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蚕桑
第二节 蚕桑生产
建国后，在中共安徽省委和省人民政府领导下，加强了蚕桑管理机构的建设，从省到产区建成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和技术推广网络。1952年以前，皖南、皖北行署设立蚕桑推广所，各县在建设科内配有专业技术干部，负责抓蚕桑工作。1953年以后，从省到专区、县的蚕桑工作并入特产（经济作物）局（处）、股，配备专业技术干部。至1972年省革委会农林局成立蚕桑服务站，地、县设立多种经济作物站、蚕桑站，进一步健全了业务管理体系。在此期间，积极恢复和建立蚕种场，通过农业院校培养专业人才，进行科研工作，依靠行政力量，层层举办技术培训，培养技术骨干，专业技术队伍不断壮大。截止1987年统计，全省共有蚕桑技术干部448人，在产茧区、镇、乡还配有蚕桑技术辅导员524人。培训技术骨干累计19．9万人次，印发技术推广资料10．91万份。这支技术队伍长期深入生产第一线，总结推广先进生产经验，普及蚕桑技术知识，因地制宜地推广科技成果，为安徽省蚕桑生产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有关政策和指示，并采取发放贷款，提高茧价等措施，支持蚕桑生产，保护蚕农利益，从而使蚕桑生产得以不断发展。
安徽蚕桑生产经过3年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全省产茧1．09万担，比1949年增长58％。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国家采取了大力发展蚕桑生产的方针，从1954～1956年的3年中，连续3次调高蚕茧收购价格，并从1955年起实行蚕茧预购、预付定金15～20％。1956年11月国务院规定，凡是新开辟新垦复和新植的桑园，在没有收益前，一律免征农业税。从而调动了蚕农生产积极性，促进了蚕桑生产的发展。到1957年，全省桑园面积发展到14．4万亩，生产蚕茧3．4万担，分别比1952年增长3．04倍和2．1倍。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经营体制多变，加之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的危害，挫伤了蚕农的生产积极性，桑园被毁，蚕茧产量逐年下降。到1962年，全省桑园面积只有7．5万亩，蚕茧产量降到8700担。之后，由于贯彻中央制订的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1963年起，安徽的蚕桑生产又渐渐好转起来。到1966年全省桑园面积增加到10．18万亩，蚕茧产量4万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错误路线的干扰和受“左”的思想影响，挫伤蚕农生产积极性，桑园被砍伐，蚕茧产量徘徊不前。1971年全省桑园面积下降为7．22万亩，比1957年减少一半，蚕茧产量下降到3．43万担。1973年省农林局、省供销社联合在金寨县召开全省蚕桑生产会议，提出大育苗、大栽桑，加快蚕桑生产大发展的号召，并采取相应措施，安徽的蚕桑生产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冲破了极“左”思潮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商品生产，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蚕农的生产积极性，为蚕桑生产的发展，增添了活力，桑园面积、蚕茧产量逐年增加。1979年全省桑园面积22．7万亩，年产蚕茧7．34万担，比1978年产茧5．97万担，增长22．9％。1980年桑园面积25万亩，生产蚕茧8．98担，比上一年增长22．3％。为加速蚕桑生产的发展，1982年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专门发出“关于发展蚕桑生产的决定”，明确规定在1985年前，每年从省财政拿出50万元，用于桑苗补助，从支援人民公社款中拿出50万元，用于小蚕共育建设。各地、县也从地方财政中拿出一定的资金，扶持蚕桑生产。泾县从1982年起，连续3年共拿出资金296万元，支持育苗栽桑、小蚕共育建设，加快了该县蚕桑生产发展的步伐。“六·五”计划期间，全省蚕桑生产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到1985年，全省桑园面积35．01万亩，生产蚕茧18．05万担，超过了安徽历史上民国7年（1918年）产茧14．30万担的最高水平，平均每年递增蚕茧1．5万担，年递增率11％。全省出现绩溪、青阳、金寨、歙县4个万担以上的县和金寨、歙县2个发展较快的典型。金寨县委书记倪学昌在该县南溪区亲自蹲点，县直有关部门通力协作，聘请专家传授技术，大搞技术培训，短短3～4年使该区成为蚕茧万担区。歙县南乡是全省有名的贫困区，县委、县政府利用山区自然优势、群众栽桑养蚕的习惯和退林还田的条件，采取统一规划，集中科技人员分乡包点，传授技术，搞好培训，并在资金、物资上给予重点扶持，仅用3～4年时间，使该县深渡区成为蚕茧万担区。
1987年全省产茧21．99万担，比1986年产茧19．54万担增长12．5％，保持了10年连续增长的好势头，先后超过了陕西、湖北、山东等省，跃居全国第五位。全省历年桑园面积、蚕种饲养量、蚕茧产量见表3—4—3。
安徽省蚕桑生产实绩统计表
随着蚕桑生产的恢复发展，促进了丝绸工业的发展。安徽在解放初期，只有绩溪县私人缫丝，没有丝绸厂。60年代初，全省也只有绩溪、合肥两个丝绸厂。1980年以来，先后新建了金寨、南溪、青阳、黟县、潜山、天长、歙县、广德、阜阳等缫丝厂和丝织厂。到1985年全省有收烘茧网点1187个，烘茧站207个；缫丝机1684台、33680绪，年产厂丝能力900吨；丝织机1704台，年生产能力可达2500万米。1987年全省有缫丝厂13个，缫丝能力44000绪；丝织厂35个，丝织机3160台，年生产厂丝1080吨，丝织品2696万米，出口创汇1500万美元。全省生丝产量居全国第六位，丝织品产量为第十一位。
建国初期，柞蚕生产已消迹。1955年在凤阳、金寨等县试养柞蚕成功后，先后在凤阳、金寨、霍山、宁国、泾县、歙县等地推广，当年全省生产柞蚕茧53担，到1959年产茧403担，1967年产茧924担，相继生产10多年。由于蚕茧价格偏低，蚕种不能自给，每年要从山东、河南、辽宁等省调种；收烘、加工等一系列问题未能妥善解决，从1978以后，停止了生产。
蓖麻蚕生产，于50年代初期，经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实验研究所朱冼、王高顺等人引种培育，1954年首先在亳县试养成功后，1955年秋在太和、亳县、阜阳、金寨、当涂、青阳、旌德、屯溪等8县（市）推广，全年饲养5批，共发蚕种4967盒，收鲜茧6．5万公斤，获得农村大面积推广的成功经验，使蓖麻蚕从实验走向农村，为生产所利用。以后逐步推广扩大，到1967年产茧5万多担，为安徽省蓖麻蚕产茧量最多的一年。为了解决发展蓖麻蚕生产有关技术和所需蚕种，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于1958年先后在阜阳建立蓖麻蚕研究所，在宿县、寿县建蓖麻蚕种场。1964～1967年，曾在全省各地兴办蓖麻蚕制种站30多个，生产的蓖麻蚕种，除满足省内需要外，还先后支援了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宁夏等省。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朱冼、贝时璋、王高顺等人来安徽省亳县考察蓖麻蚕生产推广情况。1959年6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曾派河东、河南等省官员5人来亳县及阜阳专区考察和实习蓖麻蚕生产，时间1个多月。由于蓖麻蚕茧价格低，蚕茧质量差，生产不稳定，加之铜陵绢纺厂停产，收购积压以及加工等问题未能解决，自1970年以后不再安排生产。到80年代，除个别地区少量饲养外，大部分地区未生产。
建国以来，蚕种场生产蚕种，多是低于成本价格销售，以致蚕种场亏损甚大。从1972年开始，省革命委员会作出决定：“对桑蚕良种给予补贴，并从今年起对蚕种场每生产一张苏16×苏17、三O六×华十等品种补贴七角，每生产一张东肥×华合补贴九角，原种每张补贴五元，由省农林局在农业事业费中解决。”1979年省农林局以皖农经字245号文件，对蚕种补贴又作了调整，将一代杂交良种定额补贴调整为：东肥×华合及其反交每张补贴壹元叁角，苏16×苏17、603×东34及其反交每张补贴肆角。
蚕种销售价。1978年以前，桑蚕一代杂交种，以不变价销售。由于蚕种生产成本提高，每张（盒）蚕种卵量增加，新品种产卵量少，以及兄弟省蚕种价格已作了调整等原因，1972年省物价局、农业局、供销社三家联合报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对桑蚕一代杂交种销售价每张由2元调整为3元，出场价每张1．8元调整为2．7元，实行全省统一价格。并规定从该年夏蚕种开始执行，以前销售部分按规定价格进行多退少补。1983年、1986年对蚕种价格又分别作了调整。详见表3—4—4。
安徽省蚕种价格变动情况表
蚕茧价格。建国38年来，蚕茧收购价格先后作了9次调整。1950年华东区春茧收购价格，规定以每市担鲜茧合大米3～3．5石为标准，不得低于3石。当时安徽的茧价为每市担鲜茧63元。根据外贸对丝绸的需要，1952年普遍提高了桑蚕茧价格，安徽每市担鲜茧提高到79元，1953年又调低为66元。1954年由华东地区规定安徽茧价为每市担70元，1956年又继续调高为每市担80元，1958年调高为每市担100元。1965年第4次全国物价会议决定调整桑蚕茧价格，安徽由每市担100元提高到115元，提高15％。1979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家物价总局联合发出《关于提高桑蚕茧价格的通知》，规定安徽省桑蚕茧收购价格（基准价）每市担由115元调整为138元，提高23元，提高幅度20％。1986年四季度以来，国内市场对厂丝需求迅速增加，蚕茧由积压转为供不应求，许多地方采取价外加补贴价办法，提高收购价格，出现“蚕茧大战”、抢购蚕茧的混乱局面。因此，1987年安徽蚕茧收购均价每担为543元。
蚕茧奖售。196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目前农产品收购工作中几项政策问题的规定》，实行蚕茧奖售。奖售标准：
桑蚕茧每市担奖售：粮食20斤（春茧）～50斤（秋茧），化肥100斤，棉布10尺，煤油4斤。
柞蚕茧每市担奖售：粮食20斤（春茧）～ 50斤（秋茧），棉布10尺，煤油2斤，胶鞋2双。
1963年蚕茧奖售标准为：
桑蚕茧每市担奖售：化肥200斤（以硫铵为计算标准，其它化肥均按含氮量折算），布票30尺，煤油4斤。
柞蚕茧每市担奖售：粮食70斤，棉布15尺，煤油2斤，胶鞋2双。
1965年桑蚕茧每市担奖售布票20尺，化肥56斤，粮食140斤。
1966年每收购茧100元奖售棉布26尺，化肥143斤。如出售者需要粮食，即奖售贸易粮140斤，棉布26尺，化肥56斤。
柞蚕鲜茧每市担奖售棉布15市尺，贸易粮70斤。
柞蚕种茧每市担奖售棉布22．5市尺，贸易粮105斤。
蓖麻蚕茧（指削口茧、蛾口茧）每市担奖售贸易粮400斤。
蓖麻籽每市担奖售棉布4市尺，食油15斤。
1967年每收购茧100元奖布票25尺，奖售化肥或粮食120斤。
1968年又改为每担茧奖售化肥和粮食各50市斤。
1969年每担桑蚕茧奖售化肥或粮食150斤。
1970年以后，基本实行斤茧斤肥奖售。
1972年集体出售1市担桑蚕茧补助粮50斤，柞蚕茧种茧每市担补助粮20斤（个人、国营单位一律不补）。
1973年桑蚕茧每市担奖售粮食50斤，化肥100斤。社员交售只奖粮食，不奖化肥。集体交售只奖化肥，不奖粮食。
柞蚕茧每市担奖售粮食70斤，棉布15尺。
1980年集体出售1市担鲜蚕茧补助成品粮50斤，奖售化肥100斤。个人售茧只补助成品粮50斤，不奖售化肥。
技术改进费。1952年9月15～20日，国家农业部在上海召开全国蚕桑技术座谈会，会议决定按收购茧款的3％征收蚕桑改进费。
1953年根据外贸部门“丝绸滞销资金积压”情况，采取了“维持生产，调低价格，减少收购”的方针，取消了蚕桑改进费。
1954年12月15日，经对外贸易部同意，从1955年起恢复按收购茧款3％征收蚕桑改进费的决定。
1955年1月3日，外贸部，农业部发出《关于蚕桑、茶叶改进费使用范围的意见》，确定改进费由农业部统筹分配，专款专用。
在1955年以前，安徽的蚕桑技术改进费由华东农林部统收后拨交安徽省农（林）业厅使用，从50年代后期一直到70年代，蚕桑技术改进费由省供销社土产公司按收购金额的3％提取，并由省农（林）业厅（局）、供销社共同研究使用意见，由省供销社拨款。
1982年1月12日，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皖发〔1982〕7号文件《关于发展蚕桑生产的决定》中规定：蚕桑技术改进费，由供销社按收购总金额3％提取并按农七、商三分成。省农业厅和供销社提取的技术改进费，均按省二、地区二、县六的比例分配。随着体制改革，1984年安徽省成立了中国丝绸进出口公司安徽省分公司，蚕茧收购业务从1984年起也由原省供销社经营转为安徽省丝绸公司经营，蚕桑技术改进费由省丝绸公司统一提取，按比例汇交省农牧渔业厅。
1984年至1987年4年间，全省提取蚕桑技术改进费总额390．7万元，其中农业系统273．3万元。
另外，安徽省从1986年开始，增加提取1％的蚕改费，主要用于蚕种场危房维修，1986、1987两年共提取45万元。
蚕桑技术改进费的使用范围，主要用于聘请蚕桑辅导员，开展技术培训，召开蚕桑技术会议，有关蚕桑新技术的试验、示范、推广及蚕种繁育等方面的需要。
安徽蚕桑生产经过3年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全省产茧1．09万担，比1949年增长58％。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国家采取了大力发展蚕桑生产的方针，从1954～1956年的3年中，连续3次调高蚕茧收购价格，并从1955年起实行蚕茧预购、预付定金15～20％。1956年11月国务院规定，凡是新开辟新垦复和新植的桑园，在没有收益前，一律免征农业税。从而调动了蚕农生产积极性，促进了蚕桑生产的发展。到1957年，全省桑园面积发展到14．4万亩，生产蚕茧3．4万担，分别比1952年增长3．04倍和2．1倍。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经营体制多变，加之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的危害，挫伤了蚕农的生产积极性，桑园被毁，蚕茧产量逐年下降。到1962年，全省桑园面积只有7．5万亩，蚕茧产量降到8700担。之后，由于贯彻中央制订的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1963年起，安徽的蚕桑生产又渐渐好转起来。到1966年全省桑园面积增加到10．18万亩，蚕茧产量4万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错误路线的干扰和受“左”的思想影响，挫伤蚕农生产积极性，桑园被砍伐，蚕茧产量徘徊不前。1971年全省桑园面积下降为7．22万亩，比1957年减少一半，蚕茧产量下降到3．43万担。1973年省农林局、省供销社联合在金寨县召开全省蚕桑生产会议，提出大育苗、大栽桑，加快蚕桑生产大发展的号召，并采取相应措施，安徽的蚕桑生产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冲破了极“左”思潮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商品生产，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蚕农的生产积极性，为蚕桑生产的发展，增添了活力，桑园面积、蚕茧产量逐年增加。1979年全省桑园面积22．7万亩，年产蚕茧7．34万担，比1978年产茧5．97万担，增长22．9％。1980年桑园面积25万亩，生产蚕茧8．98担，比上一年增长22．3％。为加速蚕桑生产的发展，1982年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专门发出“关于发展蚕桑生产的决定”，明确规定在1985年前，每年从省财政拿出50万元，用于桑苗补助，从支援人民公社款中拿出50万元，用于小蚕共育建设。各地、县也从地方财政中拿出一定的资金，扶持蚕桑生产。泾县从1982年起，连续3年共拿出资金296万元，支持育苗栽桑、小蚕共育建设，加快了该县蚕桑生产发展的步伐。“六·五”计划期间，全省蚕桑生产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到1985年，全省桑园面积35．01万亩，生产蚕茧18．05万担，超过了安徽历史上民国7年（1918年）产茧14．30万担的最高水平，平均每年递增蚕茧1．5万担，年递增率11％。全省出现绩溪、青阳、金寨、歙县4个万担以上的县和金寨、歙县2个发展较快的典型。金寨县委书记倪学昌在该县南溪区亲自蹲点，县直有关部门通力协作，聘请专家传授技术，大搞技术培训，短短3～4年使该区成为蚕茧万担区。歙县南乡是全省有名的贫困区，县委、县政府利用山区自然优势、群众栽桑养蚕的习惯和退林还田的条件，采取统一规划，集中科技人员分乡包点，传授技术，搞好培训，并在资金、物资上给予重点扶持，仅用3～4年时间，使该县深渡区成为蚕茧万担区。
1987年全省产茧21．99万担，比1986年产茧19．54万担增长12．5％，保持了10年连续增长的好势头，先后超过了陕西、湖北、山东等省，跃居全国第五位。全省历年桑园面积、蚕种饲养量、蚕茧产量见表3—4—3。
安徽省蚕桑生产实绩统计表
随着蚕桑生产的恢复发展，促进了丝绸工业的发展。安徽在解放初期，只有绩溪县私人缫丝，没有丝绸厂。60年代初，全省也只有绩溪、合肥两个丝绸厂。1980年以来，先后新建了金寨、南溪、青阳、黟县、潜山、天长、歙县、广德、阜阳等缫丝厂和丝织厂。到1985年全省有收烘茧网点1187个，烘茧站207个；缫丝机1684台、33680绪，年产厂丝能力900吨；丝织机1704台，年生产能力可达2500万米。1987年全省有缫丝厂13个，缫丝能力44000绪；丝织厂35个，丝织机3160台，年生产厂丝1080吨，丝织品2696万米，出口创汇1500万美元。全省生丝产量居全国第六位，丝织品产量为第十一位。
建国初期，柞蚕生产已消迹。1955年在凤阳、金寨等县试养柞蚕成功后，先后在凤阳、金寨、霍山、宁国、泾县、歙县等地推广，当年全省生产柞蚕茧53担，到1959年产茧403担，1967年产茧924担，相继生产10多年。由于蚕茧价格偏低，蚕种不能自给，每年要从山东、河南、辽宁等省调种；收烘、加工等一系列问题未能妥善解决，从1978以后，停止了生产。
蓖麻蚕生产，于50年代初期，经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实验研究所朱冼、王高顺等人引种培育，1954年首先在亳县试养成功后，1955年秋在太和、亳县、阜阳、金寨、当涂、青阳、旌德、屯溪等8县（市）推广，全年饲养5批，共发蚕种4967盒，收鲜茧6．5万公斤，获得农村大面积推广的成功经验，使蓖麻蚕从实验走向农村，为生产所利用。以后逐步推广扩大，到1967年产茧5万多担，为安徽省蓖麻蚕产茧量最多的一年。为了解决发展蓖麻蚕生产有关技术和所需蚕种，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于1958年先后在阜阳建立蓖麻蚕研究所，在宿县、寿县建蓖麻蚕种场。1964～1967年，曾在全省各地兴办蓖麻蚕制种站30多个，生产的蓖麻蚕种，除满足省内需要外，还先后支援了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宁夏等省。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朱冼、贝时璋、王高顺等人来安徽省亳县考察蓖麻蚕生产推广情况。1959年6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曾派河东、河南等省官员5人来亳县及阜阳专区考察和实习蓖麻蚕生产，时间1个多月。由于蓖麻蚕茧价格低，蚕茧质量差，生产不稳定，加之铜陵绢纺厂停产，收购积压以及加工等问题未能解决，自1970年以后不再安排生产。到80年代，除个别地区少量饲养外，大部分地区未生产。
建国以来，蚕种场生产蚕种，多是低于成本价格销售，以致蚕种场亏损甚大。从1972年开始，省革命委员会作出决定：“对桑蚕良种给予补贴，并从今年起对蚕种场每生产一张苏16×苏17、三O六×华十等品种补贴七角，每生产一张东肥×华合补贴九角，原种每张补贴五元，由省农林局在农业事业费中解决。”1979年省农林局以皖农经字245号文件，对蚕种补贴又作了调整，将一代杂交良种定额补贴调整为：东肥×华合及其反交每张补贴壹元叁角，苏16×苏17、603×东34及其反交每张补贴肆角。
蚕种销售价。1978年以前，桑蚕一代杂交种，以不变价销售。由于蚕种生产成本提高，每张（盒）蚕种卵量增加，新品种产卵量少，以及兄弟省蚕种价格已作了调整等原因，1972年省物价局、农业局、供销社三家联合报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对桑蚕一代杂交种销售价每张由2元调整为3元，出场价每张1．8元调整为2．7元，实行全省统一价格。并规定从该年夏蚕种开始执行，以前销售部分按规定价格进行多退少补。1983年、1986年对蚕种价格又分别作了调整。详见表3—4—4。
安徽省蚕种价格变动情况表
蚕茧价格。建国38年来，蚕茧收购价格先后作了9次调整。1950年华东区春茧收购价格，规定以每市担鲜茧合大米3～3．5石为标准，不得低于3石。当时安徽的茧价为每市担鲜茧63元。根据外贸对丝绸的需要，1952年普遍提高了桑蚕茧价格，安徽每市担鲜茧提高到79元，1953年又调低为66元。1954年由华东地区规定安徽茧价为每市担70元，1956年又继续调高为每市担80元，1958年调高为每市担100元。1965年第4次全国物价会议决定调整桑蚕茧价格，安徽由每市担100元提高到115元，提高15％。1979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家物价总局联合发出《关于提高桑蚕茧价格的通知》，规定安徽省桑蚕茧收购价格（基准价）每市担由115元调整为138元，提高23元，提高幅度20％。1986年四季度以来，国内市场对厂丝需求迅速增加，蚕茧由积压转为供不应求，许多地方采取价外加补贴价办法，提高收购价格，出现“蚕茧大战”、抢购蚕茧的混乱局面。因此，1987年安徽蚕茧收购均价每担为543元。
蚕茧奖售。196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目前农产品收购工作中几项政策问题的规定》，实行蚕茧奖售。奖售标准：
桑蚕茧每市担奖售：粮食20斤（春茧）～50斤（秋茧），化肥100斤，棉布10尺，煤油4斤。
柞蚕茧每市担奖售：粮食20斤（春茧）～ 50斤（秋茧），棉布10尺，煤油2斤，胶鞋2双。
1963年蚕茧奖售标准为：
桑蚕茧每市担奖售：化肥200斤（以硫铵为计算标准，其它化肥均按含氮量折算），布票30尺，煤油4斤。
柞蚕茧每市担奖售：粮食70斤，棉布15尺，煤油2斤，胶鞋2双。
1965年桑蚕茧每市担奖售布票20尺，化肥56斤，粮食140斤。
1966年每收购茧100元奖售棉布26尺，化肥143斤。如出售者需要粮食，即奖售贸易粮140斤，棉布26尺，化肥56斤。
柞蚕鲜茧每市担奖售棉布15市尺，贸易粮70斤。
柞蚕种茧每市担奖售棉布22．5市尺，贸易粮105斤。
蓖麻蚕茧（指削口茧、蛾口茧）每市担奖售贸易粮400斤。
蓖麻籽每市担奖售棉布4市尺，食油15斤。
1967年每收购茧100元奖布票25尺，奖售化肥或粮食120斤。
1968年又改为每担茧奖售化肥和粮食各50市斤。
1969年每担桑蚕茧奖售化肥或粮食150斤。
1970年以后，基本实行斤茧斤肥奖售。
1972年集体出售1市担桑蚕茧补助粮50斤，柞蚕茧种茧每市担补助粮20斤（个人、国营单位一律不补）。
1973年桑蚕茧每市担奖售粮食50斤，化肥100斤。社员交售只奖粮食，不奖化肥。集体交售只奖化肥，不奖粮食。
柞蚕茧每市担奖售粮食70斤，棉布15尺。
1980年集体出售1市担鲜蚕茧补助成品粮50斤，奖售化肥100斤。个人售茧只补助成品粮50斤，不奖售化肥。
技术改进费。1952年9月15～20日，国家农业部在上海召开全国蚕桑技术座谈会，会议决定按收购茧款的3％征收蚕桑改进费。
1953年根据外贸部门“丝绸滞销资金积压”情况，采取了“维持生产，调低价格，减少收购”的方针，取消了蚕桑改进费。
1954年12月15日，经对外贸易部同意，从1955年起恢复按收购茧款3％征收蚕桑改进费的决定。
1955年1月3日，外贸部，农业部发出《关于蚕桑、茶叶改进费使用范围的意见》，确定改进费由农业部统筹分配，专款专用。
在1955年以前，安徽的蚕桑技术改进费由华东农林部统收后拨交安徽省农（林）业厅使用，从50年代后期一直到70年代，蚕桑技术改进费由省供销社土产公司按收购金额的3％提取，并由省农（林）业厅（局）、供销社共同研究使用意见，由省供销社拨款。
1982年1月12日，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皖发〔1982〕7号文件《关于发展蚕桑生产的决定》中规定：蚕桑技术改进费，由供销社按收购总金额3％提取并按农七、商三分成。省农业厅和供销社提取的技术改进费，均按省二、地区二、县六的比例分配。随着体制改革，1984年安徽省成立了中国丝绸进出口公司安徽省分公司，蚕茧收购业务从1984年起也由原省供销社经营转为安徽省丝绸公司经营，蚕桑技术改进费由省丝绸公司统一提取，按比例汇交省农牧渔业厅。
1984年至1987年4年间，全省提取蚕桑技术改进费总额390．7万元，其中农业系统273．3万元。
另外，安徽省从1986年开始，增加提取1％的蚕改费，主要用于蚕种场危房维修，1986、1987两年共提取45万元。
蚕桑技术改进费的使用范围，主要用于聘请蚕桑辅导员，开展技术培训，召开蚕桑技术会议，有关蚕桑新技术的试验、示范、推广及蚕种繁育等方面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