三是城市供电、供水、供气、通信等基础设施较齐备；四是各地、市产业特色鲜明。沿江经济区有长江“黄金水道”与上海和沿海地区相连，在安徽对外开放中处于特殊重要的位置。
1979年，国务院批准芜湖港为对外开放一类口岸，中国的国际航行船舶可直接在芜湖港装卸进出口货物。1980年3月，国务院通知重建芜湖海关。安徽省在芜湖设立芜湖市口岸办公室与芜湖市进出口办公室两个机构、一块牌子。4月10日，上海海运局“泰山”号轮装载安徽外贸出口物资由芜湖首航香港，开创了建国后安徽对外贸易从本省口岸外运的历史。1981年10月15日，芜湖海关（处级）正式成立，并对外办理海关业务，这是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后建立的第一批内地海关之一，也是安徽省唯一的海关。1984年3月8日，芜湖口岸办公室改名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同时成立安徽省口岸领导小组。
1981年3月10日，国务院批准马鞍山港为外贸运输发货点。1984年7月20日，芜湖米市正式开业。8月14日，马鞍山江东船运公司与广州港务管理局、广州港货运公司、武汉大通实业股份公司、香港民生实业有限公司合股经营的大安船务股份有限公司在马鞍山市成立，公司总部设在马鞍山市。9月18～20日，由安庆市发起，江西、湖北、河南、陕西、河北、江苏、上海、安徽等省（市）40多个市、县的工商管理部门在安庆市召开会议，建立跨省市的市场信息网。10月，中共安徽省委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合肥召开建设安徽长江经济带座谈会，会议确定：建设长江经济带就是把安徽省沿江地带建设成为一个多功能、多层次、多产业、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开放式的经济区。
1985年，开办芜湖铁路西站经西伯利亚大陆桥到东西欧和西亚铁路集装箱联运及芜湖至香港班轮航线。1月28日，知音号远洋货轮从安庆港出发，满载安庆兰风牌棉纱首次直航日本今治。这是安庆市首次采用直航方式发运棉纱到国外。同年4月12日，由安庆市食品总厂、谢一矿等国营、集体企业及17家个体户集资经营的安庆之窗股份有限公司在安庆市成立，并在北京、上海、兰州、洛阳、武汉、合肥分别成立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6月10日，国务院批准安庆口岸对外开放，办理国轮外贸运输业务。1987年，省政府同意铜陵港开放为二类口岸。为了加快这一地区的开发开放，省委、省政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87年成立了安徽省长江区域经济开发协调委员会，加强对沿江经济带的领导和协调。
六十一、建设大型宁国水泥厂
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于皖南宁国县筹建宁国水泥厂。该厂占地面积5000多亩1981年初，国务院决定暂缓建设。1982年1月，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恢复建设，并于9月动工兴建。国家投资4．6亿元，设计年产高标号水泥150万吨。生产自动化程度较高，由720台仪表组成的24个自动控制系统与计算机相配套，对主要生产过程进行连续自动控制调节，在主要工艺线上从事水泥生产的人员只有100多人，是中国最大的现代化水泥厂之一。生产区左翼是由14股道组成的铁路专用线编组站，年吞吐量为250万吨，与皖赣铁路接轨，厂区前方为水泥生产的主要原料基地——海螺山石灰石矿，已探明储量可开采50年以上，年产矿石200万吨。1985年4月，水泥试产成功。5月23日投料运转成功，开始正式生产水泥。到1987年底，已生产水泥200万吨，支援了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宁国水泥厂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后，每年可为国家创造产值2亿多元。
六十二、加强科技工作，促进经济发展
安徽省科技事业基础十分薄弱。解放前，只有一个茶叶试验站，几名科技人员。建国后，党和政府重视发展科技事业。1956年建立安徽省科研所，1958年成立安徽省科学院，并设立安徽省科学工作委员会。省直业务厅、局和地、市直属的自然科学专业研究机构发展到14个，1965年发展到21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科研机构被拆散，科技人员遭迫害，刚刚兴起的科技事业受到严重摧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安徽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各行署、市、县也先后设立了科委，全省科学技术管理体系基本形成，科技事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
80年代以来，安徽省科技工作得到长足发展。全省有县以上自然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400多个，其中在皖的中科院和部属所18个，省属院所180个。专业技术人员54万人，其中高级职称1．4万人，中级职称13万人。全民所有制单位拥有自然科学科技人员32万多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3万人以上，农业技术人员2万人，科学研究人员7100人。平均每万人中有科技人员58．28人，每万名职工中有科技人员666．88人，比1980年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全国各省市也名列前茅。全省自然科学技术获奖成果近万项，其中国际领先水平10项，国内领先或先进水平2087项。高新技术产业化步伐迅速加快，“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农科教统筹”等的实施，进一步使科学技术走上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主战场。
“六五”期间，以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大技术关键为重点，实施科研攻关。全省科研工作重点放在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上，下达包括计算机、激光、同位素等新技术在内的18个项目、51个课题的攻关计划。到1985年底，大部分计划均达到预定目标。
与此同时，大力开展科技普及工作，狠抓智力开发。各级科协举办各种外语、技术、职业培训班1万多期，共培训50万人。在农村，利用农村科普网络，广泛开展科技培训、技术推广、科技扶贫、科技服务工作，通过农村致富技术函授学校、农村科普文化学校和举办短训班、科普讲座等形式，开展大规模技术培训，共培训在乡知识青年600多万人次，其中约50万人达到农民技术员水平，10．2万人已被评定授予农民技术员、农民技师等技术职称，成为农村科普骨干和科技致富带头人。全省各级科协把农村科普工作纳入农科教统筹协调轨道，组织农科教万人讲师团，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1．5万项（次），产生了十分显著的经济效益。
六十三、赵乃刚发明河蟹人工育苗工艺
河蟹，学名中华绒螯蟹，是珍贵的水产品。它具有生殖洄游的习性，每年秋天，成熟的亲蟹由湖泊迁入江河，再由江河口的浅滩处交配产卵，第二年四、五月间卵孵出幼体，并经过5次蜕皮变态成大眼幼体，即“蟹苗”。初夏季节，蟹苗沿江河上溯到淡水湖泊中生长育肥，次年秋天成熟后复又降河下海繁殖后代。5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使河蟹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而从沿海长途采运蟹苗不仅费用高，而且成活率低。于是，一个人工配制海水代替天然海水在内陆水域就地孵育蟹苗放养的设想，便成了当代一个重大的科研课题。安徽省水产科研所科研人员赵乃刚主动请缨，从1973年起，在滁县乌衣渔场开始了河蟹人工育苗的试验工作。经过多年反复试验和观察，赵乃刚终于发现河蟹繁殖的理想条件是半咸水，并人工配制半咸水孵育蟹苗，获得了成功。
这一成果很快得到国家科委和水产总局重视，专门拨出30万元经费，并由安徽省科委和国家科委提供所需的仪器设备，中共滁县地委和县委又将滁县城西水库中一个面积约700亩的小岛（后称螃蟹岛）作为试验基地，组建了滁县水产科学研究所，建造了一座400平方米的中试厂房。为解决规模扩大后出现的新问题，科研人员大胆设想出实行工厂化育苗的方案，实现育苗水自动化循环。至此，基本上完成了河蟹人工半咸水工厂化育苗技术。1977年，这一技术通过小试鉴定，河蟹人工育苗成果也随着该项技术的不断完善而巩固。1979年，每立方米水体产苗2万多只；1982年，每立方米水体产苗量达到5万多只，最高的达到12万只。1981年的中试鉴定意见是“这项研究方向正确，方法严谨，成果显著，为内陆地区蟹苗人工培育开辟了新途径，……使人工半咸水蟹苗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河蟹繁殖的人工半咸水及其工业化育苗工艺”成果，曾先后获得安徽省科技成果奖（特定）和农牧渔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1984年12月，获国家发明一等奖；1986年4月和6月，又分别获得日内瓦第14届世界发明和新技术展览会金牌奖、第35届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金牌奖，受到国内外的重视，被列入国家和安徽省“星火计划”，在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山东等省大面积推广。它不仅扩大了河蟹苗种来源，缓解了天然蟹苗供不应求局面，而且有效地推广和应用，也给水产养殖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六十四、打开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工作的新局面
安徽省利用外资起步于80年代初期。先从几个省辖市的轻纺项目和补偿贸易方式起步，如利用外国低息贷款，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吸引外商外资投资企业，开展补偿贸易，进行国际租赁、加工装配再出口等。利用外资的投向，主要是加强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改造老企业。
1982年，安徽省开始用引外资对蒙城20万亩砂礓黑土进行综合治理，并初见成效。
1984年，安徽开始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2月，世界银行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办公室农业处处长史密斯为首的代表团一行3人来安徽濉溪、涡阳、蒙城3县，检查农业项目的执行的情况，并考察了淠史杭灌区，访问了合肥。5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尽快打开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工作新局面的通知》。6、7月间，又与世界银行农业处三处经济学家韦因斯一行人洽谈、鉴定淠史杭配套工程项目，并到六安地区实地考察。为了广泛宣传和推动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工作，省政府有关部门于8月在省人大六届九次会议上作《关于加快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步伐的报告》。10月18～20日，在合肥召开安徽省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工作会议。这一年，全省签订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各种经济技术合同196项，利用外汇7965万美元。超过了1979～1983年的总和。仅省外贸部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等用汇额就达7900万美元。全省直接出口额达2．43亿美元。
1985年7月28日，安徽省决定利用世界银行贷款9200万美元，国内配套资金46537万元人民币，综合开发治理灌溉779万亩农田的淠史杭灌区和巢湖流域。该项目从1985年冬开始，用5年时间完成其配套和治理工程。
淮北90万亩砂礓土改良和年产150万吨水泥的宁国水泥厂扩建工程等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工作进展较快。外高投资企业的分布从初期的轻纺行业扩展到电子、机械、化工、建材、交通等行业，从初期的几个省辖市，扩展到全省各地、市。同时把引进技术工作的重点放在改造老企业，促进产品升级换代，加速工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方面，从而加快了纺织、轻工、机械、电子、冶金、化工、建材等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
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环境逐渐改善。1986年11月，颁布《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外资投资的若干规定》。同时，芜湖、马鞍山、安庆港口先后被批准为国家一类港口。1987年，省政府同意铜陵港开放为二类口岸。合肥国际空港和合肥—香港的每周往返包机开通，芜湖铁路西站经西伯利亚大陆桥到东西欧和西亚铁路集装箱联运，程控电话在多数地市广泛启用，皖江开发开放战略确定并实施。这些政策和建设使安徽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整体环境得到较大的改善，并为以后扩大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提供了有利条件。
六十五、扩大对外开放
建国初，外宾来安徽参观活动范围限于合肥、蚌埠及佛子岭水库等少数地区，以后逐渐扩大对外开放城市。80年代以前，对外开放地区为“三市两山”，即：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和黄山、九华山游览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落实，安徽省外事工作不断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对外交往，基本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对外交往局面，促进了安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加速了安徽省开发开放、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的发展。
1980年1月，安徽省人政府设省外事办公室。与省侨务办公室、省旅游局合署办公。1984年8月13日，安徽省六届人大九次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工作的决定》。为加强对外事工作的领导，1985年1月，安徽省重设外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由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及省直主要涉外部门的负责人组成。外事任务较多的地、市也先后设立了外事领导小组。2月15日，中国政府决定：增加67个开放市、县，外国人去这些地方不需要办旅行证或事先通知，即可自由前往。其中安徽省有：合肥市、芜湖市、黄山市、屯溪市、九华山游览区。同年10月，由省经济学会、省经贸委等5个单位联合发起召开的安徽省对外开放研究会在芜湖举行。1986年7月，省旅游局分设，省侨办仍与省外办合署办公。地、市、县各级外事办公室相继建立、健全，省直有关涉外部门、有关大学及中央驻皖单位大多设立了相应的外事机构。到1987年7月7日，安徽宣布对外开放的地区有：合肥市、芜湖市、黄山市、蚌埠市、马鞍山市、安庆市、淮南市、淮北市、滁州市、巢湖市、凤阳县、泾县、九华山游览区、阜阳市、宿州市、六安市、亳州市、铜陵市、休宁县。
对外民间友好组织得到进一步调整和充实。1980年9月和1994年3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安徽省分会先后两次调整和补充理事成员。自1984年起，芜湖、安庆、蚌埠、合肥、黄山等市先后建立对外友协组织。
随着地方外事工作的深入发展，外事部门加强了对外事工作的宏观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外事工作规章制度，先后协助省委、省政府制定了50多个有关外事工作的文件、规定，使安徽省外事工作有章可循，初步实现了外事工作由接待型向管理型的转变。
据不完全统计，各类来皖外宾（包括华侨“四种人”），1981年约1．8万人次，到1987年达10万多人次。1981年，安徽省对外交流与合作仅限于外事、侨务、外贸、文教、体育等少数部门，到1987年，几乎遍及各个部门，并不断深入，在安徽省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六十六、与外国建立友好省州、贸易伙伴、友好城市关系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安徽从1980年5月以来，已与外国有关地区、城市建立友好关系。结成友好省州关系的有3对：
一是安徽省一美国马里兰州（1980年6月9～15日，应安徽省人民政府邀请，由哈里·人斯州长率领的美国马里兰州代表团前来安徽省参观访问，并于10日签订友好省州协议）；
二是安徽省——联邦德国下萨克森州（1984年9月2～23日，安徽省省长王郁昭率安徽省经济贸易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时签订友好省州协议）；
三是安徽省——法国弗郎什·孔泰大区（1987年5月9～27日，安徽省省长王郁昭率安徽省人民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时签订友好省区协议）。
结成贸易伙伴关系的有3对：
一是安徽省——联邦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1984年9月，安徽省省长王郁昭率安徽省经济贸易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时签订协议）；
二是安徽省——意大利伦巴底大区（1985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率安徽省经济贸易代表团访问意大利时签订的协议）；
三是蚌埠市——联邦德国克雷费尔德市（1987年10月）。
结成友好城市关系的有7对：
1、合肥市——日本久留米市（1980年5月）；
2、合肥市——塞拉利昴弗里敦市（1984年3月）；
3、芜湖市——日本高知市（1984年4月）；
4、蚌埠市——日本摄津市（1984年5月）；
5、安庆市——日本茨木市（1985年10月）；
6、合肥市——布隆迪布琼布拉市（1986年7月）；
7、马鞍山市——加拿大哈密尔顿市（1987年10月）。
据1984年9月统计，安徽省已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友好关系和经济往来。
六十七、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黄山风景甲天下，历来是人们登临观光的好景点。但是，由于交通、接待等条件限制，黄山的知名度不高，前来旅游者也不多。1979年7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对黄山进行了为期5天的考察。7月15日，邓小平接见了安徽省党政主要负责人万里、顾卓新等，他指出，“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广开门路，增加收入，”强调指出“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最后，邓小平为黄山亲笔题写“天下名泉”4个字。现已刻在温泉景区的岩石上，成为黄山游览的一个景点。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安徽省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决策与措施，成立了黄山管理局，专事黄山开发与旅游的建设与管理。1980年5月，接待外交部组织的100多个国家驻华大使馆官员到黄山旅游。12月，省政府邀请全国有关方面专家，在黄山召开黄山总体规划评议会，研究贯彻落实邓小平关于开发黄山的重要指示。1981年8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加强黄山风景保护管理的布告》。12月，省人民政府再次邀请全国各方面专家70余人在黄山召开建设规划评议会，会议认为《黄山总体规划大纲》基本可行。1982年11月8日，安徽省的黄山、九华山、天柱山被列为第一批国家名胜风景区。为了有利于黄山的管理工作，1983年12月1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太平县，设立黄山市（县级）。
1986年6月，省政府决定：把旅游业纳入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作为重点加以开发，并作出了一系列扶持旅游业发展的决策。这年，黄山风景区的建设又有了新的发展。皖赣铁路建成通车。屯溪民航机场扩建，成为全天候起降波音737等大型客机的航空港，开通黄山至北京、上海、广州等10多条航线。还开通了程控电话，实现了国际、国内长途直拨。使黄山的外部交通、通讯进一步得到改善。
1987年11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徽州地区和黄山管理局，设立了地级黄山市，辖黄山风景区和屯溪、徽州、黄山3区及歙县、休宁、黟县、祁门4县。实行山上山下统一领导，理顺了对黄山旅游区的行政管理体制。
黄山市人民政府为把黄山建设成为新兴的风景旅游、疗养城市，以旅游城市的开发建设和旅游业为中心，抓好山、水、田开发，搞好林、茶、畜禽、果品、水产等基地建设，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和为旅游服务的第三产业。使全市各项经济建设在旅游业这个龙头的带动下同步发展。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旅游配套设施初具规模。以黄山风景区为中心和新开辟的太平湖，歙县古城、黟县古民居、屯溪、齐云山、新安江、牯牛降、清凉峰9大旅游景区，在皖南地区已成众星拱月之势。黄山市已拥有宾馆、饭店和疗养院近千家。总床位3．7万张。经过多年的努力，黄山旅游业已经走向国际旅游市场。
六十八、打破中国在奥运史上零的记录
1983年3月18日，在华东区射击锦标赛上，安徽和县供销社职员、安徽运动员许海峰获男子10米汽手枪60发比赛冠军。并以587环成绩超过583环的全国纪录。1984年4月，安徽选手许海峰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射击预赛手枪慢射中，以568环的成绩夺得第一名。同年7月29日许海峰在奥运会开赛第一天，以566环的成绩获得男子自选手枪射击冠军，夺得第二十三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从而突破了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历史上“零的纪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争了光，也为安徽省争了光。
8月27日，安徽省体育运动委员会等9个单位和合肥市联合举行欢迎会，为安徽省参加第二十三届奥运会的体育健儿庆功。会上宣布了安徽省人民政府给许海峰的嘉奖令，授予许海峰为安徽省劳动模范称号，工资晋升4级。共青团安徽省委员会宣布授予许海峰新长征突击手标兵称号。省体委宣布给许海峰记特等功。
1985年1月，许海峰将他在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一枚金牌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负责人特地来合肥为许海峰授奖。同年3月29日，安徽省评选1984年度全省10名最佳运动员活动揭晓，射击选手许海峰被评选为省最佳运动员。
六十九、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安徽视察
195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来安徽视察，并在省党员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世界形势和整风任务》的报告。
1958年4月24～2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来安徽视察马鞍山、芜湖、合肥、六安等地，提出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抓好种茶、养蚕、养鱼等多种经营。
1958年5月5～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伯承视察安徽合肥等地。
195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来安徽省视察淮北地区，并在合肥参观了新工具、新产品展览。
1958年9月16至20日，毛泽东主席由武汉来安徽，视察安庆、舒城、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地。随同视察的还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谭震林，中共中央委员张云逸、罗瑞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章蕴等。
1958年10月16～2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视察宿县、濉溪县、蚌埠、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地。强调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搞好勤工俭学。
1958年12月27～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视察安徽，副省长张恺帆负责接待陪同。
1959年5月23～7月1日，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视察合肥、六安、淮南、芜湖、马鞍山等地，了解钢铁生产、农业和水利情况，提出了意见。
1959年10月27～2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视察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地。
1959年11月30～1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贺龙、罗荣桓，中央书记处书记谭政来合肥视察工作。
1960年2月19～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来合肥、金寨、淮南等地视察。
1960年5月9～19日，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视察合肥等地。
1960年10月28～11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视察安徽。
1961年10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毅来安徽视察工作。
196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视察嘉山县管店公社。
1964年5月5日，郭沫若视察马鞍山钢铁公司。
1966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来安徽视察教育工作。
1979年7月11～1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视察黄山，对黄山风景区的规划、建设和发展旅游业等作了重要指示。
1980年6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来合肥指导工作。
1982年10月24～11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乔石、郝建秀等视察安徽省。
1984年8月29～9月6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视察安徽省淮河治理和煤炭、钢铁基地。
1985年1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等到滁县地区考察农业问题。
1985年3月11～12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李鹏来合肥召开治淮会议。
1985年12月20～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彭真等视察安徽。
1986年6月5～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到合肥、蚌埠、滁县、马鞍山、芜湖、徽州等地调查研究精神文明建设。
1987年5月15～23日，国务委员谷牧来安徽考察，在黄山研究加快黄山旅游区建设。
1987年9月21～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田纪云视察合肥等地。
1987年10月26～28日，万里视察皖赣铁路、芜湖火车站和蚌埠市。
七十、外国友人来安徽参观访问
1951年10月26日，越南人民访华代表团一行17人在团长孙德胜率领下，来皖北参观治淮工程。
1952年10月30日，出席亚太地区和平会议的智利等12国的部分代表和工作人员共60人，来安徽参观佛子岭水库工程。
1954年5月15日，来中国参加“五一”节观礼的苏联等国工会代表团及工会代表70余人来安徽省参观佛子岭水库。
1957年5月12日，波兰驻上海总领事别尔纳茨基抵达合肥，向省人委领导拜会。5月15日离皖。5月24日，驻上海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印度、挪威、瑞士等国总领事一行来安徽参观游览。参观了合肥市区、佛子岭水库及水力发电厂。27日离开合肥。副省长张恺帆会见了客人。
1959年4月7～14日，外国驻中国大使、代办及其夫人一行54人来合肥、淮南参观旅行。
1959年5月9～15日，越南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来合肥参观团访问，副省长陆学斌会见。
5月15日，意大利水利参观团来合肥，参观了梅山、响洪甸水库。
5月21日，捷克斯洛伐克2名专家和使馆商务参赞梅齐纳来省计划委员会举办计算机展览会。
1963年10月16～20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陪同30个国家驻华使节和夫人共69人游览黄山。
1965年5月21日～6月8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由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陪同在黄山疗养。
1967年10月6～7日，由安布鲁瓦斯．努马扎莱总理率领的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和政府代表团，由李先念副主席和外交部副部长徐以新陪同，访问淮南市。
1980年1月9～16日，日本经济贸易代表团一行22人，来安徽进行友好访问。3月16～26日，日本第二次访皖经济贸团一行26人来安徽参观访问。9月3～10日，日本第三次访皖经贸团一行19人来安徽省参观访问、洽谈贸易。1980年5月3～9日，以上沃尔特驻华大使巴多为团长的第一批34个国家的驻华使节旅行团一行65人，由合肥到黄山游览观光。5月13～19日，以越南驻华大使阮仲永团长为首的第二批27个国家驻华使节游行团一行45人，来安徽游览观光。
1980年6月9月至15日，应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张劲夫邀请，由哈里·休斯州长率领的美国马里兰州代表团前来安徽签订友好省州协议，并进行参观访问和会谈。6月10日，安徽省和美国马里兰州正式结为友好省州。
1983年8月14～20日，法中友协商积极分子代表团一行10人来安徽，进行农业考察访问。
1984年2月27～29日，布隆迪国民议会议长、民族统一进步党总书记埃米尔·姆沃罗哈率领布隆迪国民议会和民族统一进步党一行7人来安徽访问。
1984年5月12～15日，应副省长候永的邀请，科威特二公主鲁鲁娃、五公主胡达和北京科威特贸易中心科方总经理萨拉姆来安徽访问。
1984年10月12日，世界银行水泥工业代表团一行4人来安徽省参观考察，苏桦副省长会见代表团一行。
1984年10月15～21日，美国旧金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美国源流出版社社长翁绍裘来合肥参观访问，省长王郁昭、省政协主席张恺帆、副省长苏桦等分别会见。
1984年12月2～6日，应王郁昭省长的邀请，以莱法州经济交通部副部长霍尔肯布林克为团长的联邦德国莱法州经济代表团来安徽访问。
1985年3月27～31日，联邦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代表团由州长阿尔布莱希特率领，访问安徽省。
1985年5月27～30日，应省人民政府邀请，由澳大利亚经贸部副部长波尔·贝劳特为团长的澳大利亚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一行18人来安徽省访问，双方签订了4项合同和13项协议书、意向书和备忘录。
1985年11月25～12月2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莱法州州长福格尔率州政府代表团访问安徽省。在访问期间，签署了省州经济伙伴关系的会谈纪要。
1986年3月26～28日，丹麦王国首相保罗．施吕特到合肥进行参观访问。
七十一、安徽省领导人出访友好国家
1965年7月7日～8月1日，安徽省组派省财贸政治部主任李振东为领队的旅行团一行14人，赴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参观访问。
1977年9月，省革委会副主任李任之率安徽省友好代表团一行15人，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
1978年10月，以省革委会主任万里为团长的中国省、市负责人访日代表团赴日本访问。
1979年9月9～30日，万里主任应美国马里兰州州长哈里．休斯邀请，率领安徽省代表团一行12人访问美国马里兰州。访问期间，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设宴招待万里等，代表团沿途顺访瑞士和法国。
1984年7月2～8月17日，副省长侯永率安徽省经济贸易考察团一行6人，赴澳大利亚访问。
1984年9月2～23日，省长王郁昭率安徽省经济贸易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和法国，出访期间，签署了《安徽省——联邦德国下萨克森州友好省州协议》。
1984年9月8～10月1日，副省长苏桦率安徽省人民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一行6人，赴丹麦、意大利访问。
1984年9月20～10月31日，省委副书记袁振率安徽省经济贸易代表团访问美国、加拿大、日本。
1984年12月，副省长杨纪珂应美国洛氏基金会邀请，赴美国访问。
1985年1月10～27日，副省长孟富林率安徽省农业经济代表团一行7人，赴罗马尼亚、匈牙利、荷兰3国考察访问。
1985年6月17～7月4日，应日本国奈良县、高知县邀请，省委书记黄璜率安徽省经济贸易友好代表团一行7人访问日本。
1985年9月6～15日，副省长王厚宏率安徽省科技教育代表团一行8人，赴联邦德国下萨克森州访问。
1985年9月10～25日，省委书记卢荣景率安徽省经济贸易代表团访问法国、意大利。
1985年10月26日～11月25日，省长王郁昭率安徽省人民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赴美国、加拿大访问。
1986年11月15～30日，孟富林率安徽省水利考察团一行4人，赴美国考察访问。
1987年3月16日～4月2日，徐乐义率安徽省经济贸易代表团一行7人，访问联邦德国，沿途顺访法国巴黎。
1987年5月9～27日，省长王郁昭率安徽省人民政府代表团访问丹麦和法国，在访问期间，缔结了《安徽省——法国弗朗什．孔泰大区友好省区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