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维护社会秩序

一、缉捕盗匪
1950年，安徽不少地方遭水、霜灾害，大批农民流入城市。人民政府忙于剿匪、反霸、土改、镇反，对于一般盗匪未能组织足够力量加以惩治，于是盗匪乘机活动。1950年皖南、皖北共发生盗案3687起，1953年发生5427起，1955年发生11399起。盗窃分子或白天探路，夜间行动；或化装成商人小贩，走街串巷等，专寻机关、厂矿、商店、企业、居民住户等防范薄弱环节，伺机盗窃。炳辉县（今天长县）一妇人携现金378万元（当时币）至县城购物，不慎被盗，公安机关侦察破案，系一盗窃集团所为，该集团在县城已形成数年，有成员40余人。破案后，逮捕20人。其中主犯5人，惯犯13入，从犯2人。他们不仅危害本城，而且在江苏六合、高邮、宝应、盱眙等地作案。
一些偷盗之徒，破坏军用设施，盗走通讯器材。1953年11月至1954年1月，人民解放军驻宿县夹沟某部电话线多次被剪盗走。其中1953年11月27日下午，前旺庄驻军电线被剪走232米，离山、芳寺、褚庄等地电话线，四次被剪，诸庄民兵连连部存放的电话线亦被盗走50公斤。有些盗窃犯罪分子伤害群众，威胁失主，气焰器张。萧县一惯窃犯张某，挖洞、撬门样样精通，两次被公安机关拘留，教育释放后，继续作案。被捕后，六次逃跑，“八进八出”。寿县一名惯窃犯，原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劳改中屡次逃跑作案，捕获后，加判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不久，又越狱潜逃，捕回后，又判再缓一年。其扬言：如能再次逃出，定找检举人算账。
以经济为目的的土匪，一有机会，就大肆抢劫。1950年，皖南、皖北发生抢劫案达176起，镇反运动期间的1952年仍发生51起，1953年发生45起，1954年发生32起，1955年发生115起，1956年发生30起。蚌埠市1950年5月的20天内，连续发生土匪抢劫案12起。颍上县杨湖区杨岗乡胡台子一土匪将税收员杀死，抢走税款人民币30万元（当时币）。1955年2月20日夜，中国人民银行涡阳县花沟营业所被土匪韩天金等11人破门而入，抢去人民币10711万元（旧币），存单400余万元，步枪1支。
在剿匪、镇反等运动中漏网的反革命分子，或另立门户，或纠合为一股，流窜各地，隐蔽于山区、水上、城乡结合部等，专以抢劫为生。据省公安厅1953年5月调查，是年1至5月，宣城、泾县、郎溪、庐江、肥东、定远、亳县、涡阳等地，均发现残余武装土匪活动。
鉴于盗匪活动频繁，各级公安机关采取预防和打击并进的措施。首先通过基层公安机关召开专门会议，布置防匪、防盗；对群众开展防匪、防盗教育，发动群众提供盗匪线索，监视、管教已查明的盗匪分子；建立治保会、纠察队等群众性的治安保卫组织，发动群众打更放哨，使盗匪分子无隙可乘。并将部分屡教不改的盗窃分子集中起来，进行较长时间的劳动教养；逮捕现行盗匪的主要分子。其次是颁布惩治盗匪条例。1949年9月20日，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制定《皖北区惩治盗匪暂行条令（草案）》13条，规定：“凡犯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即按本条例惩治之。（1）图谋颠覆人民政府，组织武装叛乱，扰乱社会治安者；（2）抢劫军械、弹药或军用物资者；（3）破坏军械、弹药或军用物资者；（4）破坏铁路、公路、桥梁、电讯及其它公共事业者；（5）决堤放水、破坏生产、矿产及工业建筑物，损害工农业生产事业，或损害人民生命财产者；（6）放火烧毁或用其他方法破坏人民政府资财或公共建筑者；（7）抢劫公粮、公草或其他物资者；（8）杀害军工人员及其家属者；（9）结伙肆行抢劫人民财物者；（10）掠人勒赎或伤害掠人者；（11）抢劫杀人者；（12）放火烧毁人民房屋财产者；（13）抢劫奸淫妇女者；(14)包庇土匪、供给情报、坐地分赃者；（15）勾引、唆使与便利盗匪逃逸、抢劫或袭击人民政府军队、人民政府者；（16）持械劫囚或武装拒捕者。
该“条令”规定：“凡犯前款罪行之一者，应按危害程度大小、情节轻重，依下列规定分别治罪：（1）主谋、首要、屡犯分子，罪行严重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以至死刑。（2）非主谋、首要、屡犯之共同犯罪，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五、六、七条规定：“凡匪首能率众投降，携械来归，准予将功赎罪，从宽处理。凡盗匪能自动侮悟，自动向人民政府自首或携械投诚具结永不为匪者，准予宽大免处其刑”；“凡盗匪能杀害首领来归，对剿匪有重大帮助者，准予将功折罪，并酌情奖励。凡能检举其他匪类，或交出隐藏之械弹物资者，免处其刑”；“凡匪已自新而重复为匪者，加重处罚”。“第十一条规定：“盗匪案件，经公安机关侦察确实后，应即移送司法机关或组织人民法庭，进行审判。在军事剿匪期间，凡土匪之判处死刑，本署授权专署批准执行，转报本署备案”。
皖北各级公安机关，根据“条令（草案)”开展侦察破案，清理流入城市的无业游民。对于捕获的盗匪分子，除移送法院审判外，一般交群众监督劳动。
由于当时公安机关忙于中心工作，且缺乏斗争经验，曾出现对盗窃分子打击处理不力的偏向，以致发生盗窃即捕，捕后又放，放后再盗的恶性循环。
1953年，第二次全国民警会议指出：“大中城市和工矿地区应着重打击盗窃、诈骗、捣乱金融等破坏活动；农村应着重打击破坏生产的现行破坏活动……”。根据这一精神，安徽各地将打击盗窃提到议事日程。1955年2月，公安部三局印发《关于刑侦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7月11日，彭宗珠在全省政法会议报告中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围绕中心，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以加强同刑事犯罪尤其同盗窃犯罪分子的斗争。当年，将这一斗争列入第二次镇反运动。
对于土匪案件，各级公安机关一经发现，迅即开展侦察破案，缉捕匪首。1953年5月，省公安厅对打击小股流窜土匪作出部署，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必须重视这一问题，纠正麻痹思想，克服松劲情绪，经常与人武部门、公安部队取得联系，交换情况，共同研究，决定对策，充分发动群众，利用群众智慧与力量，开展预防；在经常发现土匪活动地区及易为残匪隐匿、潜伏、流窜的山林地区、省县结合部，及现行土匪家属周围，布置群众监视。如遇偶尔发生匪情，以后找不到线索，无法进行侦察的，要组织专门力量，通过镇反判定、整顿管制。选民登记或其他工作，将该地区可疑分子进行排队，找出蛛丝马迹，进行专门侦查，以发现匪穴，争取土匪亲属教育土匪改邪归正，投案自首。重点地区组织搜山、搜庙，使匪徒无法落脚藏身。1955年，安徽一些地区对“穷江行”盗窃集团，进行集中打击。
“穷江行”又名“灰土窝”。其组织庞大，历史较久。早在解放前，安徽一些地方即有“穷江行”这一组织活动，其内部分四行、三支、六股，有“宣马”、“矮马”两派，东行、西行等，各有大小头目领导。其成员复杂，多系惯盗惯窃、地痞流氓及游民等，亦有被骗入行的。建国以后，其中反革命分子较多。据颍上县公安局统计，在535名成员中，反革命分子占19.4％。他们散布在阜阳、六安、宿县、滁县等专区和淮南等市，尤以阜阳为最多。这些“穷江行”分子，出没于城市、工矿区和集镇，以盗窃为业，有的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据阜阳、六安、滁县3个专区的9个县调查，发现有现行破坏的小集团13个。他们制造反动谣言，盅惑人心；有的与其他惯盗纠合成股，集体作案。不久，又大都转为单干单销，流窜作案，往往是甲地作案，乙地销赃。很多以收旧、小贩、逃荒、闹莲花落为名，掩护盗窃。
1955年4月中旬，安徽省公安厅召开各专署、市公安处局治安科长会议，部署对“穷江行”进行集中打击。22日，省公安厅发出《对穷江行处理意见》，要求各公安机关，要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有重点地对现行盗窃集团以及有罪证、有劣迹的分子，打掉一批，把该逮捕的捕起来，该管制的管起来。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彻底摧毁其组织；要集中力量，打击那些危害最大的惯犯、首犯和主犯。对次要分子，应传讯登记。对其中一部分罪恶较重、对社会危害较大的分子，依法判处管制；对贪图小利、被骗参加“穷江行”的一般农民或市民，偶尔有过偷窃，但情节轻微者；解放前虽为首，但罪恶轻微，解放后己改邪归正，并有正当职业者；有正当职业，偶尔买卖过赃物的分子等严加教育和改造。
各地迅即对“穷江行”开展调查。4月30日起，按照法定程序开始搜捕行动，至5月中旬，共逮捕“穷江行”分子163名。尔后，逐一审讯，扩大线索。芜湖市即组成12个审讯小组，突击审讯，发现新线索10余起。至5月底，全省对“穷江行”分子的审讯基本结束。另传讯1000余人，管制500余人，大批一般分子纷纷登记。至6月，数十名首要分子投案自首。至此，安徽境内的“穷江行”组织被彻底摧毁。
〔缉捕盗匪的成绩〕
自1950年至1956年底，全省共破获盗匪案27549起。其中盗窃案27323起，土匪抢劫案226起（详见表3—1—6），逮捕犯罪分子1万余人，使盗窃案和抢劫案逐年减少。据统计，1950年发生抢劫案176起，1952年发生51起，1953年发生45起，1954年发生32起，1956年发生30起，社会治安秩序趋于安定。
安徽盗匪案件情况简表


二、反动党团登记
〔登记的政策界限〕
对中国国民党（简称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中国青年党（简称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其他一些特务系统中骨干分子的登记简称为反动党团登记。1949年，全省境内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虽大部分溃逃，但仍有余党三四万人潜伏隐蔽。二三月间，皖南、皖北陆续开展登记工作。
1949年2月20日，蚌埠市军管会发出布告，敦促国民党、三青团及一切特务机关等反动组织、人员进行自新登记。4月，安庆市军管会印发《关于解散反动组织的命令》。至1950年，阜阳、宿县、安庆、除县、巢湖等专、市均已先后开展反动党团登记。但已登记的仅占应登记的50％。1951年1月11日，皖北行署公安局发出《关于开展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工作指示》，要求各地对反动党团人员登记后分别加以管制。不久，皖北行署公安局制定《皖北区反动党、团、特务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登记条例》，规定下列人员均须向人民政府办理登记手续：
反动党团人员：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人员；三青团分队长以上人员；青年党区支部委员以上人员；民社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人员；其他一切反动党派的各级负责人。特务分子：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及其所属一切组织的特务人员；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及其所属一切组织的特务人员；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保密局及其所属一切组织的特务人员；其他接受美国或其他国家或国民党方面的任务，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人员。其它应登记的人员：凡曾以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各种反革命分子。普通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青年党员、民社党员免予登记。如自动要求登记，亦准予声明备查。在人民政府机关、学校、公营工厂、企业内部工作的，仍须向各该行政部门申请登记，由各部门统一向公安机关呈报备案。曾参加反动党、团组织的起义军官，仍在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机关工作，或在军政机关所办的学校任职、任教或学习的，免予登记。
《条例》规定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严惩：抗拒登记或破坏与阻挠他人登记的；坦白情况不真实的；捏造证据，企图陷害他人的；登记后仍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对有下列表现之一的，酌情减免其应得处罚，或给予适当奖励：迅速登记，真诚坦白悔改，并劝导其他反动党、团、特务分子进行登记有成绩的；自动将所知一切反动组织情况及其活动情况向人民政府报告，经查明属实的；对登记工作有特殊贡献的。根据条例规定，皖北各地再度颁发布告，限令反动党、团中的骨干以及一切特务分子：过去已登记者，一律再行申请报到；未登记者，一律向公安机关申请悔过登记；登记而未彻底者，补行申请登记，违者依法处理。布告颁发后，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分子等按规定时间和指定地点纷纷悔过登记。
1949年5月26日，中共皖南区党委社会部印发关于贯彻中央指示的意见，指出：先注意收集敌文书、档案、会议录、登记表等材料；在发现国民党县、区书记长、组织委员等人时，令他们交出全部党务组织名单及党部财产、文件、卷宗等；对县党部书记长、县长、议长、调查专员等人，如自动投诚、自首，并带领别人自首有功者，在履行规定手续后，即可取保释放。
6月，皖南各机关、团体内部的一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等开展登记动员。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发布命令：凡现在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学校、人民团体任职的一切反动党、团、特务人员，均须正式办理登记手续。其依令登记，忠实办理各项手续者，本着宽大方针，照常供职。其故意顽抗，隐瞒蒙混，以伪报真，以多报少，阳奉阴违，阴谋破坏，或登记后继续阴谋活动者，决予严办。同时制定《皖南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学校、人民团体中之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申请登记实施办法》，规定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公安局为举办该项登记的主管机关，各所属机关组织登记小组，具体执行登记事宜。对皖南行政公署直属机关内部的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登记，又制定《皖南区各直属机关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登记实施计划》，规定：凡在皖南行署驻芜湖市的各直属机关，无论政府、工商、文教等内部留用或录用人员中的反动党、团、特务分子（自普通党、团人员至各级负责人），皆在登记之列。各机关之首长或负责人为主，选择3至5人的中共党员骨干（包括人事干部），组成登记小组，负责掌握各该机关的登记工作。
办理登记时，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特务分子按公安机关指定的时间、地点，纷纷登记，向登记处呈交本人两时半免冠照片两张，填写本人情况登记表一式两份。申明退出反动党团组织，并在以后永远不进行反对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的一切活动，在履行登记手续时，还交出一大批国民党党证、三青团团证、特务证件、徽章、符号、档案、文件、资料、宣传品、组织名册、武器弹药、电台、通讯器材、密码、危险物品、党团特机关的财产等。
对顽固不化、登记悔过不彻底，或对社会治安有现实危害的分子，则予较长时间集中管训（或称感训），以县为单位分批进行。1950年上半年，皖北区采取分级集训：行署公安局对军统的组长、电台台长，中统县室主任及县一级反动党团骨干分子集中感训；专、市公安处（局）对军统的通讯员、联络员，中统的中心组长及区一级反动党团骨干分子集中感训；县公安局对一般特务分子、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三青团分队长等集中感训。几个月中，全区感训3505名。
对虽属比较重要的骨干，但不需较长时间集中管训的，教育数天后，令其取保释回；一般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分子，由公安派出所或区公安特派员、乡治安干部加以掌握。凡返回社会的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分子，采取公开管制，适当监视，规定纪律，定期向治安干部汇报思想，发动群众监督其行动。
皖南、皖北两区登记反动党团骨干及中统、军统等特务分子31292人（详见表3—1—7）。在登记中，对于罪恶大、民愤大，而又抗拒登记、破坏登记的，逮捕393人。中统特务安徽省室主任管北颂以下调查专员16人、军统特务安徽站站长唐玉琨以下组长8人、国民党合肥县党部书记长龚兢等均因抗拒登记被逮捕。并收缴电台1部、电话机6部、长短枪25支、子弹2465发、手榴弹67枚，及各种证件11372件。


三、禁绝烟毒
鸦片战争后，英国将鸦片公开输入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库空虚。清廷为挽回损失，抵制进口，乃提倡自种鸦片。几年后，一些省区罂粟遍地。安徽亳县、寿县、凤台、阜阳、颍上、宿县、太湖、宿松、桐城、肥东等县成为产烟区。贵池、泾县、祁门、黔县等地亦有种植。
安徽省虽然产有鸦片，但远不及云南、贵州，云贵烟土源源流入安徽。安庆、芜湖、蚌埠成为烟土集散地，销售鸦片的“烟土行”、“土膏店”以及官办的“宫土行”等应运而生，维护烟土行业利益的“特行公会”亦有成立。民国11年（1922年），仅安庆市就有“公记土行”、“和记土行”、“钧记土行”、“和成记土行”等鸦片烟行七八家之多。亳县、阜阳等地更是烟行林立，出售鸦片的摊点比比皆是。一些豪门富户在花天酒地之余，摆开烟灯，吞云吐雾，以为享受。一些官僚政客、工商业者以此为交际品。一般民众和其他阶层，有的为消愁解闷而吸食，有的为解除疾病痛苦而吸食。鸦片销售量日益增大，烟馆也由少到多。人们久吸成瘾，欲罢不能，以致有的倾家荡产，有的卖妻卖女，最终骨瘦如柴，衣不蔽体，沿街乞讨。也有因无钱购买鸦片铤而走险，杀人越货，盗窃诈骗的。
对于烟毒的危害，曾引起一些当政者的注意，试图禁除。一些有识之士，亦曾力主禁烟，但均中途夭折，或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全省禁烟总会在安庆成立，归巡警道管辖。其他各地均成立禁烟查验所，开展三查：（一）查禁官吸。全省厅、州、县官员由巡警道会同三司官员和医士逐日分班传见，以查验有无吸食鸦片情况，其他下属官员，由各地州、县自行查验，令被查人员写出禁吸保证，对有烟瘾者，限期戒除，屡教不改者，分别予以记过罚款，直至撤职。（二）查禁民吸。无论绅、商、农、工，均由地方官员或巡警会同绅董，挨户清查，对吸食鸦片者，逐人登记，限期戒除。（三）查禁卖户。由禁烟公所发给限售执照，酌定膏店若干家，缴银领证。凡吸烟人不愿立即戒除者，由膏店发给牌照（购买证），限量购买，膏店售膏数量逐月减少，不准增加，使卖户逐步减少，直至歇业。由于当时政府腐败不堪，贪污受贿成风，禁烟终无成效。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亦曾有禁烟命令。然而，由于军阀本身所需军响，购置武器弹药所需经费，大多依靠鸦片烟的收入作为其经济主要来源，加之各省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法律、命令不过一纸空文。民国元年（1912年），安徽都督柏文蔚曾下令禁烟，派官员调查各地种植烟苗情况，颁布“发现种烟土地，悉数充公”的命令。民国11年（1922年）12月，安徽省长官公署曾拟定一些禁烟奖惩简章。民国16年陈调元亦曾公布“禁烟条例”，设“禁烟局”于安庆西门外柴家巷口。规定：鸦片烟土一律由官运官卖，凡经营土膏的行商，须向政府请领特种膏行店执照，凭证营业。如发现私贩、私售烟土者，一律予以处罚。然而，省府一些要员与烟行、烟店老板秘密勾结，相互利用。“禁烟局”的公务人员、当地军警大部做鸦片投机生意，将自己烟土交烟行或烟店代售。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亦曾开展过禁烟。民国21年（1932年），安徽省民政厅制定禁烟章程，对限制当时的烟毒危害起到一定作用，但均未从根本解决。抗日战争期间，安徽种烟面积逐渐扩大。民国33年至民国34年阜阳全县种植罂粟达127万亩，占当时耕地面积的49％。江淮之间以及江南种毒面积，亦均大量增加。
日伪安徽省政府也进行过所谓“禁烟”，并设立“禁烟局”于蚌埠。但实际上是为日军倾销鸦片及海洛因的机构。宫办的“宏济堂”烟行，一面为日军销售毒品。一面从事鸦片投机，以每两一元左右收进，五元一两出售。由于吸食毒品人数增多，烟馆、售吸所亦随之增加。民国30年（1941年），该市售吸所超过百家。民国34年5月，日伪安徽省政务会议通过决议，于蚌埠设立“旅行烟民配给所”30家，为外来烟民提供吸毒方便，以牟取高额利润。日伪统治下的凤阳县，种植罂粟面积达3713亩。
在中共领导下的淮南、淮北、皖江等抗日民主政府亦严禁贩毒、制毒、吸毒。公安机关在有烟毒区设立禁烟所，发动衣救会、妇救会、儿童团以及民兵等，查禁种植、贩运、吸食，封闭烟馆，烟毒逐渐减少，乃至绝迹。新四军北撤后，国民党政权在该地恢复统治，种烟吸毒之风又起。民国36年至民国37年，烟毒继续流行。阜阳、宿县一带大面积种植罂粟。亳县平均每年种植罂粟达9000亩，产烟45万两。该县城关制毒者就有74户615人，贩运者1280余人，且结有集团。
安徽解放初期，仍有大批毒贩和烟民，鸦片依旧流行于城乡各地。为彻底铲除烟毒危害，各级公安机关即着手禁止和取缔，明令禁种。烟馆、烟行一律禁止经营。对烟馆、烟贩调查登记。对继续贩卖者，进行查缉。至1949年底，仅蚌埠市即查获烟毒犯1273人。同年8月，安庆市公安局印发查禁鸦片布告，全市4个派出所分别开展调查摸底，然后将吸毒者集中起来，对其宣传教育，劝其交出烟土和烟具。对吸毒成瘾、恶习不改者，予以收审，强制戒烟；对教育不改的烟贩子，予以狠狠打击。时经两月，缴获烟土84两、烟条60两、烟枪117支、烟灯79盏，烟戳18个。1950年初，烟毒仍未肃清。各地公安机关继续强令禁止和取缔。2月，阜阳县人民政府布告全县禁烟。8月成立肃毒办公室，10月，全县开展肃毒。一批贩、制毒品者纷纷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戒除烟痛者达2400余人。合肥市公安局查明全市有贩毒者96人，烟馆36家，制造毒品者11人，吸毒者尚有370余人，随即进行禁止和取缔。其他城乡亦陆续行动。
至1950年底，仅据合肥、蚌埠、安庆、淮南、宿县等市县统计，即查获鸦片81.5公斤、海洛因6.8公斤，缴获烟毒贩获利银元1068块。1951年4月，蚌埠市人民政府成立肃毒禁烟委员会，制定“蚌埠市烟民烟毒登记办法”。是年，该市公安机关又捕获主要烟毒犯104名。安庆市公安、民政、税务、航运、工商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成立安庆市清毒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及工作队，负责对毒犯的调查、侦察、审讯。各区成立分指挥部，组织宣传队伍近千人。8月16日，逮捕烟毒犯13人，然后召开千人大会，发动群众揭发和控诉。9月，设肃毒登记站7处，继续查禁烟毒。
通过3年严格查禁，各地公开种植罂粟现象已不复存在，明目张胆地贩运、制造、销售鸦片者销声匿迹。但尚有一些顽固不化的烟毒分子秘密经营。
1952年7月，公安部召开全国禁毒工作会议，确定开展禁毒运动，彻底禁绝烟毒。以公安部门为主体，统一行动，集中破案，一网打尽。对毒犯的处理，采取“严加惩办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实行“打击少数，教育改造多数”的政策，对制造者、集体大量贩运者从严，个别少量贩运者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反革命毒犯从严，一般毒犯从宽；国家工作人员从严，一般群众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是时，全省尚有制、贩、运毒集团138个（其中主犯255人，从犯934人），单独从事贩毒活动的3373人，烟馆745家。
1952年8月6日至7日，皖南、皖北行署公安局召开全省专市公安处（局）长、科长会议，部署在全省开展禁毒运动，会议决定，运动中打击的重点是集体、大量的制毒、贩毒、运毒主犯、惯犯和现行犯，具有“五个方面”反革命分子身分的毒犯和流氓、地痞、国民党军、警、宪身分的毒犯，以及严重违法的国家工作人员。对具有下列罪行之一者，均予逮捕法办：（1）出卖、制造毒品的业主，及集资结伙制造的组织者、主谋者和以职业掩护专事制造的惯犯；（2）制造料面及其他毒品的“技师”；（3）大量贩运或集体贩运的组织者和主谋者，一贯不务正业专事贩运毒品的惯犯和现行犯；（4）出资入伙，“单帮”贩运和坐地贩卖毒品的惯犯和现行犯；（5）开设烟馆为业的业主；（6）一贯帮助毒犯大宗窝藏毒品或包庇、掩护、联络推销的窝主以及依靠贩、运毒品佣金收入为生的经纪人；（7）偷运毒品人口的组织者和惯犯；（8）武装运毒者（不论主从犯一律逮捕）；（9）以反革命为目的制造、贩运毒品和从事制、贩、运毒品的被管制分子；（10）贿买勾结国家工作人员的毒犯，情节严重恶劣者；（11）毒犯派进机关内部的坐探分子；（12）利用职权包庇毒犯、承包代运大量毒品，坐地分赃或出资贩毒的严重违法的国家工作人员；（13）在汉族区域一贯大量种毒的烟匪、恶霸、流氓以及雇人进山种毒或组织串通农民种毒的组织者；（14）其他在运动中拒绝登记、拒缴毒品，拒不坦白，情节严重恶劣者。凡1951年1月以前确已停止活动的毒犯，一律从宽处理；1951年1月以后继续进行制、贩、运毒品活动者，计算其违法数字时，得追查至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公布禁毒令之日止。对于少数罪大恶极，非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毒犯，处以死刑。
1952年8月9日，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召开专、市委宣传部长、科长及重点县县委宣传干事会议，布置禁毒运动中的宣传工作。12日，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公安厅“禁毒行动计划”。各地根据该计划规定，积极开展禁毒运动。
全省各重点县一律于8月13日拂晓前将应该逮捕的主要烟毒案犯全部逮捕。捕后进行身体检查，责令交出所存毒品、毒具及有关制毒、贩运证件等。对毒犯的住所及隐藏毒品、毒具的场所进行仔细搜查，没收所有毒品毒具。8月16日至20日，广泛开展对人民群众的禁烟政策教育，召开群众会议、尚未逮捕的毒犯会议、已捕毒犯的家属会议、烟民会议等，宣传禁毒意义，说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号召他们检举毒贩，动员一切毒犯及其家属交出毒品、毒具、彻底坦白，立功赎罪。8月21日到9月9日，发动毒犯但白交待，立功赎罪，然后将只须判轻刑的、重大嫌疑分子及其他需要集中管训的分子集中管训。对不需法办的一般毒犯，由公安派出所和公安分局普遍进行传讯，向他们讲明政策，指出利害和前途，令他们反省检查，号召他们检举他人，立功赎罪。从9月10日到20日主要搜捕漏网的毒犯和处理案犯。
这次禁毒运动以蚌埠、合肥、芜湖、淮南、滁县、安庆、屯溪、亳县、界首、阜阳、宿县、固镇、临涣等地为重点，明光、六安、正阳关、巢县、大通为次点。其他未列为重点、次点的城镇，凡有烟毒犯存在者，亦根据政策，予以处理。
各地逮捕的毒犯占查获的毒犯总数的比例是：芜湖市18.3％，安庆市21.1％，合肥市20％，六安17％，蚌埠14.5％，阜阳14％，宿县12％。
全省集训毒犯828名，传讯3254名。缴获烟土8533两，海洛因123两，另海洛因料59两，黄金22.14两，银元3469枚，元宝56枚，人民币200余万元（当时币），步枪7支。
自1952年禁毒运动始至当年年底，全省计逮捕制、贩、运等毒犯1505人（处死刑22人，处有期徒刑930人，处劳役144人，释放交群众监督409人），集训877人，传训3957入，登记3945人，管制1148人，缴获烟土（其中一部为海洛因折算）34460两，副品2998两，收缴烟具6589件。全省所有烟馆、烟行等全部摧毁，制、贩、运毒品等烟毒犯已基本上受到扫击，烟毒在全省基本禁绝。
1985年后，安徽又有一些地方非法种植罂粟，其中以宿县、阜阳地区及合肥、淮南两市较为严重。1987年春，省公安厅通知各地大力铲除。1988年4月22日，省公安厅又以传真电报转发公安部、卫生部《关于严禁非法种植罂粟的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查禁工作，对于屡教不改的私种罂粟者，公安机关要依法从严处理。情况严重的宿县、阜阳、合肥、淮南等地市，查禁工作由所在地政府统一部署，公安、卫生、工商、民政部门配合，集中力量，突击铲除。阜阳行署于同年5月8日，召开全区县（市）长会议，确定由一名副县(市)长负责，指挥查禁。宿县全区抽调3000余人，在数日内铲除罂粟32.5万棵。淮北市对非法种植者，予以治安处罚68人，其中拘留2人，罚款43人，警告23人。据公安机关统计，1987年全省共铲除罂粟884万余棵，收缴烟果2226公斤，鸦片1490克。1989年铲除罂粟8.8万棵，收缴烟果413.5公斤，鸦片565克。非法种植罂粟范围逐渐缩小。
四、禁绝娼妓
〔建国前的娼妓概况〕
清末，芜湖有一李某，见妓院有利可图，遂设“迎春坊”，集妓女于坊内，成为公开妓院。随着城市的逐步扩大，该市曾家塘、八字门、河沿等地以及后来的大花园一带均有妓女出没。蚌埠妓院，亦见于清末。开始，小蚌埠设有花船，集妓女于船上，倚船卖俏，逗引嫖客。也有来自河南及本省的一些妓女，在旅栈接客卖淫。随着京浦铁路建成通车，民国初年蚌埠逐步成为安徽政治、军事中心之一，工商业迅速发展，市内妓院随之出现。起初，妓女多住旅馆。不久，华昌街成为妓女主要麋集之地，其他少数县城亦有妓女出现。民国5年（1916年），亳县城内天棚、磁器两街，即设妓院数处。抗日战争期间，界首一带驻有大批国民党军队，难民、客商云集，妓女纷至沓来，挂牌卖淫者达1000余人。
日军入侵安徽后，蚌埠、芜湖、安庆相继沦陷，有的商人为发不义之财，一些汉奸为讨好日本军队，给日军提供取乐场所，妓院与日惧增。日伪安徽省省会蚌埠市，是时已登记营业妓女近500人。华昌街、二马路、成业里均为藏污纳垢之所，妓院到处可见。汉奸赵瀛洲在中山街设“慰安所”，强迫、诱骗数十名妇女为妓，专供日军奸淫。芜湖沦陷后，汉奸姬少庭于“凤仪楼”旅馆设“慰安所”，诱骗70余名生活无着落的妇女为妓，供日军取乐。滁县日伪“维持会长”、“县长”黄新衣在滁城组织“慰安所”，抓进滁城妇女19人，供日军轮奸，其中年龄最小的仅9岁。安庆沦陷后，商人开设的妓院，有“逍遥阁”、“万花楼”杏花村”、“桃花店”等。日军在该市亦自设“慰安所”，该所分“安乐舒”与“红楼”两个等级，日军军官在“安乐舒”嫖妓，士兵在“红楼”与妓女厮混。
日本投降后，妓院继续经营。仅安庆即有10余家。芜湖大花园等处妓院依然如故。蚌埠市警察局将全市领有营业执照的妓女划定地区，相对集中于成业里、鼎余里、福泰里、德和里、大观园、协丰巷、芝麻巷、大东巷、惠中旅社、华昌旅社、大同公寓等处，警方将妓女分为甲、乙两等，按月收取妓女“管理费”（时称“花捐”）。民国35年（1946年）6月以前，甲等缴费5000元（国民党发行的纸币，下同），乙等缴费3000元。是年7月起，甲等增至10000元，乙等增至8000元。民国36年（1947年）7月，该市登记营业的妓女253人，每妓管理费，甲等3万元，乙等2.4万元。
至安徽解放时，全省有妓女1000余人，而实际从事卖淫者则大于此数。妓女多来自扬州、苏州、河南及本省各地。安庆开始出现的几家妓院，从龟头、鸨儿、妓女乃至勤杂人员，多为扬州人，称为“扬班”。蚌埠称来自扬州的妓女为“扬州帮”，来自苏州的妓女称“苏州帮”。抗日战争期间的界首妓女，来自江苏沦陷区的称“江苏帮”，来自河南难民中的称“河南帮”。此外，各地还有一家一户的妇女，招引嫖客来家过夜的暗妓。
妓女分为一等、二等乃至三等。一等妓女，多为名妓，能歌善舞，多供军政要员或富商寻欢作乐，其余接待一般嫖客。妓女有“自身”、“卖身”、“押身”三种：“自身”，即自卖自身，可以选择妓院或自租房屋，其卖淫收入，与妓院老板按成分帐，嫖客额外馈赠，归妓女所有。平时所用被褥衣物首饰，由妓女自备。被妓院买来的妇女为娼者，或自幼被老鸨收养成人的妓女，称“卖身”或“捆身”。接客赚来的钱，归妓院老板所有。妇女将身体典押给妓院；签订契约，规定押身时间，称“押身”，由妓院付给“押身”钱。“押身”期间，与“卖身”妓女同。“押身”期满后，可以离开妓院。
无论是“自身”、“卖身”，还是“押身”的妓女，其人格均受到侮辱，身心健康遭受摧残，精神亦受到折磨。“自身”妓女较之“卖身”、“押身”妓女处境稍好，但其既要缴纳苛捐杂税，又要应酬军、警、特务及地方势力，稍有不慎，即遭凌辱、敲诈。至于“卖身”、“押身”妓女，毫无人身自由可言，除外出应酬客人外，平时不准随便出门，即使奉命出去陪伴客人游玩取乐，也有专人监视，以防逃跑。在接待嫖客时，如表情冷淡，嫖客则认为看不起他，而大发雷霆，这时，除要向嫖客赔礼道歉外，还要受龟头、老鸨的训斥，有的还要受到体罚。如对嫖客过分热情，也要受罚，因恐与嫖客建立感情而随嫖客逃跑。如较长时间接不到客时，更要受到责骂，有的还要关在房间挨饿。常有妓女忍受不了这种折磨而自杀。蚌埠有一妓女，自幼被拐卖堕入娼门，10岁时即令其接客，起名“十岁红”。芜湖有一妓女，15岁时，鸨儿要其接客，请一恶棍给她“开脸”（即首次接客破身）。该女得悉后，于夜间逃走被追回，鸨儿竟找来数名恶徒，将该女强行轮流奸淫，以示惩罚，后以高价将该女卖给一流氓，不久，含恨死去。亳县一妓院老鸨，买一未成年女孩，指望为其卖淫赚钱，长大后，令其接客。由于该女不善送情卖笑逗引嫖客，致娼门逐渐冷落，老鸨即对其百般虐待，经常毒打辱骂，甚至用铁签扎戳女孩阴户，又在寒冬季节将女孩衣服剥去，令卧地上，用棍毒打，昏倒后，再用冷水淋头，以致气绝身亡。
日军”慰安所”妓女处境更惨。蚌埠“慰安所”为多赚钱，强迫妓女多接客，有的妓女一天数次被日军奸淫，甚至在酒后对妓女肆意玩弄虐待，有的因不堪蹂躏而公开反抗，以致被日军打死、打伤的事常有发生。
妓女处于青春年华，顾客盈门时，尚能维持基本生活，一旦青春已逝、容颜已衰时，即被老板一脚踢开。有的被转卖给他人为妓为妾，有的身染性病，体质虚弱，无人愿买，即被推出大门了事，有的沿街乞讨，或饿死于路旁，其命运十分悲惨。
1949年，大江南北解放不久，各市公安机关即对妓院加以管理、限制，下半年即着手取缔，解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蚌埠市人民政府于11月26日发布布告，决定立即封闭妓院，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加以审查处理，集中所有妓女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医治其性病。有家可归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当日晚，该市公安局取缔娼妓指挥所集中公安干部200余人，分别组成龟头管训组、妓女收容组以及若干查封小组，一夜间，将全市所有妓院全部查封。共管训龟头119名，收容妓女162名，依法逮捕龟头4名。同月30日，该市成立妇女生产教养所，将收容的妓女集中教育改造。经过月余时间的教育，然后将有家可归的资遣返籍133人，助其成婚4人，其余25名无家可归者由市政府妥善安置。汉奸、龟头赵赢洲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由司法机关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至1952年底，全省数十家妓院全部查封。1012名妓女在公安机关教育帮助下分别返回原籍从事正当职业，获得完全自由。娼妓这一罪恶行业在安徽被彻底铲除。


五、禁止赌博
民国时期，赌博之风在安徽流行。一些有识之士，虽力主禁赌，但由于政府腐败，禁赌之说成为空谈。民国时期安庆赌徒多集中于近圣街，赌博昼夜进行。抗战时期，日伪安徽省绥靖处长沈席儒，在蚌埠开设“新亚”、“华日”等俱乐部，集赌徒于俱乐部内。麻将、牌九之声日夜不绝。
抗日战争胜利后至建国前夕，合肥、蚌埠、安庆、芜湖等市开设的赌场，均不下一二十处，有的多达数十处。一些县城、集镇设摊赌博者，举目可见。至于群众聚赌，更是屡见不鲜。
1949年春，安徽解放。人民政府迅速颁发布告，阐述赌博是社会公害之一，是导致盗窃、抢劫、凶杀等案的一大根源，是破坏家庭关系、造成社会动荡、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必须立即制止，所有赌场应立即关闭。9月，安庆市公安局发出通告，严禁开设赌场，禁止聚众赌博，对已开设的赌场，一律取缔，责令34名赌场老板即行停止营业，对84名赌棍，分别予以拘留、劳教、罚款、没收赌具。蚌埠市公安局于该市解放后数月内，抓获赌头、赌棍426名，限令赌场立即关闭。芜湖市公安局对开设赌场、聚赌抽头、以赌为生且屡教不改分子，列为刑事案件办理。至同年12月，查处赌案73起。是年，民国时期所遗赌场均为公安机关查禁。
1950年3月10日，皖北行署公安局发出《关于改造游民指示》，对于赌棍等连续三年未改者，列为劳动改造对象，加以收容改造。6月，皖南行署公安局亦发出禁赌指示，要求各地迅即开展禁赌活动。是年，两区逮捕赌头、赌棍达200余人。
赌博这一痼疾，非一朝一夕禁止可以奏效。1953年初，赌博在全省各地均有发生。5月，省公安厅对赌况开展调查。5月下旬，省公安厅发出《关于禁赌的指示》：各级公安机关应通过县、区政府及有关组织，教育参赌人员认识错误，责令深刻检讨，保证不再重犯；对一般参赌群众应坚持说服教育；对屡教不改的赌棍、流氓，要在群众大会上开展批评，强迫其劳动生产，个别情节恶劣、民惯大的，应予逮捕，判处半年以下劳动改造。对于地主分子、被管制分子聚众赌博者，应严加处分。据是年底统计，公安机关冲击赌博场所抓赌5000余次，治安处罚赌徒450余人，依法逮捕赌头赌棍100余人，赌风大减。
1961年，全省赌风又渐起。天长县某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范某，先后参赌50余场，一次在公社管理委员会某副主任家推牌九，当场输人民币1800余无。因无钱付给输款，令公社信用社主任从贷款中为其垫付。该信用社主任当即开出1250元的现金支票。此后，范每次赌输欠款，均由信用社主任开现金支票，共22张3950元。为归还这笔贷款，范制造假账，从救济、副业经费中贪污4500元。范被调县反省检查期间，又偷偷溜回公社赌博，输款800余元。是年11月省公安厅发出禁赌通知，号召各地各单位动员社会舆论，依靠群众制止赌博。对参赌干部，要严肃批评，带头赌博的，应予严肃处理；对赌头赌棍和为首聚赌的四类分子，依法严办。赌风严重地区，要选择典型事件，公开处理，以儆效尤。这一年，各县、市公安机关召开禁赌会议1.8万余次，受教育群众达100余万人次，逮捕赌头、赌棍180余人，拘留、罚款、警告5000余人，配合人民法院召开公判会50余次。至1962年，赌风逐渐减弱，农村赌风基本平息。
“文化大革命”期间，赌博之风抬头蔓延。进入80年代，赌风又烈。1982年春节期间，宿县、宣城、徽州地区，合肥、蚌埠、芜湖、淮南等市，共抓赌1197场，收缴赌具853副，没收赌资48300余无，查处参赌人员3029人，警告、罚款2845人，行政拘留113人，逮捕3人。1985年1月20日晚，郎溪县农机公司一职工，邀集10余人在家赌博，输赢达1.2万余元。同年4月，淮南市公安局在潘集区龚集乡抓获一场赌博，参赌者达70余人，当场抓获赌资4000余元。2月12日、15日，合肥市出动7396人（其中公安干警1351人），两日抓赌523场，收缴赌具491副，赌资18857.38元，手表78块，抓获参赌人员2740人。其中传唤33人，拘留43人，收审5人。
1986年3月1日，安徽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安徽省禁止赌博条例》，规定：对赌博的处罚，可给予300元以下罚款、行政拘留、劳动教养，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详见附录）。此后，赌风有所收敛。
六、平息“水鬼毛人”谣言
〔谣言的传入〕
“水鬼毛人”谣言，在解放前夕就有发现，但未引起人们注意。
1949年，该谣言在蚌埠市流传：“淮水涨，有水怪上来，拖人小孩，挖人眼睛”。部分群众恐慌不安，并很快蔓延。每至深夜，常有数处群众惊起，少者百余人，多者三四百人。群众以吆喝壮胆驱“鬼”。该市公安局与当地驻军及工、青、妇群众团体一起，开展辟谣及破除迷信的宣传，加强夜间戒严巡逻。7月24日夜，该市西市区上海栈一带，夜间群众在外睡觉，其中一男孩忽见一黑影伸手向他抓来，惊叫不已，周围群众疑是“水鬼”。一居民随手拿棍，向“水鬼”打去，当即将“水鬼”打倒在地，一看，原来是国民党散兵游勇陆某所扮，目的为恐吓群众，乘机盗窃。群众将陆某送西市区公安局处理。25日，西市区召开大会，揭露“水鬼”真相。此后谣言平息。
1953年，“水鬼毛人”谣言又起。8月中旬，由船民及来往群众自江苏蒋坝传入盱眙（当时属安徽，后划江苏）境内。9月，蔓延至炳辉（今天长县）、嘉山、滁县、来安等县。10月以后，泗洪、五河、定远、凤阳、全椒、肥东、肥西、和县、含山、巢县、无为、庐江及阜阳专区的凤台、蒙城、颍上、涡阳等5县，六安专区的一些县区，乃至合肥、淮南两市均有“水鬼毛人”谣言流传。时适逢盱眙县东洋乡发生一起凶杀案，使群众进一步卷入恐怖之中。个别基层干部轻信谣言，人云亦云，助长了谣言的扩大蔓延，致使部分群众更加相信有“水鬼毛人”。是年底，谣言传遍皖北各地。说什么“美、英、法等5国进攻苏联，苏要制造原子弹以对付5国进攻，要中国提供女人奶头、男孩生殖器作为原子弹原料”等等。谣言愈传愈烈，有的添枝加叶，说得“逼真”，如说某村某妇女奶头已被割走，某地某村已被“水鬼毛人”杀死多人。如此等等。
〔谣言造成的混乱〕
“水鬼毛人”谣言所传之处，人心惶惶，群众自相惊扰，各村各地，梆声迭起，号角声此起彼伏，到处是灯光长明，火光闪烁，一有响动，即认为是“水鬼毛人”来临，便大声呼救，鸣锣吹哨救援。有的用广播筒向邻材传播“毛人情报”，以提醒邻村加强防范，从而轰动全村、全乡、全区乃至全县。
盱眙县高桥乡有一农民，在熟睡之际，其妻起来关窗，响声将其惊醒，疑为“水鬼毛人”跳窗，随用木棍将其妻打倒在地。一农民夜间起来小便，民兵误认为“水鬼毛人”进村，当即开枪，将农民打伤。巢县杨岗乡一男孩，由于白天听说“水鬼毛人”作怪，夜间梦有“毛人”对其生殖器开刀，随口出呓语，其父母未及查看，即大哭大叫。村民闻呼救声，迅即持械赶来，一面将其家宅团团围住，以防“毛人”逃走，一面用广播筒向周围村庄大喊“注意”。邻村闻知，无不惊骇。待小孩的父亲用电筒照看时，其子生殖器依然完整存在。怀远县池庙乡某男对某女图谋不轨，一日深夜，某男手持红缨枪，先在黑暗处游荡，然后爬上屋脊，时站时蹲。一妇女发现，大声疾呼“有‘毛人’！”在场妇女一哄而起，有的哭喊，有的蜷伏在地，秩序大乱。几名胆大妇女，各持棍棒，蜂拥而上，将黑影团团围住，棍棒齐下，黑影急忙求饶，原来是本村苏某。
凡谣言流行的村庄，普遍集体睡觉，青壮年男子均组织起来，持枪弄棒，枕戈待旦。所有窗户，一律堵死，以防“水鬼毛人”钻入。户与户之间，墙壁均被打通，一旦发现所谓“水鬼毛人”，便于运动“兵力”，与“水鬼毛人”搏斗，或作紧急疏散之用。又谣传“‘水鬼毛人’不怕枪，不怕炮、就怕点灯来睡觉”，“不怕火、不怕枪，就怕红糖拌生姜”等等。于是，抢购电筒、电池、火柴、煤油之风骤起（详见表2—3—11）。数日内上述物品即告脱销。一些商贩也乘机哄抬商品价格，干电池平时售价每筒（两节）4400元，而此时每节售价15000元至20000元（均系当时币）。
一些反坏分子则乘机煽动乡民，阻止干部进村工作，甚至捆绑、扣留、殴打、制造骚乱事件。一日，数名干部进入盱眙县桥镇工作，有人煽动说：“‘水鬼毛人’到了”。前来赶集的农民，纷纷逃散，形成“炸集”。炳辉县公安局一副局长去高桥乡检查工作，一些村民手持刀矛威逼副局长的胸口、不准进村。卫生部门前往调查妇女怀孕情况，以便推广新法接生，一些农民又怀疑是为“水鬼毛人”掏走胎儿提供线索，而进行刁难。肥东县邮电局一副局长下乡工作，被一些村民指责为“毛人”而被捆绑。肥西县城西区为捉“毛人”，民兵胡乱开枪，将一老妪打死。该县谣言流行期间，因乱开枪打死3人，打伤4人；因过度惶恐，致精神失常自杀2人；因男女集体睡觉，妇女被辱，导致羞愤自杀1人。无为县一海军干部回家探亲，听说“水鬼毛人”谣言，当即制止，被群众将头部砍伤。该县公安局2名干部下乡追查“水鬼毛人”谣言，被当地群众诬为“毛人”，夺去短枪2支，并对其捆绑拷打。无为县三水乡民兵队长带民兵调查谣言传播情况时，被群众推入水中淹死。该县县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等4人，去闸北乡平息谣言，被围攻审间，抢去短枪2支。该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等五人去横山乡平息谣言，亦被当地群众围住，夺去短枪3支，除2人跑掉外，3人被打伤，副部长被非法扣押。无为县泉塘区临河乡朱某煽动7000余人去乡政府捕捉“毛人”，打坏乡政府门窗，打伤4人。
〔谣言的平息〕
1953年3月12日，安徽省公安厅发出《关于平息‘水鬼毛人’谣言的情况和意见》，要求各地公安机关：（1）必须防止谣言的蔓延。通过对已破案件的处理，召开群众大会，让附近村庄派代表参加，使人不再听信谣言。（2）每个干部不为谣言所惑，沉着而又积极地揭露谣言，教育说服群众。（3）平息“水鬼毛人”事件，除大力宣传揭发之外，派较强的干部组织少数可靠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事先对可能装鬼作怪的分子进行调查研究，于晚上选择适当地点部署隐蔽哨，监视其行动。若发现有乘机进行碳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装神弄鬼，应及时予以打击。（4）有重点、有目的地布置侦察工作。在谣言闹得最凶的地区，应正面揭露谣言，团结群众，安定秩序，孤立坏人。情况初步稳定的地方，即应积极寻找坏人。
1954年1月10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平息“水鬼毛人”谣言的通知，要求各地、市、县委必须迅速设法平息谣言。对相信鬼怪者，要教育他们提高警惕。要求公安部门加强侦察，捕捉造谣的反革命分子和利用谣言为非作歹的坏分子。同时，省公安厅根据省委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在谣言已平息或过去谣言严重地区，有重点、有目标地普遍发动一次反谣言斗争，对破坏捣乱分子摸底排队，运用具体事例揭发坏分子的造谣破坏活动，以提高群众觉悟，检举造谣捣乱的坏分子。对为首制造谣言、积极传播谣言或借机装鬼恐吓群众、扩大谣言、制造假情况而引起群众恐慌的分子，予以坚决打击。同时，省公安厅派出6个工作组，分赴滁县、宿县、阜阳、芜湖等专区的重点县，检查对谣言追查平息情况。各级公安机关，按省委、省公安厅指示，派出大批干部，深入谣言传播区域，开展平谣工作。至1954年秋，全省依法逮捕1128人，处以死刑者20余人，谣言逐渐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