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蚕桑沿革

安徽是一个老蚕区，栽桑养蚕历史悠久。据《左传》记载：“禹会诸候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说的是在一次洪水之后，禹召集诸侯于涂山（今怀远县），到会者持丝绸和玉器作礼物。由此可见，公元前21世纪，安徽已有织工较细、种类较多的丝织品了。按《禹贡》[成书周秦之际（公元前200年以前）]所载，周秦时安徽是丝帛的重要产地。从肥西大墩子出土的公元前16～11世纪商代陶制纺轮和陶网坠来看，当时安徽养蚕、纺织已普遍发展，渔猎、蚕织并重。又据《新唐书、食货志》[作者为欧阳修、宋祁等，自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开局至嘉祐五年（1059年）成书]载，自唐初（618年）以来，因统治阶级对农桑生产的鼓励和对丝织品的侈求，江淮地区普遍栽桑养蚕，民以为俗。唐开元年间（713～741年），有将关中（今陕西）菽粟与江淮（今苏、皖）丝绵对输之事。历史上宣州（今宣城）一带专为封建统治阶级生产丝织红线毯。唐代诗人白居易作《红线毯》诗：“红线毯，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兰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采丝茸茸香拂拂，锦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撬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城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线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这说明唐代宣城蚕茧产量相当多，蚕丝生产发达，织毯技艺精湛。《太平环宇记》[北宋地理总志]载：寿州山川风气刚劲，习俗尚朴，民力耕桑，其衣布（为一种粗绸子）。《宿州古志》称：宿州土旷民稀，勤于耕种、牧养、蚕绩及其常业。历史记载五代南唐（937年）江淮地区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元朝王祯在旌德任县尹时提倡种桑。元末绩溪人舒硕在《缫丝》一书中说：“东家缫丝如腊黄，西家缫丝白如霜，黄白丝出蚕口，长短丝出妇手。”说明当时安徽省江南蚕桑发达的情况。明朝，把发展农桑生产作为地方官吏政绩考核和升降依据的同时，朝庭又颁布一系列政策、政令和各种规定，奖励农桑。当时规定：“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四年以后开始征税”。同时，又命凤阳、庐州、和州、滁州每户种桑二百株（《安徽通志》）。又在亳县置桑枣园，栽桑养蚕，示范推广，助民衣食（《颍州府志》）。由于朝庭重视，各项政策措施能贯彻执行，地方官吏大力督促，丝帛价格优厚等种种原因，使明朝前中期桑枣果木的种植相当普遍。明朝对绢丝的需求，除官营织造外，主要还是来自赋税收入。《安徽通志·食货志》载：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安徽各地绢丝赋税征收包括安庆府、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庐州府、凤阳府、和州、广德州等蚕桑产地。所收蚕桑税额，折绢11259匹，大概是根据洪武初年的桑树株数（桑园面积）制定的。明末清初，蚕桑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至康熙（1662～ 1722年）、雍正（1723～ 1735年）、乾隆年间（1736～1795年），农桑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安徽不少地区的丝织品，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进步。泾县的丝线、亳州的万寿绸头巾、阜阳的宽面洋绸、凤阳的柞蚕府绸，皆极负盛名；宁国府产丝绵、丝、土绸，以土绸最佳；滁州丝绸，州邑皆有；六安、庐江、舒城多绢、多绵；颍州府通邑皆出绢丝，以亳绸为上；泗州有绢和银布等。该时期的丝织水平和生产效率较明代有所提高，但毕竟受家庭小手工业的限制，生产技术进步较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巡抚诚勋认为皖省“若能各因其物候所著，土性所宜，开辟蚕桑、畜牧、种植之利，参与新法，则利益不可胜算”。并于安庆、芜湖、凤阳各设试验场一处，以示提倡。光绪三十三年隶属安徽劝业道署的有关蚕桑的会、局、所、场、公司多达32个。
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民主革命时期。国外先进蚕桑科学技术，先后传入中国。安徽蚕业在其影响下，引种湖桑和应用改良蚕种，促进了蚕桑业的发展。淮河南北，几乎家家栽桑，村村养蚕。太和县的沙河两岸，有的村庄，树木遮天，半为桑树。宣城水阳江，泾县青弋江两岸，桑林茂盛，有“日不见太阳，夜不见灯光”的美誉。贵池的毛坦、马牙一带，处处有桑园，户户有茧箔。青阳七斗河、八斗河两岸，桑树成荫，山地人家十之八九栽桑养蚕。据《中国统计提要二十四年辑》资料记载：“安徽一九一八年，从淮北平原到皖南山区，有五十多县栽桑养蚕，年产茧十七万零七百担，为安徽有史可据的年产茧量最高的一年。”当时全省有茧行116家，烘茧灶312付；有新式丝厂2家，一个在青阳，一个在贵池。凤台、阜阳、亳县、蒙城、涡阳5县有织绸机60张，年织绸3555匹。
随着国际丝绸销路的打开，一些以经营丝绸为业的工商资本家，以上海为基地，设总厂精细加工，在安徽各地开辟原料市场，兴办蚕种场、茧行、丝厂总揽安徽蚕业。为了扩大原料生产，进行了一些技术改革，繁殖、推广优良蚕、桑品种，开办学校，培养技术力量，使安徽的蚕桑生产有较好的发展。民国7～15年（1918～1926年）安徽蚕业有过全盛时期，见表3—4—1。但此后由于多种原因开始衰退。据民国19年9月3日《中央日报》报道：“皖省产蚕区域向以贵池、青阳、泾县、宣城、当涂、芜湖、铜陵等7县为大宗。在全盛时代，每年收入达3000余万元，近数年来日趋退化，收入锐减。皖省建设厅长李范一……呈请中央建设委员会聘请李安委员来皖调查。李委员到皖后，经数月之奔走，实地调查各县蚕业退化之原因，主要是茧丝价格下跌，茧贱叶贵，加之受时局影响，茧行停业，民国17年江苏开放茧行，使当涂县苏茧来源断绝，收量减少50～60％。”
贵池等6县蚕业全盛时期产销情况表

说明：据民国19年3、4月《中央日报》李安调查报告，《中蚕通讯》民国35年10月第一卷第二期刊载：“民国16年～民国25年，安徽桑园面积25万亩，年平均产茧11．94万担，生丝产量9000担》”。
据万国鼎《中国蚕业概况》载：“各省蚕茧生产额虽有《农商统计表》可查……大都闭门造车，殊不足凭，外人之估计或尚近似。西人基路倍路孟氏估计，全国1924年产茧合计288．3万担，其中安徽3万担；日人明石弘氏估计，全国产茧299．98万担，其中安徽3万担”。详见表3—4—2。
安徽省春、夏、秋、柞、天蚕茧累计表

说明：据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编《民国八年第八次农商统计表》。
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内经济受到极大影响。苏、杭、上海等地相继沦陷，蚕丝断绝了销路，茧价低落，农村养蚕日减，产量下降。江北蚕桑生产渐趋衰落，江南部分地区犹自挣扎。淮河两岸，更因洪水泛滥。兵祸连年，人民离散，桑树砍伐殆尽，临近解放前，阜阳年产茧不过343担，只相当于民国24年的百分之二十三。整个安徽蚕业已处于破败不堪，奄奄一息的状态。到1949年全省仅剩余荒芜桑园3．35万亩，年产蚕茧不过6900担。
安徽的柞蚕生产也有较长的历史。《宋书·符瑞志》记有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宣城宛陵广野，野蚕成茧大如雉卵，弥漫山谷，年年转盛”。《宣城县志》、《滁州县志》也载：有“唐贞观十一年（637年），野蚕茧或遍及山阜”，“野蚕食叶成茧，大如奈，其色绿……收茧8300担”。以上所说的野蚕，即柞蚕，清代凤阳府一带山丘，放养柞蚕数量相当可观，生产的凤阳绸，驰名远近数省。
安徽历史上还养过“天蚕”（一种以樟、枫叶为饲料的野蚕）。据民国8年《第八次农商统计表》载：有天蚕茧，民国4年产量为1310担，占总产茧量的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