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匪害

一、临泉匪害
临泉匪患始于清末。而匪徒最盛时则起于民国13年（1924年）豫匪路老九攻打潘寨及其以后的十余年间。
河南大土匪路老九曾在国民党唐生智部队任营长，民国9年率众哗变为匪，在河南宝丰、鲁山一带烧杀淫掠。民国13年1月，路率匪众数百人，从数百里窜至临泉攻打潘寨，抢劫枪支财物（内奸谎说潘寨有枪百余支，烟土、元宝、现洋、骡马很多）。9日，路匪着军装，诈称是唐生智的部队，进寨驻扎。
路匪进寨后，立即捆绑镇董，逼其交出寨中枪械财物。此时，百姓方知受骗，便集合四方“红枪会”、“扇子会”，各恃“法术”支援潘寨。每次械战，戟刀与骨肉相交，“红枪会”、“扇子会”死伤数百人。路匪凶焰难遏。12日，放火将全寨房屋烧尽，砾瓦满村，尸骨遍地。此时，当地惯匪又火中浇油，趁火打劫，大肆抢掠。
路老九满囊而归后，当地匪首李茂森、刘其山等效法路匪。初时夜聚昼散，逐渐扩展至上千人，到处攻村破寨，奸淫烧杀，绑票索款，其势威逼县城。民国14年至民国17年的数年间，匪首张四贞、刘其山等盘踞城，百姓任其宰割。是时，北伐革命军力量尚未到达，北洋军阀势力已经畏缩，此为空隙地带，“无天无官”，任由土匪作恶。在此期间，又有河南巨匪老戴正过境，破沈丘县城，匪李茂森破姜寨镇。李老末、老王太等大股土匪相继而来，如锯割木，拉来拉去，人民生命财产朝不保夕。
民国20年临泉水灾，秋禾颗粒不收。次年春荒，哀鸿遍野。而匪首张四贞等东山再起。天灾机缘相助，匪势迅速集结，人数之多，力量之大，超越以往各股土匪数倍。匪势浩大，烧杀劫掠所及面积之广，使豫皖边区沈、项、临、阜、汝、新六县境内民无宁日。
民国22年初，杨虎成的西北骑兵第十四旅调防，路经新蔡县境，将张匪众击溃，人心稍安。但不久，张匪又聚集残匪和收拢他匪两三千人，继续抢掠，匪势伸入阜阳县城附近。当时阜阳驻有团防队一个团，城门紧闭，昼夜戒严，历经月余，迭电省主席刘镇华派兵进剿。是年冬，刘迫于民怨，派第一六四团步兵进驻潘寨3月余，将匪众击溃。百姓才获稍安。
二、巢湖匪害
抗战以前，巢湖就有土匪，多是零星小股，三五成群，隐蔽活动。抗战期间，日军践踏江淮大地，濒湖各县相继沦陷。巢湖周围地区一时成为国民党、日伪、中共新四军犬牙交错的三角斗争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占领区的社会秩序异常混乱，湖匪也逐步发展起来。
这一期间，巢湖较大的土匪有3股：郭道发股。郭原在国民党安徽保安团当兵，后结伙入湖为匪；夏作三股，夏原系驻安庆大塘圩日伪军官，后携长枪300余支，轻重机枪12挺，率众入湖为匪；夏可三股。夏原在沿江一带为匪，后因巢湖是个“三管三不管”地区，且物产丰富，商旅较多，遂移匪驻此。该3股土匪，啸聚巢湖之后，原在湖上活动的零星土匪被分别兼并，附近的散兵游勇、地痞流氓亦陆续来归。亦有不少善良农民不堪国民党或日伪政权的压榨，迫于生活，误入歧途。在湖匪经常盘踞的白石山、齐头嘴、塘西、新河、施河等地，居民不为匪或不通匪者，则无法生活。所以，当时这些地方被视为“匪区”。
由于湖匪的大小头目原多系国民党军或日伪军的官兵，因而他们也多采用部队的编制形式，设立“司令部”、“大队部”、“分队”等组织。他们居无定所，日散蔽港汊，夜则集中数十只木船，联在一起，浮居水面。统驭方法则是统一指挥，按“级”服从，集体策划，分散活动。起初，3股土匪亦根据天然地势划定活动区域：郭道发占据西湾一带，夏作三占据南湾一带，夏可三占据东湖一带。在划定界内，互不干扰，在同一时间内，凡经某股抢劫勒索过的商船，互凭“收”条或路条放行。
3股湖匪抢劫手段大同小异。首先在水面上拦船行劫。每日派匪徒伪为渔民或船民，在水道“巡逻”，遇有过往商船，即鸣枪喝止，掠去财物。如无贵重财物可掠，而能判明是有钱的老板，便把人扣留，限期缴款。次为在陆上贴票绑票。贴票分为贴一家一户的单票和一村一保的集体票，绑票亦分为绑架富户的重要人物（家主、儿孙等）和全村全保的重要人物（保长、村长或绅士等）。再则登门掳掠。被掳对象确定后，夜间率众抢劫，逼取现款。逼取的手段为一打二烧，即严刑考打和蜡烛烧身。
抗战前期，湖匪靠抢劫和绑票尚能维持生计，后期匪众增多，入不敷出，便勾引日本洋行和买办商人，把商品通过湖匪盘踞区运往其他城镇，或从其他地区将商品运往日伪占领区，从中抽取15—20％的“护航保险费”。
各股湖匪初期尚能各守界线，互遵信约。抗战末期，股匪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加之各种政治力量的打击和争取，湖匪队伍开始分化。大部分投靠国民党军队和日伪军。夏可三股先为桂系五二八团收编，后又投向汪伪皖中清乡司令吴道南，驻防巢湖。夏作三股先由国民党巢县警察总队司令杨惠农收编为大队，后又重拉人下湖为匪。抗战胜利后，该夏又为国民党部队收编。郭道发由日伪清乡大队朱亚堂收编。
巢湖流域的新四军奉命北撤以后，国民党重又在这一地区实行黑暗统治。巢湖残余土匪又重新活动。居民中被迫沦为湖匪者也日渐增多。匪患又蔓延滋长。至1949年巢湖解放后，土匪才彻底被肃清。
三、老洋人”焚劫阜阳
民国11年（1922年）10月下旬，阜阳城内就得到消息，河南省宝丰县匪首张庆（因长相似外国人，时人戏称“老洋人”)，要带匪众数千人焚劫阜阳城。当时，阜阳驻安武军一个团，另有地方保卫团1200余人。他们都忙于为倪嗣冲盖将军府而搜刮民财，不予防范。土匪先派部分人装扮成民工商贩，混入城内，刺探情报，作为内应。
11月1日中午，地方保卫团长倪道煦举办“花会”，大请宾客，倪家亲友、城内绅士名流，都在马公词吃酒取乐。当晚，各家戏院为倪家演戏待客。半夜，土匪从南门攻入城内。自南至北，见门就砸，砸开就抢，钱庄商号皆被掠空。抢掠一家，焚烧一家。此刻，驻在古楼的保卫团听说土匪破城，各自逃往北关。
次日上午，大火仍在燃烧，被焚的尸体比比皆是，惨不忍睹。土匪走一批来一批，如入无人之境，安武军和地方保卫团部队无影无踪。安武军团长倪金镛在乡下买地，闻悉土匪犯城，置若罔闻。倪道煦正与两个妓女取乐，土匪进城后，勤务兵把他从床上架起逃跑。县政府卫队一枪未放就被缴械，县长陈涤尘被土匪当作“肉票”掳走。
第三天，土匪逃窜后；安武军方才回城。王普亦派兵一营。匪害之后又遭兵祸，残城复遭翻抄，时人大骂：“倪道煦纵兵殃民，比土匪还坏”。4日，二倪贴出“安民告示”，枪毙两名行劫士兵。
由于阜阳损失太重，众怒难平。民众组成“灾民控告团”，赴省控诉二倪祸阜之咎。无奈马联甲袒护不理，复赴京请愿。黎元洪面听详情，始下令通缉二倪。二倪逃跑。直皖战争后，倪氏垮台。民国17年（1928年）二倪方归案正法。
四、“李老末”焚掠金寨
李老末，名振威，兄弟六人，该李最小，故名“老末”李曾在刘镇华部当过下层军官，因闹饷哗变，率众为匪。后联络河南匪首韦大邦、刘开炎、李效忠，号称“三团人马”。所到之处，裹胁群众，所以匪众续有增加。
民国17年（1928年)4月2日，李老末自新洲潘堂率匪众到达金寨。次日拂晓，李匪一股进入麻埠镇，枪声一响，地方民团仓皇溃逃。李匪进街后，选择大店号破门而入，索钱抢物捉人，放火烧掉麻埠河街，拉走“肉票”男女老幼300余人。此股匪行至杨店黑龙潭附近时，被大刀会截击，数匪毙命。此后，该股匪又窜至双河牛食畈骚扰。因一部分“肉票”的家主无钱赎回亲人，被该股匪关在李集街上的3间房内，外堆干柴，放火焚烧。燃烧猛烈后，匪徒离去。房内“肉票”推倒窗户，部分得以逃生。
李老末拉“肉票”，不分贫富，手段残酷。“肉票”拉走后，限定金额，限定地点，要家主按期来赎，过期“肉票”，刀砍、石砸、火烧、马撕。最惨者，是把两棵生长的大毛竹拉弯，将孩童的两腿绑于竹上，手一松，利用毛竹的回弹力，将孩童撕开。李匪从金家寨到汤家汇，烧死限期已到的“肉票”100余人。在银山畈锅棚(锅厂)烧死200余人。在一个坳卡上枪杀数十人。不久，李匪又与另一股匪白云武股会合，攻打商城未破，转而流窜叶家集、苏家埠、六安、霍山一带。
民国18年1月23日，李匪又从霍山方向窜驻流波瞳，从扎子岭驻到李家坪，繁荣一时的山区集镇被该匪践踏，满目疮痍。白天，李匪分小股下乡，搜索钱财，奸污妇女，数十里内的家禽家畜亦被抢光。
2月28日，冯玉祥部派3个师攻打该匪。李老末匪众向湖北滕家堡方向逃窜。因大雪封山折回，被冯部围歼于木子店刀峰山一带。李老末被击毙。残匪三四千人突围后又流窜河南。
五、“李老未”焚掠六安
民国17年（1928年）4月中旬，河南匪首李老未，率大股匪众由金家寨（距六安210里）向麻埠和苏家埠（距六安40里）窜犯。沿途防堵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和保安团等地主武装，一触即溃。股匪近逼六安时，六安县长邢元伟、警备营长蒋鹏程弃城逃到县东二十里铺，其所携枪诫又被当地红枪会缴去。4月23日拂晓，李匪由苏家埠顺利攻入六安城。
李匪进城后，挨户搜劫，只要金银首饰，不要铜钞。未及逃走的居民，若被李匪捉住，须交出十元八元始能放行，否则砍其头或断其手足。夫子庙里尸体累累，四肢不全。青年妇女多被奸污，有被轮奸至死者，有奸后剖腹者，有惧怕被侮投井自杀者，南内三道巷苏家大并一处被害妇女达40余人。
24日，李匪离开六安，临走时绑去男女1000余人，又在西门放起大火。全城除北门几条街外，余者尽归灰烬。李匪从六安窜往霍山。因霍山早已得到六安匪陷的消息，居民纷纷逃走。李匪到霍山又抢劫、放火。
30日黎明，李匪忽又窜回六安。地方红枪会闻风而逃，匪众如入无人之境，搜索一空，两日后，扬长而去，占领苏家埠，坐索肉票赎金，家人无钱赎的“肉票”数百人死于匪徒的刀石之下。
5月4日，驻防蚌埠的国民党第九军第十五师师长黄国梁才率领部队经六安向苏家埠进剿。匪被击溃后，向麻城方向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