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鱼行

一、鱼行概况

安徽鱼行、鱼铺历史悠久，清宣统年间（1909至1911），芜湖有鱼蟹行5家。收购鲜鱼、螃蟹，装运上海、南京、汉口等地销售。夏时加冰外运。每年经营额10余万元（银元）〔1〕。至民国8年（1919）和县、东流、当涂等11个县渔商（行）有41家，资本总额38674元（法币）特将《安徽省渔商调查表》录此。见表4—1—1。


另据调查，建国前安庆、大通、下仓铺、乌衣、蚌埠等地，有鱼行98家，总经营量约24900余吨。
二、鱼行分布
建国前后本省的鱼行，主要分布在长江、淮河、新安江三大水系上的大小城镇，依照水产品自然流向，形成大小不等的鱼货集散地。
据几个典型调查：建国初期，安庆鱼行24家，兼业鱼行62家；大通镇18家，宿松下仓铺9家，滁县城关5家，鸟衣镇5家，蚌埠市11家，天长县城关4家，小关4家，凤阳县临淮关18家。
现将几个不同类型的鱼行调查资料，分述如后：
［安庆市鱼行］
在安庆原老城东门外振风塔下的沿江街道上，鱼市兴隆。据安庆市工商业联合会1951年6月工商业登记资料记载；当时专营鱼货并有行号的鱼行24家，总资本30万元(人民币)；兼营鱼货、副食或蔬菜的综合性行(店)62家；另有鱼贩129人，肩挑贩鱼，串街叫卖，就地推销，零售给消费者。
［铜陵大通镇鱼行］
铜陵县重镇大通，地处长江南岸。据调查：民国初期至抗日战争前(1910～1936)，大通镇上颇具规模的鱼行有18家，小鱼铺、鱼贩约二、三十家，年经营鱼货二、三百万公斤。鱼货来源，除本地所产外，贵池、青阳、枞阳、无为等地鱼货也来此集散。除当地销售少量外，大部运往外埠。冰鲜鱼多运往上海、南京、芜湖、无锡、苏州等沿江城市。盐干、卤鱼则由火车转运天津、北京、石家庄、西安、兰州、秦皇岛等地。市面零星销售量，免纳税收。运销外地，则向当地“渔团局”交纳10%的出境鱼货税。〔 1〕
〔附〕
大和行号
大通较大的18家鱼行中，首推“大和”行号(全名为“大和渔业股份有限公司”)。该行创办于1918年，设在和悦洲。老板朱大白，芜湖人。资金雄厚，雇员近百。设账房、内务、外勤三个部门各司其事。夏秋季节，上船同渔民签订购销合同，同时在一些大中城市设固定或临时的推销网点。因此，经营额很大，一般年景可达1500吨，约占大通上市量的一半，渔民出售鱼货给该行，只记账，无现钱，等到鱼货运达销区成交，收到对方汇款后，才向渔民结账付钱。其周期一般要在五、六天以上。
［宿松下仓铺鱼行］
下仓铺位于宿松东南，三方滨湖。是黄湖、大官湖鱼产的集散地，也是本省一个很典型的初级鱼市场。1936至1948年间，下仓铺镇上几乎全为鱼市，有固定门面的鱼行9家，从业人员60多人，营业量15～30万公斤，全镇总经营量约200～250万公斤。鱼货运销太湖县、九江、安庆，换回大米和日用工业品。有的由鱼贩肩挑至湖北英山、稀水和一省霍山等地，加工为口子咸干、卤鱼，销往武汉等大城市。此外，有七、八家比较富裕的大户渔民，自产自销，运销冰鲜鱼，或加工成咸干、卤鱼，销往江苏杨州，江阴和武汉、江西等地。〔2〕
此外，下仑铺还有“露水鱼行”10多家。这些“露水鱼行”，一无门面、二无资本，专门从事渔民与鱼行、鱼商之间的“媒介”活动，为鱼行客商招揽生意。从成交中抽取10%左右的佣金。
［滁县乌衣鱼行］
1949年以前，这里有鱼行15家，鱼贩12户。其中，较大的鱼行4家，年经营量一般达10万公斤以上。其经营特点，主要是为客商代收购，代办运输、边收边运。沿津浦铁路运销上海、天津、泰安、西安，宝鸡等南北大中城市。
［蚌埠市鱼行］
抗日战争以前，蚌埠较大的鱼行有7家。到蚌埠解放时，共有大小鱼行11家。淮河中下
〔 1〕据本志编者访问曾设鱼行的朱润生等人的口碑资料。
〔 2〕据下仓铺严长泽、严家桃、胡孝三等人提供的口碑资料。游和洪泽湖之鱼产，大都由此集散，成为淮河流域一大鱼港和鱼货集散重地。鱼产季节，日上市量约3～4万公斤，年经营量达400～450万公斤。一部分供应本埠市民消费，一部分经火车运销天津、济南、德州、泰安、南京、上海、西安等铁路沿线大中城市。三、鱼行经营
建国前，经营鱼行者，一般没有资本，或仅有小量资本。较大的鱼行，有行号和固定门面，雇用人数不等的工人。小鱼行，既无资本，又无正式门面，只凭一杆秤，一把算盘，以转手之劳，摄取佣金，盘剥渔民，从中牟利。其经营方法，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利用借贷，控制货源。鱼行常在渔业生产淡季，渔民生活困难，或是维修添置渔具，急需用钱之时，利用借钱、贷款或发放鱼货“订金”等手段，夺取渔民卖鱼权，凡借贷或拿取订金的渔民，无权将鱼货卖给他人。这种方式沿江渔区多见。
二是操纵市场，压级压价。渔行利用渔产季节差异和渔货多少等因素，操纵市场，控制行价。鱼多时则贬值杀价，克剥渔民。“每当鲜鱼不易保质的季节或鱼货旺产之际，则价格倾泻而下。甚至鱼产过涌时压价不收，整船鱼货倾倒河中的悲惨情况时有发生。致渔民终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凄惨岁月”。〔1〕鱼少时，登船霸舱，操纵强购，贱买贵卖，有时还要勒索高额佣金，强夺渔民的劳动果实。渔民遭受着“鱼多不如土，鱼少更受苦”的灾难。
三是空手成交，拖延付款。鱼行收购渔民的鱼贷，不给现钱，待鱼货销售后，才向渔民付款。
四是大秤买进，小秤卖出。鱼行、鱼商一般买卖不同秤。大秤18两买进，小秤14两卖出。甚至明抢暗偷，多称少算，掠夺渔民的鱼货。
此外，有些鱼行为了控制鱼货，招揽生意，鼓励渔民多售鱼，常以封建迷信或小恩小惠为手段，笼络和控制渔民。有的每交售30公斤鱼，发给1分“神佛”。每份“神佛”包括猪肉1公斤，豆腐3块，黄钱纸3张，棒子香3根；有的鱼行在端午节时渔民划龙船，给渔民送“披红（红布2米）”、鞭炮、香纸之类所谓“龙船礼”；有的在渔民生病时，帮助求医，或渔民夜晚上岸看戏招待吃住，过年时，送给渔民“红纸包”等，以笼络渔民。
当时，鱼行运销鱼货，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船运活鱼（多为鲤、鲫、鲶、乌鱼），或冰鲜鱼到省内外大中城市销售；二是根据季节消费需要，加工成腌制卤鱼。卤鱼制品又分为荷包口、背刀片和肚刀片3种。主要运销苏州、吴县、嘉兴等地。由于鱼行、商贩插手层次多，鱼货一般要经过4～5道中间环节，才能到消费者手中，销价一般比进价高出4～5倍。〔 2〕多数人吃不起，以致鱼货积压滞销，造成渔业生产日益低落，使渔民的生产生活更加艰难。
〔 1〕据1959年国家水产部编印的《水产工作概况·安徽供销业务》。
〔 2〕据1984年编印的《中国渔业经济·安徽水产供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