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水旱灾害
第一节 水灾
在今安徽省境内发生的水灾，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是汉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是年起至明初的1500多年间，历史文献中对水灾的记载都很简略。明代以后至民国时期，省、府、州、县普遍编纂了地方志，并对灾害专志记述。其中，对水灾发生的次数、范围、灾情等的记述都较以往详细。1981年，安徽省水利勘测设计院组织专门力量，查阅了安徽省历代编纂的省、府、州、县志，并参照有关古籍、文献资料，编印了《安徽省水旱灾害史料整理分析》。该书资料显示，安徽省水灾发生的次数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地区性，并且具有连续出现机遇较多的特点。
一、时空分布
据《安徽省水旱灾害史料整理分析》统计，汉惠帝五年(前190年)至1949年的2100年间，在今安徽省境内共发生大水、特大水灾41次，平均50年发生一次。明景泰元年(1450年)至1949年，在今安徽省境内共发生不同程度的水灾246次，平均2年发生一次，其中大水、特大水灾35次，平均15年发生一次(见表1－2－1)。据《安徽水灾备忘录》记载，自清康熙六年(1667年)安徽建省，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244年间，全省发生不同程度的水灾百余次，其中一级大涝年21次全国气象部门统一计灾标准，大范围、长时间降水成灾的称一级大涝年。，平均12年发生一次。1949年至1988年的40年间，全省先后发生了1950年、1954年、1963年、1975年、1982年共5次大水和特大水灾，平均8年发生一次。
近500年的水旱灾害资料显示，安徽历史上连续发生的水灾机遇较多，约20年出现一次。其中连续两年发生水灾的次数较多，约占总次数的三分之二。连续三年发生水灾的次数，约占总次数的六分之一。清末泗宿州地区，曾出现1902年至1912年连续11年水灾，为安徽水灾史上连续发生水灾之最(见表1－2－2)。
安徽水灾在地区和季节分布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据近500年的水旱灾害资料统计，淮北地区共发生程度不同的水灾211次，江淮之间185次，江南地区198次。水灾大部分发生在夏季和秋季，春夏之交次之，秋冬之交最少。据近500年水旱灾害资料统计，春季2～4月份共发生48年次，春夏2～7月份共发生26年次，夏季5～7月份共发生366年次，夏秋5～10月份共发生110年次，秋季8～10份共发生222年次，秋冬8～1月份共发生3年次，冬季11～1月份共发生12年次。安徽历史大水灾发生年代表
安徽连续5年以上历史水灾分区统计表
二、典型水灾年纪实
〔宣统二年、三年(1910年、1911年)水灾〕
据《安徽水灾备忘录》记载，清宣统二年(1910年)夏，沿淮、淮北大部分地区暴雨成灾。蒙城“六月二十七、八、九昼夜大风雨，平地水深数尺，深者丈余，坏城郭房屋，漂人物牲畜，禾麦尽无，饥民近三十万。”宿县“六月二十六日傍晚起下大雨至二十八日晨，雨来极猛，冲开秦家坝隋堤，水浸西关吊桥约二尺。”灵璧浍河上游来水凶猛，固镇电话杆上挂水草。怀远县内水及涡河大水，倒灌破堤，泛滥成灾。
与此同时，沿江地区入夏以来阴雨连绵，江河水涨，山洪暴发，安徽沿江两岸田庐被淹。江淮水灾使安徽60个县(州)中有56个县(州)遭受水灾，仅皖北地区灾民即达200万人。
继宣统二年洪涝灾害后，宣统三年(1911年)安徽淮河、长江流域又发生洪涝灾害。据宣统三年的《申报》报道：“当涂县入夏以来，连旬霪雨，山洪建瓴而下”。“六月中，江潮骤涨，湖水漫溢，山洪暴发，沿江、沿河、沿湖各圩次第溃决，冲没大小圩土旱二百有奇，田约三十万亩，灾民约十六万人，牲畜漂没无算。六月十七日又遭风灾，东北风狂发，骤雨如注，半昼一夜，势不稍减，大官圩、查家湾等圩堤全溃。全境计六十万亩圩土旱田被淹，三十余万人资生无托。无为州计淹死灾民二千数百口。张家荡等处共积浮尸五百余具无人掩埋，臭气薰天”。
宣统三年的洪涝灾害淮河流域最重，共淹没面积10470平方里。据《申报》报道：“江皖二十余州县灾民三百万人，已饿死者达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毙者约四五十万人。”“饥毙人数多时，每日至五六千人。”
清政府任命的抚赈大臣、原安徽巡抚冯熙在《蒿庵奏稿》中记载：“凡灾秃之区，林庄庐舍多荡为墟，流亡者十逾五、六。每行数里、十数里，罕见人烟，...甚则夫弃其妇，母弃其子。”张廷骧在《不远复斋见闻杂志》中记载：“灾民以草根树皮为生活，周围数万方里不闻鸡鸣犬吠之声。”“饥民至饥不能忍之际，酿成吃人肉之惨剧，最无天理者，为数万之饥丐寻觅倒卧路旁将死未气绝之人，拉至土坑内，刮其臂腿臀肉，上架泥锅，窃棺为柴，杂以砻康，群聚大嚼，目以为常。”“驯良之饥民，以草根作饼，以树皮用磨研为细末为丸，每日吞丸救急，奈人多树少森林濯濯，到处有树无皮，一片白林，为百年所仅见。”
〔民国20年(1931年)水灾〕
民国20年(1931年)夏，安徽淮河、长江同期发生大洪水，属全省性特大水灾。
据《安徽省赈务会刊》民国20年9月第一期记载，皖北地区自5月下旬连降大雨，6月大雨兼旬，7月暴雨发生7次，淮河干堤重大决口达61处，出现了近百年来所罕见的特大水灾。据当时的《申报》、《大公报》等报刊报道，入梅以来，蚌埠大雨连绵，淮水暴涨，小蚌埠以北一片汪洋，市内街道行舟，居民灶底生蛙。7月3日寿县大雨倾泻，不分点滴，历至昼夜势稍减。洪水飞涨，几若海啸，纵横泛滥，田庐禾稼，荡然无存。五河地势低洼，大雨旬余不止，淮水泛滥，全境顿成泽国，县城街道水深数尺，市面行舟，屋宇撑筏。5月31日下午，宿县突发狂风暴雨，迅雷急电，冰雹骤降约一小时之久，小如鹅卵，大如饭盆，且有大如足球者，自西北而东南，宽约10里，长约百里以上。茅屋揭盖，瓦片飞空，死伤人畜相枕藉于田亩。灾民转徙流亡，相嘱于途，童妇嚎哭，不绝于耳。阜阳全境一片汪洋，淹毁5万余户，灭顶者3千余口。蒙城县平地水深五六尺，淹死人畜、冲倒房屋不可胜数。颍上县无家可归者不下两万余口，三河尖村民睡梦之中，同遭沉沦。
安徽沿江地区自年中开始连降大雨，至9月16日方止，历时将近3个月。长时间、大范围降雨，造成山洪暴发，江潮倒灌。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河道堤防有250余处溃决，洪水横流，沿江地区一片汪洋。当时的一位记者描述水灾的景象是“万里无田庐，但见云树梢，野哭声断续，浮尸逐水草。”怀宁县西门外海口洲圩堤溃决时，水势如山崩倒海，人畜、粮食等被洪水席卷而去，漂尸数百人。芜湖市街道水深4英尺，灾民共有24万4千人，死亡4千余人未掩埋。为防止漂流，整批系于树上，西梁山积尸6百余具。望江全县几无一处不是灾区，无一人不是灾民。无为黄丝滩堤溃决，全县大小940余圩尽被淹没，人畜房屋被洪水冲走者无法计算，死尸如凫鸭漂浮水中，膨胀腐烂。合肥市大街中，人行以筏，货物漂流，壁宇倒塌，城区损失已达巨万。舒城陆程百里，均成泽国。霍山县山洪暴发，水涨城溃。含山县十数万危垂灾民无以为生。
民国20年水灾发生后，国民政府曾组织赈灾机构，群众团体也曾发起募捐义赈。但是，灾民人众，赈款不多，杯水车薪，难解灾民于灾疫。更有甚者，官员腐败，急赈缓办，弊端丛生。据民国20年11月出版的《皖灾周刊》揭露，“国府向美国购来赈灾的所谓‘美麦’45吨，然而到现在还是‘空谷足足音’，令人如坠五里雾中。…恐怕‘美麦’没有运到，他们都已变成锇殍了。”9月20日出版的《民国日报》报道，南陵县长违抗米粮不准出省的禁令，勾结劣绅，从外地粮商索收出口米捐，共同瓜分。天长县官员竟然不顾嗷嗷待哺的灾民，变卖赈麦，贩卖香烟，牟取暴利，然后游览苏杭，花天酒地。在具体办理赈灾过程中，弊端丛生，黑幕重重。由于许多灾民得不到救济，饥寒交迫，吃草根、树皮，背井离乡，饿殍于野，客死异乡。
据民国22年《国民政府救济委员会工赈报告》记载，民国20年特大水灾，全省60个县中，有48个县受灾。全省大小圩堤溃决3950余处，受灾田亩3282万亩，占全省农田67.3％。灾民1073余万人，占全省总人口49.4％。灾民死亡47277人。据不完全统计，财产损失总计达4.46亿元。〔民国27年(1938年)水灾〕
民国27年(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队炸开河南省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引黄水南流，企图以此来阻止日本侵略军西进，人为地造成了一场特大水灾。
花园口大堤炸开后，至11月20日，口门冲宽400余公尺，黄河原道断流。全部黄水向东南泛滥于贾鲁河、颍河和涡河之间，漫注于正阳关至怀远一段淮河，形成了长约400公里，宽约30至80公里的黄泛区。至民国36年3月15日堵口完工、黄河复归原道止，历时8年零9个月。河南、安徽、江苏3省44个县、市受灾，89万人死亡，391万人流亡。据6月11日《中央日报》报道:“水势所至，庐舍荡然，罹难民众，不知凡几。”“澎湃地动，呼号震天，其惊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又以饥馁煎迫，疫病侵寻，不为溺鬼，尽成流民。”
历时8年多的黄泛，安徽皖北地区受灾最为惨重。阜阳县102个乡镇有80个乡镇陷于黄涛之中，3千多人被淹死，近60万人无家可归，僵卧街头。蚌埠市街道成渠，凤台县城关平地水深3尺，全县死亡枕籍。从民国27年黄水南泛起，淮河流域降水偏多，黄淮并涨，中下游水道不畅，洪水连年泛滥，皖北无年不灾。据统计，这次黄泛安徽共有18个县(市)受灾，被淹土地2345万亩，灾民达300多万人，死亡40余万人，田庐、牲畜损失约2亿元以上。黄水挟带大约100亿吨的泥沙，淤高了安徽淮河干流和皖北各支流河床，水系混乱，水道不畅，低洼地区积水长年不退，桑田变沧海。整个黄泛区饿殍载道，哀鸿遍野。8年多的黄泛，为淮河留下了长期难以治愈的创伤，并直接为1950年和1954年安徽淮河流域大水灾种下了祸根。
〔1950年水灾〕
1950年6月下旬以来，河南省和安徽淮北地区一带受低气压槽长时间控制，使淮河流域发生普遍而又连续的暴雨。据《治淮汇刊》第一辑记载，正阳关自6月26日至7月20日几乎无日不雨，24天的降雨量达628.3毫米，超过民国20年7月降雨量137.4毫米。正阳关至三河尖水面东西100公里，南北20至40公里，渺无边际，有些村庄仅见树稍。蚌埠自6月26日至7月20日，降雨量达532毫米，超过民国20年7月降雨量43.5毫米。淮河上游和发源于安徽大别山区的淠河洪水迅急下泄，在正阳关相汇，造成正阳关7月28日达到24.77米最高水位，比民国20年正阳关24.05米最高水位高出0.72米。
这次大洪水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近9年黄泛对淮河水系和堤防等工程的破坏尚未得到恢复，难以抵御长时间、大范围、连续性的强降水。颍河左岸各支流，因暴雨和干流洪水的顶托而不能排泄相继漫溢。正阳关以下沫河口、鲁口、禹山坝等处虽经十余昼夜抢救，终因水平堤顶、风浪过大，相继漫溃。宿县专区7月4日后连续大雨积水成灾。14日后连续大雨，濉河、唐河、浍河、北淝河等先后漫溃。蚌埠以下至五河等处淮河干流堤防，亦于20日前后相继漫决。至此，淮河左岸广大地区平地行船，安徽淮河干支流堤防共有82处漫决，造成了严重灾害。
据统计，1950年大洪水，安徽淮河流域有4个专区28个县，以及蚌埠市和淮南矿区受灾。重灾人口690万人，轻灾308万人，占皖北总人口的50％。被淹农田3162.75万亩，占皖北总耕地面积的60％。倒塌房屋89万间，死亡489人。
洪水发生时，皖北行署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级干部带领下，进行了顽强的抗洪抢险斗争。灾情发生后，各级干部克服重重困难，冒着疾风暴雨抢救灾民，先后迁移重灾民23万人，把灾害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1954年水灾〕
1954年，安徽淮河、长江流域发生了非常洪水，降雨量超过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是年5月中下旬，淮河流域就发生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以淮河干流上游和淮南山区最大。淮河干流各地5月份水位，超过了历年汛前的最高水位。进入7月份以后，安徽淮河流域发生了普遍的、集中的连续性暴雨。雨量之大，雨势之猛，为有记录以来所仅见。7月份降雨一般都达到600～800毫米。暴雨中心的王家坝、前畈、临泉、宿县等地，降雨量均在900毫米以上。佛子岭水库上游的前畈，降雨量达到1259.6毫米。淮南市7月5日一天降雨量达到141.8毫米。7月3日至28日，临泉降雨量达到1100.5毫米，阜阳降雨量达947.8毫米。7月一个月的降雨量，超过了全年平均降雨量。
安徽长江流域自6月上旬至7月下旬，先后发生十几次大雨或暴雨。7月10日，合肥市3个小时内降雨211毫米，最高强度达每小时90毫米。安庆市6月23日至28日连续降雨358.7毫米。芜湖市在57天梅雨期内，发生4次大暴雨，7月11日一天降雨219.1毫米。徽州地区5至7月，除石台县达1500毫米外，其余各县降雨量均在1700毫米以上，其中有3个县达到2000毫米。
据统计，5至7月总降雨量，江淮之间为900～1300毫米，皖西地区1300～2000毫米，皖南部分地区2000～2800毫米，均大于常年同期1～2倍。全省70个县(市)，有6个县降雨量超过2000毫米，15个县超过1500毫米，44个县超过1000毫米，其中黄山达2824毫米。全省1954年的降雨量比常年多四至七成。
长时间、大范围、高强度的降水，造成淮河、长江干支流水位猛涨。长江干流的芜湖、安庆，淮河干流的正阳关和蚌埠等地的水位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洪水位，且退水慢、历时长，致使淮河、长江干流超警戒水位达100多天。尤其是7月份，多次大范围集中性的强降雨，造成了安徽百年以来的特大水灾。
1954年大洪水发生后，中共安徽省委和安徽省人民政府，组织动员全省人民和解放军指战员，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抗洪抢险斗争。省级领导干部亲自主持并到前线指挥抗洪抢险，在险要堤段，都有高级干部亲自驻守指挥。在中共安徽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号召下，大批农民、工人、人民解放军、学生、干部、船民等，有组织地奔赴抗洪前线。危急时刻，广大中共党员、基层干部、民兵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跳入急流浪涛之中，以身体组成人墙挡浪护堤，与洪水搏斗。水利部门科学调度已建的水利工程设施，力保淮河、长江干流堤防。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派飞机空投抗洪和救灾物资，各地、各部门也将抗洪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洪前线。医疗卫生部门及时组织医疗队，分赴抗洪前线和灾区，为人民群众防病治病。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组织和动员全社会力量，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抗灾战歌，争取把洪水灾害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1954年的洪水，是一场人力难以抗御的非常性洪水，涉及安徽淮河、长江两大流域。其降雨量、降雨强度、历时时间、降雨范围，都是历史上罕见的。虽经党和人民政府组织人民全力抢救，淮河、长江仍有部分堤段溃决，内河堤防除少数外，其余的几乎全部漫堤决口。全省各地除部分山、丘高地外，大部分地区一片汪洋。据统计，全省受灾农田达4945万亩，其中重灾2738万亩，粮食减产39亿公斤，倒塌房屋402万间，损失牲畜20722万头，受灾人口达1537万人，其中特重灾民505万人，重灾民917万人，死亡2674人。
一、时空分布
据《安徽省水旱灾害史料整理分析》统计，汉惠帝五年(前190年)至1949年的2100年间，在今安徽省境内共发生大水、特大水灾41次，平均50年发生一次。明景泰元年(1450年)至1949年，在今安徽省境内共发生不同程度的水灾246次，平均2年发生一次，其中大水、特大水灾35次，平均15年发生一次(见表1－2－1)。据《安徽水灾备忘录》记载，自清康熙六年(1667年)安徽建省，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244年间，全省发生不同程度的水灾百余次，其中一级大涝年21次全国气象部门统一计灾标准，大范围、长时间降水成灾的称一级大涝年。，平均12年发生一次。1949年至1988年的40年间，全省先后发生了1950年、1954年、1963年、1975年、1982年共5次大水和特大水灾，平均8年发生一次。
近500年的水旱灾害资料显示，安徽历史上连续发生的水灾机遇较多，约20年出现一次。其中连续两年发生水灾的次数较多，约占总次数的三分之二。连续三年发生水灾的次数，约占总次数的六分之一。清末泗宿州地区，曾出现1902年至1912年连续11年水灾，为安徽水灾史上连续发生水灾之最(见表1－2－2)。
安徽水灾在地区和季节分布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据近500年的水旱灾害资料统计，淮北地区共发生程度不同的水灾211次，江淮之间185次，江南地区198次。水灾大部分发生在夏季和秋季，春夏之交次之，秋冬之交最少。据近500年水旱灾害资料统计，春季2～4月份共发生48年次，春夏2～7月份共发生26年次，夏季5～7月份共发生366年次，夏秋5～10月份共发生110年次，秋季8～10份共发生222年次，秋冬8～1月份共发生3年次，冬季11～1月份共发生12年次。安徽历史大水灾发生年代表
安徽连续5年以上历史水灾分区统计表
二、典型水灾年纪实
〔宣统二年、三年(1910年、1911年)水灾〕
据《安徽水灾备忘录》记载，清宣统二年(1910年)夏，沿淮、淮北大部分地区暴雨成灾。蒙城“六月二十七、八、九昼夜大风雨，平地水深数尺，深者丈余，坏城郭房屋，漂人物牲畜，禾麦尽无，饥民近三十万。”宿县“六月二十六日傍晚起下大雨至二十八日晨，雨来极猛，冲开秦家坝隋堤，水浸西关吊桥约二尺。”灵璧浍河上游来水凶猛，固镇电话杆上挂水草。怀远县内水及涡河大水，倒灌破堤，泛滥成灾。
与此同时，沿江地区入夏以来阴雨连绵，江河水涨，山洪暴发，安徽沿江两岸田庐被淹。江淮水灾使安徽60个县(州)中有56个县(州)遭受水灾，仅皖北地区灾民即达200万人。
继宣统二年洪涝灾害后，宣统三年(1911年)安徽淮河、长江流域又发生洪涝灾害。据宣统三年的《申报》报道：“当涂县入夏以来，连旬霪雨，山洪建瓴而下”。“六月中，江潮骤涨，湖水漫溢，山洪暴发，沿江、沿河、沿湖各圩次第溃决，冲没大小圩土旱二百有奇，田约三十万亩，灾民约十六万人，牲畜漂没无算。六月十七日又遭风灾，东北风狂发，骤雨如注，半昼一夜，势不稍减，大官圩、查家湾等圩堤全溃。全境计六十万亩圩土旱田被淹，三十余万人资生无托。无为州计淹死灾民二千数百口。张家荡等处共积浮尸五百余具无人掩埋，臭气薰天”。
宣统三年的洪涝灾害淮河流域最重，共淹没面积10470平方里。据《申报》报道：“江皖二十余州县灾民三百万人，已饿死者达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毙者约四五十万人。”“饥毙人数多时，每日至五六千人。”
清政府任命的抚赈大臣、原安徽巡抚冯熙在《蒿庵奏稿》中记载：“凡灾秃之区，林庄庐舍多荡为墟，流亡者十逾五、六。每行数里、十数里，罕见人烟，...甚则夫弃其妇，母弃其子。”张廷骧在《不远复斋见闻杂志》中记载：“灾民以草根树皮为生活，周围数万方里不闻鸡鸣犬吠之声。”“饥民至饥不能忍之际，酿成吃人肉之惨剧，最无天理者，为数万之饥丐寻觅倒卧路旁将死未气绝之人，拉至土坑内，刮其臂腿臀肉，上架泥锅，窃棺为柴，杂以砻康，群聚大嚼，目以为常。”“驯良之饥民，以草根作饼，以树皮用磨研为细末为丸，每日吞丸救急，奈人多树少森林濯濯，到处有树无皮，一片白林，为百年所仅见。”
〔民国20年(1931年)水灾〕
民国20年(1931年)夏，安徽淮河、长江同期发生大洪水，属全省性特大水灾。
据《安徽省赈务会刊》民国20年9月第一期记载，皖北地区自5月下旬连降大雨，6月大雨兼旬，7月暴雨发生7次，淮河干堤重大决口达61处，出现了近百年来所罕见的特大水灾。据当时的《申报》、《大公报》等报刊报道，入梅以来，蚌埠大雨连绵，淮水暴涨，小蚌埠以北一片汪洋，市内街道行舟，居民灶底生蛙。7月3日寿县大雨倾泻，不分点滴，历至昼夜势稍减。洪水飞涨，几若海啸，纵横泛滥，田庐禾稼，荡然无存。五河地势低洼，大雨旬余不止，淮水泛滥，全境顿成泽国，县城街道水深数尺，市面行舟，屋宇撑筏。5月31日下午，宿县突发狂风暴雨，迅雷急电，冰雹骤降约一小时之久，小如鹅卵，大如饭盆，且有大如足球者，自西北而东南，宽约10里，长约百里以上。茅屋揭盖，瓦片飞空，死伤人畜相枕藉于田亩。灾民转徙流亡，相嘱于途，童妇嚎哭，不绝于耳。阜阳全境一片汪洋，淹毁5万余户，灭顶者3千余口。蒙城县平地水深五六尺，淹死人畜、冲倒房屋不可胜数。颍上县无家可归者不下两万余口，三河尖村民睡梦之中，同遭沉沦。
安徽沿江地区自年中开始连降大雨，至9月16日方止，历时将近3个月。长时间、大范围降雨，造成山洪暴发，江潮倒灌。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河道堤防有250余处溃决，洪水横流，沿江地区一片汪洋。当时的一位记者描述水灾的景象是“万里无田庐，但见云树梢，野哭声断续，浮尸逐水草。”怀宁县西门外海口洲圩堤溃决时，水势如山崩倒海，人畜、粮食等被洪水席卷而去，漂尸数百人。芜湖市街道水深4英尺，灾民共有24万4千人，死亡4千余人未掩埋。为防止漂流，整批系于树上，西梁山积尸6百余具。望江全县几无一处不是灾区，无一人不是灾民。无为黄丝滩堤溃决，全县大小940余圩尽被淹没，人畜房屋被洪水冲走者无法计算，死尸如凫鸭漂浮水中，膨胀腐烂。合肥市大街中，人行以筏，货物漂流，壁宇倒塌，城区损失已达巨万。舒城陆程百里，均成泽国。霍山县山洪暴发，水涨城溃。含山县十数万危垂灾民无以为生。
民国20年水灾发生后，国民政府曾组织赈灾机构，群众团体也曾发起募捐义赈。但是，灾民人众，赈款不多，杯水车薪，难解灾民于灾疫。更有甚者，官员腐败，急赈缓办，弊端丛生。据民国20年11月出版的《皖灾周刊》揭露，“国府向美国购来赈灾的所谓‘美麦’45吨，然而到现在还是‘空谷足足音’，令人如坠五里雾中。…恐怕‘美麦’没有运到，他们都已变成锇殍了。”9月20日出版的《民国日报》报道，南陵县长违抗米粮不准出省的禁令，勾结劣绅，从外地粮商索收出口米捐，共同瓜分。天长县官员竟然不顾嗷嗷待哺的灾民，变卖赈麦，贩卖香烟，牟取暴利，然后游览苏杭，花天酒地。在具体办理赈灾过程中，弊端丛生，黑幕重重。由于许多灾民得不到救济，饥寒交迫，吃草根、树皮，背井离乡，饿殍于野，客死异乡。
据民国22年《国民政府救济委员会工赈报告》记载，民国20年特大水灾，全省60个县中，有48个县受灾。全省大小圩堤溃决3950余处，受灾田亩3282万亩，占全省农田67.3％。灾民1073余万人，占全省总人口49.4％。灾民死亡47277人。据不完全统计，财产损失总计达4.46亿元。〔民国27年(1938年)水灾〕
民国27年(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队炸开河南省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引黄水南流，企图以此来阻止日本侵略军西进，人为地造成了一场特大水灾。
花园口大堤炸开后，至11月20日，口门冲宽400余公尺，黄河原道断流。全部黄水向东南泛滥于贾鲁河、颍河和涡河之间，漫注于正阳关至怀远一段淮河，形成了长约400公里，宽约30至80公里的黄泛区。至民国36年3月15日堵口完工、黄河复归原道止，历时8年零9个月。河南、安徽、江苏3省44个县、市受灾，89万人死亡，391万人流亡。据6月11日《中央日报》报道:“水势所至，庐舍荡然，罹难民众，不知凡几。”“澎湃地动，呼号震天，其惊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又以饥馁煎迫，疫病侵寻，不为溺鬼，尽成流民。”
历时8年多的黄泛，安徽皖北地区受灾最为惨重。阜阳县102个乡镇有80个乡镇陷于黄涛之中，3千多人被淹死，近60万人无家可归，僵卧街头。蚌埠市街道成渠，凤台县城关平地水深3尺，全县死亡枕籍。从民国27年黄水南泛起，淮河流域降水偏多，黄淮并涨，中下游水道不畅，洪水连年泛滥，皖北无年不灾。据统计，这次黄泛安徽共有18个县(市)受灾，被淹土地2345万亩，灾民达300多万人，死亡40余万人，田庐、牲畜损失约2亿元以上。黄水挟带大约100亿吨的泥沙，淤高了安徽淮河干流和皖北各支流河床，水系混乱，水道不畅，低洼地区积水长年不退，桑田变沧海。整个黄泛区饿殍载道，哀鸿遍野。8年多的黄泛，为淮河留下了长期难以治愈的创伤，并直接为1950年和1954年安徽淮河流域大水灾种下了祸根。
〔1950年水灾〕
1950年6月下旬以来，河南省和安徽淮北地区一带受低气压槽长时间控制，使淮河流域发生普遍而又连续的暴雨。据《治淮汇刊》第一辑记载，正阳关自6月26日至7月20日几乎无日不雨，24天的降雨量达628.3毫米，超过民国20年7月降雨量137.4毫米。正阳关至三河尖水面东西100公里，南北20至40公里，渺无边际，有些村庄仅见树稍。蚌埠自6月26日至7月20日，降雨量达532毫米，超过民国20年7月降雨量43.5毫米。淮河上游和发源于安徽大别山区的淠河洪水迅急下泄，在正阳关相汇，造成正阳关7月28日达到24.77米最高水位，比民国20年正阳关24.05米最高水位高出0.72米。
这次大洪水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近9年黄泛对淮河水系和堤防等工程的破坏尚未得到恢复，难以抵御长时间、大范围、连续性的强降水。颍河左岸各支流，因暴雨和干流洪水的顶托而不能排泄相继漫溢。正阳关以下沫河口、鲁口、禹山坝等处虽经十余昼夜抢救，终因水平堤顶、风浪过大，相继漫溃。宿县专区7月4日后连续大雨积水成灾。14日后连续大雨，濉河、唐河、浍河、北淝河等先后漫溃。蚌埠以下至五河等处淮河干流堤防，亦于20日前后相继漫决。至此，淮河左岸广大地区平地行船，安徽淮河干支流堤防共有82处漫决，造成了严重灾害。
据统计，1950年大洪水，安徽淮河流域有4个专区28个县，以及蚌埠市和淮南矿区受灾。重灾人口690万人，轻灾308万人，占皖北总人口的50％。被淹农田3162.75万亩，占皖北总耕地面积的60％。倒塌房屋89万间，死亡489人。
洪水发生时，皖北行署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级干部带领下，进行了顽强的抗洪抢险斗争。灾情发生后，各级干部克服重重困难，冒着疾风暴雨抢救灾民，先后迁移重灾民23万人，把灾害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1954年水灾〕
1954年，安徽淮河、长江流域发生了非常洪水，降雨量超过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是年5月中下旬，淮河流域就发生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以淮河干流上游和淮南山区最大。淮河干流各地5月份水位，超过了历年汛前的最高水位。进入7月份以后，安徽淮河流域发生了普遍的、集中的连续性暴雨。雨量之大，雨势之猛，为有记录以来所仅见。7月份降雨一般都达到600～800毫米。暴雨中心的王家坝、前畈、临泉、宿县等地，降雨量均在900毫米以上。佛子岭水库上游的前畈，降雨量达到1259.6毫米。淮南市7月5日一天降雨量达到141.8毫米。7月3日至28日，临泉降雨量达到1100.5毫米，阜阳降雨量达947.8毫米。7月一个月的降雨量，超过了全年平均降雨量。
安徽长江流域自6月上旬至7月下旬，先后发生十几次大雨或暴雨。7月10日，合肥市3个小时内降雨211毫米，最高强度达每小时90毫米。安庆市6月23日至28日连续降雨358.7毫米。芜湖市在57天梅雨期内，发生4次大暴雨，7月11日一天降雨219.1毫米。徽州地区5至7月，除石台县达1500毫米外，其余各县降雨量均在1700毫米以上，其中有3个县达到2000毫米。
据统计，5至7月总降雨量，江淮之间为900～1300毫米，皖西地区1300～2000毫米，皖南部分地区2000～2800毫米，均大于常年同期1～2倍。全省70个县(市)，有6个县降雨量超过2000毫米，15个县超过1500毫米，44个县超过1000毫米，其中黄山达2824毫米。全省1954年的降雨量比常年多四至七成。
长时间、大范围、高强度的降水，造成淮河、长江干支流水位猛涨。长江干流的芜湖、安庆，淮河干流的正阳关和蚌埠等地的水位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洪水位，且退水慢、历时长，致使淮河、长江干流超警戒水位达100多天。尤其是7月份，多次大范围集中性的强降雨，造成了安徽百年以来的特大水灾。
1954年大洪水发生后，中共安徽省委和安徽省人民政府，组织动员全省人民和解放军指战员，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抗洪抢险斗争。省级领导干部亲自主持并到前线指挥抗洪抢险，在险要堤段，都有高级干部亲自驻守指挥。在中共安徽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号召下，大批农民、工人、人民解放军、学生、干部、船民等，有组织地奔赴抗洪前线。危急时刻，广大中共党员、基层干部、民兵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跳入急流浪涛之中，以身体组成人墙挡浪护堤，与洪水搏斗。水利部门科学调度已建的水利工程设施，力保淮河、长江干流堤防。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派飞机空投抗洪和救灾物资，各地、各部门也将抗洪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洪前线。医疗卫生部门及时组织医疗队，分赴抗洪前线和灾区，为人民群众防病治病。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组织和动员全社会力量，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抗灾战歌，争取把洪水灾害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1954年的洪水，是一场人力难以抗御的非常性洪水，涉及安徽淮河、长江两大流域。其降雨量、降雨强度、历时时间、降雨范围，都是历史上罕见的。虽经党和人民政府组织人民全力抢救，淮河、长江仍有部分堤段溃决，内河堤防除少数外，其余的几乎全部漫堤决口。全省各地除部分山、丘高地外，大部分地区一片汪洋。据统计，全省受灾农田达4945万亩，其中重灾2738万亩，粮食减产39亿公斤，倒塌房屋402万间，损失牲畜20722万头，受灾人口达1537万人，其中特重灾民505万人，重灾民917万人，死亡267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