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朝刑事审判

安徽自康熙六年（1667年）建省后，各级问刑衙门审判刑事案件，依据《大清律》之规定。雍正五年（1727年）颁行《大清律集解》，《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乾隆五年（1740年）又将原有律例逐条考证，重新编辑。定名《大清律例》，诏令全国遵行。清末，《大清律例》经删改、修定，更名《大清新刑律》，于宣统二年（1910年）颁行。此外，皇帝的诏令、谕旨、朱批，具有超越法律的效力，为审判案件的最高依据。
清律的刑罚，分为笞、杖、徒、流、死五种。死刑分斩、绞两种，其刑外之刑有凌迟、枭首、戮尸等。法律还附设迁徙、充军、发遣等刑罚。咸丰三年（1853年），法律创“就地正法”之条，可先斩后奏。光绪五年（1879年）安徽共处决人犯22名，其中亳州案犯曹四嬉孜、张氏、李大言及祁门县逆伦犯江蚁禾、孙邢氏5人被凌迟处死；光绪七年安徽发配军流犯11名，其中新疆1名，甘肃1名，陕西3名，浙江1名，福建4名，河南1名。光绪十一年，安徽除处决32名人犯外，还将已死亡人犯张见宾、李小和尚、简朱氏戮尸。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律废止凌迟、枭首、戮尸三种酷刑，改为斩决，但各地仍可援引则例。如光绪三十三年7月，安徽道员徐锡磷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被立予正法，并被援引张文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例，“剖心致祭”。宣统三年，清政府颁行《大清新刑律》，刑名分主刑、从刑两种，主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为剥夺公权、没收。
清朝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把侵犯朝廷、谋危社稷的行为定为“谋反”，“谋叛”、“大逆”罪，列为“十恶”之首，对这类“案犯”，格杀勿论，并株连族属。同时，还大兴文字狱，以严刑峻罚，推行政治、思想的高压政策。对破坏封建社会秩序的一般刑事犯罪，也利用司法手段，予以惩处。
一、“谋反”、“谋叛”案件的审判
［白莲教首刘松“谋反”案］
乾隆、嘉庆年间，白莲教在安徽的活动非常活跃、教首刘松，安徽颍州人，为反抗清政府的残酷统治，以行医为名，发展道众，乾隆四十年（1775年）在河南省鹿邑县起事，被清政府查获，发配至甘肃省隆德县充军。后刘松命弟子刘之协、宋之清（同为安徽省太和县人）继续传教收徒，复于乾隆五十八年再谋起事未遂，被抓获后，刘松、宋之清等皆被处死，刘之协逃逸。嘉庆五年（1800年）7月，刘之协在河南省叶县被诱捕，槛送京师，以“谋反”罪处以凌迟。
［捻军刘振刚、张安俭等杀死太和县知县侯枢臣案］
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十五日，太和县知县侯枢臣在该县倪邱集催粮防剿捻军。该集刘振刚、张安俭、刘洪章等受亳州捻军首领王怀义指派，潜回原籍，以讲粮为名，聚众刀伤侯枢臣致死。案发后，刘振刚在监病故，被戳尸枭示，张安俭、刘洪章被就地正法，从犯刘松章、刘振威、张怀俭、翟进军、刘乾章、张振起、戚九魁、赵应方、田凤字、郭科、刘驴、王成、韩兴等十三名在监病死，刘香、张山根、张保、张套、刘周、张振禄、张虎等七名及不知姓名六人被“格杀”，从犯刘广章、刘密田、西泳等三名，杖一百，流三千里，从重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遇赦不赦。被胁同行仅止抗粮为从之刘坤、何耀孔、张百绩、张大喜、张琥、戚琐、张朋飞、张狼等八名，各杖一百。
［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被杀案］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兵败庐州后，突围投寿州练总苗沛霖求援，被苗出卖，擒送颍州胜保军营，在押往京师途经河南省延津县时，诏令凌迟处死。
［捻军首领张洛行被杀案］
同治二年捻军首领张洛行路过宿州西阳集时，因捻军叛徒李勤帮告密，遭宿州知州英翰捕获，押送僧格林沁军营，被就地正法。
［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案］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六日，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在安庆率巡警学堂学生起义，乘该学堂学生举行毕业典礼，巡抚恩铭及藩司、臬台大小官员都来参加之机，开枪打死了恩铭。起义失败后，徐锡麟及助手马宗汉于当日被捕。两江总督端方电令，于次日晨将徐锡麟处死。并被“剖心致祭”。同年八月二十二日，马宗汉亦在安庆监狱被害。
［岳工会会员熊成基领导安庆新军起义案］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中旬，德宗载恬与慈禧太后在二日内相继死亡，岳王会会员、新军三十一混成协炮兵营队官熊成基与会员薛哲、田激扬等十余人，即于同月十九日在安庆杨氏试馆聚议，决定当晚起义。因巡抚朱家宝已得知起义密报，终遭失败。案发后，清政府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熊成基只身逃往日本；范传甲、张劲夫、田激扬、周正举、胡文彬、张星五、张志功、刘志贤、易桂安等被捕处死刑；临阵怯退的薛哲被枭首示众，全省受牵连被害的革命党人、兵土、学生计三百余，熊成基去日本后参加同盟会，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宣统元年9月，熊成基回国为革命筹款，在哈尔滨得知清官会贝勒载涛出使欧洲返经哈埠，计议谋杀未遂，宣统二年一月三十日在哈尔滨被杀害。
二、文字狱案件的审判
清政府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禁锢“异端”思想，凡文字、著述中有不满之意，即使片语只字，亦立案追究，罗织成罪，株连亲友族属。在安徽，发生文字狱的大案有：
［桐城戴名世著《南山集》案］
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顺治十年（1653年）生，曾中秀才、进士、榜眼，被授翰林院编修之职。戴名世喜欢阅读方孝标（桐城人，官至学士）著《钝斋文集》、《滇黔纪行》两书，在著《南山集》一书时，多处采用了方孝标书中的纪事。书成后，尤云鹗、方正玉捐资刊行，并作序言，为书作序的还有汪灏、朱书、刘岩、余生、王源，刻板寄藏方苞家中。《南山集》用了南明“永历”年号，颂扬了南明刚烈之士，谴责了官场贪污，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印出，浙、豫、鄂等省均有流传。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奏，康熙下谕：“案内方姓人俱系恶乱之辈”，“方氏乃江南强宗，其人好乱”。案经九卿会审，以“大逆”罪拟处戴名世凌迟，戴氏族人皆弃市，未满二十岁的男女发配边疆戍守；方孝标己死，以戴名世之罪开棺戮尸，其子方登峰、方云旋、其孙方世樵处斩刑，方氏五服之内亲属皆定死罪；朱书、王源因已死而免议，尤云鹗、方正玉、汪灏、刘岩、余生、方苞以谤论罪拟处绞刑。九卿定拟后，康熙略微息怒，将戴名世减为绞刑，其它定拟绞刑的均改为发配边疆戍守；汪灏曾效力书局，赦免出狱；方苞编入旗籍；尤云鹗、方正玉免死，其家迁徙；方孝标仍开棺戮尸，方氏族属一概发遣黑龙江。戴名世案历时两年，株连三百余人。
［桐诚孙麻山刻印吕留良遗著案］
明末遗民吕留良（1629年—1683年）是浙江有名的道学先生，隐居山林，削发为僧。曾有“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两句诗，表明了他的拒清怀明思想。著有《四书讲义》，被戴名世誉为有“维挽风气，力抵狂澜”之功。桐城县麻山孙学颜（孙麻山）搜集吕之遗稿，并为之作序刻印。雍正十二年（1734年）案发，孙被捕下狱，遭杀害。
［宣城李超海著《武生立品集》案］
李超海，宣城人，宁国府学武生。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6月4日，他为了在考武生时拔取科举，将自著《武生立品集》六册具呈。其中《策略铭》等四篇内有“天下武生可用与不获见用者莫此时为甚”等语。案发后，李超海和代为抄写《武生立品集》的李上青、李华萼、冯桂馨等被押解到省府，严加审讯，并以“妄布邪言，书写张帖，煽惑人心为首者”之罪名，将李超海处斩。
［和州戴移孝著《碧落后人诗集》案］
乾隆四十五年清查禁书，安徽巡抚闵鹗元奏称历阳戴重著《河材集》属禁焚之列，其子戴移孝著《碧落后人诗集》、戴移孝之子戴昆著《约亭遗诗》“语多狂悖”，有反清之意。案发时，戴移孝、戴昆早已过世，故均被判处刨坟戮尸；印刻《约亭遗诗》的戴昆之孙戴世道处斩刑，其他与案件无关的戴氏后嗣戴用霖、戴世法、戴世德依连坐法拟斩，他们的妻子解部配给功臣家为奴，财产没收。为《约亭遗诗》作序的鲁之裕（已死）之子孙全部斥革。乾隆皇帝还下旨着地方宫严查焚毁戴氏著书：“倘有片纸只字存留，将来别经查出，惟该督抚等是问”。于是，有关督抚严饬所辖府、州、县于城、乡逐一详查，唯恐疏漏。此案波及全国12个省达5个月之久。
［歙县方国秦献《清浣亭诗集》案］
乾隆四十七年，歙县考生方国泰以孝为荣，在考场上献出五世祖方芬所著《清浣亭诗集》，以求奖称其为“孝友”。不料诗集中有“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两句，安徽巡抚谭尚忠奏告其祖宗“厌清思明”。结果，方芬被刨坟戮尸，方国泰被处杖一百，徒三年。
三、反教会案件的审判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教会进行文化侵略。安徽自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传教士先后在安庆、贵池、建平（今郎溪）、歙县、宣城、芜湖、大通、滁县、寿县、合肥等30余处设立教堂，传教收徒。教徒中不乏流氓地痞，他们凭藉教会势力，为非作歹，欺压人民，激起民忿，反教会案件时有发生。清政府处理这些教案，采取丧权辱国的办法，杀戮反教会的义民，向外国人赔款，谢罪。光绪二年，郎溪县监生刘秀山等聚众焚烧教堂一案，两江总督沈葆帧即以“土匪”、“妖匪”的罪名将监生刘秀山、客民陈士柯，白会清处死刑。光绪十七年5月12日，芜湖教会拐骗儿童，引起公愤，由王光全、傅有顺领头，数千群众焚烧了法国教堂及海关外籍人员的住宅，当晚又围困英国领事馆。次日，安徽巡抚沈秉成令长江水师开炮，轰散人群，平息事态。案发后，英、法、美、德、日、意、西、比、俄九国公使联名照会清政府，施加压力，两江总督刘坤一遂不经审理，将王光全、傅有顺以“匪党”罪名处死，并撤换当地的道员及知县，赔银12.6万两，光绪三十一年。霍山张正金领导群众进行反教抗清斗争，失败后张正金逃逸隐藏，被安徽巡抚以重赏缉获，牺牲于安庆。
四、常犯案件的审判
常犯案即普通刑事案件的总称，包括杀人、强奸、抢劫、盗窃等，此类案件多发生在淮河以北地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6月28日，安徽按察使王检奏称：“全省八府五州，惟江北之凤、颍、泗三处风俗劲悍，盗多强劫，每年重案几通省之半……其余六府四州，繁简虽异，但案之多寡不甚悬珠”。安徽判处死刑人犯呈上升趋势，光绪五年（1879年），全省处决斩枭凌迟人犯共八案，二十二名；光绪十九年新枭斩决戳尸人犯共二十八案，八十二名。
清朝安徽常犯案，一般以杀人，抢劫居多。因奸杀人，把犯奸之妇不知情亦处死刑；抢劫杀人，已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
依清律规定，流刑以上重案报刑部复核，而断案有误的即由刑部纠正。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六安州荣恒山调戏、奸淫两个儿媳未遂，又殴伤其妻吴氏，致吴氏投水自杀，安徽巡抚裴宗锡将荣恒山依亲属犯好致死罪者若强奸未成律定拟，发近边充军。咨报刑部后，刑部审核认为，情重法轻，应比照殴妻致死律，处绞监候。乾隆四十六年，歙县黄江氏逼迫寡居的儿媳吴氏改嫁，致吴氏投塘身死。安徽巡抚农起审理时，依夫丧服满妻妾情愿守志，而夫家父母强嫁律，将黄江氏杖八十收赎。刑部审核认为：仅照强嫁孀妇未酿命例，拟杖八十收赎办理实系错误。应照孀妇自愿守志，夫家抢夺强嫁，因而自尽者，以威逼例发近地充军，予以实遣，不准收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