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土壤沿革

安徽农业耕作历史悠久。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认土”、“用土”、“改土”和“养土”经验，经学者总结，记载于文献。
夏商时期（公元前21～11世纪），采用“土宜”观点，开始土壤分类和分级。据《禹贡》记载：把全国土地划分为九州，土壤分为九类，贡赋分为九级。按此划分，现今安徽淮河以南至江南，隶属扬州；淮河以北，分属徐州和豫州。徐州土壤为赤埴坟[《释名·释地》：“土黄而细密曰埴”，赤色的粘土]，赤色，土质粘性和油腻状，肥力中上，土壤为第四类，田赋为第五级；豫州包括今阜阳以西一带，土壤属坟垆[黑色坚硬的土]壤质土较多，土质柔和而不板结，肥力中上，土壤为第四类，田赋为第二级；淮河以南，地势低洼，沼泽涂泥较多，土壤肥力为第九类，下下等，田赋划为第七级。以上土壤分类分级，虽然方法简单，内容简略，但对安徽古代土壤的肥力、类型等特性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为当时安排农业生产和制定田赋所应用。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安徽土壤科学发展较快，对土壤及其肥力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加深和创新。安徽颍上县人管仲（？～公元前645年）所著《管子·立政篇》，对古代土壤知识记述颇多，指出：“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这是说，要摸清土壤底细，合理利用土壤资源，因地制宜，因土种植。
元代王祯，任安徽旌德县尹时，在其所著《王祯农书》中，对耕垦、耙劳、锄治、粪壤、灌溉等土壤耕作管理，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均有所发展。该书《垦耕篇》载：“天气有阴阳寒燠之异，地势有高下燥湿之别，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指出应由人来掌握天时和地宜，进行合理的耕作。《耕劳篇》强调：“大块之间无美苗，耙劳之功不至，而望禾稼之秀茂实栗难矣”。是指土地要精耕细耙，苗才长得好。
清代程瑶田（1725～1814年）安徽歙县人，在其所著《九谷考》一书中对各种粮食作物的种植区域、作物品种与土壤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指出：“黍出北方，南方虽种，非土所宜。凤阳多秫秫而无黍。安庆、宁国、太平也不种”。乾隆四年（1739年），安徽布政使晏斯盛曾向朝廷奏陈：“今欲田无旷土，岁无凶年，莫如力行沟田之法”。是指要改善土壤的水利条件，该奏章并对如何修治沟田，规格要求，以及结合各地情况推行沟田法，都作了详细阐述。对此，乾隆皇帝曾有石朱批奏摺传世。清代后期，随着山区毁林垦荒加剧，河区农田泥沙淤塞严重，危害很大，各地非常重视防治水土流失。歙县正堂（县令）曾发开山禁令，指出：“棚民租山开种苞芦，山地挖松，一遇大雨即颓崩沙泥，田地遭其淤涨，河溪皆被淤塞，居民受害也非一日”。《庐州府志》、《舒城县志》对山区水土流失问题，也有详细记载，指出：“生齿日繁，山民不足于食，垦荒渐多，树叶草根无以含水，浮沙碎石随雨暴注，日积月累，河道遂塞”。阐述了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以及维护生态和保持水土对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
民国前期，安徽土壤研究尚无资料可考。直至民国20年（1931年）编写的《乌江乡村建设研究》才根据土壤品质把土地分为正冲田、湖田、棉田、山岗田、圩田、沙田、山地等7大类。民国22年出版的《中国土壤区域略图》对安徽从北到南的土壤分布作了初步划分，概略地反映了全省主要土壤类型及其分布情况。次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土壤分类组对安徽省的宿县、怀远、凤阳、嘉山、滁县、全椒、和县、芜湖、繁昌、铜陵、东流、广德、宣城、青阳、南陵、歙县、祁门等17县的土壤进行了调查。各县均绘制了土壤图和土地分类图。依据地势和形成情况，分成岗地土、高地土、平地土、山岭土、低阶土、冲积土、低平地土、旧沙阶土、低洼地土等十大类，类下又依照当地名称分成系。黄孝等发表的《安徽凤台县之土壤》和《安徽凤阳·五河之土壤》两篇论文，对土壤的划分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山东棕壤、河岸棕壤及由近代黄泛沉积物发育的石灰性冲积土，砂姜土等的分类分布，都作了较准确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