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全省没有大型水利工程设施,中型水利工程也寥寥无几。淮北平原区,土壤垂直裂隙发育,透水性强,地表径流缺少工程设施拦蓄调控,利用率很低;山丘区岗冲交错,地形复杂,河溪坡陡流急,难以拦蓄调控,如遇久旱不雨,小河道往往断流。仅靠小塘小坝蓄水抵御较大干旱,已是杯水车薪。受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和水利工程设施的制约,旱灾发生的机遇同水灾一样频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省陆续兴建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利工程。40年来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效显著,蓄水和调控能力大大增强,灌溉面积逐年扩大,一般性的干旱得到了遏制。但是,境内降水年际间悬殊很大,丰水年和枯水年有时相差几倍。进入80年代以来,国民经济建设高速发展,人口大量增加,水利建设与工农业生产和城乡人民大量用水的需求不相适应,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干旱发生的机遇仍较频繁,旱灾造成的经济损失仍较严重。
一、时空分布
据明景泰元年(1450年)至1949年500年历史资料统计,安徽省境内共发生大、小旱灾957次,其中大旱、特大旱灾共70次,平均70年发生一次(表1-2-3)。1949年至1988年的40年间,共发生大、小旱灾30次,其中大旱、特大旱灾14次,平均约3年发生一次。建国以前的500年间,连续2年发生的全省性干旱共有8次,连续3年发生的干旱共有2次。池州府、和滁州、泗宿州,历史上都发生过连续5年的干旱。和滁州曾发生明嘉靖六年至十三年(1527~1534年)连续8年的干旱。建国后的40年间,共发生4次2至4年的连续干旱。江淮之间地区曾发生1965~1968年连续4年的干旱。
安徽旱灾的发生,在地域分布方面具有明显差异。建国前的500年历史资料显示,江淮之间发生的旱灾次数最多,大、小旱灾共发生190次,平均2.6年发生一次;江南地区共发生大、小旱灾116次,平均4.3年发生一次;淮北地区共发生大、小旱灾109次,平均4.6年发生一次。500年间,三个区域同时发生的旱灾共32次,重现期为16年;淮北地区与江淮之间同时发生的旱灾为42次;江淮之间与江南地区同时发生的旱灾为47次,重现期均为11年左右。建国后的40年间,淮北地区共发生大旱12次,江淮之间共发生大旱11次,平均3年多发生一次;江南地区共发生大旱7次,平均约6年发生一次。1966年和1978年全省性的特大干旱,灾情尤为严重。
安徽旱灾的季节分布以夏季最多。建国前的500年间,夏旱共发生156次,秋旱94次。夏秋连续干旱84次,春夏秋三季连续干旱36次。三季连续干旱的地区,江淮之间最多,达16次,江南地区8次,淮北地区5次。1679年,全省11个州府中,有9个州府出现了3~8月连续干旱。建国后的40年间,旱灾发生的机遇仍以夏季和秋季最多,也曾出现春季至秋季连续三个季节的干旱。据统计,40年来,全省受旱面积累计达2.98亿亩,年均成灾面积745.4万亩。1959年大旱,全省有3000多亩农田受灾。
安徽旱灾统计表

二、典型旱年旱灾纪实〔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旱灾〕
是年,全省性特大干旱,在11个州府中,有6个州府是连续第二年干旱。庐州府、凤阳府、泗宿州均为第三年连续干旱。
据各府、州志记载:是年,江南旱、蝗,岁大饥,斗米千钱,人相食,遗骸载道。安庆府属的宿松、潜山、太湖、桐城等县,大旱螽疫,有的一岁中三灾辐辏,流民觅食者数万,未几俱毙,尸填道路。巢湖水枯,山田均为赤土。六安、霍山等地夏复旱,蝗蝻所至,草无遗根。次年春,斗麦一千四百钱,树皮草根皆尽,有易子折骸以食者。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旱灾〕
是年,全省11个州府皆大旱,其中10个州府旱情严重,宁国府、六安、寿州特别严重。
江南自夏初至冬不雨,民饥,食草根树皮,死者枕藉于道。江淮之间的六寿州,三至八月不雨,川竭草枯,斗米一千一百有奇,民食草根树皮,人相食,民死十之四,有阖家毙者。凤阳、颍州府属因雨泽愆期不能赶种,二麦被旱,秋禾被旱成灾七至九分。亳州等十九州、县被灾九至十分。
庐州府志记载:郡属皆大旱,道馑相望。尤以无为州奇旱,自去冬至是年终无雨。江湖闭,山田籽粒无收,圩之滨河湖者收三十分之一,饿殍枕藉,米价每石制钱七千文。
〔民国23年(1934年)特大旱灾〕
是年,全省性大旱。定远、桐城的年雨量仅占常年雨量的四成左右。宿县、合肥、安庆、芜湖、太平等地的年雨量相当于常年雨量的一半。是年,降雨季节分布悬殊很大。宿县1至5月最小的月雨量为4.5毫米,5个月累计降雨量仅占常年同期平均值的51%,7至10月的降雨量,占常年同期的32.9%。安庆市、桐城县春季雨水偏少,5至8月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少六成,其中7月基本无雨,6、7月份的降雨总量只占常年同期降雨总量的17%。
据是年的《大公报》报道,进入夏季气候奇热,“开六十年来酷热之新记录”。七月三十日蚌埠通讯报道:“及届伏汛,天气异常枯热,为近数年来所未有。最近数日,室内气温达摄氏34~36度多。坐于室中犹汗如雨下,马路行人时有晕倒。”6月25日气温达摄氏37.4度,27日上升到39.3度。7月13日气温上升到摄氏40.4度最高记录。雨水稀少,蒸发量大,又值农作物需水高峰期,致使塘坝尽竭,田禾枯槁。
民国23年安徽省政府工作报告记载:“是年入夏以来,雨泽奇少,水量枯竭,加以酷热蒸腾,各田争戽,纵使塘堰全修,亦未必能抗此数十年来之奇旱。”据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统计,全省受旱农田共3707.2万亩,占全省总耕地面积69%。
民国24年四月《大公报》以《全省灾民870余万,树皮草根食尽,已到生死关头》为题报道:“客岁江淮大旱,皖灾尤烈,耆宿故老叹为百年所未有。据言咸丰六年虽有旱魃,无此酷烈。客冬严寒凛冽,冻死、饿死者不胜其数,因不能生活而全家自戕亦时有所闻。”据安徽省灾区筹赈会实地调查统计结果,“全省六十个县,被灾者四十九个县,占81%强。灾民总数871.9万人,赤贫不能举火者占十分之一。稻米损失约5048.93万担,连同杂粮共5680.2万担,损失总值2.8亿元。入冬以来,街头巷尾充满鹑衣垢面、蓬头乱发之流浪者。为饥寒所迫,不得已来省逃荒。三、二人成群,七八人结伙,横街卧巷,摇尾乞怜。每当风雨之夕,慨叹、呻吟、哭诉、叫嚣,声声凄惨,盈耳不绝。”
〔1959年旱灾〕
1959年是继1958年全省大旱后第二个连续干旱年,旱情和灾情均比1958年大。
1959年,降雨季节性分布极不均衡,正值农作物需水高峰期,降雨显著减少。据全省21个雨量测站统计,7~10月,淮北地区和江淮之间的中部、东部和沿江地区,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少五至六成。有些县7月份雨水特少,8月份又连续少雨。阜南县7~8月降雨量仅达9.4毫米。阜阳地区6月11日至7月30日,40多天的降雨量共70.9毫米,而同期蒸发量却达330毫米。由于1958年冬至是年2月,沿淮淮北地区雨量普遍减少,库塘蓄水量也相应减少,加之7~10月100余天降雨量仅占常年同期的一半,气温高,蒸发量大,致使淮河干、支流河道几乎全部断流,抗旱缺乏水源,加剧了旱情发展。
据统计,1959年全省因旱成灾3426万亩,占全省播种面积的39.8%,其中淮北地区1735万亩,江淮之间丘陵区1486万亩,大别山区66万亩,江南地区137万亩,圩区2万多亩。由于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奋力抗旱,以及已建的水利工程发挥了效益,因此成灾面积明显少于受旱面积,详见表1-2-4。
安徽省受旱、成灾面积统计表

〔1966年旱灾〕
1966年是建国以后淮河流域年降雨量最少的一年。是年安徽淮河流域年平均降雨量,约占多年平均降雨量的64%左右。沿江、江南和安庆专区,一般较多年平均降雨量减少二成左右。在5~9月农作物需水关键时期,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不足同期多年平均降雨量的一半。8月份,江淮之间东部和沿江部分县市,降雨量不足10毫米。是年淮河断流146天,洪泽湖干涸见底。除长江等大河流外,全省大部分河道断流。大部分中型水库,所有的小型水库和塘坝干涸。抗旱水源缺乏,一些地方人畜饮水发生困难。是年,淮北地区夏旱、秋旱连冬旱。淮南、江南地区伏旱连秋旱。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中共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难以组织有效的抗旱斗争。大部分地区的成灾面积几乎与受灾面积相等,详见表1-2-5。
〔1978年旱灾〕
1978年全省各地的年降雨普遍稀少,淮北地区21个县、市有10个县市较常年少四至五成,9个县、市少三成左右;江淮之间25个县、市,有24个县、市较常年少四至五成,和县年降雨只有403.7毫米,较常年少六成多;江南地区23个县、市,有21个县、市较常年少四至五成。淮北地区4~5月的降雨量,仅占常年同期的十分之一。江淮地区及沿江两岸,4~10月的降雨量,为常年同期的四至五成。沿江两岸梅雨季节出现“空梅”,降雨量只占常年同期的三成左右,为历年来的最低值。7~8月,淮南、江南地区雨量特少。长时间的少雨,使江河来水量锐减,淮河干流长时期断流,水库、塘坝蓄水量极少。
是年,自春至冬少雨干旱持续200多天,造成农田大面积受旱,一些地方人畜饮水也发生困难。江南许多大、小河流断流,山泉枯竭。野兽下山找水,麻雀渴死。黄山因断水停止旅游。徽州山区有7万亩幼林旱死。7~8月,全省持续高温,最高达摄氏41度。秋后一个多月,气温仍达摄氏35~40度,一些受旱农作物点火即燃。至6月底,全省大型水库除陈村水库外,基本放光了蓄水,中小型水库和塘坝大部分干涸。全省有400万人,93.4万头牲畜出现饮水困难。
面对特大干旱,中共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领导人民进行了抗旱斗争。建国30多年兴建的大批水利工程,尤其是几个大型灌区工程,在抗旱中发挥了巨大效益,大幅度减少了因旱成灾的面积,使旱灾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详见表1—2—6。
安徽省受旱、成灾面积统计表

安徽省秋季作物受旱、成灾面积统计表(1978年)