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一、肃反前的形势解放初期，安徽各行各业、各项工作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各阶级各阶层的一些反动分子掩盖反动面目，伪装靠拢共产党，有的钻进共产党内和各机关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窃取领导职位，占据要害部位。虽经镇压反革命运动、清理“中层”，但仍有一部分漏网。遇有时机，他们就进行破坏活动。1954年，淮南3个矿和合肥、蚌埠等5市就发生破坏事故127起。淮南矿在反破坏事故斗争中查明的24起事故中，其作案成员均系历史或现行反革命分子。合肥矿山机械厂一反革命分子以自己是“工程师”的便利条件，故意将一吨半冲天炉的出铁口改小，使铁水流不出来，企图造成爆炸事故。省计委一名职工，成立所谓“日学社”反动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淮南新庄孜煤矿一名职工，将雷管放在铁轨上，阴煤炸毁火车。马鞍山铁厂一高炉值班工长在给高炉投料时，故意将两批循环改成三批循环，并增加风量，降低炉温，先后造成废品和次品钢铁260吨。据1955年6月统计，全省内部单位在一年时间内，发生各种破坏事故近400起，其中发生在省直机关47起。
潜伏的特务间谍也蠢蠢欲动，发展特务组织，组织反革命暴乱。台湾当局派遣的一个特务分子，在庐江县拉拢国民党政府残留下来的散兵游勇，搜集武器弹药，企图利用自然灾害的机会，组织武装暴乱，上山建立所谓“游击根据地”。
对于上述问题，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存在麻痹思想，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失去警惕，对反革命的现行破坏活动打击不力，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开展肃反斗争
1955年5月，全省开展肃反斗争。中共安徽省委和各地、市、县委及省直各部、委、厅、局都成立5人小组，分别领导肃反运动。6月底至7月初，中共安徽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对内部肃反作具体部署。会议要求：安徽肃反斗争，要始终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制定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实行群众肃反的路线。强调正确区别反革命问题和政治历史问题的界限；反革命碳坏和工作过失的界限；反动言论和落后言论的界限。对嫌疑问题，采取积极慎重的调查研究的态度，把打击的锋芒对准极少数证据确凿的真正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强调要分清轻重，区别对待。对坦白分子、立功分子、立大功分子一律给予宽大处理，对查有实据、拒不坦白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则坚持从严惩处。对于罪行轻微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只要坦白交待，一律免予刑事处分。严格区分普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重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一般反革命分子和骨干分子的界限，前者从宽，后者从严。对于需要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其逮捕的批准权属中共安徽省委，需处死刑者，必须报中央批准。
肃反对象中的反革命分子主要包括：特务、间谍；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头子；恶霸、土匪、汉奸；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敌对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其他坏分子包括：政治骗子、叛变分子、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分子。对于历史上曾加入国民党、三青团和其他反动组织的一般成员，只有一般政治历史的人，或思想落后者，都不列为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不作为肃反斗争的对象。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依法逮捕法办：国民党和帝国主义潜伏及派遣的特务、间谍分子，或解放后参加特务、间谍组织活动的分子；历史上有严重罪恶或不逮捕法办不足以平民愤的分子；历史上参加反革命组织，虽无严重罪恶民愤，但混入革命队伍后，隐瞒罪恶和反革命身分，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收买或指使而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分子；进行报复和破坏，情节严重的敌对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小集团中的首要分子，或罪恶重大的分子；越狱潜逃犯或通缉在案的在逃犯；叛变后出卖同志或组织，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的分子，或叛变后积极破坏革命组织，混入革命队伍后又长期隐瞒的分子；有严重破坏行为的政治骗子；隐瞒反革命身分和反革命罪恶，情节严重，查证属实，在运动中经过动员和斗争，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拒不交待的分子；过去经过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但仍坚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其他进行现行反革命破坏和严重刑事犯罪的分子。
对于符合下列情形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分别从宽处理：凡在运动中自动坦白交待，或经过斗争后坦白交待问题，只要在重要事实上坦白真实，应按“坦白从宽”处理；解放前有严重罪恶和血债民愤，或者解放后积极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罪该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若在运动中坦白交待，经查属实，根据坦白程度，可以免处死刑，判处长期徒刑或短期徒刑；凡参加反革命组织，有罪恶有民愤，或者虽未参加反革命组织，但有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应该判处徒刑的分子，若在运动中坦白交待，查证属实，根据坦白程度，可以减刑，或判处管制，或劳动教养；历史反革命分子罪恶轻微，或者被迫被骗参加反革命组织，没有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若在运动中坦白交待，查证属实，应免予刑事处分；凡反革命分子，不但自己真诚坦白，又能积极检举其他反革命分子，并经查证属实，应算有立功表现，将功折罪，免予刑事处分或其它处分；反革命分子不但自己真诚坦白，又能积极协助政府进行肃反工作，发现重要反革命分子或破获重大反革命案件，经查明属实，算为立有大功，不论其过去罪恶大小（包括血债），应该免予刑事处分，并根据具体情况，给予物质的奖励；对于罪恶虽然较大，但确有真才实学和专长的高级知识分子或其他技艺人员，只要在运动中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就应该从宽处理，继续使用，如果交待不好，可以依法判刑，然后放在一定岗位，控制使用。
1956年12月26日，省公安厅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把肃反当作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协助各级党委研究斗争方法、策略，训练肃反干部，指导专案工作和直接办理专案，并规定下列案件由公安机关直接指导或办理：现行特务或反革命案件；同特务机关和特务人员有一定联系而有派遣、潜伏重大嫌疑案件；涉及区级以上干部和统战人士的案件；与资本主义体系国家驻我国使领馆有联系的专案；在同国外敌人作斗争中，仍有继续侦察必要和可能的派遣、潜伏特务案；其它须由公安机关直接进行侦察的重大案件。
肃反中，凡判处徒刑的案件，依法做到提请批准逮捕书、批准逮捕决定书、移送起诉书、起诉书、判决书齐全。凡判处死刑的罪犯，经中共安徽省委审核同意后，由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共同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作书面报告，提请审批。待中央批准并由最高人民法院下达执行命令后，再由省委五人小组拟文下达执行。凡应给予纪律处分者，由政府监察部门作出处分决定。如系中共党员，应给予纪律处分者，由党委纪律检查部门作出决定。各地还选择坦白和抗拒的典型案例作公开处理，以体现宽严政策，促进坦白交待。1956年5月13日，省委五人小组在合肥江淮大戏院对反革命犯汪某、胡某、姜某公开处理。血债累累的汪某，在肃反中主动交出手枪1支、国民党委任状和派令数张，彻底坦白历史罪恶，免予刑事处分。中统特务分子胡某，虽长期隐瞒其历史罪恶，但在肃反中能主动但白，依法从宽处理，判处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两年。姜某虽仅参加“铲共军”等反动组织，但交待不彻底，后又潜逃隐匿，予以抗拒，依法从严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经过4年半的肃反斗争，全省共清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14635名，占全省参加肃反运动总人数的1.22％。运动中还破获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集团案件65起。在清查出的人员中，有特务间谍分子3059名；现行反革命分子1293名。有血债的1791名。这些分子中，有的已钻进中共和共青团组织以及领导机关，有的已占据重要工作职位。据统计：从中共内部清查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584名；从共青团内清查出538名；窃取县、区以上干部职位的314名。
对于上述清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都视其罪恶事实、在斗争中的坦白态度，以及有无立功表现等，依据肃反政策，严肃、慎重进行处理。其中：依法判处死刑者70名，判处徒刑者5855名；管制、劳教、下放农村监督改造者1370名；转送户籍所在地处理者175名；自杀和病亡193名。
经过肃反运动，还清查出普通反革命分子6839名，反动分子772名，揭发出反动、流氓小集团16个。另弄清20余万人的各种政治历史问题。
三、纠正肃反中的偏差
安徽的肃反斗争进入高潮以后，即1955年秋和1957年1月，在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小组斗争中，曾发生过若干“左”的偏向，斗争面宽了一些，误伤一些好人，并且在个别地方发生“逼供信”等违反政策的现象，错捕少数好人。这些偏差，伤害一些人的感情，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但这种情况时间较短，很快便得到纠正。
肃反中，安徽原定为暗藏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约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2.8％，高于全国内部肃反的比例，与邻省相比，也属偏高。
1957年3月，省公安厅根据省委指示，对内部肃反专案进行清理，凡证据不足的予以夏查，错的予以甄别平反。经复查，全省第一批肃反专案中，就有174人系错案，由原审查单位予以平反更正。
1959年，中共安徽省委五人小组，又多次指示各地按照“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已定的肃反案件，进行全面复查，纠正错、偏。在组织对肃反斗争验收时，其各项比例与全国大致相同。萧反以后一二年内，又陆续纠正了肃反时一些“左”的偏差。但鉴于当时“左”的错误倾向，纠偏未能彻底，不少冤假错案在1980年以后才得到彻底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