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帮会

一、安徽青帮
青帮产生的初期，其基本成分是漕运粮食的水手和纤夫，是以粮船运输工为主的下层劳动人民组织。他们在漕运沿线设立庵堂，企盼“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曾被清廷指为帮匪，拆毁庵堂，惩罚帮徒。
清道光年间，运河淤塞，行船困难，改为海运，于是近万漕运工和纤夫陷于失业的绝境。这些人一部分参加捻军和太平军，一部分与两淮地区盐贩结合，以贩运私盐为业。因此，青帮的组织也随之扩大和复杂起来，除船夫、纤夫外，亦有小商贩、手艺入、游民、流氓、盗贼、土匪、军官、警特、绅董、书办等加入青帮。
为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青帮对当时压迫他们的清廷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具有一定的反抗情绪。孙中山也曾鼓动利用这部分力量参加反清起义，对辛亥革命起到一定的配合作用。但，辛亥革命后，青帮中不少人除贩卖私盐外，又进行拐骗讹诈，聚赌抽头，贩运鸦片，绑票勒索，杀人越货等勾当。后被北洋军阀利用，充当刺客和打手。“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又利用青帮屠杀共产党人，使青帮逐步变成少数政治野心家争权夺利和镇压人民革命斗争的工具。
〔安庆青帮〕
安庆青帮“通”字辈中，以朱雁秋的名声和势力最大。朱原是国民党三十三军旅长。退役后，网罗门徒，扩大势力，敲诈勒索，作恶多端。后触犯安徽省主席刘镇华的利益，被逮捕枪决。其他有影响的青帮有：安庆警察局侦缉队长叶华，抗战前任安庆军警稽查处和警察局督察长的谢介孚，警察局侦缉队长卢秉忠，安徽省政府参议和禁烟局顾问、特业（制鸦片）工会会长韩景琦等，这些帮会的头面人物，在轮船、车行、茶馆、酒楼、浴室、戏院、赌场、烟馆、膏行等各行各业中，都有门徒，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他们依仗帮会势力，扰乱治安，操纵各业，欺压百姓，无恶不作。
〔蚌埠青帮〕
民国4年（1915年），蚌埠青帮巨头郭华亭（通字辈），时任蚌埠警察厅侦缉队长，招收帮徒400余人，其中一小部分是本埠小商贩，其余均系地痞、流氓、土匪、惯窃和恶棍。郭虽是地方警察官，负责地方治安，但实际上每天都在干危害人民的勾当。
当时蚌埠四郊地主的打手以及乡镇团丁，大部分是地痞流氓，没有固定的薪水。加入郭的青帮后，常以“合法”的身份带着短枪，进入市区，根据郭的指使进行抢劫。警察厅长曾几度易人，而郭均受其宠。马祥斌任警察厅长后，郭送马全套家具和一匹马，企图将马拉作保护伞，引起马的怀疑，派人调查郭的罪恶活动，看守所关押的盗窃犯，半数以上与郭有牵连，马遂将郭革职。郭被开除后，处处与马为难，指使帮徒扰乱治安，勾结土匪到处活动，几乎每日都发生抢劫案件。某日，郭指使土匪抢劫二马路一家皮货店，被马逮捕，斩首示众于被劫的皮货店门口，全市人心大快，郭的徒弟作鸟兽散。
此后，蚌埠警察厅侦缉队又由青帮头目于化鹏、于化洲兄弟把持。于氏兄弟与郭大同小异，千方百计敲诈勒索。许多商店、旅馆、戏院、浴室等均请他们担任名誉股东，白送红利。日军占领蚌埠后，于化洲又在伪警察局里做侦缉工作。抗战胜利后，该于又被国民党蚌埠市政府委任为公安局侦缉队长。
日伪期间，青帮在蚌埠成立“安清同盟会蚌埠分会”（总会在南京），会长韩凌阁。蚌埠日本浪人亦有加入的。此时，势力最大的为匪首沈席儒。沈时任蚌埠南乡仁和集地保，拥有七八十支长短枪，常在蚌埠西南河梢一带抢劫往来商旅。后任蚌埠地区伪军司令。自此，沈又招兵买马，扩充队伍，收罗大批流氓、土匪等。仅一年，沈便扩充到2000余人枪。至汪伪中央政府成立时，沈已有7000余众，被汪精卫委为绥靖军第六师师长，驻防淮南铁路沿线和津浦路南段。抗战胜利后，沈又被国民政府委任为蚌埠接收师师长，仍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解放后被处决）。
抗战时期，蚌埠另一青帮巨头为路家云。民国27年（1938年）2月2日怀远沦陷时，路带着脚镣从监狱里逃出。不久，当地大地主请他担任地方保卫团大队长。半年，路即收罗200余人枪，在曹老集一带进行抢劫活动。日军获悉路是青帮，派人劝降，委其为淮北地区伪军司令。民国34年（1945年）后，路又投靠蒋介石，继续为非作歹。
解放战争时期，蚌埠青帮更为活跃。号称“三老”的刘华轩、项允诚、高香山都是青帮中有名的头目，刘、项是商会负责人，高是蚌埠码头的封建把头。民国34年秋，高香山从四川回皖，手持李品仙给蚌埠市长李品和的亲笔信，坐上青帮第一把交椅，把持蚌埠水上运输，高的许多帮徒把持国民党蚌埠的党政部门。国民党绥靖公署主任夏威、市长李品和等常到高家聚赌吸毒，警察局长刘景武更是唯高命是从。
青帮与国民党政权紧密结合，国民党政权离开青帮就失去爪牙，青帮离开国民党政权就失去靠山，这就是抗战胜利后到人民解放军解放这个城市时的政治格局。
〔桐城青帮〕
桐城青帮头目江邦寅，始在芜湖入帮。抗战爆发后，回到家乡桐城双店，收罗门徒，成为双店一带的“土皇帝”，凡过路客商、匪盗，均需送礼拜望，地方上大小事情，亦均不得冒犯。
民国30年（1941年）末，新四军主力北上抗日，沿江支队一部在双店临时驻扎，宣传抗日救国，镇压当地的惯匪，制定抗日公约。江邦寅表面赞同，暗中密报国民党176师，要求派兵赶走新四军。某日，江邦寅勾结罗岭的青帮到双店抢劫，双店青帮到罗岭、萧店抢劫。帮徒抢劫后常留下字条：“军需在急，暂行借用。新四军。”每处遭劫后，江都前去探望，表示“同情”，声言要组织流动夜哨。后来，由一些帮徒和地主组织逐夜“巡逻”。但很多人家仍不断被劫，巡逻哨到甲地，江指挥帮徒抢劫乙地，江的帮徒在外行动作恶时，只要说是江的学生，便能找到帮凶。
〔含山青帮〕
含山青帮头目贾相山，好打善斗，后拜芜湖青帮头目赵发荣为师，在芜湖一带水路称霸。
抗战爆发后，贾乘乡村混乱，纠集20余帮徒在垄岗“占山头”，拦路抢劫，向附近大户勒索财物，若逾期不交者，非杀即烧，形成霸占一方的恶势力。贾的土匪行为，首先触动了巨兴乡地主乡绅的利益。地主乡绅调集红枪会百余人，将贾的匪穴捣毁。贾逃往古河，投靠流氓匪首勒明发。
抗战期间，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在皖东设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桂系第十游击纵队司令、洪门帮头目李本一兼任专员，大量收编土匪流氓和散兵游勇，扩张势力，成立以大土匪头目柏承君为司令的“二支队”，柏委靳明发为二支队“别动大队长”，贾被委为：“便衣组长”。然后，贾回巨兴乡收罗帮徒报仇，将巨兴“红枪会”总堂长洪永成、分堂长李焕章夫妇、农民杨善友等多人杀害。
抗战后期，贾被送到立煌受训，加入国民党。日军投降后，贾身着国民党军服，佩戴国民党徽章回到含山。不久，被国民党新编二十师六团团长刘自清委为机炮连连长。民国38年（1949年）5月，被解放军含山县大队捕获，秋，被依法处决。
二、安徽刀会
清末民国时期，连年的战争，政乱兵祸，灾害频仍。破产的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些人为生活所迫，往往投身于大刀会、哥老会等迷信团体。
但，有时候亦能破坏反动统治秩序，客观上对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起到一定的配合作用。民国11年（1922年）和民国12年，六安、霍山大刀会聚众起事，杀死逼租捕差、粮差13人，占领六安40余天。民国13年5月，两县大刀会又联合攻打六安城，夺得北洋军阀驻六安马祥斌旅枪支五六百支。是年3月，霍山大刀会攻打霍山县城，赶跑县知事崔祥青和县自卫队长姚干成，开监放狱，扒粮济贫。凤台大刀会在李兴集一带聚集四五千人，择日攻城，等等。基于大刀会进步的一面，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曾指示党的组织部门派人赴皖西调查了解六安大刀会的情况。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日伪控制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内，军阀、官僚、地主、地痞、流氓等操纵下的大刀会、青红帮等帮会组织，有的成为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土匪集团，有的成为瓦解人民革命团体和破坏革命的工具。
〔皖西大刀会〕
民国12年（1923年），马联甲任安徽省长后，对人民大肆搜刮，除征收“二五亩捐”，募集“八厘公债”，发行“救灾公债”和加征茶厘烟税外，又借口“省库短绌”，限期清完从民国元年到民国12年的全省吊欠田赋。
合肥县知事袁励宸、六安县知事丁景炎、舒城县知事李某等张贴布告，催征吊欠的田赋。地主见布告措词严厉，无法拖欠，便抱定“杀不得穷人起不得家”的主意，对佃农增加租额或押板金。佃农迫于权势，只得借高利贷和借稻交租。各县知事不催地主，而是先抓佃农，即“捉佃交东”。很短时间内，各县监狱关押的“欠粮犯”竟占犯人总数的50％以上。
民国13年4月28日，大刀会堂主李家训和农民李家浩斥责太平集恶霸周子安欺压百姓。周恼羞成怒，当日向六安知事指控李家训兄弟“纠党”扰乱地方治安。县知事遂于29日派捕差10名，带着拘票到太平集捉拿李氏兄弟和大刀会首领夏云峰及其他“堂主”。29日夜，夏云峰、李家训召集大刀会友200余人，冲进捕差、粮差住宿的旅店，杀死捕差、粮差13人。
夏云峰见事态扩大，便紧急动员会友起义。6月3日（农历五月初二），太平集大刀会数千人召开誓师大会，提出“攻破六安过节（端午节）、杀尽贪官污吏”的口号。4日，大刀会向六安县城进攻。
六安县城原驻安徽第三混成旅第二团。团长王尚林因事带部分兵士赴蚌，城防由第二营负责。营长率部镇压，大刀会友勇猛冲杀，官兵败退，涉水而窜。县知事丁景炎闻之亦弃城而逃。大刀会打开六安东门攻进城内。
大刀会进城后，首先放出监狱的“案犯”。市民见大刀会友都是本地人，来自田间，秋毫无犯，各家烧香放炮表示欢迎。地方推举商会会长招待会友，逐日供应油盐柴米，市民与会友甚为融洽。
稍作休顿，大刀会便成立“救国军总司令部”，推会友谢应龙为司令，鲍少安为副司令，吴献之为秘书长。下编两个支队及若干中队。10日，“总司令部”命第二支队万蓬山部由夏云峰指挥，进攻合肥。沿途农民呼应参加者数千人。11日拂晓，到达合肥西、南两门。合肥四个城门均用砂袋堆固，大刀会无法攻破，又遭城内炮火轰击，伤亡数人，自行撤退。15日，王尚林由蚌回六，大刀会于六霍桥头集附近公路两侧攻打王团。王团部队伤亡很重，即退至寿州石家集。大刀会获胜，士气大振。
大刀会占领六安半月后，便思想松懈，一部分会友行为放荡，群众对大刀会的信心亦一落千丈。与此同时，城里的地主豪绅尽力拉拢腐蚀刀会首领，刀会上下便逐渐蜕变。
7月10日，马联甲调安庆的第五混成旅前往六安，限期收复。大刀会溃败，退出六安。六安官府亦深知刀会造反缘由，难以根除。便专重安抚，不予清剿，只要交出武器，一律准于回家。
9月，皖中革命志士余亚农、郑绍成、孙品骖、柏文蔚等发起逐曹（锟）驱马（联甲）运动。北洋军阀的爪牙刘亮章伪装革命，乘机成立革命军第五军，在六安广招大刀会会众一时间，刀会首领夏云峰、倪刚、吴修俊、万蓬山等携械归附。是月中旬，万蓬山等刀会部队攻打舒城未破，将城外商民店家先抢后烧，焚劫一空。
9月27日，刘亮章赴京求官，刀会部队遣散。强悍者多流为匪盗，活动于舒六合边区的百洋铺、双河、界河、大烟墩、龙穴山、草山洼等地。
民国26年（1937年），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在皖西明文告示：准许大刀会众，“报效立功”。3月初，李品仙委大刀会首领卢品三为第二路游击司令，促其招集旧部，克日就职。是时日军迫近合肥，六安常有敌机骚扰。卢设司令部于枣树店，仍以当年烧符念咒为整军经武的主要措施。卢的刀会部队同日军两度接触。失败溃散。
〔南陵大刀会〕
南陵大刀会主要活动及发展地区在该县与宣城、芜湖交界的青弋江两岸，上至南陵奚滩，下至宣城湾和芜湖县清水河，方圆二三百平方里内。当时，素称“鱼米之乡”的南陵，由于日伪军的扫荡和掠夺，国民党的长期横征暴敛，群众生活困苦，人心思动，加之在三县交界处又是国民党统治势力十分薄弱的地方，所以给大刀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民国30年（1941年），南陵马园镇同善社坛主马至贵、陶荣堂等人与太丰区大刀会首领汤美卿、郭小谱等勾结起来，在马园镇建立大刀会武装，称霸一方。从此，大刀会就在青弋江两岸发展起来。汤、郭、马、陶等人均是一些不务正业的地痞流氓，浪荡江湖之人，同善社与大刀会狼狈为奸，大刀会的首领均是同善社的信徒。
民国33年初，南陵成立大刀总会，国民党南陵六乡联防队长张道政任总会会长，会众万余人。自此，南陵大刀会与地主恶霸势力相勾结。各地的坛长、坛主大多是恶霸地主或其代理人，以行政权力强迫各村镇大力发展大刀会，凡年满18岁的男性青年，不参加者，罚出稻谷。
大刀会被国民党顽固派势力操纵后，专事袭击中共游击队。是年3月23日，大刀会在南陵长沟子突然袭击正在渡河的中共游击队，使其伤亡重大。某日，张道政得悉中共游击队要进攻日伪据点，便立即率会众千余人，首先向中共游击队进攻，仅在老颧嘴祠堂前，就砍死游击队30余人，将2名被俘新四军战士眼睛挖去，剖腹而死，其余被俘者用铁丝穿手、臂或大腿，然后逐一砍死，仅这一次即杀害新四军100余人。不久，马至贵联络6乡联防中队，率会众数千人包围新四军南芜游击队，许多新四军战士跳入荷塘，被会众死于水中，游击队长洪某被肢解4块，许多战士被杀。
中共南芜地区地方组织为解救道徒，决定强行解散大刀会。民国34年6月，调集新四军游击队大部分兵力，前往董万、马园等地解散大刀会。然而，马至贵、董发义等首恶分子不听劝告，顽抗到底，召集会徒数千人（亦说上万人），勾结伪军1个团，包围游击队。游击队不忍伤害贫苦农民，主动撤退。
此后，大刀会每日派出30余人轮流到马园驻守，对马园的来往客商收税查夜，要米要菜要酒，闹得马园一带鸡犬不宁。此后不久，马至贵率会众受编为国民党倪干卿团二支队。后马又率众300余人投奔国民党军七十四军。民国37年1月，倪干卿再次以大刀会徒为基础，组织武装队伍，活动于安庆、桐城一带。1951年，马至贵被皖北公安队捕获。
〔凤台红枪会〕
民国时期，凤台一带比较偏僻，生活贫困，交通不便，武装土匪及帮会活动比较猖獗。至抗战时期，其势力最大的为王鹏飞、尚四猴于为首的红枪会，该会近2千余人，活动于怀远、凤台、蒙城三县交界处，以潘集、王圩孜、平倭山为据点，占地为王。当日军进攻他们时，亦被迫抗击日军。
为顺利打开凤台县抗日局面，中共豫皖苏区党委决定加强对红枪会的统战工作，动员红枪会武装撤出潘集。民国29年7月10日，中共安徽视察员陈元良带着彭雪枫司令员给王鹏飞的亲笔信，与王谈判。王同意撤至距潘集20余里的王圩孜。
7月13日，新四军六八八团二营开进潘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9月，国民党派遣大批特务潜入凤台抗日民主根据地，搜集情报，策动红枪会暴动。9月底，红枪会会首尚四猴子（原是国民党军队副团长、CC派特务），制造平倭山暴动事件，袭击中共地方政权，活埋王保霞等2名妇女干部，乘新四军离开潘集镇之机，抢占潘集，并加紧构筑工事，与新四军为敌。
11月初，彭雪枫派部队将潘集包围，令其撤出潘集。红枪会自恃人多，首先向新四军开枪射击。拂晓，新四军全歼红枪会，尚四猴子被击毙于潘集小学。
新四军多方教育王鹏飞与尚四猴子划清界限，领导其会众抗日。但王一意孤行，不听规劝，暗地勾结国民党特务，与新四军对抗。11月，正值国民党反共高潮之际。汤恩伯、何柱国等部队和马鸿逵的骑兵大队30余万人，向中共豫皖边区和新四军四师大举进攻。王鹏飞认为时机已到，妄图公开与新四军较量，新四军遂将王处决，红枪会土崩瓦解。
三、大别山红（洪）帮
在李品仙任安徽省主席前，安徽大别山区无红帮。民国28年（1939年），李品仙任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时，在赴任途中带回红帮“老大”的部下欧阳长松。李品仙想利用红帮作为他的羽翼。路过鄂东黄安时，欧阳介绍黄安红帮头子王贵和与李相见。李将王带至立煌，委任其为豫皖鄂边区党政分会上校专员。不久，王与大流氓倪荣仙勾结，创立红帮“大别山祖堂”。
李品仙主皖后，遵照蒋介石的旨意，下令改组安徽省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动委会），打击该委员会的积极分子。民国29年2月，王贵和率领红帮帮徒数名，捕获塔子河畔动委会7名工作人员（其中有中共党员），将其全部秘密处死，时称“立煌第一惨案”。
李品仙见王贵和立下杀人“功劳”，特别信任，委任王为“党政军总办公厅”视察组副组长。其后，王便计划在大别山发展100个山堂（每个山堂11人）。但大别山区人民都受过中共领导的红军的教育，对王的一套多有疑虑，所以响应者很少。至民国32年（1943年），仅建立立煌城关、丁家埠、闻家店、流波、麻埠街等7个山堂。
由于红帮在大别山区得不到大的发展，王便窜至合肥三河镇，拟吸收巢湖部分盗匪为基本骨干，然后再开辟山堂。其不知三河为青帮活动地区，王触犯青帮头目张斗山。张斗山与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委员的张义纯相熟。张义纯据报极为震怒，将此事告于李品仙，李不得已解除王的视察组副组长职务，从此，“大别山祖堂”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